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偰

朱偰，男，字伯商，1907年4月15日出生，浙江海鹽人，著名財經專家、國學大師、文物保護專家，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

北京大學政治學本科畢業，德國柏林大學經濟學博士，台灣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兼國立編譯館編審，民國政府財政部秘書，財政部關務署副署長、署長，解放后歷任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系主任，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省圖書館委員會副主任，省政協第一、二、三屆委員，南京歷史學會理事。

朱偰出身於浙江海鹽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著名歷史學家朱希祖長子。朱偰自幼受庭訓，精研文史，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1919年入北京第四中學學德文，192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25年入本科讀政治，以史學為輔科，1929年畢業赴德國入柏林大學攻經濟，兼修歷史、哲學。

1932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后回國，任台灣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兼國立編譯館編審，年方25歲，講授財政學、世界經濟、經濟名著選讀等課。次年任系主任，增聘武育干、厲德寅、余精一、雍家源、劉南溟任教。對當時我國廢銀元實行紙幣制、反洋貨傾銷、關稅自主問題等做專題講座，在各大報刊發表論文，從此名聲鵲起，並使中大經濟系大負時譽。

八·一三日寇進攻上海后，應財政當局之請草擬戰時財政計劃，提出以租稅支持公債，公債保證通貨，防止通貨膨脹，以籌措戰費。

1938年12月4日在重慶的中國經濟學年會上發表演說，力主維持法幣，穩定匯價，以安定金融，加強抗戰力量。財政部長孔祥熙會後即派員邀聘他為財政部兼任秘書，在部務會議上他再三申述增加稅收穩定貨幣的建議，但當局對他提出的提高所得稅率、舉辦戰時利得稅、試辦遺產稅、獎勵反走私等措施均未採納。三年後，他辭職改任新設的專賣事業司司長，抗戰勝利后曾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4年6月後被任為財政部關務署副署長、署長。

1949年春，朱偰拒去台灣毅然返回南京，幾天後劉伯承和陳毅特設宴招待。朱偰回中大經濟學任教授，不久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南京大學的經濟系併入復旦大學，同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他仍被任命為系主任，但江蘇省不放，任命他為省文化局副局長，分管文物保護和博物館，兼負省國畫院籌建任務。

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大規模拆毀南京明城牆的過程中，朱偰先生挺身而出。在奔赴現場察看后，他向政府提出意見，加以制止。此後又四處奔走，聯合各界發出呼籲，以阻止拆城風潮；接著又撰寫文章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對主持拆毀明城牆的有關部門提出批評，還電告國家文化部，請求制止南京的拆城風潮。

朱偰先生的勇敢舉動，終於阻止了南京的拆牆風潮，才得以有中華門瓮城和石頭城的巍然屹立至今。

這位經濟學家，這麼解釋自己對於文物保護的熱情：“夫士既不能執干戈而捍衛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謀恢復故國，亦當盡其一技之長，以謀保存故都文獻於萬一，使大漢之天聲，長共此文物而長存。”

“反右”運動時被劃為“右派”，撤銷職務，後下放到江蘇人民出版社當編輯，其後又調到南京圖書館工作，具體工作為編輯馬列主義專題目錄；在被批判時，他自稱”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完全是士大夫階級的教育，自以為書香門第，詩禮傳家。凡此種種，都造成我思想中封建思想的毒素，也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一根源。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二根源。1929年我到德國去留學，所學的是財政經濟；所接觸的學者，完全是改良主義和社會民主黨一些人物……他們的共同主張，是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而作一點一滴的改良，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革命……這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三根源“。

1961年，摘“右派”帽後任江蘇圖書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朱偰一生中的最後十年，雖在政治上屢受貶屈，但他治學態度的嚴謹仍一如當年。他對金陵古迹的熱愛和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也絲毫不減，繼續著他酷愛的中外歷史和南京明故宮遺址的研究，撰寫了一批極有價值的研究性文章和精心繪製的南京古迹圖。遺憾的是，未等發表，“文革”浩劫開始了，他費盡心血的學術成果在這場動亂中蕩然無存了。

1966年八九月間遭多次抄家，傢具被搶光，瓷器全被砸光，存書被焚燒光；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竟被疑為“國民黨特務”，而慘遭毒打；造反派對他拳打腳踢，已是家常便飯。

有一次開朱偰的批鬥會，要他交代反黨罪行。他在交代時卻將劉伯承、陳毅接見他的情況說了。他的本意是說共產黨對他的信任，他並沒有說反黨。但造反派卻阻止他說下去，認為他說這些是塗脂抹粉，美化自己。之後，朱偰被隔離審查，要他在一間很小的閱報室寫書面交待。之後造反派發現他寫的卻是回憶錄，即沒收了；第二次他仍然寫回憶錄，又被沒收；第三次他寫的還是回憶錄；等到第四次，他頂不住無情的風雨，選擇了自殺。

