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烏江亭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

捲土重來未可知。

徠⑴烏江亭：在今安徽和縣東北的烏江浦，相傳為西楚霸王項羽自刎之處。《史記·項羽本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

⑵兵家：一作“由來”。事不期：一作“不可期”。不期，難以預料。

⑶包羞忍恥：意謂大丈夫能屈能伸，應有忍受屈恥的胸襟氣度。

⑷江東：自漢至隋唐稱自安徽蕪湖以下的長江南岸地區為江東。才俊：才能出眾的人。才，一作“豪”。

⑸捲土重來：指失敗以後，整頓以求再起。

勝敗乃是兵家常事，難以事前預料。能夠忍辱負重，才是真正男兒。西楚霸王啊，江東子弟人才濟濟，若能重整旗鼓卷土殺回，楚漢相爭，誰輸誰贏還很難說。

杜牧於會昌元年（841年）赴任池州刺史時，路過烏江亭，寫了這首詠史詩。一說作於開成四年（839年）。

詩作首句直截了當地指出勝敗乃兵家之常這一普通常識，並暗示關鍵在於如何對待的問題，為以下作好鋪墊。“事不期”，是說勝敗的事，不能預料。次句強調指出只有“包羞忍恥”，才是“男兒”。項羽遭到挫折便灰心喪氣，含羞自刎，怎麼算得上真下的“男子漢”呢？“男子漢”三字，令人聯想到自詡為力超過山河，氣可蓋世的西楚霸王，直到臨死，還未找到自己失敗的原因，只是歸咎於“時不利”而羞憤自殺，有愧於他的“英雄”稱號。

第三句“江東子弟多才俊”，是對亭長建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的藝術概括。人們歷來欣賞項羽“無面見江東父兄”一語，認為表現了他的氣節。其實這恰好反映了他的剛愎自用，聽不進亭長忠言。他錯過了韓信，氣死了范增，確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這最後關頭，如果他能面對現實，“包羞忍恥”，採納忠言，重返江東，再整旗鼓，則勝負之數，或未易量。這就又落腳到了末句。

“捲土重來未可知”，是全詩最得力的句子，其意蓋謂如能做到這樣，還是大有可為的；可惜的是項羽卻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這樣就為上面一、二兩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據，而這樣急轉直下，一氣呵成，令人想見“江東子弟”“捲土重來”的情狀，是頗有氣勢的。同時，在惋惜、批判、諷刺之餘，又表明了“敗不餒”的道理，也是頗有積極意義的。

此詩與《赤壁》詩一樣，議論戰爭成敗之理，提出自己對歷史上已有結局的戰爭的假設性推想。首句言勝敗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評項羽胸襟不夠寬廣，缺乏大將氣度。三四句設想項羽假如回江東重整旗鼓，說不定就可以捲土重來。這句有對項羽負氣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卻是批評他不善於把握機遇，不善於聽取別人的建議，不善於得人、用人。司馬遷曾以史家眼光批評項羽“天亡我，非戰之罪”的執迷不悟。杜牧則以兵家的眼光論成敗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馬遷是總結已然之教訓，強調其必敗之原因；杜牧則是假想未然之機會，強調兵家須有遠見卓識和不屈不撓的意志。

議論不落傳統說法的窠臼，是杜牧詠史詩的特色。諸如“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題商山四皓廟》），都是反說其事，筆調都與這首詩類似。這首詩借題發揮，宣揚百折不撓的精神，是可取的。

《苕溪漁隱叢話》：苕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云：“南軍不袒左邊袒，四皓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叛於理。詩云：“勝負兵家不可期······”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捲土重來，決矣。

《圍爐詩話》：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著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為上，義山“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題烏江亭》詩之“勝負兵家未可期……”是也。然已開宋人門徑矣。

《歷代詩話》：牧之數詩（按指本詩及《赤壁》、《四皓廟》），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層，正意益醒，謝疊山所謂“死中求活”也。

杜牧，字牧之，號稱杜紫薇，又號樊川居士，漢族，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晚唐時期傑出的詩人、散文家，是三朝宰相杜佑之孫，杜從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歲中進士，授弘文館校書郎。后赴江西觀察使幕，轉淮南節度使幕，又入觀察使幕。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司勛員外郎，黃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職，最終官至中書舍人。歲暮卒於長安，終年五十歲。晚唐傑出詩人，尤以七言絕句著稱，內容以詠史抒懷為主。他的古體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筆力峭健。他的近體詩則以文詞清麗、情韻跌宕見長。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跟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開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