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紀忠

馮紀忠1915年出生於河南開封的一個書香世家，祖父馮汝騤是清代翰林，歷任 浙江、江西兩地巡撫，父親畢業於政法大學，有著深厚的中文根底。馮先生從小就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

1934年馮紀忠先生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習土木工程，當時同班同學有貝聿銘、胡其達等，這是他建築生涯的起點。

1936年馮紀忠赴奧地利維也納工科大學學習建築專業，1941年畢業，是當時兩個最優等的畢業生之一，與此同時獲得了就讀博士期間的德國洪堡基金會獎學金。1946年曆盡艱辛返回祖國。1949年起在同濟大學任教。

回國后馮紀忠先後參加了當時南京的都市規劃及解放后的上海都市規劃，設計了武漢“東湖客舍”、“武漢醫院”（現同濟醫學院附屬醫院）主樓等在業內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建築，並在同濟大學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城市規劃專業，以及風景園林專業方向。

上世紀60年代初馮紀忠提出“建築空間組合原理（空間原理）”並在教學上實施。

上世紀70年代末期馮紀忠規劃設計了松江方塔園。1986年方塔園的何陋軒落成，標誌著馮先生完成了現代建築的全新超越，在建築及園林領域開創了嶄新的時代。同時他也通過上海舊區改建探索了舊城改造的新方法，繼續著他在規劃領域的拓展。馮紀忠雖已94歲高齡，仍在進行著建築設計、城市規劃和景觀園林設計的探索。

2009年12月11日，馮紀忠先生因肺炎病逝於上海華山醫院，享年95歲。

顯赫出身 從小耳濡目染國學精華

1915年，馮紀忠出生在一個顯赫的世家。祖父曾任浙江巡撫，因反對辛亥革命吞金自殺，清帝贈給他“忠”號，馮紀忠的名字由此而來。馮父曾出任徐世昌秘書，3歲到11歲時的馮紀忠在北京外交部小學讀書，也至此講得一口京腔。

那個年代的望族，像《紅樓夢》里的家族一樣互相聯姻，馮家與徐世昌、梁啟超、林則徐等人的家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意思的是，雖然後來馮紀忠和梁思成二人分別成為一北一南建築學派先驅，但現在有馮紀忠的學生對歷史追根究底，竟然發現，當時馮家和梁家都住在東堂子衚衕一個院落。也就是說，當時已上中學的梁思成很可能曾經和襁褓中的馮紀忠住在同一屋檐下。“現在想想，這真是很有可能的。”馮紀忠笑眯眯地說。

出生在書香門第，馮紀忠自小受到國學的熏陶，父親和叔叔都是古文功底極好而入世的士官，祖父家裡還專門請了老秀才教授國學，哪怕是他念書的北京外交部小學、上海南陽模範小學、聖約翰高中，都專有國文老師教課。看過馮紀忠後來寫的《何陋軒答客問》的人，無不為這位建築師紮實的古文底子驚訝，了解他背景的人則都知道這都是自小耳濡目染積澱的國學底子。

直至80年代，退休后的馮紀忠在美國居住十餘載，無聊之餘，竟然開始潛心研究屈原《楚辭》，翻譯古詩。而馮紀忠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骨髓的了解，最終在他的代表作方塔園中得到了完美髮揮。

在聖約翰高中和大學就讀期間，馮紀忠興趣更加廣泛，喜畫畫、愛話劇、勤書法、還很欣賞梅蘭芳、程硯秋等人的京劇。高中和大學好友中，有著貝聿銘、胡其達等名字，貝、胡二人後來赴美求學，馮紀忠則去了歐洲。

親歷二戰 飛機掃射中保住一條命

1936年，馮紀忠隨姨母坐船到了維也納。當時中國留學生在柏林居多，而馮紀忠念書的維也納技術大學，反而只有他一個中國人。其時，納粹當道，奧地利被德國侵佔，留洋十年，馮紀忠恰好身處歐洲戰場深處。因戰爭緣故，班裡失去了不少的同學。有人被德軍徵兵而去，從死人堆里爬出來，回來發了瘋，也有人大戰中加入共產黨抵抗德軍。倖存的這些同學，互相之間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

