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天成

呂天成(1580～1618)名文，字天成，一字勤之，號棘津，別號郁藍生，明餘姚縣城人，呂本曾孫。為諸生，兼工古文詞。與王驥德深相交好出身官宦世家，在家庭環境的陶冶下，對戲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師事沈璟，與王驥德過往密切，切磋砥礪，曲藝益加精進。祖母孫氏喜藏書，內多古今戲曲，因得飽覽。父呂允昌好戲曲小說，與戲曲家湯顯祖等交往。受家庭熏陶，幼即嗜曲。少年作小說《綉榻野史》 、《閑情別傳》 ，萬曆間刊行。及長為諸生，工古文詞。20歲許已有劇目上演。所作傳奇初尚綺麗，師事沈璟后風格為之一變，宮調字句平仄等守法甚嚴。著作甚多，戲曲論著《曲品》最負盛名，品評元末至當時傳奇散曲作家120人、作品230種，其中192種首次著錄，保存不少明代戲曲資料，另有雜劇8種，今存《齊東絕倒》 ，署名竹痴居士。呂天成對傳奇創作強調“事真”，但又“有意駕虛，不必與事實合”，人物情節允許藝術虛構，但需合乎情理。同時，對戲曲創作中的本色、當行等問題也發表了中肯的意見，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曲品》明刻本已佚，乾隆楊志鴻鈔本為今能見到的善本。199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曲品校注》最為完備。

呂天成不僅僅是劇作家、戲曲理論家，還收藏、校訂、刊刻了大量戲曲作品。喜好藏書是孫、呂兩家的傳統，孫家藏有金、元雜劇三百種，呂天成祖母亦貯存了大量劇本，呂天成很早就“欲建一庫藏”，“上自先輩才人之結撰，下逮腐老優之攢簇，悉搜共貯，作江海大觀”，因此，“每入市，見新傳奇，必挾之歸，笥漸滿”。大量的藏書為呂天成撰寫《曲品》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孫家亦藏有不少劇本，《曲律》卷四載今吾姚孫司馬家藏亦三百種，呂天成校訂過的戲曲作品有二十八種，其中有《荊釵記》、《拜月記》、《殺狗記》和《浣紗記》 、《還魂記》、《義俠記》等名作。呂天成還刊刻了沈璟的不少著作，《曲律》卷四載：“詞隱生平著述，悉授勤之，並為刻播，可謂尊信之極，不負相知耳”。可見，呂天成為戲曲作品的整理、保存和流播做了大量實際的工作，對戲曲文獻的積累和傳承是大有裨益的。

呂天成的戲曲創作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所著傳奇，始工綺麗，才藻燁然；后最服膺詞隱，改轍從之，稍流質易，然宮調、字句、平仄，兢兢毖，不少假”。呂天成從事創作之初，講究詞采，后認識到音律的重要，轉而謹守音律，追求平易的風格。促成這一變化的主要是沈璟，同時也有家庭的影響，天成的曾祖父、外舅祖和表伯父都精通音律，“其於詞曲，故有淵源”。由於他工於詞藻，又遵依音律，因而他的作品，尤其是後期之作“音律精嚴，才情秀爽”，為時人推重，連沈璟都自嘆不如。呂天成從戲曲音樂的不同、外在體制的長短、內在結構的繁簡三個方面昭示元代雜劇和明清傳奇的區別，可謂慧眼獨具。

呂天成有很高的文學藝術才能。王驥德在《曲律》中提到他“兼工古文詞”，不過，他的主要成就還在戲曲方 面。他是晚明劇壇的多產作家，作品數量至今尚難作精確的勘定。已知他寫過《煙鬟閣傳奇十種》，包括《神女記》、《金合記》、《戒珠記》、《神鏡記》、《三星記》、《雙閣記》、《四相記》、《四元記》、《二淫記》及《神劍記》，而前人戲曲論著中提到的還有《 雙棲記》、《李丹記》、《藍橋記》、《碎琴記》和《玉符記》等 5種，雜劇部分有《秀才送妾》、《勝山大會》、《夫人大》、《兒女債》、《耍風情》《纏夜帳》、《姻緣帳》與署名“竹痴居士”撰寫的《齊東絕倒》等 8種。上述傳奇戲曲與雜劇，除《齊東絕倒》見存沈泰《盛明雜劇》而外，余皆亡佚。《齊東絕倒》以《孟子》為主要材料來源，寫舜父瞽瞍殺人後躲入宮中，皋陶搜捕瞽瞍，而舜雖讓皋陶秉公執法，自己卻改易服飾，背著父親逃去海濱，並表示願意終老海濱，不再為帝。後來在繼母的勸說之下，孝順的舜才歸來繼續作君主。這個故事，充滿對古聖先賢的戲謔嘲弄，如堯對囚禁他的舜的諒解，如瞽瞍所言“若你不作帝，我也不敢殺人”，又如商均所言“我商均一生靠了爹爹”。作者借著對古聖先賢的戲謔嘲弄，表達了對社會問題的思考，表現了晚明人思維的活躍與敏銳，以及他們對傳統的反思與挑戰。呂天成又曾校訂《荊釵記》、《拜月記》、《殺狗記》和《浣紗記》、《還魂記》、《義俠記》等28種南戲與傳奇。他專品評自元末至當時的傳奇散曲，與王驥德的《曲律》並稱為“論曲的雙壁”。又好寫麗情褻語，世所傳《綉榻野史》 、《閑情別傳》小說，皆是他少年時所作，在萬曆時巳刊本流行。