1968年7月15日早晨，人們發現朱偰在南京圖書館大門口水泥地上仰面躺著，沒有請法醫鑒定，就被草草火化。他死前寫好遺書：“我沒有罪。你們這樣迫害我，將來歷史會證明你們是錯誤的。”

“文革”結束后，至1978年11月，朱偰得到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后葬於南郊花神廟中國公墓（2002年遷於功德園）。

在追悼朱偰的弔唁儀式上，他生前好友劉海粟送來一副輓聯：“真理長存，鐵骨丹心昭百世；是非定論，經濟文章照千秋。”這當是對朱偰一生最恰當的評價。

在江蘇作協主席艾煊在“帽子和城牆”一文中說：“朱偰的那一頂難受的緊箍帽子，為南京人換回了一座中華門。因此有人建議，南京人是否可用社會集資，在中華門城堡上為朱偰立一塑像。”

朱偰先生是文化名人，有極深的國學修養，1926年8月，朱偰寫了一論、再論《五言詩起源問題》刊於《東方雜誌》，1930年寫成50萬言的《日本侵略滿之研究》一書是國內研究東北問題的第一本專著。

其譯作有《漪溟湖》、《燕語》等；小說有《泡影》、《悵望》、《流到人間去的紅葉》等。他的文學作品（詩歌以外）有41篇（冊），遊記71篇，經濟論文62篇，金融貨幣論文49篇，分別發表於《東方雜誌》、《留德學志》、《國聞周報》、《國民公報》、《中央日報》、《財政評論》、《經濟周報》、《外交評論》、《財政學報》、《申報》、《香港大公報》等報刊。新中國成立后的作品則多發表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日報》和《理論學習》上。《金陵古迹圖考》，《金陵古迹名勝影集》，《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

解放後期間著有《南京的名勝古迹》、《中國人民開發台灣反對侵略鬥爭史略》、《鄭和》、《玄奘西遊記》、《中國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友誼關係和文化交流》、《元大都宮殿圖考》、《玄藏西遊記》、《鄭成功——明末解放台灣的民族英雄》、《江浙海塘建築史》、《蘇州的名勝古迹》、《南京的名勝古迹》、《昔日京華：三種》、《漂泊西南天地間（現代名人遊記精選）》。

朱偰這位天資聰慧、才學過人的留洋博士，從踏上南京這片土地后，就把業餘時間投入到南京鐘靈毓秀的山水和歷史中。

朱偰對南京的評價深刻而飽含熱忱，在比較中國長安、洛陽、金陵、北京四大古都之後，他說：“此四都之中，文學之昌盛，人物之俊彥，山川之靈秀，氣象之宏偉，以及與民族患難相共，休戚相關之密切，尤以金陵為最。”正是出於這樣的認識，南京的六朝陵墓、廟觀里坊、明代宮闕和南京城牆等，都是他視野所遍及的範圍，並經測繪、考證、編撰出版了一批有關專著。在當時的中央大學授課之餘，對南京的名勝古迹進行研究，親自攝影和測量。在此基礎上，著手編寫《金陵古迹圖考》，並在1000餘幅畫片中，精選320幅，另印《金陵古迹名勝影集》，一圖一考，文圖並茂。接著又寫成《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等專著。其中《金陵古迹名勝影集》、《金陵古迹圖考》二部專著，是圖文並茂、一圖一考、系統介紹南京歷史文化遺存的第一部著作。

可以想象當年南京在建設“新首都”的旗幟下，很多人都不把文物古迹當回事，不破不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朱偰雖然是留洋的新派人物，又是學經濟出身，骨子裡卻還有點陳舊，除了喜歡寫舊體詩，對南京歷史遺跡遭遇的野蠻毀壞，心痛不已哭喊無門。考慮到後人很可能再也見不到這些遺跡，朱偰只好背著一架德國造的相機，到處實地考察，拍照留存。在短短三年時間裡，共拍攝二千多張照片，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老南京照片，有許多都是從這些照片中選出來的。