戰爭後期，維也納被轟炸得一塌糊塗。馮紀忠後來向女兒馮葉傳授求生技能：飛機迎面來的時候，如果對著你掃射，你就貼著牆站！“我們聽著都好像很好玩的，講得好像上課一樣，誰會遇到這種事？”馮葉笑著說，但當時，馮紀忠就是貼在牆上才保住了一條命，事後一看，身邊的牆上都是洞。戰爭期間生活艱難，馮紀忠吃長了蟲的豆子，回來后就得了胃病。

受影響的還有學業。雖然學校停課之時，馮紀忠已經畢業，但是，他原先準備做的博士論文寫的是維也納的一個老建築，都已經測量好了，卻竟然在戰爭中被炸毀了，博士論文也不了了之。所以馮紀忠後來總是不愛提自己其實是念過博士的。

1946年大批留洋學生回國，這批人中後來很多都成為各行各業的精英，如和馮紀忠同船回來的，就有中國外科醫學界兩大先驅傅培彬和裘法祖、國際民法學科帶頭人鄭兆璜、畫家沙耆等。而在瑞士5個月的等船時期，馮紀忠和季羨林、黃正等人還借住在同一個修道院。這一整年，馮紀忠說都是在“奔走、苦候和行旅中度過”，整整84天的旅行后，留洋十年的馮紀忠終於回到家鄉，跨進家門第一件事，他就趴在地上給母親磕頭，回河南老家，他也給哺育自己的乾媽磕頭。“尊敬人嘛，還是要按中國的規矩。”

建築設計 方塔園成中西結合典範

馮紀忠和貝聿銘，兩個家庭背景相似的高中好友，卻走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路。貝聿銘在美國出名，成了世界聞名的建築師，馮紀忠無窮的創造想法，卻因國內的特殊現實而不斷折腰。

南京國民政府期間，馮紀忠在南京規劃委員會工作了兩年，1948年赴上海，先後在上海交大、同濟大學開始任教，並在上海都市計劃委員會參與了上海規劃。他提出的“有機疏散”觀念將上海按功能分區，中間用綠化帶隔開，這是中國最早出現的現代城市規劃理論。

上世紀50年代初期，馮紀忠有過一個小的創造高峰。令他比較驕傲的作品是武漢同濟醫院和東湖客舍。前者結構清晰，想法新穎，它的建築模式被後來很多醫院模仿。東湖客舍則是毛澤東在武漢的駐地，很得毛澤東的歡喜，可惜後來被人胡亂修改拆遷，未得到應有的保護。

此後的幾十年中，馮紀忠的創作不斷地受到中國特殊政治環境的打擊。因為各種非建築的原因，他的很多方案最終或被否決，或被與其他方案“綜合”，比如同濟大學中心大樓方案、北京人民大會堂方案、莫斯科西南區規劃方案、國賓館設計方案、北京圖書館方案等。

“五十年代事務所不許開了，我們就弄了個設計院，從成立設計院，到設計越來越少，到不能再做設計，我基本上還想做設計。沒設計很難過，有設計就開心了。”馮紀忠回憶。

改革開放后，馮紀忠終於又能在自己喜愛的設計上施展些手腳，很快，他一生的建築理念精華在方塔園上得到了實現，這座露天博物館被公認為是世界級的作品。上海松江方塔園原址是一個宋代的古塔，明代的影壁，並不在一條軸線上，而馮紀忠則將古建築用現代園林的組合方式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此外，他還用簡樸的材料如竹子、茅草等搭建了一個供市民休憩的“何陋軒”，成了畫龍點睛的一筆。“棚子的形態是受了當地民居的啟發，但它的曲線又恰恰是西方巴洛克式的，東方傳統和西方古典完美地結合了起來，幾乎所有人都會喜歡，何陋軒雖然不大，但開啟了新的空間概念，是和包豪斯典範，巴塞羅那世博會德國館一樣重要的建築。”武漢大學城市建築學院首任院長趙冰說。

