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允中

魚允中是魚若愚之子，他9歲時喪母，16歲時喪父，因此家境非常貧寒。魚允中年輕時早上忙農活，晚上則刻苦讀書，終於到同治八年（1869年，朝鮮高宗六年）時在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獲庭試文科丙科及第，初授承政院注書，後來做過一些小官。光緒三年（1877年，高宗十三年）出任全羅右道暗行御史，其間懲治貪官，頗有成績，同時根據地方現狀提出了包括革罷雜稅、改革地稅制度、改革漕運制度等10項改革方案，得到了高宗的重視。當時魚允中與閔妃寵臣閔泳翊過從甚密，號稱閔泳翊門下的“八學士”之一，因此那時的他通常被認為是閔妃集團的一員。

這時候，朝鮮已經簽訂了《江華條約》，被日本叩開了國門。魚允中思考富強之策，準備遊歷外國。光緒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四月，魚允中作為紳士遊覽團的一員，前往日本考察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社會各個方面的情況。與他同行的，還有朴定陽、洪英植、尹致昊、俞吉濬等後來朝鮮的風雲人物。魚允中一行60人在日本各地視察了3個月，對日本蒸蒸日上的國勢嘆為觀止。然而等到紳士遊覽團歸國時，魚允中卻徑自前往中國上海，希望考察一下正在進行洋務運動的中國，並根據對中日兩國的觀察結合朝鮮的現狀，研究一條適合朝鮮的改革之路。高宗也順水推舟，任命魚允中為駐天津的問議官，負責協助領選使金允植管理在天津留學的學徒事宜，並與清廷重臣李鴻章會談。同年十二月回國復命，並向高宗報告了日本和中國的情況。當高宗問及日本是否對朝鮮“有他意”時，魚允中指出：“對其無他意與否，在我不在彼。我得富強之道而行之，彼不敢有他意；不然而彼強我弱，難保無他事矣。鄰國之強，非我國之福也。”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二月，魚允中再度來到中國，負責《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談判工作。但當時美國代表薛斐爾已經前赴朝鮮，所以便沒有參與談判。魚允中抵達中國天津以後，仍然任金允植手下的問議官，繼續協助金允植的公務。

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朝鮮國內發生了一件大事——壬午兵變，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的京軍嘩變，趕走了閔妃，擁立高宗生父興宣大院君上台執政。清朝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張樹聲聽說這件事以後，急忙詢問金允植和魚允中關於朝鮮國內的狀況。魚允中作為閔妃集團的官員，在筆談中一再詆毀大院君，並指出大院君是壬午兵變的“禍首”。六月二十六日，金允植和魚允中乘坐中國軍艦回到朝鮮，並幫助清軍刺探情報、平定兵變，同時也參與了大院君逮捕計劃的謀議。鎮壓壬午兵變以後，魚允中又作為趙寧夏、金弘集的謝恩使的一員前赴中國“謝恩”，並參與了《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的締結。至此以後，魚允中在政治立場上倒向中國，成為“事大黨”的骨幹人物。

光緒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魚允中被任命為西北經略使，負責朝鮮北部對華邊境貿易工作和圖們江一帶的勘界事宜，次年調回中央任職，歷任兵曹參判、戶曹參判、吏曹參判等官職。魚允中認為中國洋務運動的路線更適合朝鮮，因而主張“東道西器”（類似中國的“中體西用”），即用西方的科技來使朝鮮走上富強之路，而朝鮮固有的制度則需要保存，包括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因此後世史學家將他與金允植、金弘集等在當時持大致相同主張的一派稱為“穩健開化派”或“東道西器派”。由於閔妃集團在1880年代後期一度親俄，所以親華的魚允中也曾遭到打壓。但魚允中很快復職並被委以重任，那就是去解散在全羅道集會的東學道徒。

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東學道掀起了“教祖伸冤”運動，並在同年三月在報恩郡舉行大規模集會，揭開“斥倭洋倡義”的大旗。東學道在當時被朝鮮政府視為“邪教”，但由於集會聲勢浩大，高宗不得不以魚允中為宣撫使，前去“宣撫”東學道徒，迫使他們解散。魚允中就任宣撫使以後，派人密探東學道內情，得知教主崔時亨並無聚眾暴亂之意。五月十五日，魚允中偕報恩郡守李圭白親赴東學道徒之聚會處，傳達國王的教旨，井當眾宣布今後地方官吏如有非法殺害東學道徒沒收財產等事，將處以嚴罰。崔時亨便帶頭解散了。對於剩餘不肯離去的東學道徒，朝鮮政府則派洪啟薰率兵武力鎮壓，總算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將這次群體性事件擺平。

