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效應

由於財富本身是多元的，比方說有物質財富、精神財富之分，所以財富效應也就有狹義 和廣義之分。

狹義的財富效應是指貨幣財富效應，由於金融資產價格上漲（或下跌），導致金融資產持有人財富的增長（或減少），進而促進（或抑制）消費增長，影響短期邊際消費傾向（MPC），促進（或抑制）經濟增長的效應．簡而言之，就是指人們資產越多，消費意欲越強。財富效應又稱實際餘額效應。這一概念是C．哈伯勒提出來的，在研究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況的可能途徑方面，哈伯勒把注意力集中在貨幣財富上，並指出在價格下降時，這種財富的實際價值會增加；因此貨幣財富的持有者會通過支出過多的貨幣，來減少他們增加的實際貨幣餘額，從而提高趨向於充分就業的總需求水平。這種價格誘致的財富效應在理論上的正確性，已被各種類型的貨幣財富所證實。

廣義的財富效應是指涵蓋了所有財富的更為廣泛的概念，有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物質上能滿足各種生產生活需要的物品就是財富；精神上能讓愉悅舒暢的就是財富。 50年代的“財富”是激情：中華兒女們豪情澎湃、高歌猛進，金錢是多餘的羈絆!70年代的“財富”是鬥爭：斗出一片火紅的天，金錢是一種鍛煉覺悟的戰場!80年代的“財富”是變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金錢擠進了發展的硬道理!90年代的“財富”是組合：忙碌發展的中國在創造、在變革、在試驗、在組合各種被解放的元素們，金錢是組合品的標誌！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曾經說過：真正的財富=觀念+時間，成功者知道一百個失敗的原因同時知道一個成功的方法，失敗者知道一百個失敗的原因卻不知道一個成功的方法。

在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歸屬感、對經濟發展的信心等等，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而這種不以實際物質計量為單位的財富，其財富效應更加明顯，更有財富傳導和控制效應。

其前提是人們的財富及可支配收入會隨著股價上升而增加。因此，人們更願意消費。財富效應說明的是資產（如股票、債券、不動產）價格的變化如何影響消費，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兩個方面實現的：

1 ）資產價格的上漲使得公眾持有的資產的名義總額增加，財富的增長會促使公眾增加對商品和勞務的消費，從而消費增加；

2 ）資產價格的上漲使得公眾對未來的收入的預期增加，按照永久收入假說，未來收入的增長也會促使公眾增加對當期產品和勞務的消費。

財富包括兩種形式：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財富的增加或減少意味著兩種資產總額的凈增減，而不是某一種資產的增減，因而公眾手持貨幣資產的增加或減少也並不意味著其持有財富的增減。當中央銀行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向私人部門購進政府債券，這樣會使得社會現金資產增加，債券資產減少，這改變的只是財富的構成，但財富持有總額未變。同樣，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也會得出相同的結論。

通過這種效應有可能影響總需求的擴大或縮小。當財富持有者為償付其他債款或為籌資購買急需品而向商業銀行借貸時，總資產和總負債依然沒有發生變化，貨幣存量的增減也並沒有帶來公眾持有財富的變動。但是，這種財富效應肯定會引起總需求的變化。當財政部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採取印發新的鈔票或者以財政部有價證券為交換，為在銀行取得新的存款而增加貨幣供給時，貨幣存量增加。此時，由於財政部將鈔票支付給公眾或者將存款轉交給公眾，其結果是公眾手持貨幣量增加，但未失去其他資產。這種財富效應會直接帶來商品需求的上升。貨幣存量變動的財富效果大多數情況下是構成財富的各種資產的結構變化，只有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才會產生財富的增減。但無論哪一種效應，都會帶來總需求的改變，這也正是某些西方經濟學家賴以說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一個論據。

制約中國股市財富效應的因素：

1、股市規模製約了財富效應影響的廣度。股市規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股市的總市值，主要用市值佔GDP的比例來衡量，一是指股市的參與面，即持有股票財富的家庭占社會總家庭的比重。沒有足夠的規模，財富效應的影響面相當有限。

2、股市投資不確定性制約了財富效應的影響深度。

不確定性是一種普遍的存在，是證券投資的天然屬性，這直接影響到財富MPC的大小。一般來說，在股市趨勢不明朗的情形下，股市中的收入最多只能是暫時性收入，它將不與持久性消費發生固定比率，對消費的影響也僅是暫時的。如果股市波動幅度大，或者投資者趨向於短期投資，其影響將更多的表現為財富的結構調整，而不是總量的增加。

3、股市的“擠占效應”削弱了財富效應的影響力。

股市上漲，對消費產生兩種效應，一是通過增加財富，減少儲蓄，擴大消費的效應，即財富效應。一是因股市持續攀升而產生的賺錢效應，使原本用於即期的消費轉化為股票投資，或者因股市長期下跌，投資者被套牢，導致當前消費被迫減少，即所謂的“擠占效應”。