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築研究所副所長王明賢也是一眼就喜歡上了這個建築結構，“他在這麼艱難的條件下，一步步地做出這麼精彩的世界名作，非常不容易。”方塔園給馮紀忠贏得了國際聲譽，1986年下半年，美國建築協會授予馮先生美國建築師協會榮譽院士稱號，貝聿銘發來賀電。可惜，因為種種原因，馮紀忠在此後依舊沒法展開更多的建築實踐，之後，他赴美居住十年之久。

現在建築學界很多人認為，建築現代主義在歐洲的起源發展出了兩條線，一條是後來在美國得到迅速壯大的包豪斯，但包豪斯普遍忽視歷史，此後受到了後現代主義的批判。而另一條現代主義，即馮紀忠的母校維也納技術大學為主的學派則在今日越來越被重新提及。這一派別的現代主義，更加註重現代和歷史的融合，建築與規劃的結合。這一現代建築理念，最早地被馮紀忠引入到了中國，可以說改變了中國建築規劃的全貌。

1952年，馮紀忠在同濟創辦城市建設與經營專業，1956年正式批准，這不僅是中國第 一個獨立的城市規劃專業，即使在當時的全世界，也僅僅只有三四家建築學院有此專業，而二十多年後，中國的其他學院才開始設立此專業。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改革開放城市化這麼多年發展下來，同濟出來的大批學生在各個部門擔當城市規劃的重任。

上世紀70年代末，馮紀忠又帶著學生開始進行上海舊城改造的探索，他本著以人為本的思想，在尊重人的本質上保留城市歷史風貌，受到了學界一致的公認。

文革中，林風眠入獄四年，馮家一直在給他遞送棉被食物等物品。兩家是生死相交，馮葉是林風眠的關門弟子，她說，他父親常常與林風眠聊藝術，聊歷史，有時在廚房煮著飯就聊，兩人之間產生了摯友的信任，並互相促成各自的藝術觀念。而在外界看來，中國藝術和建築界，北有徐悲鴻、梁思成，南則有林風眠、馮紀忠，兩人分別代表了與北方不同的人文底氣和現代精神。

幾十年前的系主任，是類似於藝術學院院長的地位，可以說是一個學派的掌門人，而從1955到1986年，馮紀忠做了三十年的系主任，可是，高處不勝寒，在歷次政治鬥爭中他也幾乎次次被整，文革中，他設計的杭州花港觀魚受批判，一個大學系主任，竟然被責令到花港觀魚當服務生給人泡茶。馮葉還記得小時候，見到瘦弱的父親“身上撕得一條條的，潑的紅墨水，給人打得特別厲害”地回家。

馮紀忠執教了60年，帶出了一代代的建築界人才，他的學生恐怕都可能已步入老年了，他說，自己這輩子最得意的作品就是帶出了這麼多的學生。

我和貝聿銘高中大學一起上的，一直很要好的。聖約翰大學上測量課時，貝聿銘、胡其達、我和潘泰德四人分在一個小組，兩人拿杆子，兩人看。他們兩個人老是一本正經的，很用功。我就不一樣了，也不是馬馬虎虎，但就是很調皮，結果別的組都做完交卷了，就是我們這個組老是弄不完。

貝聿銘他家裡非常好，但他父親沒把他養成嬌公子，胡其達也是這樣，他們用功啊，都是自己不放縱自己的類型，因為這個原因我很看重他們兩個人。

那時回國很困難，連中國大使館都阻礙。真的是各種各樣的阻礙。走到中國一共花了84天。我在法國等了三個月終於等到船了，還是運貨船改裝的，地中海里有水雷，白天還可以掃掃雷，到了晚上反而得停船，走走停停，真是慢得不得了。到了阿爾及利亞呆了兩三天，再走蘇伊士運河。

到了印度洋，倒是很平安，可是時間長得讓人簡直沒辦法。船上都吃羊肉，蔬菜基本上沒有，哎呀難過死了！航行這麼長時間，真的是非常無聊。一個青田商人被無聊逼瘋了，竟然拿剪刀捅自己的肚子，把腸子捅破了。幸好裘法祖、傅培彬兩個人一起給他開刀。你想設備也很差，船上怎會想到開刀呢？過了兩天，裘法祖出來了說：好啦，放屁啦！原來是開完腸子，一定要放個屁才是通了。這才給救活了。

