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特·斯特林堡

由於斯特林堡深受統治階級的歧視和壓迫，早期寫過不少反映社會問題的作品，如長篇小說《紅房子》（1879）和《新國家》（1882），較深刻地揭露了瑞典上層社會的保守、欺詐和冷酷無情。後來他受當時流行的叔本華、尼采和弗洛伊特學說的影響，用反理性的哲學觀點觀察世界，許多作品有神秘主義傾向。他的劇本《父親》（1887）、《朱麗小姐》（1888）、《伴侶》（1890）、《死的舞蹈》（1901）等，描寫變態的社會關係，把人生描寫成本能和慾望的衝突，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自然主義主張。1902年，斯特林堡寫了《夢的戲劇》，表現作者尋求擺脫痛苦的願望，但又充滿由於痛苦而失去常態的絕望情緒，又成了歐洲表現主義文學的先驅。斯特林堡的創作道路是一條由批判現實主義轉向悲觀主義和變態心理的道路。但是，在他一生的最後幾年從事新聞記者活動時，曾為新興的工人階級努力鬥爭，因而獲得工人群眾的愛戴。但那時他已病重，不久去世。

斯特林堡在其他社會問題上是激進的，但在婦女解放問題上卻是保守的。他的短篇小說集《結婚集》第一集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持嘲笑態度，而且因其中一段關於聖餐的描述受到法庭控告。他雖然被判處無罪，但精神上所受的打擊卻十分沉重。1886年寫的《結婚集》第二集、用法文寫的長篇小說《狂人辯詞》(1887～1888)以及劇本《父親》(1887)，都明顯表現出他對婦女的歧視。斯特林堡一生共寫過60多個劇本，大量的小說、詩歌和關於語言研究的著作，留下書信7,000餘封。他的語言研究對瑞典文學和語言的發展也作出了重大貢獻。

《半張紙》

《半張紙》和《葬儀》是斯特林堡頗具特色的小說。《半張紙》以一千五百字的簡短篇幅，用十來個電話號碼展示一幅幅生活畫面，表現主人公一生中充滿悲歡離合的兩年，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小人物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選材別緻，構思新穎。

《葬儀》

《葬儀》借兩個旁觀者的口敘述了一個善良小人物的不幸一生。小說純用白描手法，不加渲染，不幸者的遭遇卻刻劃得細緻入微，對舊時代吃人的等級觀念作了尖銳批判。

《女僕的兒子》

他還曾創作了瑞典文學史上優秀的自傳體長篇小說《女僕的兒子》（4卷，1886～1909），以描寫群島風光而著名的中篇小說《海姆斯島上的居民》(1887)，被認為是歐洲自然主義劇本典範的《朱麗小姐》(1888)和《債主》(1889)，以及中篇小說《在海邊》(1890)。在1890年以後的7年中，經濟窘迫和婚姻上的不幸使他陷入了神秘主義。從1898年起，他的戲劇創作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由自然主義轉為表現主義以及象徵主義，如劇本《到大馬士革去》(3部:1～2,1898;3,1904)、《死魂舞》(1901)和《一出夢的戲劇》(1902)，用幻想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悲憤、傷感和絕望。後期創作了大量優秀的歷史劇，其中《古斯塔夫·瓦薩》（1899）在布局和人物刻畫方面十分突出。室內劇中優秀的有《鬼魂奏鳴曲》（1907）。他的最後一部佳作是劇本《大路》(1909)。晚年從事語言研究，出版過一些很有價值的著作，他還利用自學漢語的知識寫了《中國文字的起源》一書。

斯特林堡作為世界文學史上的巨擘，一直被視為怪人和瘋子。與世長辭后，他的作品和功績才漸漸受到重視，在瑞典出版了七十五卷本的斯特林堡全集。然而他複雜神秘的人生，隨著“2005斯特林堡在中國”活動的舉辦，以及《斯特林堡文集》五卷本的推出，再次掀起了一股颶風。尼采發瘋前在致發瘋前的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談到，個性是一個人成為人的標誌，沒有個性的人等於零。同樣是他倆朋友的評論家勃蘭兌斯說，無數個沒有個性的人加在一起還是等於零。這種天才論以大眾為死敵，毫無溝通的可能——斯特林堡正是一個太有個性而使世人難以理解的“人民公敵”。儘管如此，斯特林堡如是說，“我是瑞典最熾烈的火焰”。那種壓抑、憤怒得快要爆炸的氣息一直蕩漾在他身體內部。