呂天成的《曲品》是著名的曲學著作，它與王驥德的《曲律》並稱明代戲曲理論著作;。《曲品》初稿成於萬曆三 十年（1602），萬曆三十八年、四十一年曾兩次增削更定。最旱的萬曆間刻本業已失傳，傳世的抄本又每與高奕 《新傳奇品》及無名氏《古人傳奇總目》相混雜，至近人劉世珩重印時，始將《曲品》與后二書分開。 《曲品》的價值，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保存了豐富而珍貴的戲曲史料。這部著作，在體例上仿效鍾嶸的《詩品》、庾肩吾的《書品》和謝赫的《畫品》，分上、下兩卷，上卷品評元末至萬曆間南戲與傳奇的作者；下卷專論他認為“入格”的傳奇。凡嘉靖前的作家作品，都划入“神”、“妙”、“能”、“具”四類；而對隆慶以至萬曆間的作者與作品，則列入“上上”、“上中”至“下下”九品。共收戲曲作家95人、散曲作家25人、戲曲作品212種。作家部分，先記姓字里居，繼之以四六駢文的評議。作品名目，僅20種見於《永樂大典》、《南詞敘錄》等前人著述，其餘192種俱系首見，而且囊括了作者之前的明代全部重要作品，並以簡略的文字點明故事情節。因此，《曲品》為後人探索作家的歷史、創作意圖，及已佚傳奇的內容、風格、優缺點，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

第二，在品曲的標準方面，呂天成繼承了外舅祖孫的看法，即“第一要事佳，第二要關目好，第三要搬出來好，第四要按宮調、協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曉，第六要詞采，第七要善敷衍──淡處做得濃，閑處做得熱鬧，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勻妥，第九要脫套，第十要合世情、關風化。”與此同時，還提出了自己更具體的一些見解。首先，在敘寫的內容上，呂天成雖然也和沈璟一樣，主張“醒世”、“范俗”，但對迂腐的說教，並不讚賞。他批評邱濬《五倫全備記》“稍近腐”，指責沈齡《龍泉記》“是道學先生口氣”，僅列“具品”，其次，在藝術處理上，呂天成十分重視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與關目中展示的生活環境的高度統一，認為這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審美效果，感染和教育觀眾的重要關鍵。在結構安排上，呂天成力主緊湊，反對拖沓。力戒以“無緊要”的人物與情節喧賓奪主。

第三，對創作主張和風格流派不同的作家與作品，能盡量不帶門戶之見。從文藝批評的原則出發，作出比較公正的評價。吳江派的劇作家和理論家，對湯顯祖的劇作多比較苛刻；呂天成雖出沈璟門下，卻能客觀地指出他們各自的長處與不足，認為沈璟的功績在於“妙解音律”，從聲律、詞法的倡導方面使傳奇創作重新步入正軌；而湯顯祖的本領在於運用才情充分抒發性靈，“麗藻憑巧腸而濬發，幽情逐彩筆以紛飛”，對照兩人，瑕瑜互見，因而主張合兩人的長處：“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雙美者乎？！”這種意見，立即為同時及後世的戲曲家們所認可。

第四，《曲品》對有爭議的“當行”與“本色”論，作出了比較科學的詮釋：當行的內涵，原指“作法”，即從演出的需要考慮情節關目與結構；本色則僅重“填詞”，指以淺近的語言寫曲辭，要求體現神情與機趣。呂天成在《曲品》中對這兩個概念及其所涉的範疇作了簡要的說明。與此同時，又指出當行與本色並不是對立的，而應當有機地統一於劇本的創作中：“果屬當行，則句調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則境態必是當行！”就是說，要在強烈的戲劇性中體現風致與詩意，做到文質、雅俗的統一。由於呂天成對民間戲曲和某些形式上比較粗糙的作品，採取排斥的態度。《曲品》所收錄的作家與作品，數量還不夠多，影響了它的價值。而在品評方面，呂天成未能完全擺脫前人偏重聲律、探尋故實、衡量文採的窠臼。九品的劃分，雖說細膩，卻嫌瑣碎，且由於讚美多、批評少，界限並不很清晰。連王驥德也指出《曲品》“如鄉會舉主批評舉子卷牘，人人珠玉，略無甄別。”即如有些具體評價，也有許多欠妥當之處。

《曲品》較有影響，晚明祁彪佳的《遠山堂劇品曲品》，就是繼《曲品》之後的著作，清代黃文暘《曲海目》、近人王國維的《曲錄》，多從《曲品》擷取材料。《曲品》的明刻本已亡佚。今通行數種刊本均出自劉世衍傳抄清抄本。清乾隆時楊志鴻抄本《曲品》為今所見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