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達仁

明朝永樂年間，浙江省寧波府慈水鎮的樂良才，移居北京，以走方郎中為業，成為北京樂氏始祖。北京樂氏第四代樂顯揚(號尊育)，於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創立北京同仁堂，稱為北京同仁堂的奠基人。在此後的一百五、六十年間，北京同仁堂幾度興衰，至樂達仁祖父樂平泉(字清安，號印川)年輕時，樂家在北京同仁堂僅存鋪東之名，每日的收入只有鋪號款五吊錢，其他一切全都典給外姓人了。

樂平泉卧薪嘗膽，奮鬥了十二年，才於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全部贖回同仁堂。三十年後，在樂平泉的銳意經營下，北京同仁堂如日中天，盛極一時，馳譽海內外。

樂達仁出生於清光緒二年農曆11月29日(公元1877年1月13日)，此時爺爺尚在世，同仁堂正處於鼎盛時期。樂平泉生有四子，這就是樂氏第十一代的樂孟繁、樂仲繁、樂叔繁、樂季繁。四子各有子孫，後人稱老大樂孟繁一家為大房，老二樂仲繁一家為二房，老三樂叔繁一家為三房，老四樂季繁一家為四房。

樂達仁是四房樂季繁的長子，在樂氏第十二代子孫中，樂達仁排行第七。樂達仁有三個弟弟，大弟曰達義，二弟曰達明，三弟曰達德。清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樂平泉去世，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苦心支撐家事鋪事二十七年的老祖母許氏也去世了。從這時開始，北京同仁堂由四大房共管，規定各房子孫可以打著樂家老輔的旗號，另取同仁堂以外的鋪號，經營中藥業。於是，大房開設了五個樂仁堂，四個宏仁堂。二房開設了三個永仁堂，一個懷仁堂，三個沛仁堂。三房開設了兩個繼仁堂，三個宏濟堂，一個樂舜記。四房只設一個堂號——達仁堂，在全國有十八個分號，而且不像其他房那樣，把某葯號當作本房某人個人財產，而是把達仁堂當作第四房哥兄弟四人的共同財產。

老祖母許氏去世以後，四大房在經濟和管理上不斷鬧出矛盾，所謂“共管”，實際形同虛設。二房以同仁堂名義買進吉林參，賣的錢歸入私房，引起諸房不滿。三房從同仁堂公帳中提出九萬元，存入本房私帳，事情敗露以後，被諸房群起而攻。大房於1928年用同仁堂的資金和藥材，在南京開辦了一個同仁堂，因違反族規，代表大房行使管理權的樂佑申被其他三房趕下台。各房為提防他人損公肥私，竟讓任北京警察廳督察長的樂達仁之弟樂達義，派警察來家看守葯庫，以防家賊。各大房在開設分號上，也是勾心鬥角。例如四房在天津估衣街開設達仁堂，大房就在馬路對面開設樂仁堂；四房在上海南京路開設達仁堂，大房就在馬路對面開設宏仁堂，於是四房在宏仁堂對面，再開設一店，因為不好再叫達仁堂，遂以路邊之樹，命名為樹仁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樂家老鋪在全國各地開辦的葯號，計有三十多個，樂氏家族各房逐漸把精力投入於本房葯號的經營管理上，北京同仁堂的經營管理，反倒相形見絀了。

這時候，北京同仁堂自己生產的品種並不太多，為維持同仁堂店堂經營的繁榮之相，只好從達仁堂、樂仁堂等葯號調來靈寶如意丹、平肝舒絡丹等成藥，算是在同仁堂寄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樂達仁之弟、四房的樂達義卸職在家，出任同仁堂的管理工作，建立真正由四大房共同管理的嚴密制度。例如，犀角、牛黃等細料藥材，在內宅設庫存放，庫門上五把鎖，四大房各有一把鎖，帳房大頭(即第一負責人)有一把鎖，只有同時打開五把鎖，細料才能出庫。另外，所有銀錢帳目出入，不蓋齊四大房的四個圖章，則不算數。

正當樂達義雄心勃勃的準備振興同仁堂的時候，“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政局不穩，人心慌慌，北京市面開始蕭條，數年之後日寇入侵，民國時期金融崩潰，樂達義壯志未酬，於1947年去世，終年七十一歲。接替樂達義管理北京同仁堂的，是樂達義之子、天津達仁堂副經理樂松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樂松生，在回憶同仁堂和樂家老鋪各葯號的往事時，曾經這樣說：“記得1948年年終時，我們發給職工每人兩塊銀元，才勉強渡過了難關。解放前夕，同仁堂已到了外強中乾的地步了……樂達仁精明能幹，又在國外留學時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因此，達仁堂在經營方式上，要比古老的同仁堂進步得多……老四房的營業最為發達，大房的樂仁堂、二房的沛仁堂、三房的繼仁堂，都無法與四房的達仁堂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