斯特林堡三次的婚姻使他有三個前妻和四個孩子，晚年卻孑然一身，過著凄楚的生活，甚至淪落到經常靠借債和別人的捐贈度日。倒是斯德哥爾摩的工人們常資助他，因為在工人們心中，斯氏維護巴黎公社，揭露上層社會，他是“人民的斯特林堡”和“寫作大王”。63歲壽辰時，斯德哥爾摩的工人曾舉行火炬遊行給他祝壽。

1912年4月初，斯氏被診斷出已到癌症晚期。這個一生中在最小的事上都牢騷滿腹的人，在疼痛和嘔吐不斷折磨著他的時候卻沒有任何痛苦的表示，他泰然自若，甚至還和那些背叛他的朋友開玩笑。1912年5月14日下午4時30分，斯特林堡說完最後的一句話：“不要管我了，我已經是死人了！”離開了人世。他的葬禮既不在教堂也不在殯儀館舉行，沒有國歌也不奏哀樂，而是成千上萬的工人群眾扛著紅旗在廣場為他送喪守靈。他留下遺囑：“我的屍體不能解剖，不能瞻仰，只能讓親友看。不準面部用石膏拓像，不許拍照。我希望，在早晨8點鐘避開好奇的人群，把屍體運往墓地。不能在殯儀館里舉行儀式，更不能在教堂里舉行。我願在新教堂墓地上安息，但不能埋在名利場上的富人中間。在安葬時不準奏樂，不準唱歌或發表講話，牧師只能照教本上說的辦。”他女兒格烈達依照他的願望，把擱在他寫字檯上的耶穌受難像放在了他的胸部。

1912年5月14日下午4時30分，斯特林堡逝世了。臨終最後的一句話竟然是：“不要管我了，我已經是死人了！”工人們扛著一百多面紅旗為他送葬。”格烈達依照他的願望，把擱在他寫字檯上的耶穌受難像放在了他的胸部。一年後，在他的墳墓上立起了一個塗了瀝青的黑十字架，上面只有一句話：嗚呼！十字架，問候你，我們唯一的希望！

斯氏有過幾次不幸的婚姻。1875年，斯特林堡第一次和未來的演員西里·馮·埃森見面時就狂熱地愛上了她，當時這位迷人的男爵夫人還沒有離婚，他為她寫下了許多辭藻肉麻的情書。婚後，在導演不同意的情況下斯氏又讓她出演自己偉大的戲劇《朱麗小姐》的主角。正是這位男爵夫人徹底改變了斯特林堡的兩性觀。1884年，因短篇小說《道德的酬報》第一集嘲笑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又因其中一段有攻擊“最後的晚餐”的描述受到指控，他被迫回國應訴，雖然被判無罪，但敏感而脆弱的神經受到了強烈的刺激，經濟上的困境也讓他捉襟見肘。他變得有些神經質，經常和埃森吵架，原本在他心中是“有著最純真的心靈、最高貴的品德、最細膩的情感和最美好的思想”的美神埃森，如今似乎成了一位整天絮絮叨叨“潑婦”。1891年他們結束了13年的婚姻關係。

1892年，他離開傷心地瑞典去了柏林，遇上了年輕的奧地利記者弗麗達·烏爾，次年弗麗達成了斯氏第二任妻子。但不久斯氏就發現弗麗達是個專門巴結社會名流的勢利小人，自己是她的第一個獵物；她背著他給他有名望的朋友寫信；雖然弗麗達娘家有錢的優勢，但她仍時刻逼迫斯特林堡成為搖錢樹；弗麗達生孩子時，他與她娘家人發生爭吵；1894年，弗麗達與一位德國劇作家纏綿，懷上了此人的孩子。這些很不是滋味的事情促使他精神中的瘋狂因子，一點點被誘發。沒多久，斯特林堡與弗麗達離了婚。

1900年，51歲的斯特林堡結識了23歲的挪威女演員哈麗葉特·鮑塞，次年兩人結婚。由於前兩次婚姻的挫折，斯氏對自己和鮑塞的結合顯然沒有太多的信心，他動不動就歇斯底里地發火，鮑塞難以忍受斯氏的惡言臟語，4年後，倆人分道揚鑣。

