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啟鴻

1933年5月生於江蘇啟東縣（今啟東市）久隆鎮的一個農民家庭。

1945年小學畢業，隨姐姐去崇明海浜初級農校讀書，

1948年進入國立南通高級農校求讀。

1951年南通高級農校畢業后，被分配到蘇北稻作試驗場工作。

1952年，他被選拔去蘇北農學院農學系本科學習。在學習期間被評為“三好生”，並於1955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56年以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留校工作，在農學系作物栽培教研室任助教。參加工作不久，即遇上了1958年農業“大躍進”運動。在當時的“創高產”的活動中，他設計並實施了水稻、小麥、玉米、油菜、山芋等作物的高產試驗田和密肥輔助試驗，意在探索奪取這些作物高產的栽培途徑。試驗連續進行了兩年，雖然設計的高產目標沒有如期達到，但使他對這些作物有了較系統的感性認識，也使他認識到簡單地把有關單項試驗的結果或有關的原理進行組合，是不可能形成高產栽培技術的；要把栽培課教好，首先必須參加高產的實踐，然後才有可能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成為作物高產栽培的理論。

1961年初，原蘇北農學院黨委決定調江陰縣水稻勞模唐寶銘來院工作，組織專業教師系統學習、總結他的中稻高產栽培經驗，試驗研究由夏永生副院長主持，凌啟鴻作為課題組成員跟班學習。通過3年的試驗研究，1963年總結出唐寶銘中稻千斤高產經驗。

1964年起在揚州地委的施橋（公社）樣板點上示範推廣。

1964至1966年的3年中，樣板點由一個生產隊擴大到三個公社，影響到整個揚州地區。

1933年5月13日，出生於江蘇省啟東縣（今啟東市）久隆鎮。

1945-1948年，在江蘇省崇明海浜初級農校學習。

1948-1951年，在江蘇省南通高級農校學習。

1951-1952年，在蘇北稻作試驗場工作。

1952-1956年，在蘇北農學院學習，農學系本科畢業。

1956-1973年，任蘇北農學院助教，講師，副教授，作物栽培教研室主任。

1970年1月，出版書籍《水稻精確定量栽培理論與技術》。

1973-1977年 在幾內亞共和國波爾多農業試驗站工作，任農業專家組組長等。

2015年11月至今，任江蘇省扶貧“三會”（江蘇省老區開發促進會、江蘇省扶貧基金會、江蘇省扶貧開發協會）名譽理事長。

2020年5月29日12時10分，凌啟鴻因病醫治無效在南京逝世，享年87歲。

2020年6月2日上午，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第六屆、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江蘇省原副省長，江蘇省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凌啟鴻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寧舉行。

1 凌啟鴻，朱慶森.《小麥各葉位葉片對產量形成作用的研究》.作物學報，1965，4（3）：219～233

2 凌啟鴻，蔡建中，蘇祖芳.《葉齡餘數在稻穗分化進程鑒定中的應用價值》.中國農業科學，1980（4）：1～11

3 凌啟鴻，蔡建中，蘇祖芳.《水稻莖稈維管束數與穗部性狀關係及其應用研究》.江蘇農學院學報，1982（3）：48～58

4 凌啟鴻，張洪程等.《水稻小群體、壯個體栽培模式》.江蘇農業科學，1982（10）

5 凌啟鴻，蘇祖芳，張洪程等.《水稻品種不同生育類型的葉齡模式》.中國農業科學，1983（1）：9～18

論證了5項形態生理質量指標值

作物葉齡模式的建立，只是解決了作物器官建成時間上用葉齡作指標加以規範，為調控措施的應用提供依據。要使作物單產不斷提高，除了不斷培育產量潛力更高的品種這個內因外，還必須建立起具有很高光合效能的作物群體空間結構，凌啟鴻把這個高光效群體的空間結構指標定名為群體質量指標。從20世紀80 年代起，凌啟鴻分析了大量高產栽培資料后發現，水稻抽穗期的群體干物重與產量呈拋物線關係，而抽穗至成熟期的干物質積累量和產量的關係最為密切。高產栽培必須著眼於建立抽穗后的高光效群體，抽穗至成熟期光合生產力的大小是衡量群體質量優劣的本質指標。抽穗前群體的培育，不應單純追求數量，而應注重提高質量。凌啟鴻明確了抽穗期群體的質量指標體系，首先，適宜葉面積指數（LAI）是最重要的指標值，同時，抽穗期每個單莖具有和伸長節間數相等的綠葉數，也是質量值，綠葉數愈多，質量愈高。在上述質量指標前提下，闡述論證了涉及“庫源”關係的5項形態生理質量指標值：

（1）提高群體總穎花量，這既是高產群體的形態指標，也是提高抽穗至成熟期群體光合生產力的內在生理質量指標。凌啟鴻論證了在適宜LAI時，增加總穎花量不會導致結實率和千粒重下降。

