梁玉振

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先後任贛南紅軍第15縱隊宣傳對宣傳員，江西紅軍獨立第4團、紅6軍第2縱隊大隊司務長，紅3軍第8師司令部參謀，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供給部會計科科長，第一步兵學校供給處主任，中革軍委幹部團第3科科長。參加了中央蘇區反“圍剿”和長征。到陝北后，任紅1軍團第2師第4團供給處主任，紅1軍團供給部軍實科科長，參加了直羅鎮、東征、西征等戰役。

抗日戰爭爆發時期，先後任晉察冀軍區供給部糧秣科科長，第三軍分區供給處處長。

1942年6月任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後勤部部長兼供給部部長。

解放戰爭開始時期，任察哈爾軍區供給部政治委員。

1947年11月任第一野戰軍第1兵團後勤部副部長。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後勤部副部長，總參謀部警備部後勤部部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4年8月23日在江西贛州逝世。

1950年中秋節，他收到一封家信，淚如泉湧。家裡8兄弟，除他在外革命外，在寧都家中的兄弟中死了5個，活著的一個是啞巴，一個在家務農艱難度日。更讓他難過的是，他母親在前一年的8月病故，因拿不出錢請道人做法事，屍體停放在破舊爛屋裡已有一年。當梁玉振辦好手續，帶著組織發給的150元救濟費回到故鄉時，等待他的是鄉親們憤怒的指責：“一點孝心都沒有，這麼晚才回來，屍體都發臭了！”“當了大官，帶這麼少的錢，能辦什麼事！”梁玉振向鄉親們低頭致歉，並解釋說：“人民政府剛成立不久，各方面支出很大，發給我150元補助已經不錯了。有多少錢就辦多少事吧。”他跪在母親的遺體前達半小時之久，心中默默地請求母親給予諒解。

1951年9月，梁玉振任公安部後勤部副部長，后又調總參謀部警備部任後勤部長。地位高了，待遇也比過去好了，可他“老摳”的脾氣沒有改，甚至連親屬都難以理解。他住在北京西四南魏衚衕，到公安部上班不坐小車，長年堅持騎自行車。有時生病上醫院，他則擠公共汽車。妻兒出門他從不用公車接送。業餘時間他常到廚房幫炊事員幹活、下棋，教新兵炒菜。在療養期間，堅持自己打掃衛生，自己洗衣服。

梁玉振對家屬管教很嚴。他的大兒子羅嗣芳1962年從北京衛生學校畢業。學校上門徵求意見，希望他給兒子找一個好的單位。梁玉振卻讓兒子去了偏僻而艱苦的北苑農場，並規定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為此，他兒子滿肚子不高興。他看出了兒子的心思說：“離開父母獨立生活，工作是會有很多困難。但困難有什麼可怕，你爺老子一出娘胎就困難重重，革命戰爭年代遇到的困難就更不用說，我不都挺過來了嗎？”三兒子羅榮在黑龍江農村插隊。當許多知青紛紛回城時，他老伴跪著向他求情，請梁玉振找關係把兒子弄回北京。他卻說：“年輕人在艱苦條件中鍛煉鍛煉有好處。聽候組織安排吧！”

梁玉振回贛州定居後生活非常簡樸。他經常熱情地招待來訪的鄉親，自己卻連餿了的飯菜也捨不得倒掉。有一次，他從垃圾里撿回一雙被老伴丟掉的破涼鞋，對老伴說，這鞋補好還可穿一兩年。老伴火了，再次把那雙鞋扔了，想不到又被梁玉振撿了回來。他病重時，不讓醫生給他吃貴重藥品。他說：“我這一輩子黨和政府給了我許多，而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