另一方面，股市對生產性資金的擠占效應間接影響了財富效應。

“財富效應”理論認為，股價上升會刺激消費，過度的消費反過來又會提高公司利潤和就業，然後造成通貨膨脹。利潤的提高使股價繼續上升，收入的增加又刺激著對股票的需求。然後股價的上升繼續刺激消費，於是在理論的永動機上，整個循環將重新開始。

有一種理論要好得多，認為股價對經濟作出反應，而不是恰恰相反。根據這種觀點，企業家的進取行為創造了能提高生產率的新技術。生產率的提高使收入增加、帶來了預期的利潤及投資。這提高了就業率，促進了經濟增長，同時抬高了股價。

這種發展的核心是低稅收、穩定的貨幣、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和自由貿易。只要存在這些條件，財富就會以驚人的速度創造出來，股票市場也會有好的表現。這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如果財富效應起了作用，應該能看到股價上揚與消費增長之間的相互關係。但兩者之間幾乎不存在什麼關係。從1965年到1982年，標準普爾指數平均每年只上升14%，而消費開支的年增長率從7.5%上升到了12%。1981年以來，股票價格上升了約1200%，而消費開支的增長速度實際上有所減緩。如果財富效應的確存在的話，那麼它竟然隱藏了近40年，直到1999年才表現出來。

談到通貨膨脹，該理論的證據就更少了。1965年，除食品與能源以外的個人消費減縮指數（減縮指數剔除了物價變動因素，又稱消除通貨膨脹指數）按年率計算增長速度僅為13%。到80年代初，雖然股市蕭條，但通貨膨脹的年增長速度達到10%。自從80年代初經濟繁榮開始以來，通貨膨脹率一直在下降，到今年4月，“核心”個人消費減縮指數只比一年前高了1.7%。這一切證據都沒有動搖格林斯潘和美聯儲的其他成員。

不同的財富時代，人口遷徙一直遵循的三個基本規律是：第一，人口遷徙總是從資源貧乏國家流向資源豐富的國家；第二，人口遷徙總是由人口稠密的國家流向人口稀疏的國家；第三定律就是遷徙的人口主體都是遷出地最具有創業能力的優秀人口。

那麼，在這三個流動定律支配下的人口遷徙，對遷入地和遷出地財富效應到底是怎樣的呢？

歷史上最著名的移民國家莫過於美國。美國的富強歷史，既是一部創業史、戰爭史，同時也是一部持續不斷吸引移民的財富持續流入史。

航海大發現后至18世紀末，有200多萬以上的歐洲人移居到新大陸，這些人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創業資本、生產工具，還先後從非洲等地購買了1000多萬名黑奴，從而使北美洲迅速從原始的採獵經濟時代進化到農業（種植園）經濟時代，並且開採礦山，產生了近代加工業，以及相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移民引發了北美大陸第一次財富大爆炸。

從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又有數千萬歐洲人移居美國。尤其是二戰期間，大量在歐洲受到迫害的猶太商人和科學家遷徙到美國。二戰以後，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相應地也成為國際移民的首選目的地。歐洲人、墨西哥人、亞洲人都爭先恐後地移民美國，從而導致美國在1952年制定了新移民法。根據1952 年新移民法，1951年到1955年期間每年平均有近100萬名非法移民被美國驅逐出境。1965年新移民法實施后，歐洲非法移民美國的人開始減少，亞裔的非法移民增長更快。

上述向美國的移民，無論是早期的自由移民，還是後期的合法或非法移民，至少都是成熟的勞動力，更多移民還攜帶著技術、技能和資本來到這個國家。

雖然增量人口會帶來一些諸如就業壓力、治安等社會問題，但是幾乎所有移民對這個國家的財富增長都是做出貢獻的。

不僅如此，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不僅聚集了工業革命初期歐洲新教徒和創業精英，而且聚集了猶太人、華人等全世界各民族的優秀分子，這些高素質的科學家、企業家、商人和勞動者是美國成為全世界財富聚集地的根本原因。

除了美國之外，歷史上大量引入移民的國家還有殖民時期的澳大利亞、紐西蘭、南美洲諸國。由於是從歐洲等發達地區引入創業人口和創業資本，所以移民造就了上述國家的經濟繁榮。

二戰後由於歐洲重建需要，大量需要移民，最初是歐洲內部的移民，如愛爾蘭人流向英國，義大利人、葡萄牙人、波蘭人向法國和北歐國家的移民。後來由於數量上不能滿足，所以開始從各自的殖民地國家移民。於是，從馬格裡布到蓋亞那，從印度到馬魯古群島，大批青壯年勞動力資源被送到歐洲。1970年歐洲吸引的移民人數從1950年的400萬增加到1100萬。

移民促進人口輸入國財富增長的例子，除了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典型的早期殖民國家之外，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從世界各地聚集到以色列的猶太人在短短几十年的時間裡，就在那片不毛之地建設起一個富裕的國家。

