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堂子衚衕

明代，稱“堂子衚衕”（舊時蘇滬方言稱妓院為“堂子”）；清代因與“金魚衚衕”北面的“堂子衚衕”重名，遂將此“堂子衚衕”改稱“東堂子衚衕”，彼“堂子衚衕”改稱“西堂子衚衕”；“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二條”，后復稱“東堂子衚衕”

據清宮檔案記載，清廷視總理衙門為軍國要地。為了保證國家機密不被泄露，籌建總理衙門時，曾一度在紫禁城內選址。由於考慮到署內的外事往來頻繁，讓外國人出入於宮禁之地，顯然不合體統，后決定選址在離皇宮不遠的東堂子衚衕，由皇帝身邊派出軍機章京到總理衙門兼職，往返於宮內軍機處與城東東堂子之間，定期將機密文件轉送宮中。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外交事務的專門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北京東堂子衚衕的一個鐵錢局舊址內宣告成立

近代以前，閉關自守的清政府從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涉外活動主要限於接待貢使和商貿往來，分別由中央的禮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撫大員等兼管。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清政府被迫允許外國公使常駐北京，並進行一系列的商約談判，中外交涉事件日見紛繁。為了專一其事，協調與各國的關係，清廷辦理戰後“撫夷局”的恭親王等上書，提議創設一個專辦“夷務”的外事機構，名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請“另給公所，以便辦公”。

正在熱河避暑山莊避難的咸豐皇帝將該奏摺批交議政王大臣討論，並於1861年1月20日密諭批准。咸豐帝在關於設立總理衙門的諭旨中，指派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衙門事務，由禮部頒給欽命關防，並通令選拔西語人才入署當差，獎勵八旗子弟學習外語。1861年3月11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外交事務的專門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北京東堂子衚衕的一個鐵錢局舊址內宣告成立。

總理衙門從籌備人到正式辦公僅用了50天時間，在內憂外患國用拮据的條件下，這個昭示中外的國家機構，其門庭已遠不及以往各衙署那樣鋪張奢華，整個籌建過程體現了簡樸與高效。

除將大門酌加修改，其餘則因陋就簡稍做整理，較各衙門舊例大為裁減

恭親王在向皇帝報告工作進展情況的奏摺中寫到，東堂子衚衕舊有鐵錢局公所，分設大堂、司堂等，其大門是舊式住宅結構，如不改成衙門形式，外國人往來會晤，形象不夠壯觀，且有失尊嚴。除將大門酌加修改，其餘則因陋就簡稍做整理，較各衙門舊例大為裁減。據記載，衙署全部職員80餘人，每月的辦公經費僅有300兩白銀，院內門窗全是自己動手糊飾，這裡的辦事效率超過當時輔佐皇帝的中樞機構軍機處。

在籌議機構職能時，恭親王等主張

地方要務可一面奏報皇帝，一面報告總理衙門，咸豐帝則最後決定，各省外交機密仍先報告軍機處，然後錄送總理衙門，從而保證了軍機處的絕對地位。這是咸豐借口舊制，有意限制總理衙門許可權，不讓其與各省直接發生聯繫，以防侵越皇權的策略。

總理衙門因外國人入侵而設，其建立之初，實際是一個應付時局的臨時機構，朝野內外無不確信國家富強即會裁撤，甚至認為“一日衙門尚存，即一日國光不復”，顯然當時的國人並不懂得什麼是外交。實際上，隨著中外交涉事件的增多，總理衙門作為當時惟一的對外機構，除辦理外交與通商事務外，職權範圍很快擴展到鐵路、礦產、郵電、海防、關稅、製造、傳教、學校等各項新興領域，變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洋務衙門”，其在清政府中的作用越發舉足輕重。

就在東堂子衚衕的旁邊，有一條名為外交部街的衚衕，它曾是新中國外交部的所在地

1862年，專門傳授外國文化和科學的同文館在京師正式開辦。這是我國最早的外國語學校，直接隸屬於總理衙門，后併入京師大學堂，在北河沿一帶買房建舍。1875年8月28日，總理衙門派出清政府第一個駐外使臣———駐英公使郭嵩燾，由此，郭氏成為中國駐外使領第一人。其後所派駐使逐年增加，直至清末達到15個國家、10個使臣。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明諭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名列中央六部之首，管理大臣皆享有豐厚的俸祿。作為清末政治變革的重要標誌，外務部的地位比起當年的總理衙門更加顯赫一時，大量的洋務實業活動繼續從這裡發起。

1906年，外務部設立儲才館，這是培養外交人才的專門學校。1909年，外務部游美學務處籌建的游美肄業館，即是清華大學的前身。人們可以看到，就在東堂子衚衕的旁邊，有一條名為外交部街的衚衕，它曾是新中國外交部的所在地。兩條看似平常的街巷，一邊是民族磨難的歷史，一邊則是國之富強的起點。

