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君臣下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

致賞則匱，致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吊傷之禮，而物屬之者也。是故厲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裹，貴之以王禁，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一畝之賦，盡可知也。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

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則君危，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刑侵則百姓危。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

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則故施捨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奸偽止。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貴賤有義，倫等不逾，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群臣，群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

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此禮正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奸、厚國存身之道也。

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制令之佈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索，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而形道滔趕。進退者主制，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

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

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逾，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眾，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

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侄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奸，昭公威私也。

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禮私愛歡，勢不並論。爵位雖尊，禮無不行。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

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誋，而聚立者無郁怨之心，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妒紛，兄弟亂曰黨偏，大臣亂曰稱述、中民亂曰詟諄，小民亂曰財匱。財匱生薄，詟諄生慢，稱述、黨偏、妒紛生變。

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矣。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下十伍以征，近其罪伏，以固其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眾風，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則土反於情矣。

古時沒有君臣上下之分，也沒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們象野獸一樣共處而群居，以強力互相爭奪，於是智者詐騙愚者，強者欺凌弱者，老、幼、孤、獨的人們都是不得其所的。因此，智者就依靠眾人力量出來禁止強暴，強暴的人們就這樣被制止了。由於替人民興利除害，並規正人民的德性，人民便把這智者當作導師。所以道術和德行是從賢人那裡產生的。道術和德行的義理開始形成在人民心裡，人民就都歸正道了。辨別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賞罰便開始實行。上下有了排定，民生有了根本，國家的都城也便建立起來。因此，國家之所以成其為國家，是由於有人民這個根本才成為國家；君主之所以成為君主，是由於掌握賞罰，才能成其為君主。

行賞過多則導致國貧，行罰過重則導致暴虐。財力貧乏和法令暴虐，都是會喪失民心的。所以，明君總是注意對於人民平時的教導，這樣可以使人民平時得治，出戰取勝，防守也牢不可破。行賞過多了，上面就不能供應；刑罰太暴了，人民就不會信服。所以，明君就要講飲宴、弔喪的禮節，對人們分別等級給予不同的禮遇。所以，明君還用八種官職來勉勵他們，用不同品秩的衣服來表彰他們，用國家俸祿來滿足他們的生活，用國家法度來抬高他們的地位，這樣，人們就都會親附君主，可以為君主所用。人民可用，那末天下就會歸心了。人君行道，天下就來歸附；不行其道，天下就不歸附。這好比浪頭湧起，到了頂頭又會落下來，乃是必然的趨勢。所以，用恩德來安撫人們，用威勢來震懾人們，天下就會歸心了。一個有道的國家，通過發號施令，國內男女都會親附於君主；通過宣布法律和憲章，賢人列士都會盡心竭力於君主。千里之內的地方，哪怕是一束布的懲罰，一畝地的賦稅，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主管刑殺的不敢私竊刑殺的許可權，主管賞賜的不敢偷竊行賞的許可權，人們服帖得象一個父親的兒子，象一個家庭的情況一樣，這是由於義禮分明的原故。

在下的不擁護在上的，臣子不擁護君主，賢人就不會出來做事。賢人不出來，百姓就不肯效力。百姓不效力，天下就不會歸心。所以說，施行德政的權力被侵削，君主就危險；論功行賞的權力被侵削，有功的人就危險；發令的權力被侵削，官吏就危險；行刑的權力被侵削，百姓就危險。賢明的君主是明確禁止這種不正當的侵削行為的。上面沒有不正當的侵奪君權的議論，下面就不會有僥倖投機的心理了。

做人君的，違背君道拋棄法制而專好行私，這叫作“亂”。做人臣的，改變舊制，更易常法，而用花言巧語來諂媚君主，這叫作“騰”。“亂”的行為發展到極點就會“暴虐”，“騰”的行為發展到極點就會“背叛”。這四種現象出現一種，就會失改，敵人就會來圖謀這個國家。所以，國君多行施捨，寬容大度以防止禍亂，則人民喜悅；選拔賢者，進用人材而禮敬孝悌的人，則奸偽之徒斂跡；禁止淫蕩懶惰，分清男女界限，則淫亂私通者隔絕；貴賤區分合理，等級不亂，則立功者受到鼓勵；國家有確定規範，常法向人民公開，則人民沒有怨心。這五個方面，都是振興道德、改正錯誤、保存國家和安定人民的辦法。

為人君的可能有大過，為人臣者也可能有大罪。國家歸君主佔有，人民歸君主統治，有國有民而竟讓人民所憎惡的人去掌權管理，這是人君的第一個過失。人民有春、夏、秋三季節的農事，君主不適時下令，向人民布置生產，那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既然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用來守國作戰，這是人君的第二個過失。做人臣的，受國君高爵重祿，負責大的職務，然而卻背其職守，放棄職責，逢迎君主的顏色，順從君主的私慾，通過阿談的手段而控制君主，這便是人臣的大罪。君有過而不改，叫做“倒”；臣有罪而不誅，叫作“亂”。如果君主是“倒君”，人臣是“亂臣”，那麼國家的衰亡，就可以坐著等待到來了。因此，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國根本原則，輔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夫執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群臣盡心竭力為主上服務。這四種職守都能完成得好則國家治；疏忽了，則國家亂。所以，這四種職守都是不可不明確規定和堅決遵守的。

