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柏林危機

柏林牆築起兩個星期後，赫魯曉夫單方面撕毀美蘇兩國為期三年的禁止核試驗協議，恢復一系列試驗。肯尼迪雖看出蘇聯虛張聲勢，但也不甘示弱，在當年9月恢復地下核試驗，美蘇軍備競賽又進入新高潮。

柏林牆既已築起，赫魯曉夫便在1961年10月10日蘇共22大正式取消英美法於當年12月底前撤出西柏林的期限。後來，蘇聯凍結了德國和西柏林的問題，美蘇關係再度緩和。

參見：柏林危機、第一次柏林危機、第二次柏林危機。

1948年斯大林時期蘇聯挑起柏林危機，目的是為了通過封鎖西柏林的交通，迫使西方三國的軍隊撤出西柏林，改變西柏林的四國共管的地位，從而徹底根除西方國家在東歐的殘餘影響，確保蘇聯在東歐“安全帶”的建立。

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國內外的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赫魯曉夫在國內批判了斯大林的政治經濟模式，倡導并力行改革，使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有了較大增長。在國際上，赫魯曉夫採取了一系列緩和同西方國家緊張關係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鬆弛了美蘇“冷戰”的僵硬局面。但是，“冷戰”的基本格局一仍其舊。蘇聯追求蘇聯導向的“世界革命”和建立蘇聯在東歐“安全帶”的基本目標依然未變。而且，由於蘇聯綜合國力的提高，拓展了蘇聯對外政策的活動範圍和餘地，使蘇聯的對外政策更具進攻性。

如果說，斯大林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重點是建立蘇聯在東歐的“安全帶”，那末，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目標則表現得更為雄心勃勃。赫魯曉夫要在蘇聯實力增強的基礎上，不僅鞏固蘇聯的東歐“安全帶”，而且試圖建立蘇聯的全球大國的地位，同美國平起平坐論天下，共同安排和管理世界。如同赫魯曉夫的個性一樣，赫獸曉夫時期蘇聯對外政策呈現出很大的矛盾性，那就是：同美國等西方國家既合作又爭奪。合作是試圖緩和同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為國內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爭奪則是要削弱美國的國際地位，擴大蘇聯在東歐、歐洲和全球的影響。

赫魯曉夫再次挑起柏林危機，既是為了鞏固由斯大林建立起來的蘇聯“安全帶”，同時又是建立同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地位的第一次嘗試。具體而言，赫魯曉夫通過這一挑戰，試圖：第一，通過變西柏林為“自由市”的方法，結束戰後初期確立的蘇、美、英、法四大國對柏林的分區佔領制度，一勞永逸地消除西柏林對東德和東歐國家的破壞作用，從而鞏固蘇聯在東歐的安全帶”。

1948年，柏林危機結束后不久，蘇占區和西佔區分別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東柏林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首都（仍稱柏林），而西柏林的地位沒有改變，繼續維持著美、英、法三國的佔領制度。

由於西柏林位於東德領土之內，在美蘇“冷戰”的環境下，它成為北大西洋公約集團切入東德和華沙條約集團內部的“前沿城市”，被西方稱為“鐵幕上鑽出來的一個小洞”和“自由世界的櫥窗”。西柏林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政治和經濟等方面對蘇聯東歐集團特別是東德產生了極大的壓力和影響。政治上，在蘇聯看來，西柏林簡直是北約和西德對華約國家和東德進行間謀、挑釁和顛粗活動的便利基地。經濟上，從戰後初期到60年代初，每年大約有名50萬東德人經東西柏林邊界逃往西柏林和西德，且逃亡者大部分是科技人員和熟練工人，從而使東德蒙受重大的經濟損失。而只要東德處於動蕩不安的形勢下，蘇聯在東歐的“安全帶”就始終受到嚴重的威脅。

因此，赫魯曉夫憤怒地指責“西柏林是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實行侵略政策的好地方”，“已經變成了一個毒瘤”，“如果不消除這個毒瘤，就會有導致十分不良後果的危險”。