儘管魚允中努力化解了危機，然而東學道最終還是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發動武裝起義，即甲午農民戰爭，閔妃集團急忙請清兵來援，結果日本為了挑起與中國的戰爭，也不請自來。終於，在六月二十一日，日軍突襲景福宮，解散了閔妃集團把持的政府，扶植了金弘集（金弘集此時由親華轉向親日）為首的親日政權，並在兩天後挑起了甲午中日戰爭。日本在這次戰爭中驅逐了中國在朝鮮的勢力，同時朝鮮親日政府也在日本的指示下實行“甲午更張”的近代化改革。實行改革是魚允中的夙願，而此時他的看法也有所改變，開始在政治經濟體制上靠近西方。因此他接受了親日內閣的度支大臣的官位，並實行大刀闊斧的財稅改革。包括財政統歸度支部，實行一元化管理；廢除苛捐雜稅，徵稅必須依據法律；實行新的貨幣制度，鼓勵工商業發展，等等，為朝鮮經濟的近代化立下汗馬功勞。魚允中雖然參與親日內閣，但也非一味親日，他曾在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拒絕了日本貸款給朝鮮300萬日元的要求，但後來迫於高層的壓力，不得不簽訂了《乙未借款條約》。此外，魚允中為人非常剛直不阿，在甲午更張以後經常頂撞高宗和閔妃。有一次曾經痛罵清朝慈禧太后，稱“老婢必亡清國！”，實際上是影射閔妃。還有一次是在乙未年（1895年）夏，高宗企圖罷免軍部大臣趙羲淵，內閣大臣力爭趙羲淵無罪，不可罷免，高宗因此大怒，甚至當著眾臣摔玉璽。眾臣嚇得不敢說話，只有魚允中慢慢起立說道：“聖人稱：‘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陛下待臣等如此，臣等將何以事陛下乎？願霽雷霆之威，俯伸公議。”高宗因此對魚允中更加不爽，並在當年六月罷免了魚允中，改以沈相薰任度支大臣。

是年八月二十日，日本浪人入侵景福宮，暗殺了閔妃，史稱“乙未事變”。乙未事變后，重新組建了金弘集的親日政權。沈相薰抗議日本暴行，因而辭職，魚允中重新任度支大臣。但好景不長，建陽元年（1896年）2月11日，高宗逃到俄國公使館避難，史稱“俄館播遷”。高宗躲進俄國公使館以後，宣布將親日內閣大臣全部罷免，並下令將金弘集等五人作為弒殺閔妃的“逆賊”而加以逮捕。魚允中雖不在“逆賊”之列，但他害怕被連坐，因此準備逃亡回家鄉報恩郡避難。結果在2月17日走到京畿道龍仁、正在客店吃飯時，卻被仇人鄭元老、林錄吉、安寬鉉發現，這三人的田地曾經被魚允中判給他人，因此對他非常怨恨，看見他落難在逃，便認為報仇的機會來了，遂悄悄找來附近村民，說魚允中是被通緝的逆賊大臣，動員他們去打魚允中。魚允中看見鄭元老等人以後倉皇逃走，但是鄭元老率領大批村民追上，並將魚允中活活群毆打死了，據說魚允中死的地方叫“魚死里”。由於魚允中早先多次忤逆高宗，因此鄭元老等人竟然被“特旨”免除死刑，改為流放全羅道楸子島。一直到純宗隆熙四年（1910年）6月29日，魚允中才被平反，與他一起平反的還有金弘集、洪英植、金玉均。30日，賜謚號為“忠肅”。

魚允中生前積極主張改革，並將改革措施付諸實踐，同時為人剛正，因此頗得好評。他的同僚金允植對魚允中之死評論道：“驚呼惋怛，令人氣短。所謂人之雲亡，邦國殄瘁者也。”朝鮮學者黃玹則對魚允中評價道：“允中強項執拗，任怨敢行，憤誤亦多。而孜孜奉公，時輩莫及，故與金弘集俱稱救時之才。及其死，咸嘆開化之無人。”金澤榮評價道：“允中清儉剛毅，遇事風生，時人皆推為救時之才。然性少粗戇，矜自傲物，故及於禍。”歷史學家朴殷植在他的著作《韓國痛史》中對魚允中這樣評價說：“允中素以剛果任事，不避艱棘，為骨鯁之臣。而至是枉死，人多悲之。”

隆熙四年（1910年）魚允中被平反時，純宗李坧下詔說：“故度支部大臣魚允中，器識宏深，志氣堅確。以萬往之姿，有激揚之風，屢典財賦，整理宿弊，經略邊界，講究國防，實為新政之蓍龜，支廈之棟樑也。未展蘊抱，遽歸泉塗，今焉追惟，曷勝傷衋？尚未有褒恤之典，特贈正一品輔國奎章閣大提學。”並受到了皇帝派官吏前去祭奠的禮遇。

魚允中遺著有《東萊御史書啟》、《隨聞錄》、《西征記》、《簡牘要抄》、《從政年表》等，被收錄進《魚允中全集》中。有趣的是，魚允中雖曾為親清事大黨，但他的著作《從政年表》中的第一年（1868年），卻記錄為“皇明紀元後五戊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