梁思成說“修舊如舊”我覺得也不是完全不對，但是不夠全面。有些東西應該是修舊如故。比如說我比較反對西湖的雷峰塔，從我小時候，甚至我母親小時候，看到的西湖雷峰塔都是屋檐全部都沒有了的樣子。這個“故”就像故人，老朋友，你一看這西湖雷峰塔，就知道到了西湖，你一定要修成誰也沒看到過的樣子，就沒意思了。

故怎麼體現？雷峰塔的“故”很難弄，它是廢墟，但又不是廢墟。80年代我倒是有個建議，我講已經塌下來了，就不要恢復了，是假的一看就不對，我認為要用虛的辦法來實現。現在不是手段很多嘛，我不用建築，用激光打上去它大概的輪廓，比如到晚上幾點鐘，就重現一個雷峰塔的樣子，這個很有意思，但可能沒人接受。

我不贊成只是拆房子，梁思成也不贊成北京現在的做法，拆了這麼些城牆，現在又想蓋起來，真是莫名其妙。我也不是絕對反對拆，但拆了以後不能改變城市和居民的性質。舊城改造，主要是不要把這個城市最主要的生活全都重新再來過。像上海中心區，基本上等於整個改掉了，裡面的人也完全變掉了，這個我是不贊成的。

1955年翻譯[建築聲學入門]。與傅信祁合寫[工業化施工與建築創作]，與楊 公俠合譯[建築設計方法論]，校譯[現代建築的結構與造型]，校[建築的永恆之道（趙冰譯）] 等。

1999年，作品[武漢同濟醫院]，[東湖客舍]，[方塔園]入選中國建築學會，評為[建國五十年優秀建築]。

1999年，世界建築師大會優秀設計展上,[ 方塔園 ]榮獲50個優秀設計作品中唯一的園林設計獎。

2004年獲第一屆中國建築學會建築教育特別獎。

2008年12月獲首屆中國建築傳媒獎: 傑出成就獎。

主要論著：《建築弦柱——馮紀忠論稿》、《建築人生（馮紀忠自述）》等；

主要建築創作：上海松江方塔園、武漢同濟醫學院大樓等。

撰有論文《空間原理（建築空間組合原理）》，論文集[建築弦柱]，及[建築人生---馮紀忠訪談錄]等。

中國建築傳媒獎: 傑出成就獎——— 馮紀忠

頒獎詞

馮紀忠，是我國著名的建築師和建築教育家，是中國現代建築的奠基者，也是中國城市規劃專業的創始人。雖然馮先生的著述和設計作品並不多，但他的論文《空間原理》和設計作品“上海松江方塔園”，卻代表中國建築的一種新文人建築思想和設計理念，其深邃的建築哲學思想融入建築教育和文化傳播系統中，對當代中國建築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其意義不可低估。

獲獎感言：所有的建築都是公民建築

這個獎實際上是，在我之前的幾代同事，以及在我之後的大家的共同的榮譽。

我怎麼理解公民建築呢？應該講，所有的建築都是公民建築，特別是我們這個時代，公民建築才是真正的建築，其他的建築如果不是為公民服務，不能體現公民的利益，它就不是真正的建築。這句話是否說得太絕對？不！在我工作當中，依照我的理念和我的堅持，現在自問我是在做公民建築。凡是不是公民建築的東西，我都加以批評或者不滿意。

我們要認識這個問題，現在得這個獎，我就更加肯定了公民建築不只是哪一類建築，而是整體的建築。在學術上、在教學上，特別是教育方面，這個理念我堅持了幾十年。在我的工作當中，像我的規劃和設計工作、我的教學工作，我都是貫穿了這一個信念。這次得獎，給我一個肯定，使我能夠更加堅定地走這條路。

今天我獲得這個獎，我覺得很慚愧，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原諒，我在很多地方做得恐怕是很不夠，但是我一直遵從著這個理念走下來的。我相信，這樣的理念，能夠使得中國建築走向世界頂尖的水平。謝謝大家，也請大家原諒我。謝謝！

