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吉·莫漢·考爾

布里吉·莫漢·考爾，印度陸軍中將，中印邊界戰爭時期的印度第4軍軍長。出生克什米爾一個中產階級的婆羅門家庭，青年時代曾對當時民族主義運動獻過殷勤，後來又獲得了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為印度人保留的一個名額，並於一九三三年畢業。按照慣例在英國部隊服役一年以後，他進入拉加普特那(Rajputana)步槍聯隊，在西北邊境地區服役；但僅隔兩年，就被調往陸軍勤務部隊任職。勤務部隊薪俸比較優厚，也有更多的機會在兵站工作，在那裡軍官可以攜帶家屬，生活一般地講也比較安逸。但是，對於一個桑赫斯特學院畢業的青年軍官來講，調往勤務部隊固然可以免受風險，但也喪失了作戰部隊提供的加官晉位的機會。根據考爾本人的敘述，他曾幾次試圖重返他原屬的步兵團或其他步兵單位，但都沒有成功。這說明，拉加普特那步槍聯隊不想要他回去，他不夠作戰部隊所要求的標準。但考爾是個精力充沛、聰明漂亮的軍官；對他來講，失寵於步兵並沒有關閉晉陞的大門——雖然在通常情況下，這是被提升為高級將官的障礙。一九四二年，他升任代理中校，在南印度某地擔任聯絡工作。次年，他被調往戰區，在科希馬(Kohima)一帶指揮一個摩托化運輸部隊；據他後來寫道，那一次他“經歷了在一個作戰區所通常要遭遇到的各種風險，吃了不少苦頭，碰到了不少其他不愉快的事情”。沒有過幾個月，他又被調回基地工作，到大戰結束的時候，他在新德里重新擔任聯絡工作。在將近六年的戰爭年代中，印度的陸軍擴充得很大並且在很多戰場上打過仗，而在此期間內，考爾作為桑赫斯特學院訓練出來的一名正規步兵軍官，卻從未參加作戰部隊，這隻能說明他被認為不適於擔當作戰指揮工作——或者是他本人沒有去營求這項工作。

網上有一篇無根據的文章說他在義大利戰鬥，獲得維多利亞十字勳章，被稱為印度戰神的文章完全沒有根據，英印陸軍二戰中只有16個人獲得這種勳章，完全沒有他的名字。

從大戰結束到印度獨立的這一段時期，對於陸軍和其他軍種中的印度籍軍官來講，是精神上處於緊張狀態的時期，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酷地面臨著這樣的一個矛盾：忠於自己的上司，就會被許多同胞們看作是不忠於自己的國家。對於被英國的敵人所俘虜的二萬五千名印度陸軍官兵來說，這個矛盾倒是由於他們參加了同日本人並肩作戰的“印度國民軍”而得到了解決。考爾沒有得到做出這樣的抉擇的機會；但他卻從陸軍檔案中偷來了一份文件，交給了一九四五年底在德里受審訊的印度國民軍軍官的辯護律師們，這樣來表現他自己在精神上是站在印度國民軍一邊的。他自己後來在他的自傳中，帶著明顯的自豪感寫出了他的這一段經歷。印度國民大會黨對於印度國民軍的態度，在一開始的時候原是好惡參半的，但是由於後來英國人對這個問題在政治上處理不當，使得國大黨的同情全面地倒向印度國民軍方面，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本人就曾經充當印度國民軍的辯護律師之一。

在此以前，考爾就已經設法結識尼赫魯。尼赫魯於一九四五年最後一次從監獄中獲釋並前往西姆拉會見英國總督蒙巴頓伯爵的時候，考爾就拜見了這位未來的總理。從那以後，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的潰敗，考爾能夠隨時得到尼赫魯的接見，而且同他有著親密的私人關係，他的事業也因尼赫魯對他經久不渝的寵信而扶搖直上。考爾在很多方面確能使尼赫魯對他產生好感。他機伶、漂亮、能說會道；他不但同尼赫魯一樣，是個克什米爾的婆羅門，而且還是印度總理的遠親：尼赫魯家族的姓就是考爾，他的夫人也是考爾家族的人。此外，考爾是個某種程度上的民族主義者，這又使他同那些具有類似桑赫斯特背景的同僚軍官們有很大區別，后一類人僅僅是愛國主義者而已。