既然有這麼多國家的繁榮是受益於移民，那麼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對移民進行重重限制呢？因為移民既是財富的創造者，又是財富消費者，同時還會對遷入國的資源、環境、基礎設施、就業帶來影響。移民是否受到歡迎，關鍵取決於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如果移民的財富創造能力大於其財富消費能力，那麼可以把他稱為產品剩餘的提供者，也就是區域財富的凈貢獻者。反之，移民就是遷入地財富的凈消耗者——只有這個國家面臨需求不足，且移民攜帶足夠貨幣資產的情況下，財富凈消耗者的遷入，才是有益的。

其二，即使是剩餘產品的提供者，還要看這些新移民的生產效率是否高於遷入地區的人口邊際生產力，以及環境、基礎設施承受能力。

如果新移民的預期勞動生產率大於其消費能力而低於遷入區的人口邊際生產力，那麼其遷入人口的財富效應就是增加該地區的總量財富，但是會降低該地區的人均財富。

如果短時期內的遷入人口不能很快就業，或者超出了遷入城市環境和基礎設施的承受能力，就會降低原有居民的生活質量。

此外，即便是沒有超出環境和基礎設施承受範圍，也沒有降低遷入地人均財富，移民也能夠找到就業機會的情況下，發達國家還是會限制很多移民。原因是，移民可能會與當地居民競爭就業機會和自然資源，降低平均工資等等。

但是研究表明，移民的進入由於存在著人才就業結構的交錯，並沒有顯著增加人口輸入國的失業率。移民還有可能因為促進了國際貿易而增加了所在國的就業機會。

通過研究，至少移民增加數量同失業率之間沒有必然的相關關係。而另一項對1991—1995年間15個歐洲國家的實證統計分析則表明，一國的人口通過移民輸入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帶動其GDP增長1.25%-1.5%。

總而言之，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理論的研究都表明，移民對於遷入而言，絕大部分情況下意味著財富的增加。儘管發達國家對待移民進行越來越多的限制，主要選擇那些高素質人口、技術攜帶者和資本攜帶者，但是歷史將證明，這種排斥勞工的做法對於上述國家的財富增長未必是有益的。

除了在經濟蕭條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壓力較大的歷史時期之外，一般而言，移民對於遷出國的影響從長期看是不利於財富增長的。

15世紀末16世紀初“地理大發現”后，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國家先後在全球各地建立起殖民地並向那裡大量移民。

實證研究證明，很多宗主國在殖民地的財政支出並不比從那裡取得的財政收入少。就貿易收入而言，與殖民地經濟的密切聯繫的確為本國市場開拓了原材料的來源和商品的市場，並且因此而獲取了巨大的貿易利潤。但是就長期的移民因素而言，尤其是上述殖民地相繼喪失的時候，完全本土化的移民對於原宗主國就基本上不具有任何財富上的意義。

毫無疑問，從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國遷徙出去的6000多萬移民，在創造了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美國、加拿大、南美大部分國家經濟的繁榮的同時，也造成了原所在國家經濟不可避免的財富損失，只留下一些文化和血緣上的牽連。

歷史上主動迫使人口遷徙的案例還有西班牙歷史上曾錯誤地驅趕猶太人，後來又驅趕摩爾人，德國納粹的迫害也使很多優秀的猶太人遷徙到美國等國，這些對本國財富和經濟增長都是不利的。

對移民輸出國而言，真正比較實在的好處，莫過於所謂移民對輸出國的匯款收入。據世界銀行統計，2001年發展中國家收到的移民匯款為723億美元，占它們綜合GDP的1.3%，占發展中國家外國直接投資總量的42%。上述研究只發現了移民匯款的一個方面，並沒有對比投資移民多攜帶的資金，以及技術移民所攜帶的技術的財富價值。

就中國而言，近幾年僅僅伴隨著所謂投資移民而流失的財富累計已超過500億美元。

與墨西哥等國不同的是，中國移民並不能減少本國的人口壓力。因為在1.08億墨西哥出生的人口中，大約800萬現在居住在美國——接近墨人口的8%，不僅總量巨大，而且以勞工為主。而對於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情況就完全不同：真正過剩的勞動人口由於受到發達國家移民法的限制事實上無法輸出；嚴重稀缺的高科技人才、攜帶財富的富有階層卻是向上述發達國家移民的主流。

中國人口巨大，雖然三四千萬移民並不是一個小的數目，但是相對於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而言，比例其實很低。只是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的紐帶，尚不足以像當初歐洲人口大量向殖民地遷徙那樣對本國財富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

總之，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人口遷徙有利於全球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促進人類的財富增加。然而對於局部區域經濟而言，人口遷走本身就是生產要素的流失，人口遷入本身就是生產要素的增加。因此從長期來看人口遷徙更有利於人口輸入國的財富增長，而不利於人口輸出國的財富增加。

對於發達國家而言，不應該誇大移民的就業擠出效應而設置太多移民政策障礙；對於發展中國家，因為所謂創業資本移民、技術移民、留學生的海外滯留等造成的人口輸出的財富損失遠遠大於微薄的匯款收入，因此應該調整移民輸出結構，鼓勵勞工輸出，留住技術和資本攜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