建築師訪談

建築師最珍貴的品質應該是說真話

南方都市報：今年您已經是94歲高齡，非常感謝您能夠出席今天的頒獎禮。您從事建築專業工作，已經70多年了，最初您是怎麼想到要去學建築學的呢？馮紀忠：以前，我們國家太落後了，看著真的是心酸。我當時就想啊，學建築就可以蓋房子，就可以讓更多人住上好房子，有了好房子，城市就可以更美好，所以我就去學建築了。在我出國以前，我曾經看過上海的“大光明”，這個建築和地形結合得非常好，裡面的空間組織得也非常好，對我的觸動非常大，也堅定了我學習建築的決心。我當時學的課程里，不光規劃課會講到規劃，連設計課程里也有規劃。所以，規劃和建築是不能分開的，這個我在那時候就知道了。當時，舊的古典主義那種講法，建築是建築，規劃是規劃，我覺得這個是有問題的。

南方都市報：在您學規劃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想到國內很需要這個東西？

馮紀忠：我們當時和歐洲不一樣。歐洲的很多城市，道路是不成問題的，雖然有的道路質量不大好，但還是能使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也有很多地方被破壞了，戰後英國有了大倫敦規劃，後來波蘭有了華沙規劃。這是現代規劃的具體的開始。

我回國后，對中國當時的規劃非常不滿意。我們沒有一個城市是經過系統的規劃的，這一塊國內完全要從頭開始。而中國當時的建築界，在規劃的思想上是沒有根基的，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麼要規劃，大家還是覺得，建築只是一個單體的建築，而不是一個整體的東西。

回國后，我先後在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及上海都市規劃委員會參與首都規劃和上海規劃。我在上海教書時，發現學校裡面沒有規劃專業，但我覺得中國很需要規劃專業人才。所以，1950年的時候，我和金經昌就建立了市政規劃專業，就是城市規劃專業的發端。在此基礎上我們又一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城市規劃專業”，1955年，第一屆畢業生就畢業了。

其實在解放前，我已經在同濟大學講規劃課程了，當時學校還沒有建築系，有的是土木系，其中有一塊講建築，我就把規劃的問題給加了進去。

南方都市報：後來您正式創立了規劃專業。

馮紀忠：1955年，帶第一屆畢業生到蘭州做一個規劃，回來以後，帶了鄒德慈、李錫然做了“上海市肇家濱路成街規劃設計”。1956年，我任建築系主任，當時我就在北京的一個高校的會上，提出要成立城市規劃專業。這在當時是比較孤立的。當時反對的人很多，而且會上很難形成討論。大家都認為，建築就是建築，規劃不懂，問題也不是很大。所以當時就是不討論，經過我一再堅持，教育部的人終於鬆口，答應同濟可以試一下。那時候試也只是我們一個學校在試，別的都不管，甚至是好多年以後別的學校才設立這樣的專業。

當時全世界，有規劃專業的大學大約4-5家吧，我們是其中一個。後來歐洲有一些大學的規劃專業取消了，因為他們的城市已經建設得差不多了，而中國不一樣，我們中國太大了，我們的城市太多了，我們太需要規劃了。在我看來，規劃在中國會越來越需要。

另外，在1958年，我們創立了城市綠化專門化方向，這是景觀園林專業的發端。中國的景觀園林規劃，之前也是沒有基礎的，開這個專業的時候，很多人都覺得很滑稽，現在這個專業已經是很熱門了。

南方都市報：您對中國最傑出的貢獻，除了創立規劃專業之外，還創立了新的建築教育理論———空間原理，並將這一原理進行了實踐。

馮紀忠：當時大學里教建築，都是一個類型一個類型地教的。比如教醫院建議，就講醫院應該怎麼做，而不會教別的。當時我就在想，難道沒有什麼東西能將建築串起來嗎？難道不同類型的建築之間就沒有共性嗎？1959年的時候，我有一段時間事情不多，一有時間我腦筋就停不下來了。我在思考之後，提出了“空間原理”。我認為，空間是建築設計的核心，做建築的時候抓住這一核心，就會好很多。因為建築是由多個空間組成的，而空間之間是有聯繫的。