印度獨立后，考爾向上爬得很快，他首先得到的是政治上的重用，並輔之以軍事上的任命。一九四六年底，他被任命為負責陸軍印度化(到那時為止，在陸軍中英國軍官自然還佔壓倒多數)的委員會的秘書；接著又被派到華盛頓擔任武官，其後又充任了駐聯合國的印度代表團的軍事顧問。一九四八年，他回到印度。這時，他希望能讓他指揮一營步兵，參加克什米爾戰爭，但又沒有成功，結果是讓他領導克什米爾民兵。後來，他同當時的克什米爾邦首席部長謝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鬧翻了。尼赫魯把考爾調開並予提升，讓他指揮一旅步兵——這次他終於調回陸軍。如果考爾要在部隊中繼續得到提拔，這一著是必不可少的。此後，政治和軍事上的任命交替進行；不久，他被派參加在朝鮮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著，被提升為少將，並指揮第四步兵師。在傳統上，擔任一個師的指揮工作，是被提升為少將以上軍階的必要條件，因而這是考爾生涯中又一個關鍵性步驟。

一九五九年五月，考爾又一次被提升，這次是違反蒂邁雅將軍的意願，被提升為中將並擔任陸軍總部中的一項要職。當時，軍需局長——這是一項主要的參謀官職，由中將銜軍官擔任——出缺，為考爾的晉陞提供了機會。還有兩名少將，普·辛·賈尼(P.S.Gyani)和庫馬拉曼加拉姆(P.P.Kumaramangalam)，資歷都高於考爾，這是考爾晉陞的障礙。蒂邁雅推薦賈尼擔任軍需局長。賈尼雖然過去工作成績優異，但未指揮過步兵師，而根據陸軍的晉陞慣例，這二點卻是提升中將的先決條件；根據這一條，國防部長克里希南·梅農駁回了蒂邁雅的薦舉。這樣，就只剩下庫馬拉曼加拉姆擋住了考爾的前程，而要取代他則會招致人們的反感。庫馬拉曼加拉姆不但過去工作成績優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榮獲過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庫馬拉曼加拉姆於1942年5月在北非戰場獲得了這枚勳章。]，而且還出身於一個具有相當政治影響的家庭。[註：他的父親是蘇布哈拉揚(Subharayan)博士，是馬德拉斯邦的國大黨領袖]解決的辦法是創造另一個需要晉級的空缺。結果就這樣辦了，庫馬拉曼加拉姆擔任了軍務局長。道路已經掃清，蒂邁雅再也不能夠——除非他想因這件事引起一場爭執——阻擋考爾提升為軍需局長；駁回蒂邁雅的薦舉而提升考爾為中將這件事，對蒂邁雅來說，已經可以構成足夠的理由來同梅農攤牌。蒂邁雅如他後來對朋友們所講的那樣，由於一時的衝動也由於他已“忍無可忍”，寫下了辭呈並遞交給總理。塔帕爾繼任為陸軍參謀長；不但如此，又不顧蒂邁雅的積極反對，任命了考爾為陸軍總部參謀局長，這個職位在當時的軍事領導層中僅次於陸軍參謀長。

考爾這時已成為在軍官中起很大分裂作用的人物。在多數的軍官食堂中，只要一提“你是親考派，還是反考派？”的問題，大家就心照不宣。考爾又喜歡誇耀他和尼赫魯的接近。一位高級軍官曾悻然地說過：“考爾常常吹噓這一點，他公開地吹噓這一點。我們也常看到他總是去看望總理，他老是晚上去，晚上是總理感到最輕鬆的時候。”從官場的角度來看，這種接近既是考爾權勢的證明，也是他的權勢的來源。由於考爾是個從無實戰經驗的軍人，因此人們對於受到公開寵愛的人的怨恨在他身上就表現得更加強烈。長期以來，他的同級軍官雖然看不起他，但對他還有些親切感，這時親切感也消失了。考爾還進行了迫害恪守英國軍隊傳統的戰爭勇士薩姆·馬內克肖少將的運動，這個被他迫害的人後來是孟加拉的征服者，印度第一個陸軍元帥。

在考爾當上了參謀局長的時候，他對陸軍內部事務的影響是顯著的——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為止，考爾還強烈地支持與此有關的一個假想，中國由於其國內問題不可能大規模出兵，而在任何小規模的衝突中，印度陸軍都會擊敗中國部隊。

1962年10月，中印邊境戰爭全面爆發。考爾主動要求到前線擔任第4軍軍長，他不顧基層將領反對，強行越級下令第7旅前往克節朗河作戰，結果導致該旅後來在數小時內被解放軍52師（現成都軍區戰備機動師-第149師）摧毀。

後來考爾帶著一幫參謀來到瓦弄，在這裡他又指揮一個旅發起進攻，結果被丁盛的54軍打的全滅。在堅守西山口的問題上，他又狂妄自大，不聽蒂邁雅的忠告，導致擺成長蛇陣的3個旅被各個擊破，阿薩姆平原一片恐慌。戰後，考爾被勒令永久退役並接受情報部門的調查，甚至被停發了退休金。著有為自己辯解的回憶錄《不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