古時候，聖明君主總是把提高人民生活作為根本，慎重了解禍福產生的原因。所以，對於微小的事情都十分謹慎，對於違法非法都詳細辨別，並追究根底。這樣，輕舉妄動、姦邪和詐偽的人們就不敢嘗試做壞事了。這正是規正人民的途徑。

古時候有兩句話：“牆上有耳，身旁有暗藏的賊寇。”所謂牆上有耳，是說機密的謀划可能泄露在外。所謂身旁有暗藏的賊寇，是說陰謀家可能爭得人心。機密謀划的泄露，是由於狡猾的寵掃刺探君主內情去幫助暗藏的姦細。陰。謀家爭得人心，是由於從前受到貴寵後來淪為低賤的人願意為他奔走效勞。英明的君主執政，寵臣內侍不敢窺伺君主的意圖。因為刑罰首先施行於親近；大臣不能侵奪君主的權勢，因為勾結私黨者被殺的事實，是明確的。做人君的能夠遠離讒言謅語，廢除拉幫結黨，使那些淫邪悖亂和遊盪求食之徒。不能混入朝廷為官，這是防止詐偽，限制姦邪，鞏固國家和保全自身的途徑。

做君主的，統治群臣百姓，是通過左右大臣實現的。所以左右大‘臣是群臣與君主之間的中間參與者。制度法令向人民布置，必須經過左右的大臣。左右大臣把可以緩辦的命令改為急辦，就可以因為急辦對人民獵取權威；又把應當急辦的命令改為緩力、，就可以因為緩辦對人民表示恩惠。君主的權威與恩惠轉移到左右大臣的手裡，做君主的就危險了。把官吏的賢能或不肖報告君主的，必定經過左有的大臣；把各地方的民財、民力貢獻給君主的，也必定經過左有的大臣。左右大臣能把賢能說成不肖，把不肖說成賢能，而可以在下面結成私黨。又能用民財與民力去誘惑君主，而可以在上面邀取功勞。同時在君主和臣民中間兩頭謀求私利，致使官爵和法制對他都不起作用，做君主的就危險了。先於君主來行獎，這是侵奪君主的行賞大權和恩惠；先於君主來行罰，這是侵奪君主的懲罰大權和威嚴；在外面製造謠言，這是威脅君主；扣壓命令不公布，這是封鎖君主。這由種情況全部發生，而君主還不知道，國家的危險就可以坐著等待到來了。

神聖的人做王，仁智的人做國君，威武勇 敢的人做官長，這本是天道和人情。依照天道 和人情，通顯的人做君主，卑窮的人做臣僕，這是規律性所決定的，所以，主管謀划的人，不參與具體事務；親身參與事務工作的，不管掌握原則。所以，做君主的只謀慮思患而不從事勞作；做百姓的只從事勞作而不管謀慮思患。君臣上下的職分明確定下來，禮制就建立起來了。所以，用人民來服事君上，用勞力來服事賢明，用形體來服事心靈，這就是事物的道理。心的功能考慮舉止動作，形體的功能是實踐俯仰屈伸。考慮舉止動作的管號令，實踐俯仰屈伸的主管勞力。主管勞力的要方正，主管號令的要圓通。圓的長於運轉，運轉的能變通，變通就可以和諧。方的往往固執，固執的能堅定，堅定就可以信誠。君主用物利協調群臣，群臣用守本分來表示誠信，上下就不會有偏差了。所以說，做君主的要主持寬仁，做臣子的要謹守信用，這就是所說的上下之禮。

君主在國都，如同心在身體一樣。道德規範樹立在上面，百姓就在下面受到教化。戒慎之心形成在裡面。容貌就在外面表現出來。所謂“正”，是表明君主德行的。知道怎樣適合自己，就知道怎樣適合於臣民，這是順從道理來、考慮問題的結果。如果發現有不適合臣民的地方，就回過頭來修正自己，這是返回到根本的方法。對自己要求的多，德行就可以樹立；對人民要求的少，人民就易於供應。所以，做君主的要向上注意，做人臣的要向下注意。向上注意。即掌握天時並安排民力；向下注意即開發地利並增長財富。所以能整飭治國大義，研究天時季節，向上禮敬神明，向下義待大臣，這才是明君的治國之道。能夠依法辦事而不遷就逢迎，上面用來糾正君主的過失，下面用來救濟人民的困難，這才是忠臣的行為。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故願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威無勢也無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奸省矣。

明君在上位，加上忠臣的輔佐，就可以用政策和刑罰來整治人民，使人民都關心衣食之利，這樣，人民就樸實而容易使用，愚昧而容易控制。君子依靠治國之道來生活。平民依靠出力勞動來生活，這就是本分。君子沒有什麼權勢，就無從樹立個人的威望；小人沒有什麼作為，就無從生產財富。按這個本分去做。國家才能安定，壞人才能減少。