當時我是想通了，但考慮通了未必就能執行，所以我想試一試。我從學生一年級的時候，就開始以“空間原理”的辦法來講建築。這在當時得罪了很多人，最後還被批判。事實證明，這種辦法是有效的。直到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這種思想才陸續被接受。

南方都市報：想了解您的建築思想，不管怎麼樣都繞不開您晚年的作品“方塔園”，我們來談一下方塔園吧。

馮紀忠：方塔園的核心思想就是“與古為新”。“為”是“成為”，而不是“為了”，為了新是不對的。它是很自然的。其實意思也就是說，今的東西，可以和古的東西一起成為新的，這麼一個意思就對了。

方塔園所在的松江當時沒怎麼開發，這塊地主向要朝北，而且地形很亂，好在比較空曠。我給這塊地方做規劃的時候，就在想，怎麼樣才能儘可能保存這塊地方的原貌，就考慮地形怎麼整理。在這個園子里，塔是核心，塔要托著，因為托著的東西，才顯得珍貴。

方塔園的路沒走中軸，因為中軸線上有一些很老的銀杏樹，我想把它們保留下來。所以，我在塔的周邊開了路，這樣不會破壞到樹，而且從這樣的路線來看塔，塔會有動的感覺。這樣，走路時候看塔，塔是會動的，因為塔是方的，你正著看的時候是1：1，但斜著看對角線，比例就不是這樣的。當然，這是需要留心的，不留心是看不出這樣的變化的，這就是“靜中寓動”。

此外，我把園子分為3個空間，草皮空間、水面空間和廣場。這3個空間是一體的，互相之間是有聯繫的。雖然塔及周邊的空間，和別的空間之間有牆體，但也只是隔一下，並沒有切斷。空間是自由流動的。此外，塔是秀麗的，這樣的味道還是要保留的。為了不破壞這樣的秀麗，又為了能擋住一角比較難看的公房，我們堆了一些土，在土堆到一半的時候，做塹道，做好了以後呢，再把另一半堆上，然後再在上面種上樹，這樣很自然，也很節省。

後來，我還給方塔園做過一個博物館方案，但是這個方案被否決了，否決的理由是，我做的這個方案沒有民族形式。我想，民族形式不應該是這樣理解的，是不是民族的，不能只看形式，而要看有沒有民族的味道。世界是開放的，我們不能只看到自己的這點“形式”上的東西。

南方都市報：我們再來看看當下。您認為建築師最重要的品質是什麼呢？您怎麼看當下的中國建築現實呢？

馮紀忠：建築師最珍貴的品質應該是要說真話。當然這很難，現在能守住本分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此外，建築師應該關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要關心“公民的需要”。

中國的建築現實，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吧。現在每個城市都有很大的廣場，很大的辦公樓。不少廣場很少有人使用，這是很大的浪費。這樣的設計就不是公民建築，因為沒有考慮到普通老百姓的使用。我們應該進行批評。

現在舊城改造很多地方都在做。舊城改造應該怎麼改？我想原來的居民應該儘可能保留，舊城改造是要改善他們的生存條件，改變他們的居住狀況，改變他們的環境，而不是把人全部趕走，直接剷平，完全重新來過。這樣會破壞城市的文脈。等有一天，大家意識到這樣做不對的時候，你想恢復就很困難了。即使是按照原來的樣子恢復了，也只是假古董。

一個機構保持自身文化記憶的方式有許多種，編輯有代表性人物的文字作品，其形式或是文本的重編，或是歷史性的回顧，或是對未來的展望，而其內涵則更在於基思想的影響。然而，直正值得後輩們普遍認同，並永久記憶的人物並不多，尤其是從跨時代的角度來看，之所以如此，每個進入文化機構的永久記憶的標準歷來總是十分苛嚴，況且近五十年來，中國的任何一個文化機構都經歷了非同尋常的經歷與變故，以這樣一個標準來要求，非等閑之輩所能致達。可是，無論這個標準怎樣，都不會使我們在整理或閱讀馮紀忠先生的文字和作品時，懷疑其理由的充分性；他不僅是一位真正富於創造智慧的教育家與建築家，在中國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現代化的特殊的歷史進程中，更是以其哲學和思想塑造了一個強大的建築文化的教學與傳播機構——同濟大學建築城規學院，培養並影響了一批批規劃師和建築師，使他們成為中國建築界的棟樑。