東堂子衚衕曾經是北京保存最為完好的衚衕之一，但是隨著近年來的房地產開發浪潮，東堂子衚衕遭到了比較嚴重的破壞，為了發展王府井一帶的商業，北京市政府早在1998年就將東堂子衚衕、紅星衚衕一帶列為重點招商引資項目。2000年這一帶的“危改帶市政”工程正式開工，2004年末開始由香港富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斥資近60億人民幣的金寶街工程上馬，南起東堂子衚衕北至乾麵衚衕的廣大地區被列為開發對象，除了蔡元培故居等少數登記在冊的文物保護單位外，大量保存完好具有悠久歷史的四合院將被拆除，在不久的將來，東堂子衚衕就將成為歷史名詞而從北京市的地圖上消失。

它東起朝陽門內南小街，西至東單北大街，與南側的外交部街和北側的紅星衚衕（原名無量大人衚衕）平行。

名人故居

東堂子衚衕與中國近代史有著密切的聯繫，在這條衚衕中不僅坐落著清朝末葉專司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蔡元培、沈從文、吳階平、林巧稚、丁西林等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文化科技發展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歷史文化名人的故居。

東堂子衚衕75號，舊時的門牌是東堂子衚衕33號，在衚衕西段北側，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進院落，建築面積為368平方米。現在的街門是利用一間倒座南房后辟的，無規矩可言。一進院有倒座南房5間；二進院有南房4間，北房3間，東、西兩側各有耳房1間，有東、西廂房各3間；三進院有帶前廊的北房3間。院內房屋均為起脊合瓦房。蔡元培從1917年到1920年租住於此，當年，一進院的倒座南房是客廳。1985年10月，東城區人民政府將其作為“蔡元培故居”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中進士，入翰林院任編修，曾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1902年，與蔣觀雲等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1904年，與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被舉為會長；次年參加同盟會，為上海分會會長。1907年，赴德國留學。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5年，在法國與李石曾、吳玉章等倡辦留法勤工儉學會。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五四運動爆發后被迫辭職。1927年，任國民黨大學院院長，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后，主張抗日，與宋慶齡、魯迅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有《蔡元培全集》存世。

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后，周恩來敬獻了輓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縱觀蔡元培的一生，先生是民主革命家，是社會活動家，更以職業教育家聞名於世。說到蔡元培，人們習慣稱其為“北京大學校長”，北大也以有“蔡校長”而自豪。其實，蔡元培並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先後有嚴復、章士釗（由馬良代理）、胡仁源四任校長；而且，他擔任校長的時間也不很長，只有兩年多的時間。但他的教育思想與教育改革的影響卻非常大，說到北京大學校長，人們自然想到蔡元培，大有“除卻巫山不是雲”的韻味。

顧頡剛在《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一文中回憶：“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

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長期間，在北大組織了“進德會”，認為“私德不修，禍及社會”，意在以改變士風以影響社會風氣。蔡元培指出，入會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繩己；二，可以律人，三，可以止謗。他感慨於“北大之被謗久矣，而止謗莫加自修。”

進德會會員分三種：

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

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

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

蔡元培先生自認“乙種會員”，持“五戒”，一生不置產業，沒有艷聞。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為能。”先生堪稱“士”之楷模。馮友蘭認為，蔡先生的人格感召力甚至比“兼容並包”的教育思想還偉大。

蔡元培先生的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提倡學術民主，‘主張不論什麼學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應允許其存在；不同主張的教員，無分新舊，應允許其自由講學，讓學生自由進行鑒別和選擇。認為教學內容要“古今中外”，甚至增加了戲曲、小說等課程，在教師的選擇上更是不拘一格，惟才是舉。顧頡剛回憶：“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請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從當時北大教授的年齡結構看，既有年過花甲的辜鴻銘，又有年僅二十四歲的梁漱溟。而且，梁漱溟既無大學學歷，又是投考北大的落榜生。但是，蔡元培見到梁漱溟在《東方雜誌》發表的《窮元次疑論》，毅然請梁漱溟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

自蔡元培任北大校長開始，北大就對學生採取“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管理方式。蔡元培先生要求“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還批准要求入學的女生王蘭為北大旁聽生，開放女禁。一時，轟動了北大，轟動了北京。

一位當了幾十年中學校長的先生對我說：“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對解放思想、促進學術發展確實很有意義，但我在實際中始終沒能做到。”