三次婚姻都以離異為結局，每一次都是從短暫的幸福開始，最後卻以互相痛苦的折磨而告終。每一次婚姻的失敗都使斯特林堡呈現出一種近乎神經質的偏執和瘋狂，毫不顧忌道德與現實。與埃森分手后，他寫出了《瘋人辯護詞》；與弗麗達的離婚導致斯氏精神錯亂，他在德國一度放棄了文學創作而夢想在科學研究方面有所建樹。他不顧基本物質的理論，決心把硫磺變成煤，把鐵變成黃金。1894年8月，他來到巴黎繼續他的“科學研究”。1895年，斯氏老是東躲西藏，他無端懷疑鄰居要用瓦斯和電來殺他；又謊稱警察要以偽造藝術罪名抓他......第三次婚姻結束后，他寫出了婚姻噩夢下的名作《夢的戲劇》，在寫作的過程中，他多次試圖自殺。

他在十九世紀末革新了長短篇小說、詩歌和散文等幾乎所有的文學形式。代表作有《父親》、《死亡之舞》、《紅房間》、《奧洛夫老師》、《朱麗小姐》、《去大馬士革》、《一出夢的戲》及《鬼魂奏鳴曲》等等。斯特林堡一生共寫過六十多個劇本，大量的小說、詩歌和關於語言研究的著作，留下書信七千餘封。他的劇作從現實主義到自然主義，又從自然主義到表現主義和象徵主義，對歐洲和美國的戲劇藝術有很大影響，對當時的電影事業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一八七九年，奧古斯特出版小說《紅色房間》、創作劇本《領主奧洛夫》，這一年也標記著他劇作家生涯的轉折點。長年以來奧古斯特一直嘗試將其劇作付梓，然而成效卻不彰；但他最終獲致了成功。隨後數年間，他完成了代表作《瑞典人民》與小說《新王國》，這些作品皆以現實主義風格寫成，對社會機構與建置多有批評。

成名后的奧古斯特樹大招風、在文壇受到眾多討論與批評，使他起意離開瑞典。一八八三年，史特林堡夫婦搬到法國北部的格瑞茲並試圖打入當地的北歐藝術家交際圈，但數周后就搬到巴黎，稍後再搬到位於瑞士日內瓦湖畔、洛桑正南方的奧齊市。隔年(一八八四年)奧古斯特在寫給兄弟愛列克斯的信中提到，“即便在此地，我還是嗅得到瑞典的腐敗氣息，但(遠離瑞典)仍是值得的。”

在瑞士的這段期間，奧古斯特持續寫下自傳式小說《成婚》、《女僕之子》與《傻子的辯護演說》，戲劇《茱莉小姐》與帶有社會批評色彩的小說《現實中的烏托邦》。小說集《成婚》的第一部分後來招致褻瀆罪的指控，相關的法院審理流程被後人稱為“《成婚》系列審理”。奧古斯特最後雖然獲無罪開釋，但有關此書的爭議仍持續不斷、對他造成了心理壓力，他在此事件后也一直有受迫害之感。獲釋后的奧古斯特又轉向抨擊由古斯塔夫三世成立的瑞典學院，認定它不過是由一群業餘人士所組成。同時，瑞典皇室也一直試圖影響國會，將他的著作列為禁書。

奧古斯特一直在國外待到一八八九年；這段期間她的婚姻趨於緊繃而不穩定的狀態，這也無疑對他文學作品中描寫女性的雛型產生了若干影響。

《Inferno》

奧古斯特與原配最後於一八九一年離婚；離婚後的奧古斯特曾遇到在藝文圈子引發的小危機。他搬遷到德國柏林，並與挪威畫家愛德華‧蒙克、作家阿道夫‧保羅等藝文界人士在被戲稱為“黑豬”的啤酒屋見面、交流。詩人、作家歐拉．韓森的妻子勞拉．馬宏成功地為奧古斯特在德國藝文界奠定知名度，而他卻因此認為馬宏照顧他是為了最終將他送進精神病院，甚至偷取他的私人信函、以便將來對付他。

奧古斯特於一八九三年娶奧地利籍攝影記者符芮妲．烏爾為第二任妻子，在這段僅維持四年的婚姻當中，兩人生下女兒薛絲汀。他在這段期間深受偏執狂癥狀所苦，但也促使他執筆寫下《Inferno》、《傳說》等作品。其中以法文寫成的《Inferno》所採用的標題與但丁神曲中的第一部《地獄》有關，乃是奧古斯特應一家對神秘現象有興趣之出版社要求而寫成，他在作品中詳細描述了自己在巴黎與奧地利所遭逢的精神與宗教危機。