對一個像同濟大學建築城規學院這樣的文化機構而言，這段歷程之所以具有永久記憶的價值，主要是馮紀忠先生在同濟建築學科的演進與轉變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他有為敏稅地為這個文化機構開拓有價值的新視野，無論是教學方法、研究領域，設計理念上的，還是不額頭方向上的。值得一提的是：伴隨著這項艱巨的拓展工作的並不總是鮮花與喝彩，更多的卻是對待異類般的懷疑冷漠，有時甚至是敵視和冷酷的批判。

儘管在其建築思想早期成形過程中，直接受到歐洲現代建築運動的影響，出於建築教學的目的，他對於空間的研究是在於一個理性的、邏輯性的、系統化的探索過程。而在其後漫長的建築創作，特別是在建築教育中，他都以其個性和實踐協同，發展和豐富了現代主義的建築思想。尤其是他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不同地區和不同性質的建築創作中，始終貫穿著一種創新意識，所以將他稱之一位具有強烈新精神的建築師是不為過的。

作為中國現代城市規劃教育的一位開拓者，他強調建築與城市規劃對於人類生活基本面上不可分離性又極為注重學科上的差異及其對建築教育提出的特殊要求。他著眼於城市規劃在不同歷史時期帶有的根本方向性問題，例如城市住宅問題，舊城改造問題，他認為只有明確一個時代人類面臨的處境，才可能根據具體情況做出正確的決策。

晚年，他對於風景園林的研究與創作活動情有獨鍾。從幾處現代園林設計，尤其是松江方塔園設計漫長而又曲折的過程，讓人深深的感覺到他在這個領域確實是一位勇敢的先行者，是在十分艱苦的道路上進行開拓。

他是一位高屋建瓴，融會貫通，目光遠大的學者，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學術高峰，卻長期處於主流學術體制和學術史的邊緣，這是他的不幸，也是時代的不幸。

《建築人生——馮紀忠訪談錄》是馮紀忠先生接受學生們的數次訪問，以自己人生不同時期的軌跡為線索而展開的忠實紀錄。馮紀忠先生本人和參與這件工作的其他人員並不期待這個談話錄成為某種理論或信仰的註解，而只是將一個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語歷程整理出來，作為年輕一代了解歷史的線索。

全書分為早年求學、遊學時期、回國創業、遭遇“文革”、開放歲月、中國現代精神和附錄幾個部分，並首次發表了一批珍貴的歷史照片。

一、早年求學

祖父母　父母　叔叔　手足　童年　基礎教育　在聖約翰高中　戲劇興趣

二、遊學時期

出國　在德國　在維也納　印象　回國心切

三、回國創業

在南京　上海都市規劃　結婚　創辦事務所　中國第一個大跨薄殼　和平樓設計　東湖客舍 同濟醫院　南京水利學院工程館及華東師大化學館

四、執教同濟

中心大樓事件　聲學實驗室　擔任系主任　創辦城市規劃專業　花瓶式教學　華沙英雄紀念碑競賽　交流　人民大會堂方案　反薄殼　莫斯科西南區規劃　建築空間組合原理　現代主義思想　關於花港觀魚

五、遭遇“文革”

“設計革命化”挨整　幹校　國賓館設計　北京圖書館方案　林風眠

六、開放歲月

七、中國現代精神

附錄

北有梁思成，南有馮紀忠。中國建築界，北方有以古典學派著稱的梁思成，而南方的馮紀忠則為中國引入了現代建築理念。馮紀忠是我國第一位美國建築師協會榮譽院士，馮紀忠倡導“活”的城市規劃理念，即城市不能把古建築當成博物館保留，而是應該和人的生活有機結合起來。上海松江方塔園則是他實施其建築理論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