對於教育，我是外行；對於這位先生的感慨，自然更不敢置喙。恰巧手頭有一篇王石川的文章——《我們為何要緬懷蔡元培》。文曰：

“我們緬懷蔡先生，其實是為了一澆胸中之塊壘。四年前，北大改革轟轟烈烈，但最終無疾而終，不了了之。北大哲學系教授韓水法在《世上已無蔡元培》中感嘆：無論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尋而覓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簡單地想以蔡元培為論事的，都面對著一個不乏諷刺意味的事實：時至今日，就中國大學（內地範圍）的改革和發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無蔡元培！”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坐落於東堂子衚衕49號，原為清大學士賽尚阿的宅邸，1861年改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裡記錄了19世紀末葉日薄西山的中央帝國與歐美各列強進行外交周旋的全部過程。總理衙門的東半部為中國最早的外語教學機構京師同文館（今北京大學外語學院前身），西半部為各部院大臣與各國使節進行外交活動的場所。1901年清政府實施憲政改革，改總理衙門為外交部。這也是東堂子衚衕南側外交部街得名的原因。蔡元培故居位於東堂子衚衕西口的75號和77號，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現實1917年自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任內北上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后租住的房屋，該院落分東西兩院，前後三進，是保存比較完好形制比較規整的大型四合院，這所院落陪伴蔡元培先生目睹了五四運動的全過程，是中國近代史的見證物，2000年為道路拓寬工程曾經就這所院落的存廢發生巨大爭議，后經過文化人士的積極奔走蔡元培故居得以原地保護，逃過了被拆除的命運。目前蔡元培故居是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但被用作保安宿舍，保護情況堪憂。著名作家沈從文先生自1953年起至1980年一直居住在東堂子衚衕51號的歷史博物館宿舍中。

衚衕內有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築遺存，現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天咫偶聞》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東堂子衚衕，故大學士賽尚阿弟也。”院內原有一聯：有水有山有竹，宜風宜雨宜晴。賽尚阿，字鶴汀，正藍旗蒙古人，阿魯特氏，是當代國學大師啟功的外高祖父。賽尚阿在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中舉人，曾任內閣學士、理藩院尚書，又被授予過頭等侍衛，最後官至步軍統領、協辦大學士。咸豐元年（1851年），因在與太平軍作戰中連連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沒。咸豐四年，賽尚阿的宅第被改為鐵錢局公社；咸豐十一年，鐵錢局公社改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順天府志》載：“此次總理衙門義取簡易……擬僅將大門酌加修改，其餘則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衚衕，是北京的一大特色。當一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在衚衕的廢墟上拔地而起的時候，人們在擔心：衚衕是否會消逝？大概正因為如此，有人又揀起了一個似乎陳舊的話題：衚衕是怎麼成為街巷的名字的？這個詞是怎麼造出來的？因為提出了新觀點，所以今天再把舊話重說說。

一、“衚衕”最初不是漢語

衚衕一詞最初見諸元雜曲。關漢卿《單刀會》中，有“殺出一條血衚衕來”之語。元雜劇《沙門島張生煮海》中，張羽問梅香：“你家住哪裡？”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衚衕。”磚塔衚衕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變。元人熊夢祥所著《析津志》中說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處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雜記》中進一步說：衚衕本元人語。既是元人語，那就不能是漢語。元代將人劃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所謂漢人，指北方的漢人、女真人、契丹人、高麗人。這四種人並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語言。那麼“元人語”也肯定不是“南人語”，至於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語”只能是蒙古語。

二、衚衕與井關係密切

有的學者認為，衚衕是從“忽洞格”———井轉變過來的。筆者贊同這個觀點。因為從大都的實際看，衚衕與井的關係更密切一些。先從衚衕的形成看。元大都是從一片荒野上建設起來的。它的中軸線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宮也是傍“海”而建的。那麼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區，在設計和規劃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或者先出井的位置再規劃院落的布局。無論哪種情況，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條衚衕都有井，這是毋庸置疑的。

再從衚衕的名字上看。北京衚衕名字的成因，不外乎這麼幾個：以寺廟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機構命名的，以工地工場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場命名的等等。但是，為數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兒衚衕”就曾經有過十個；加上大井、小井、東西南北前後井、乾井、濕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個。這說明，衚衕與井是密切相關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於音譯

北京有些衚衕的名字令人奇怪，因為用漢語無法解釋。但是，如果把這些衚衕的名字改成蒙古語，就不好解釋了。試舉幾例：屎殼郎衚衕，這名字多難聽、多醜陋！當初此地的居民為什麼要起這麼個名字？其實這個名字譯成蒙古語是“甜水井”！朝內有個“墨河衚衕”，蒙古語的意思是“有味兒的井”，大概是被污染過吧。此外，如鼓哨衚衕（或寫做箍筲衚衕），苦水井；菊兒衚衕或局兒衚衕，雙井；碾兒衚衕或輦兒衚衕，細井；巴兒衚衕，小井；馬良衚衕或螞螂衚衕，專供牲畜飲水的井……北京還有不少“帽衚衕”。“帽衚衕”蒙古語是壞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這個壞井是屬於某家私有的。這不是牽強附會，白帽衚衕旁邊，曾有個“白帽回衚衕”，說明這裡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豬毛衚衕”附近曾有個“朱家衚衕”，說明這裡確實住過朱姓人家。楊茅衚衕附近就是楊梅竹斜街。年代久遠，有些發音被念走了樣，這也不足為怪：漢語地名念走了樣的難道就少么？不過有些蒙古語的地名難以考證是不是真的。

衚衕是井的音譯，這一點應該沒有什麼疑問了。但有幾點還必須強調一下，衚衕和井，在元大都時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絡市也可以叫沙絡衚衕，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漢語里本來就有“市井”一詞，“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時代，衚衕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鐘樓：“樓有八隅四井之號，蓋東西南北街道最為寬廣”。意思很清楚，“井”等於大街。

舊北京的井窩子。在沒有自來水的時代，北京居民的飲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沒有私家專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