君子靠治國之道來生活，義理就可以詳備，禮制就可以彰明。義理詳備。禮制彰明，倫理的等級就沒有人敢於超越，即使擁有兵車和士卒的大夫也不敢存在僥倖作亂的心理，這樣，君主就可以沒有危險了。平民靠出力勞動生活，則從事基本的農業生產；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多了，則勤勉而聽從命令。所以，明君治世，人民受君主的節制，就象草木受天時的制約一樣。所以人民偏於保守，就要使他們開通一些；人民偏於開通，就要使他們保守一些。開放之則流通，堵塞之則停止。唯有明君是既能開放又能堵塞的。開放，則能使君子遵守禮制；堵塞，則能使小民專心務農，君子遵守禮制，則君主尊嚴而人民順從；小民專心務農，則財物豐厚而貯備充足。上尊、民順、財厚、備足，這四者全都齊備，在短時間內稱王於天下，就不困難了。

四肢和六道：耳、目、口、鼻、前陰和后陰，是人身的軀體；四正：君、臣、父、子和五官是國家的軀體。四肢不關聯，六道不通暢，這叫作身體失調；四正不端正，五官不管事，這叫作國家混亂。所以，國君從不同姓的國家娶妻，還設置有侄娣、命婦和宮女，都按法度進行，這為的是治理好宮內之事。明定男女分別，宣示管理男女嫌疑的辦法，這為的是防止姦情。所以，宮內外不得私通，讒言、惡事不準發生，婦人說話不得涉及朝廷政事，群臣子弟不得與宮內交往，這都是先王用來彰明德行、制止姦邪、昭示公道、消滅私圖的措施。

明立女寵之子為後。而不立長子，這是傷義的事情。優禮和私愛自己喜歡的庶子，但不能使他的地位、權力與嫡長子平等。庶子的爵位儘管尊貴，但嫡庶的禮制不能不執行。嫡長子是首要的，要用美好的衣服來裝飾他，用文彩的旗幟為旌表他，為的是提高他的威望。這樣嫡庶兄弟之間就可以沒有隔閡，挑撥離間的人也就不敢動作了。

所以，君主在設立輔相的時候，羅列他的功績也同時考慮他的德行；論定他的勞績也同時查看他是否合干法度。經過比較考核。各方面都合適，然後舉用他，尊重他的權威，坦白地信任他。因此．下面的人臣沒就有進諫怕死的顧慮。聚立布朝的小吏也沒有抑鬱怨恨的心理。這樣．圍家就可以太平而人民也沒有邪惡了。君主在選拔賢材的時候，要舉拔有德行的人進入爵位的行列，不可以包括無德之人；要舉拔有才能的人擔任適當的官職，不可以包括無能之輩。把德行放在功勞之上。不因為資歷年限而加以抑制。這樣，君主就沒有困難，而人民也不會尋求僥倖了。

國家所以衰亂的原因有四，所以滅亡的原因有二。宮裡面有與嫡妻爭奪地位的寵妾。這是宮中的亂：庶子里有與嫡子爭奪地恢的寵子，這是家中的亂；朝廷里有與輔相爭奪地位的寵臣，這是國中的亂；任用的官吏無能，這是眾官的亂。對上述四者都不能辨別。君主就失去其體統了。群官結黨營私。召主就喪失宗族的擁護。國家的機密大臣。暗中策劃陰謀，對付君主，君主就喪失人民的支援。內部喪失宗族擁護。外部喪失人民支授，這就是滅亡的兩個原因。所以嫡妻必須固定，嫡子必須確立，輔相必須以正直態度聽政。百官必須以忠情態度嚴肅認真地辦事。所以說．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百官之亂，有小民之亂。五者全發作起來，做人君的就危險了。宮中之亂是由於妻妄嫉妒紛爭。兄弟之亂是出於諸子結黨偏私，大臣之亂是由於他們喜用權術，百官之亂是由於他們對上誹議不滿，小人之亂是由於他們財用貧乏。財用貧乏就產生薄德的行為，對上誹議不滿就產生傲慢法制的行為。喜用權術。結黨偏私和嫉妒紛爭，則會產生變亂。

所以，正定嫡庶名分．稽查妻妾嫌疑、誅殺奸詐的近臣，宮內就可以安定了。根據功績安排大臣的次序，根據德行安排百官的次序，根據努力勞動安排小民的次序，國家就富裕了。詳細觀察天時，察看土地性質，以合理使用民力，禁止奢侈品生產，獎勵農業耕作，以使無業之民有事做，小民就得到治理了。上面核定一定的數額，下到“什伍”的居民組織來徵集人材，並縮短選升的期限，以堅定士人的意志；然後每鄉設立教師，使士人得到學習；依據才能任官授職，到了年限就薦舉使用，這樣，士人都歸於修德的途徑了。衡量德行和功績，鼓勵其所能，再考察眾人的輿論，然後把國家的重任委託給他。這樣，士人都歸於誠實了。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