朱偰的書籍出版后，不僅在國民黨統治區廣為傳播，還迅速傳播到了陝北解放區。1951年9月22日，南京市人民委員會派人約請在南京大學任教的朱偰，說是劉伯承和陳毅將軍想見一見先生。第二天，當朱偰踐約前往時，劉伯承將軍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對他說：“昔日在延安讀你書（指朱偰著《金陵古迹圖考》）時，很想與作者一見。可那時我在解放區，先生在國民黨統治區。今日書與作者俱在面前，可謂如願以償。”之後，劉、陳二將軍又約請朱偰先生赴清涼山觀石頭城，前往鳳凰台吊瓦官寺遺址及阮籍衣冠冢，不久后又一同參觀了南唐二陵。他在文物保護方面作了很多有價值的工作，其中包括撥款重修了六朝陵墓石刻，呼籲保護南京明城牆，延緩了五十年代的南京大規模拆城行為。

那是1956年8月，正在家休息的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朱偰，突然接到了有許多人在南門拆毀古城牆的緊急報告，說若不再制止，中華門城堡也就很快要被毀滅了。彷彿是去救火，他立即冒著酷暑，趕到了中華門的毀牆現場。隨後，他又乘車沿著古城牆根走了一圈，見石頭山鬼臉城以北的一段城牆已拆得面目全非，太平門到覆舟山一線的城牆也正大動干戈，他痛心得連連跺腳！時存的南京城牆，是朱元璋於明初徵發20萬工匠、夫役花了20年的時間修造而成的，堪稱世界第一大城牆。

為了保護這偉大的古代文明，他不顧個人安危，去冒犯當時南京市的一把手柯慶施，提出了趕快下令停止這種愚蠢的毀城暴行的緊急建議。與此同時，他還為電台寫了廣播講話，又四處奔走呼籲，聯合社會各界來制止這一人為的災難。毀城的惡行終於暫時被制止住了，但始料不及的是，他抵制毀壞城牆的善舉，到了第二年，竟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他被撤消職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朱偰被打成“右派”之後，南京的拆古城牆之風就又一次肆虐，除中華門城堡外，幾乎全牆覆沒了。因此有人說，朱偰的一頂“右派”帽子，為南京人換得了一座中華門，並提議在巍然矗立的中華門城堡上為朱偰塑一尊像，以懷念他的護城之功和保護文物的犧牲精神……

我是1959年到南京上大學的，雖學的是歷史，也曾在課餘讀過朱偰先生的《金陵古迹圖考》，但並不知他為保護南京的古城牆所經受的磨難，更不知他後來流落到南京圖書館，竟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了。直到2002年6月，在中國農工民主黨北京市第十次代表大會期間，他的女兒朱元春來向我“請教”時，我才知道他豐厚的遺作至今未得整理出版的機會。朱元春與我素不相識，她從代表名冊上看我是從事文學編輯工作的，就找上門來訴說她的苦衷：我是學理工的，在北京工商大學任教，對文史一竅不通。祖父和父親留下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的手稿，我想在退休之後把它們整理出版，還想寫點紀念他們的文章，可是我不會寫呀！您能幫幫我嗎？……

會後，從朱元春副教授提供給我的一大撂資料中，方知她的祖父是近代大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系首任系主任朱希祖，藏書達25萬冊之巨。其藏書處稱為“酈亭”，是因為他曾收藏一部珍貴的明人抄宋本酈道元的《水經注》。她的父親朱偰也博學多才，從德國柏林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后歸國，受聘於中央大學經濟系，年僅25歲就當起了教授和系主任。他除了出版好多的政治經濟方面的著作、論文外，還有《行雲流水》、《汗漫集》、《匡廬記游》、《入蜀記》等文學作品問世。

更令人欽佩的是，他受其父朱希祖的影響，自1932年起，在授課之餘，對南京的名勝古迹進行考察研究，親自攝影、測量，編寫成了《金陵古迹圖考》和《金陵古迹名勝影集》，出版后在學界贏得了很高聲譽。1951年9月22日，劉伯承、陳毅親切約見了他。劉帥高興地說：“昔日在延安讀你的書時，很想與作者一見。今日書與作者俱在面前，可謂如願以償。”隨後，他陪劉、陳二帥興緻勃勃地登上清涼山，望莫愁湖，觀石頭城，繼而又赴鳳凰台吊瓦官寺遺址，再去參觀南唐二陵……他怎會想到，到了1956年，南京在設城市建設委員會的同時，竟成立了一個拆城委員會，不僅使南京的古城牆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而且也致使他陷入了滅頂之災呢？他在含恨而去時寫下遺書說：“我沒有罪！你們這樣迫害我，將來，歷史會證明你們是錯誤的。”

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朱偰先生的冤案理所當然地得到了平反昭雪。在人們把古城保護看作與城市發展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今天，像朱偰先生這樣一位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先驅者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廣大讀者是多麼需要深入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