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

1979年－1983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本科學習期滿，獲文學士學位。

1987年公派赴美國密執安大學社會調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銀行進修，獲抽樣調查專業結業證書。

1991年，自費公派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併到康奈爾大學和南加州大學講學交流，其間參加密執安大學夏季學院量化分析培訓，獲ICPSR（國際社科聯）頒發的統計分析專業結業證書。

1995年－1999年，在中國農業大學研究生院和經管學院在職攻讀碩士、博士學位；

1996年7月-1997年2月通過碩士研究生必修課考試和教委外語統考後轉修博士課程，1998年7月修滿學分通過各科考試獲得博士論文答辯資格。

1968年插隊起，有11年工農兵生活經歷，大學畢業後有11年農村試驗區基層調研經驗。

2004年被校內聘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

2007年當選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

2008年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聘任為第六屆學科評議組農林經濟管理組成員。

2012年支援西部高校建設兼任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執行院長。

2013年列入福建省百人計劃兼任福建農林大學海峽鄉建學院執行院長。此外還受聘為兩個大型涉農企業獨立董事。

1983年畢業分配到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研究室。

1985年末調入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從事農村調查研究工作。

1987年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正式組建后調入，1988年任監測處副處長，1993年任調研處長，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1998年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科研處長，學術委員會委員。

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

2012年12月8日，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正式揭牌成立。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由西南大學校長張衛國擔任院長，著名經濟學家、“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教授擔任執行院長，盧作孚、梁漱溟、晏陽初三位中國鄉建運動先驅的後人盧國紀、梁培寬、晏鴻國擔任名譽院長。

2020年12月21日，位居2020中國品牌人物500強榜單第166名。

研究領域

國際方面——發展中國家比較發展研究；

國內方面——國情與增長、制度變遷、鄉村治理與鄉村建設，及農村財政金融稅費體制改革等。

承擔了多個國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的重大、重點、一般、應急課題，以及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重大重點科研項目；

是國家985計劃“中國農村發展試驗創新基地（I類）”首席專家、北京市重點“農村發展管理交叉學科建設”項目首席專家。

2005年被校外聘為國家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環保部戰略環評專家，農業部、國家林業總局、衛生部等部委研究中心特聘專家。

20年來，先後在多個中央和國家機關從事政策研究；為多個國際組織提供研究和諮詢，並在30多個國家和地區考察、交流。曾任《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誌社社長兼總編。

農民是第一位的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研究“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

他獨到的視角、新穎的見解、深刻的思想以及充盈在字裡行間的憂國憂民之情，讓不少中國人牢牢記住了一個叫“溫鐵軍”的經濟學家。

孫中山和毛澤東都說過：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

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中，溫鐵軍都是一個低調的人。但談到“三農”問題時，這個低調的知識分子卻言辭犀利，不斷為農民的處境大聲疾呼。

溫鐵軍強調“三農”問題不是“農業、農村、農民”，而是應該將順序調換過來，即“農民、農村、農業”問題。“農民在‘三農’問題中是第一位的”，農業問題只是派生的。他說:“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獨創。‘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是20世紀中國兩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和毛澤東都說過的，是他們最先發現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中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眾所周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我今天這樣講的時候，只不過增加了一點解釋:20世紀的農民問題是土地問題，21世紀的農民問題主要是就業問題。這是我個人在基層調查研究、向農民學習的體會。”

溫鐵軍可能最早在1985年左右提出“三農”問題的研究思路。迄今，“三農”問題已經寫入了黨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足以說明其影響力和洞察力。採訪中，他不斷地變換著手勢，分析道:“按照國家統計公布的數據，現在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是5個億。在這個正式公布的勞動年齡人口基礎之上，恐怕還得加個30%——因為還有半勞動力，這麼算下來，農村的勞動力就有6個多億。我們的農業按照現在的生產力條件大概需要1.5億的勞動力，也就是說，還有將近5個億的剩餘勞動力。這怎麼不是就業問題呢？”溫鐵軍認為，無論上什麼項目，只要能夠帶動就業，那就是好的項目。另外，應該為農民安排必要的保障。

功夫在農外

“中國其實沒有純粹意義上的農業的經濟科學，沒有單純的農業問題，農業經濟科學的一般理論解決不了中國現在的複雜的‘三農’問題。”溫鐵軍認為，對我國的“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要是兩個：一是基本國情矛盾即人地關係高度緊張；二是體制矛盾即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溫鐵軍強調指出：從根本上講，人地關係高度緊張是我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由於人地關係高度緊張，耕地承擔的對農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大於耕地的生產功能。

在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個內在的基本矛盾制約下，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很大程度上要靠農村外部條件的改善，要讓農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發展的新空間。溫鐵軍說:“1978年的時候，小城鎮的總量才2000多個，現在已經超過2萬個。它的發展速度非常之快，這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以前我們分割兩元機構的社會，進大城市非常之難，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旦大包干實現以後，首先就要解放農村勞動力。農村勞動力要就業，發展鄉鎮企業要形成規模，便都落腳到了小城鎮。小康城鎮在小城鎮的實現，相對來講，它就既能夠使農民群眾基本上享受到小康社會應該享受到的現代生活，又同時使它維持了自己傳統鄉土社會的這些基本的文化特徵。”溫鐵軍直言，破解“三農”難題，功夫在農外。

“我們中國不是一個農業大國，我們是個農民大國。”經歷改革開放30年的飛速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今天已成為現實。然而，作為一個整體的農民，這個特殊群體仍然相對貧困。解決“三農”問題既要在“三農”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農”之內找出路。溫鐵軍坦陳：有些問題，如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等，則需要“農內”與“農外”功夫雙管齊下方能奏效。

