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國論

《三國志·譙周傳》記載：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

因余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余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眾，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仇國論》中，譙周舉了兩個虛構的國家“因余”和“肇建”為例子，因余是小國，肇建是大國，兩國世為仇敵，因余國人高賢卿問伏愚子，身為小國在面對大國時該使用什麼戰略，伏愚子舉周文王與勾踐為例子，說明與民休養生息，民心安定就可以取得勝利，高賢卿又問：“楚漢相爭之時，劉邦和項羽約定以鴻溝為界，互不侵犯，當項羽返回時，張良認為如果人民安定下來就不會再想變動，說服劉邦追擊項羽，最後取得了勝利，又怎麼一定要用周文王的那套方法呢？現在肇建國內部有缺陷，我們趁機出兵攻擊其邊境，是不是能增加它的麻煩而戰勝他呢？”

伏愚子回答：“商朝與西周的時候，王綱堅固，社會安定，人民習慣於當時的統治階級，要是在那個時候，劉邦怎麼可能杖劍鞭馬、奪取天下呢？反觀秦朝末年，天下土崩瓦解，王侯遞嬗，年年月月都改變統治者，老百姓均不知所措，所以豪強並爭，力量強的收穫便大，遲慢的便被吞併。現在我們國家和肇建都已經立國很久了，不是秦朝末年動蕩不安的時候，而有多國並立的形勢，所以可以用周文王無為而治的方法，而不可以像劉邦那樣南征北討，如果人民疲勞，國家就會瓦解，俗話說‘與其射出很多箭沒有命中目標，不如謹慎發箭，不要輕易出擊。’

所以智者不會因為一時小利就轉移目標，而是等到時機許可才一次出動，所以商湯、周武王能不戰而勝，如果他們一味窮兵黷武，不能審時度勢，則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如果用兵如神，穿越急流，翻越山谷，不用船隻便能渡過孟津，就不是我愚子所能做到的事了。

譙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今四川西充）人。三國時期蜀漢學者、官員，著名的儒學大師和史學家，史學名著《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即出自他的門下。蜀漢滅亡后降晉，在晉官至散騎常侍。後世對其褒貶不一，許多史學家對譙周誘勸劉禪不戰而降的作法，給予了指責。

據《三國志·譙周傳》記載，譙周生前撰寫學術著作多種，計百餘篇。之後，這些著作陸續散失，到唐初作《隋書·經籍志》時，時人所見的書目只有《論語注》（十卷），《三巴記》（一卷），《譙子法訓》（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經然否論》（五卷）五種了。《論語注》和《三巴記》兩書，今不存。現在能夠見到的其他三種，且都是後人的輯本。《譙子法訓》，原書亡佚。明人陶宗儀、清人嚴可均各錄有輯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齊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為散條。此書以有關道德修養、男婚女嫁、治學自力等方面的內容為主，屬格言性質的書籍。

《五經然否論》，原書亡佚。朱彝尊、馬國翰等人皆有輯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羅最多，計七條。僅就輯錄所知，該書以詮解古代禮儀制度的內容為主，屬典制一類的著作。

《古史考》，原書亡於宋元之際。清人章宗源據諸書輯錄一卷，得九十一條。該輯本刊於平津館叢書之中，書前有孫星衍序文一篇。這是一部古史考證性質的書籍，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據《晉書·司馬彪傳》記載，譙周撰寫此書的主要目的是為司馬遷的《史記》糾謬。譙周認為《史記》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內容採用民間傳說和百家之言，因此與經典文獻的出入較大。他憑據舊典，對此一一進行了訂正。以後唐朝人把它歸在考史書類，作為附錄與《史記》并行於世。它的許多成果被後來的《史記》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為章氏輯本的主要依據。 《古史考》對《史記》的考證、評述甚詳。清人姚振宗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講：“是書專為考《史記》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駰的《史記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產”句下引干寶語云：“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這條材料證明，只有當譙周以為作者妄記處才廢而不論，可見姚氏的說法並非妄斷。《古史考》對於《史記》的研究，大致有這樣幾種情況：第一是對史記的某些記載提出懷疑。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把公伯僚列為孔子的弟子。譙周認為有誤，說：“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雲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賢之數，蓋太史公誤。”第二是對某些史實給予補充和解釋。如《蘇秦列傳》中，蘇秦嫂有“見季子位高金多”語，譙周補充說：“蘇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為季子”的解釋更為合理。對《齊世家》中“太公望呂尚”句，補充說：“姓姜，名牙。”對於呂尚的經歷，補充說：“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在《張儀列傳》中有“苴蜀相攻擊”句，譙周解釋說：“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第三是對某些歷史事件進行評論。如對呂不韋以千金行賄事論說道：“以詐獲爵，故曰竊也。”對司馬遷說“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評論說：“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其實，《古史考》所涉及的內容不止是《史記》，據章宗源講：“（古史考）又兼及後漢事，不獨糾遷書矣。”總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對後世歷史考證學的發展影響很大。只是原書亡佚，後人已難看到它的全貌了。

《仇國論》中所談到的基本都是值得後人參考的治大、小國之道。作者是三國時期蜀國光祿大夫譙周。他以處在蜀國，一個地勢偏僻、領土窄小的國家為官的親身經歷，闡述了自己與姜維相反的治國之道。

姜維主張以武克國，用武力侵佔別人的領土，藉此削弱魏、吳的國力，復興漢室。

譙周則認為蜀國國力太弱，討伐別的國家，簡直是徒勞無益，不但不能削弱別國國力，反而削弱自己的國力。所以譙周在《仇國論》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句話：“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意思是：大國的能力強，就可以討伐別的國家；小國的國力弱，就應該體恤人民的疾苦，壯大自己的國力，使人民能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方能成為大國，振興漢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