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經昌

金經昌，出生於武昌，后遷居揚州，在那裡度過少年時代。1931年9月，考入同濟大學土木系，1937年畢業。抗日戰爭爆發，淞滬淪陷，遂於1938年秋去德國達姆斯塔特工業大學深造，先後就讀道路及城市工程學與城市規劃學，1940年春畢業。因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無法回國，便留在德國任達姆斯塔特工業大學道路及城市工程研究所工程師。1945年，戰爭結束后還參加過達姆斯塔特城的戰後重建工作。1946年底回國，任職於上海市工務局都市計劃委員會和程世撫、鍾耀華、黃作燊等一起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修改並完成了當時的上海市“都市計劃總圖一、二、三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繼續擔任上海市建設委員會及規劃管理局的顧問等職務。他經常參與上海城市規劃中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研究，有時還自己做規劃方案。 1947年起，金經昌於同濟大學任職，從此開始了他的城市規劃教學生涯。

金經昌積極參加國內外的一些學術活動。1956年，他陪同梁思成訪問德國及蘇聯；文化大革命后又兩次訪問聯邦德國並在幾所大學講學。他還參加中國城市規劃代表團訪問日本。1978年，中國建築學會城市規劃學術委員會在蘭州成立，他當選為副主任委員，后因年事已高，改任顧問。他還是上海交通工程學會的副理事長。

1947年起，金經昌在同濟大學工學院土木系任教授時，首先在國內開出了“都市計劃”課，介紹當時一些新的規劃理論。1950年，他與馮紀忠教授共同倡議在土木系高年級開設市政課，並承擔了全部專業課的教學工作。1952年，院系調整，華東地區十幾所院校的土建系科集中到同濟大學，在建築系內成立了由金經昌任主任的國內最早的城市規劃教研室，他擔任此職務直至1978年。

金經昌與馮紀忠等展望新中國今後大規模建設的需要，積極倡議在建築系內創辦了培養城市規劃方面人才的專業——城市建設與經營專業，1953年，有了首批畢業生，1956年，正式定名為“城市規劃專業”。這是國內最早的城市規劃專業，至1989年，已有28屆畢業生，人數近2000人。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都已是全國各地城市規劃工作的骨幹。文化大革命前，金經昌就已培養出了幾位國內最早的城市規劃專業碩士研究生。

金經昌為中國城市規劃教育事業的奠基所做出的開創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創辦的城市規劃教研室，開始只有6人，目前已發展成為城市規劃系和城市規劃研究所，專業人員近50人，成為國內城市規劃教學與科研的重要基地。

金經昌為人師表，不但親自編寫國內最早的城市規劃教材，親自帶學生外出調查，實踐，親自指導課程設計及畢業設計，還十分強調同學應把理論知識的學習與社會實踐結合起來，堅持城市規劃設計的題目必須“真題真做”，1953年，就將規劃設計的教學實踐選在嘉定南翔鎮，把學生帶到現場進行教學實踐活動，這個傳統一直堅持到現在。

他還強調學生應具有全面深厚的工程、經濟基礎訓練，指出城市規劃工作者要與許多工種的專業工程師合作，如果自己缺乏必要的工程知識就很難合作好，也很難從全面綜合的觀點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他自己就對道路交通工程、給排水工程有很紮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他認為城市規劃專業的學生應該“一專多能”，只有具備了廣博的工程經濟知識，才能在城市規劃方面成為專家。他認為城市規劃的“專”應建立在“博”的基礎之上。

除了繁重的教學任務外，金經昌還經常參加一些規劃設計活動。1951年，他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上海最早的工人居住區——曹楊新村一期工程的規劃設計及同濟新村的總平面圖規劃。在這兩項規劃設計中都探索了新的規劃模式：道路分級分類，住宅成組成團布置，在爭取好朝向的情況下，又通過規劃手法打破行列式的單調。他把原有河濱組織在綠化系統中，每幢房屋附近均有小片綠地，又集中安排一些成片的綠地及草坪。這兩個規劃都在全國起了很大影響，受到國內外專家的好評。

他對城市結構及道路系統的意見可以歸納為一個“分”字，即城市要“分塊”，道路要“分流”，自行車與汽車要“分道”行駛。他的這些學術觀點起初並不被很多人理解。通過他多年的大聲疾呼，又通過他的學生們的實踐，現已在全國各地規劃中起了很大影響。

金經昌非常強調城市綠地的作用。他認為綠地是城市的“肺”，可以提供為城市生命所需的“氧氣”。他認為上海的主要矛盾是中心區綠地太少，有一個較長時期上海的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只有0．5平方米，這與“城市現代化”的距離太大了。他建議在上海市中心區應及早做出拆除破爛舊屋以增加綠地面積的全面規劃。不少“噬綠工程”把過去遺留下來的“花園洋房”變成了“高樓大廈”是十分欠妥的。1958年，他與德國專家雷台爾為合肥作過一個風扇形布局的規劃方案，從三個方向把綠地或農田楔入城市。合肥的規劃后經多次修改但始終堅持這個布局模式，使今日合肥已成為一個環境質量標準很高的城市。