從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六年間，奧古斯特與符芮妲．烏爾的祖父母同住在奧地利小鎮杜馬克。在所謂的“地獄危機”期間，奧古斯特借住在朋友，醫師安德許．伊利亞松位於宇斯塔小北路九號的家中調養自己的健康狀態；他在此地得到了寫下《Inferno》的靈感。

到了一八九六年，奧古斯特寄宿在巴黎的奧菲亞旅館；在此地，他的精神狀態產生了更嚴重的轉折。他開始相信自己被某個藝術詐騙集團監視、跟蹤，並在夜間聽到敲門聲。對此刻的他而言，這間旅館簡直如修道院一般陰森；奧古斯特便在這般恐慌的心理狀態下逃離巴黎，轉頭靠住在靠近英吉利海峽的法國港市代爾普的老友家中。同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二十八日，奧古斯特再度拜訪安德許‧伊利亞松；他在《Inferno》中將伊利亞松家的庭園形塑成一座修道院，而他在“煉獄”章節中所述及的“羅緞般的玫瑰”至今盛開在伊利亞松位於宇斯塔的宅邸外。在拜訪伊利亞松之後，奧古斯特來到隆德，並在該處藉由植物學教授班特．林德羅斯的協助，與詩人朋友艾密爾．克林取得聯繫。克林是極少數來不及與奧古斯特反目成仇的朋友之一。

在隆德停留期間，奧古斯特執筆寫下《Inferno》。飽受憂鬱症與偏執狂癥狀折磨的妹妹伊麗莎白．斯特林堡在一八九八年被送進了諾雪平醫院，最後在一九零四年死於烏普薩拉醫院。奧古斯特在其劇本《復活節》中，以伊麗莎白為雛型描寫劇中角色愛勒諾拉。

從一八九零年代中期開始，奧古斯特開始嘗試自然科學與鍊金術的相關實驗；他的主要目的正是煉金。他的寫作風格也在此期間產生顯著的轉變，由早先的自然主義、現實主義慢慢趨近於象徵主義與神秘主義。

此刻的奧古斯特已然是文壇中的名作家，但這並未使他免於經濟困難，以及抹滅他的爭議性。他在一八九八年搬到斯德哥爾摩的奧斯特曼區；於一九零四年寫成的《黑旗》乃是一部與首都地區大眾文化生活、特別是年輕一代作家相關的寫實小說。奧古斯特於一九零一年和女演員哈芮特．珀絲結婚；在此段婚姻期間，他另外在富魯松租了一棟別墅，在接下來的歲月里，他從富魯松地區獲得了許多創作靈感。在完成於一九零二年的小說集《佛格灣與史崁海峽》中，佛格灣代表富魯松，而史崁海峽代表富魯松近旁的休普曼霍恩；在另一部作品《夢劇》中，同樣可尋得來自富魯松的寫作靈感。

奧古斯特與哈芮特．珀絲的婚姻只維持到一九零四年。在這段期間，他從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中得到靈感，寫成了包括《古斯塔夫．瓦薩》、《艾里克十五世》、《古斯塔夫三世》等劇本。一九零三年寫成自傳《孤獨》，奧古斯特將他與人群的疏離感描述得淋漓盡致。根據自傳中的描述，他最唾棄狗主人；在他眼中，狗是下賤且有害的動物。奧古斯特的父親曾經提到過，他對狗的怨恨大半來自孩提時代對鄰居所養之狗無以名狀的恐懼感。一九零七年，他出資在斯德哥爾摩成立了“親密劇場”；該劇場擁有小銀幕，可上演奧古斯特自編的劇本，同時又拉近與觀眾間的距離，所以被稱為親密劇場。由於奧古斯特是劇場的建立者，該劇場又稱“奧古斯特親密劇場”。

一九零八年，奧古斯特從卡拉路四十號(稍後被名為“斯特林堡公館”)搬遷到今日被稱為“藍塔”的皇後路八十五號；此地即為今日斯德哥爾摩市斯特林堡博物館之所在地。奧古斯特在此租用一棟四層樓高的公寓，以及一座小型圖書館。

這段期間的他不時感到疲累、並深信自己罹患了癌症；而他也的確說中了。他在創作生涯的最後階段重拾社會批評的路線，此舉又在文壇上引發辯論。奧古斯特被視為勞工運動的象徵人物之一，特別是依附報紙《風暴之鐘》發展的激進團體，以及其與保守派、開明派辯士間的對抗。他的最後作品《藍書》(一九零七年)與《寬Ʋ鄉間路》(一九零九年)中，顯示其在社會批評路線上選邊站的蛛絲馬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