（2）提高群體的粒/葉比。在有限度的適宜葉面積情況下提高總穎花量，只有通過提高粒/葉比來實現。凌啟鴻首創用抽穗期的群體最大葉面積與總穎花數、總結實粒數和穀粒產量作比，提出了穎花/葉（厘米2）、實粒/葉（厘米2）、粒重（毫克）/葉（厘米2）三種粒/葉比表述方式。粒/葉比這一新概念已被認為群體庫源協調水平的一項形態生理綜合指標，並被育種家作為高產育種的一項重要的性狀選擇指標。

（3）提高有效葉面積率和高效葉面積率。有效分櫱的葉片為有效葉面積，抽穗期存活的無效分櫱有葉而無穎花為無效葉面積。在群體LAI相同時，有效葉面積率高的群體，其粒/葉比和總穎花量均高。凌啟鴻觀測了有效莖上各葉長度和每穗穎花的相關度依次為倒2葉>倒3葉>劍葉，其下各葉長度和穎花數無關，因此，聯繫抽穗后的光合能力和籽粒灌漿等，將頂生三葉稱高效葉。在群體LAI相同時，高效葉面積應占較高的比例（5個節間品種應佔75%～80%），能提高粒葉比。

（4）提高單莖莖鞘乾重，莖鞘愈重，粒/葉比愈高，抗倒力愈強，抽穗後葉片的衰減愈慢。

（5）提高穎花根活量，以結實期根活量（根量與活力的乘積）的平均值與穎花量的比值表示，穎花根活量愈多，葉的壽命越長，結實率、千粒重愈高。凌啟鴻將上述群體質量指標與產量的數量關係歸納為5種：拋物線相關，直線相關，極限相關，偏右峰拋物線關係，序數關係。當高產栽培能全面優化各項質量指標值時，水稻產量就不斷提高，這是群體質量指標體系在高產栽培理論上的新貢獻。

提出三項栽培技術改革

實施群體各項質量指標的優化，必須找到一個與各項指標密切相關而又便於掌握應用的綜合性的動態指標。凌啟鴻通過觀測、驗證，發現了在獲得適宜穗數的前提下，提高莖櫱成穗率是全面提高群體質量的一項直觀、易被掌握的綜合診斷指標，並明確了高產群體莖櫱動態模式是：在合理基本苗基礎上，於有效分櫱葉齡期夠苗，此後要控制無效分櫱的發生，根據江蘇的品種特性和生態條件，拔節前一葉齡的高峰苗控制在穗數的1.1～1.3倍之內，莖櫱成穗率由長期徘徊在60%～70%之間提高到80%～90%以上，抽穗期無效分櫱存留在0～5%。為實現這一高產的群體動態模式，在壯秧、合理基本苗的基礎上，栽培技術要實行三項改革：（1）擴大行距（由20厘米左右擴大到27～33 厘米）；（2）改進施肥，主要是增加磷鉀肥和大幅度調整氮肥在基櫱肥和穗肥中的比例，由傳統的8∶2調整為6（5）∶4（5）；（3）提早擱田控苗，當群體莖櫱苗數達穗數的80%左右烤田。

實施成果

1992年起，江蘇各地推廣提高群體質量的配套技術，擴展迅速，出現了百畝、千畝連片、連續數年平均畝產700千克左右的高產方，高產的重演性很強，簡稱為水稻群體質量栽培。1993年開始，凌啟鴻在江蘇組織了小麥、玉米、棉花、油菜的群體質量栽培研究，任技術總顧問。三年後，取得了和水稻相同的理論與實踐成果，建立了這4個作物的群體質量指標體系，提出了在計算確定合理基本苗的基礎上壓縮營養生長期的群體規模和無效生長，促進經濟器官形成和生長期群體有足夠生長量和高光合效能的密肥水配套技術體系。

影響作用

上述作物高產群體質量指標和對傳統密肥技術革新的原理和具體運用方法在江蘇各地推廣，普遍表現出明顯的增產效果，出現了許多高產典型。儘管由於品種、氣候和生產條件的變化在密、肥運籌的具體數量比例上今後定會有新的發展，但和葉齡模式結合在一起，新的作物群體質量栽培理論與技術體系對中國作物栽培的科研、教學和生產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凌啟鴻同志從事作物栽培和宏觀農業理論與實踐的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30餘年，創立了“水稻葉齡模式”和“水稻群體質量指標”及其優化調控等高產栽培理論與技術新體系。擔任副省長期間，分管農林、水利、鄉鎮企業等工作，正確把握農村經濟發展方向，提出並採取多種措施，穩定和發展糧棉生產。擔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期間，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為推進江蘇的民主法治建設和人大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新華日報》 評） 

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組織部，江蘇省委、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省政協等送花圈表示悼念。婁勤儉、吳政隆、羅志軍、李學勇、張連珍、蔣定之、黃莉新、李小敏、王燕文、陳震寧，老同志顧秀蓮、陳煥友、梁保華、徐守盛、許仲林等參加遺體告別儀式或送來花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