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辭書社

對於新華辭書社，了解的人可能不多。這個新中國第一個國家級辭書編纂機構，真正存在的時間並不長。它於1950年8月1日正式成立，社長是魏建功先生；直屬於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局長由時任副署長的葉聖陶先生擔任。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社長為葉聖陶先生；新華辭書社轉隸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轉隸教育部；新華辭書社改稱人民教育出版社辭書編輯室。1954年11月21日，又轉隸文化部出版局，仍稱新華辭書社。1956年7月1日，新華辭書社併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新華辭書社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編寫《新華字典》，以“供小學教師、初中學生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幹部使用”。關於成立新華辭書社編寫字典的緣起，葉聖陶先生1952年7月16日的日記說得比較詳細。當時《新華字典》還沒有編就，但社會上又急需，“邇來學文化之風甚盛，農民經土改之後，要求識字，祁建華速成識字法推行，工廠與部隊紛紛傳習。識字之後，自需看書，看書乃要求字典。部隊中尤為急切，東北軍中謂但能指出某種小字典較為切用，彼處即需二十萬冊。”於是出版管理局從已出版的辭書中挑選出兩種請葉老審讀鑒定，葉老看后在日記中寫道：“然余觀此二冊，毛病頗多，或不能予讀者明顯之概念，或語焉不詳，雖不雲錯，亦未全對，或用語艱深，不易使讀者領會。總之，初學者得之，固以為得所依傍，實則未能解決問題，或僅在解決與不解決之間。市上小字典當在百種以上，大家抄來抄去，猜想皆此類耳。出版家喜出小字典，視為商品，未能多為讀者著想。我社有鑒於此，故成立辭書社。”

魏建功先生擔任新華辭書社社長和《新華字典》的主編，緣於其本人的毛遂自薦，更是眾望所歸。他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級教授，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古典文獻學樣樣精通，在語言學界極負聲望；他也很具領導才能。從20世紀20年代起，他與他的師友就有志於編纂一部新型字典，但因故未能實現。1948年底至1949年，他又約請語言學家金克木、周祖謨、張克強、吳曉鈴一起檢討中外著名辭書，就新型字典的體例和設想進行了詳細的討論和研究。討論的成果就是魏老1949年4月27日執筆寫就的《編輯字典計劃》。這個計劃提出了新型字典的十大特色：就實際語言現象編定；以音統形；以義排詞；以語分字；以用決義；廣收活語言；由音求字；由義選詞；適合大眾；精選附錄。它就是《新華字典》編纂體例的藍本。新中國成立，魏老被任命為新華辭書社社長，主編《新華字典》，他的字典計畫有了實現的平台，這令魏老興奮不已。當時已經年屆半百的他，一邊仍然堅持在北大授課，一邊抽出一半時間趕到社裡主持工作，編纂字典。由於時間緊，他還常常將稿子帶回家裡審改。至於報酬，一分錢也不要，完全是義務性的。

新華辭書社的成員，主要由社長魏建功物色。1953版的《新華字典》14人班子中，蕭家霖、孔凡均、李九魁、張克強、張廼芝、李伯純、劉慶隆、朱沖濤、王蘊明、游禹承10人均由魏先生延致，杜子勁、趙桂均由人教社調入，李文生由輔仁大學畢業分配來。能進入魏先生法眼的，自非等閑之輩。但編寫辭書不比寫學術論文，除了須講究科學、準確外，還須講究系統、平衡和簡明。要真正做到這些，殊為不易。初稿1951年夏完成，葉聖陶先生看后認為“辭書社所編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義一例，均用心思。唯不免偏於專家觀點，以供一般人應用，或嫌其繁瑣而不明快。深入淺出誠大非易事也。”此外還發現存在思想性不夠、科學性欠缺等問題。所以連葉老也感嘆：“編撰之事確亦至難，每改一次，以為無病，而他日重看，又見疵颣，欲求精審，談何容易。”於是，徵求專家、讀者意見，修訂；再徵求意見，再修訂。1953年夏字典終於殺青。魏老如釋重負：“總算脫了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來抄去。至於求其精純正確，無懈可擊，只得俟諸異日。”

《新華字典》是第一部完全用白話釋義、白話舉例的字典。它鞏固了旨在推廣漢民族共同語口語的國語運動和旨在提倡書面上用表達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白話文運動的成果，並以字典的形式使之得以確立、推廣和發揚光大。《新華字典》是我國第一部以辭彙規範和運用為旨歸的字典。可以說，《新華字典》是中國辭書史上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部字典。

《新華字典》1953年版（音序本）首印500萬冊，半年多即銷行將盡。應方言區讀者的要求，1954年下半年又出版部首本。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召開；12月，文化部、中國文改委發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1956年1月，國務院公布《漢字簡化方案》；2月，中國文改委發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為貫徹兩會精神和這些法規，新華辭書社於1955—1956年又以音序本為基礎進行了一次全面修訂。1956年7月1日，根據上級的安排，新華辭書社併入中國科學院語言所；此次修訂的《新華字典》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為1957年新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