“我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出身的小知識分子，至少，我懂得了農民，懂得了士兵、工人。”

尊重農民的情感

初中沒有畢業，溫鐵軍就趕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的時候，溫鐵軍才十六七歲，被安排到山西汾陽插隊。有一次，他帶隊進山搞副業，“想給大家搞點活錢，因為窮嘛。結果人還沒有出發，那邊的批鬥會已經準備好了，批鬥我走資本主義道路。批鬥會正在進行的時候，當地的大隊幹部覺得那樣不合適，就把我給保了。從那以後我就完全跟當地的農民們在一起了”。

之後溫鐵軍又參軍，當工人，“我就這樣在社會的底層滾爬，滾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出身的小知識分子，至少，我懂得了農民，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農兵經歷形成了溫鐵軍從農村基層出發看問題的角度，和關注農民的感情。

1979年溫鐵軍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的是新聞，卻最終選擇了研究“三農”問題。也許是新聞專業的熏陶，溫鐵軍一向注重社會調查，注重“用事實說話”。畢業后不久，1985年他發起並組織了首批記者團，駕摩托車沿黃河考察8省40多個市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至今，溫鐵軍難忘自己的兩位恩師在學術上給自己的影響，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導師杜潤生；一位是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上世紀80年代，我在杜潤生老先生門下做農村調研。我私下有一個想法，不圖別的，就圖跟他學，圖給他當一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彙報什麼問題，你可以推門而進，不用通過什麼秘書彙報什麼的。但是，他所問的東西，第一個涉及到你這次調查有沒有到村到戶，迫使你想跟他談問題之前，一定要把基層弄清楚。他問你的問題會一個接一個地問，深入地問，問你調查情況。”溫鐵軍慶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導師，一生受之無盡。“其次，杜老先生能博採眾長，多方面的意見他都能聽。除聽老同志的意見外，還特別注重聽取年輕同志的意見，在各種政策討論的場合總是不忘給在基層調研回來的年輕人交流的機會。”

說到對“溫三農”這個綽號的觀點，溫鐵軍說:“其實，‘三農’是千千萬萬從事農村調研工作者的總結，不是我的獨創。說到我的農村情結，只不過是我們這代人與共和國一同成長，這代人責任感比較強，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情，只是認真地執行上級安排的任務。”說完，溫鐵軍感嘆自己“得之於認真，失之於認真”。這種複雜的心理，一般人或許難以理會，但身為局內人的溫鐵軍自有一番品味。

他坐在田間

2004年，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在一個頒獎典禮上說:“中國的農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覺得，9億農民就像希臘神廟裡的柱子，他們托起了大廈。農民很多，但是真正關注農民的人不是很多，替農民說話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溫鐵軍就是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溫鐵軍厚重中透出幾分“靦腆”，很誠摯地表白:“我只不過是做了一點調查而已。”

為文不說民瘼苦，再作詩書也枉然。這些年來，咬准“三農”問題的溫鐵軍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農村，細心地調查，認真地研究，然後把第一手材料寫成文章。我們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題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為什麼會令高層領導和國外學者這麼關注。他寫了《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認識誤區》、《當“三農”遭遇WTO》、《半個世紀農村制度的變遷》……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員”成果多多。這些論著有具體例證、有抽樣調查、有確鑿數據，因此具有振聾發聵的說服力。溫鐵軍把心貼向百姓，把腳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寫”出來。

隨和、親切，沒學者架子——這是周圍人對溫鐵軍的印象。儘管多年從事農村政策調研，為政府出謀劃策，部分觀點被決策層採納，影響到中國農業政策的走向，但作為一位比較典型的“政府經濟學家”，溫鐵軍不樂意說自己是中國高層的智囊人物，更願意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農村問題的普通調研員或實驗者”。他說:“形成正確決策的惟一途徑是，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聚思廣益，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數幾個人捏出來的。”在注重實際的調研中，他找到了一種做學問的好方法。不管是與高官腳踏紅地毯交談，還是和農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麼笑容可掬。多年的農村研究給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層試驗所得到的感性經驗，比書本上那些精確漂亮的理論模型更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他已經經歷了一個從教科書式的專家到奏摺式的策士、再到影響大眾躬身實踐從而最終也影響到決策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轉型。

是的，只有在基層沉下身子，才能獲得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深刻體悟。20多年田間地頭的行走，溫鐵軍對於中國農民的要義和處境有超乎尋常的理解。正是穿著大褲衩、騎著自行車，寂寞地穿行在鄉間小路上的多年農村調研經歷，給了他今天縱論“三農”問題深厚的底蘊和自信。他的大聲疾呼“沒有農民，誰能活在天地間”給人的醍醐灌頂般的警醒，他那發自肺腑的吶喊，喚起世人將視線重新投向其實一直張目可及的苦難，也令一度逡巡的決策者找到了果斷的落點。

如今，“三農”問題已成為顯學和傳媒眼中的寵兒。溫鐵軍反覆稱“三農”問題為中國的“世紀難題”，而更多的學者則稱之為“結”。對此，儘管有人視為危言聳聽，但是誰都不能否認，“三農”問題是中國近百年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三農”存在的問題確實已到了一個相對比較嚴重的、亟須解決的關口。

“三農”問題，中國經濟繞不開的坎。冬天快過去了，春天孕育著希望，溫鐵軍期待著，中國的農村改革再次迎來沉甸甸的豐收……

溫鐵軍認為，整個第三世界，本來就沒有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中孤立存在的農業問題。發展中國家首先考慮的是農民生計問題，其次才是農村可持續發展問題和農業穩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