1980年，受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的邀請，金經昌再訪闊別幾十年的德國，親眼目睹戰後德國城市重建后高質量的城市環境，主要特徵就是城市綠地很多。回國后他到處大聲疾呼，要大力提高城市綠地標準，改善城市的布局結構，要力爭做到：“城市在中，森林在城市中”。

金經昌認為城市規劃工作者要有遠見，規劃圖不是現狀圖，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而為未來留下障礙。他常提起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北京路的改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到1978年才把最後一段“瓶頸地段”按當年擬定的紅線寬度拓寬了。他說，規劃工作者就是要有這種韌性和耐心。

對某些建築設計，他也往往以一個規劃專家獨具的慧眼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在上海新客站的規劃設計方面，站址選在原來的東站，但因受地形限制，使主持站屋設計的建築師們費盡了腦筋。在市政府領導召集的討論會上，金經昌提出了經過長期思索的“採用南北兩個入口，站屋架空在鐵道上”的方案建議，得到與會領導和專家的一致讚賞。根據這一建議設計建造的上海新客站，乘客可以從兩個方向進出車站，有利於交通疏散，並且節約用地，在全國獲得高度評價，並被列入上海“十佳”建築。

金經昌治學嚴謹，作風正派，敢於提不同意見，也敢于堅持正確意見。他認為借鑒國外經驗要結合中國實際而不能盲目搬用，否則會帶來嚴重後果。他認為50年代搬用蘇聯規劃手法，總體規劃片面搞形式構圖，軸線對稱，居住區搞圖案式周邊布置，單純追求“街景”，而忽視住宅朝向，是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80年代初，他又針對某些城市盲目學習西方大建高層建築的偏向，尖銳地提出：“各在盲目學習西方高層建築，以為非此無以體現現代化，中小城市也把主要財力投放在高層建築上，使有限的投入無法滿足正常的城建需要，同時建了高層建築又沒有省出更多的空地作為綠化和交通用地，這顯然是不當的……”。

金經昌對一些歷史文化古城盲目地追求寬大道路和片面地搞“舊貌換新顏”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這些城市是民族歷史文化的積澱，對傳統不應輕易否定，而應採取嚴肅慎重的態度。目前經濟力量不夠，規劃和建設水平也不高，應首先保護好原貌，留待後人精雕細琢地去規劃設計。

金經昌為人耿直，嫉惡如仇，敢於直言，提倡說實話。他常以此作為城市規劃工作者的職業道德來教育學生。他對某些人以專家身份自居，卻違背科學，揣摸某些領導人的意圖，提一些違心的意見非常反感。他認為這不是幫了領導而是害了領導。某一個時期，某些單位及領導以“經濟效益”為唯一目的，佔用綠地，搞“見縫插針”或建造一些密度很高的高層建築，他毫不客氣地提出不同意見。如1958年大躍進時期，蘇州市一些領導決定拆除蘇州古城牆，請金經昌去“提意見”，設盛宴熱情接待，金經昌堅持反對的態度，堅持到半夜也不鬆口。有關領導只好於次晨就禮送他出境。第二天，這座有著2000多年歷史的蘇州古城牆便被拆除了。

金經昌不僅是中國著名的城市規劃學家，而且又是國內著名的業餘攝影藝術家。1936—1937年，他在上海主編過攝影雜誌《飛鷹》 ，共20期。他曾是中國攝影學會的理事和上海攝影家協會的副主席。1961年，他與劉旭滄在上海、南京、杭州、北京舉辦過“劉旭滄、金石聲攝影藝術展覽會”。1988年，又一次在上海美術館舉辦“金石聲攝影藝術展”。他在文化方面的素養是多方面的，現為上海市文聯委員。他對篆刻亦有很深的愛好和造詣。他還參與編輯了《德漢詞典》 ，翻譯過電影《貝多芬傳》等。現在他雖已年逾古稀，還在為一些攝影雜誌撰文，又經常在《新民晚報》上發表一些幽默的散文，而其主題又多半是他的老本行——城市規劃。

1910年12月26日　生於武昌，原籍江西婺源縣。

1931—1937年　同濟大學土木系畢業。

19381940年　德國達姆斯塔特工業大學畢業。

1941—1946年　德國達姆斯塔特工業大學道路及城市工程設計室工程師。

1946—1949年　上海市工務局都市計劃委員會工程師。

1947—1978年　同濟大學教授，城市規劃教研室主任。

1951—1955年　上海市市政建設委員會委員、顧問。

1978—1984年　同濟大學建築系城市規劃設計研究所所長。

1978—1981年　中國建築學會城市規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　金經昌．城市規劃概論．同濟大學教材科出版，1954．

2　金經昌．上海大連西路實驗小區規劃（第一階段工作介紹）．同濟大學學報，1958，4．

3　金經昌．城市道路系統的規劃問題．同濟大學學報，1959，9．

4　金經昌等．德漢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5　金經昌（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築？園林？城市規劃卷）（若干詞目）．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

6　金經昌．城市規劃？城市道路交通？城市高速公路．城市規劃彙刊，1979，3、4．

7　金經昌．城市規劃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城市規劃彙刊，1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