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瓦廂

公元1855年8月1日（清咸豐五年六月十九日），黃河水勢異漲，於河南蘭陽（今蘭考）北岸銅瓦廂決口，黃水流向西北，復轉東北，奪大清河而注渤海。銅瓦廂以東數千里河道自此斷流，原越蘇北河道遂為遺跡，為黃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決堤后，黃河迅將口門刷寬七八十丈，豫東改道后，后黃水北徙，徑回直隸山東，旁趨河南蘭儀、祥符、陳留、杞縣諸縣，直隸開州（今河南濮陽）長垣（今屬河南）、東明（今屬山東）等州縣亦成黃泛區。銅瓦廂決口之初，清廷對復堵問題屢議不決，朝內改道與復道之爭此起彼伏。隨著時間的推移，南行復故更趨渺茫，以至形成現行河道。

據《蘭考縣誌》記載，銅瓦廂初名銅牙城，為古代武將駐軍之城池。明朝在這裡設置管河廳，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改建河道分司。“大門垣之偉麗，庭階之宏闊，廨宇嚴邃清幽，過者改觀而改容”，“人民叢聚，課稅漸”。有清一代，銅瓦廂大堤的安危代表著黃河的汛情。可以說，銅瓦廂，是黃河故道的起首，也是新黃河的轉折。

明崇禎十五年九月，面對李自成義軍圍攻開封，踞城頑抗的河南巡按高名衡見解圍無望，遂責人決朱家寨河堤水淹圍兵；此舉為義軍所察，移營高阜，反決馬家口河堤以灌城。兩口並決，加之大雨連旬，十數萬人沉入水底。兩年之後的清順治元年，開封之口門堵復，黃河回歸故道，“由開封經蘭、儀（今蘭考境）、商（商丘）、虞（虞城），迄曹（縣）、單（縣）、碭山、豐（縣）、沛（縣）、蕭（縣）、徐州、靈璧、睢寧、邳（縣）、宿遷、桃源（今泗陽），東經清河（今淮陰）與淮合，歷雲梯關入海”（《清史稿·河渠志》）。后經康雍乾三代修治，黃河兩岸堤防逐步完善，雖時有決口，旋決旋堵，直到咸豐五年河決銅瓦廂以前，再未發生大的改道。

銅瓦廂河段是明清兩代河防之險要，黃河西來，到這裡漫轉東南。此地東北地形低洼，加之以下河道淤積嚴重，史上曾多次由此決溢，是典型的“豆腐腰”河段。據《黃河水利史述要》，河道灘面一般高出背河地面七八米，臨河看兩岸堤防只一兩米高，對背河來說卻已在10米上下了。

咸豐五年（公元1855）農曆六月中旬，河發大水，銅瓦廂段水位猛漲一丈以上，又遇大雨，水勢更為洶湧，“一望無際，間多堤水相平之處”。六月十八日（陽曆7月31日），銅瓦廂三堡以下無工堤段，塌掉三四丈，“僅存堤頂丈余”。晚上又颳起南風，風卷狂瀾，浪拍危堤，崩塌迅速加劇。六月十九日（陽曆8月1日），這段堤防終於潰決，翌日全河奪溜，一河狂濤由決口傾瀉而下。

署理河東河道總督蔣啟揚於決口前一日向朝廷奏報，“黃河水勢異漲，下北廳銅瓦廂，大溜下卸，無工處所，堤工萬分危險，現在竭力搶辦”，“臣在河北道任數年，該工歲歲搶險，從未見水勢如此異漲，亦未見下卸如此之速。目睹萬分危險情形，心膽俱裂”。關於決口情形，他事後奏報，“道廳文武員弁，於黑夜泥淖之中，或加邦后戧，或札枕擋護，均竭盡心力”；“所加之土，不敵所長之水，適值南風暴發，巨浪掀騰，直撲堤頂，兵夫不能站立，人力難范”；“十九日漫溢過水”，“於二十日全行奪溜，下游正河，業已斷流”；“口門刷寬七八十丈”，自己“心驚膽裂，淚汗交流”。

到七月初（陽曆8月中旬），堤壩潰垮已擴大到一百七八十丈寬。河南蘭儀、祥符、陳留、杞縣一片汪洋，“遠近村落，半露樹梢屋脊，即漸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灘，人馬不能駐足”。山東東明縣城被洪水圍困長達兩年。除河南、山東之外，還淹及河北等地，共波及10州、40餘縣，受災面積達3萬多平方公里，總計災民700萬人。

銅瓦廂決口后，溜分三股：南股由今山東菏澤趙王河東注，另兩股由東明縣南北分注，至張秋穿運河后複合為北股，以後北股漸淤，南股成為幹流，奪大清河由利津入渤海。

為了黃河歲歲安瀾，我們寧願銅瓦廂永久沉於河底；為了中華國運恆昌，我們會將銅瓦廂永遠記在心間。

銅瓦廂不僅僅是一處地名，更是一個帶著民族傷痛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