第二，通過變西柏林為‘自由市”的方法，可以把美、英、法三國的軍隊趕出西柏林，從而使西德和西歐國家對美國承擔歐洲防務的決心和能力產生動撼和懷疑，促進西歐內部的離心傾向和中立主義情緒，瓦解美歐聯盟，削弱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和地位。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建立之後，如何抑制和拆散美歐聯盟始終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重要任務。為此，赫魯曉夫在危機期間，反覆誇耀蘇聯核武器的準確性和威力，以此恫嚇西德和其它北約成員國。1960年3月，他直言普告西德，“如果德國侵略者想發動新戰爭，那麼，他們就是給自己判處死刑，因為在戰爭中德國會被毀滅。”1961年7月，他又公然威脅英國和法國：只要六顆氫彈就能摧毀英國，九顆可以夷平法國。顯然，赫魯曉夫的用意就是要使西歐明白，美國的安全保護不可靠，與美國綁在一起將給他們帶來嚴重後果。而如果西方軍隊撤出西柏林，蘇聯對西德和北約組織的威懾作用將大大加強，使西德產生被人拋棄和出賣的孤獨感和危機感，動搖西德和北約、北約和美國相互之間的安全信任感。

總之，赫魯曉夫的目的就是要通過改變西柏林現狀的方式，進一步鞏固蘇聯在東歐的“安全帶”，離間美歐關係，拆散美歐聯盟，削弱美國在歐洲的影響，確立蘇聯在歐洲和全球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

直接起因：錯誤的判斷

但是，把西柏林改為“自由市”的建議，至少在當時是不現實和不明智的。儘管在戰爭已經結束十幾年的情況下，西拍林仍然保持著佔領狀態是不正常的，可是這種不正常狀況本身就是“冷戰”的結果。由於美蘇“冷戰”正酣，維持佔領制度的現狀是避免雙方在這個熱點地區發生衝突和戰爭、維護脆弱和平的唯一選擇。因為在“冷戰”的條件下，任何一方試圖打破現狀，都會引起對方的猜疑和反對，從而有可能導致衝突和戰爭。蘇聯可以就西柏林間題提出自己的建議，但無權以最後通牒的方式命令西方三國軍隊限時撤走。因為後者駐紮在這裡的依據，乃是四大國協議確定的權利。更何況，即使把西柏林變為“自由市”，也不能解決當時困擾東德的人員外流等問題，因為柏林的邊界是開放的。赫每曉夫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赫魯曉夫敢於挑起危機，首先是他過高地估計了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從而錯誤地估計了美蘇兩國力量的對比關係。

1958年5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談到“蘇維埃制度歷史性勝利”時，不無自豪地說，“現在，蘇聯工業生產僅次美國而遠遠超過其他一切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要縮短這個距離，因為我國工業生產發展的速度比美國要快好幾倍。”接著，他例舉一組數字，說明從1953年——1957年，“蘇聯鐵礦、煤、石抽、生鐵、鋼、水泥、毛織品的生產，不管在增長率方面，或是在絕對增長量方面，都超過了美國。”

1959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樂觀地估計，經過1959一1965年的七年計劃，再帶要5年（可能更早），蘇聯就能“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工業品產量方面趕上並超過美國”。

1957年夏天和秋天，蘇聯相繼成功地進行了洲際導彈試驗和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這使赫魯曉夫非常歡欣鼓舞，認為蘇聯的戰略地位已大大加強，甚至已佔有優勢。他在各種場合，多次炫耀和吹噓蘇聯導彈的威力。

1959年1月，他在蘇共二十一大上昭告世人：“蘇聯既然能把火箭發射到幾十萬公里的宇宙空間，也就能把強大的火箭百發百中地發射到地球上任何一點”。2月，在向大會致閉幕詞時，他警告美國的將軍們：如果認為發生軍事衝突時，美國領土可以安然無恙，那隻不過是“痴心妄想”。“事實上，蘇聯現在已擁有能給地球上任何一點的侵略者以毀滅性打擊的手段。我們講我們已組織了洲際彈道火箭的成批生產，這不是開玩笑，我們這樣說也不是為了嚇唬什麼人，而是為了把事情的真實情況講清楚。”

總之，在赫魯曉夫眼裡，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蘇的經濟差距正在急劇縮小。並且馬上蘇聯就要佔有優勢。而軍事方面蘇聯的核力量已顯示優勢。一言以蔽之，美蘇的實力起碼已經相等。而相等的實力就要求相等的權力和機會，諸如西方軍隊駐紮在西柏林的那種“不合理”的均勢就應當打破。

赫魯曉夫敢於挑起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錯誤地估計肯尼迪的能力和肯尼迪對抗危機的意志和決心。

肯尼迪是在1961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的，時年僅44歲，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一位總統。

肯尼迪就任后所採取的第一項重大行動，就是在1961年4月批准實施豬灣計劃，派遣雇傭軍入侵古巴，結果出師不利，慘遭失敗。肯尼迪的批評者指責總統在實施該計劃時還不夠大膽。赫魯曉夫認為，豬灣事件表明肯尼迪“不過是個毫無主見的年輕人”。由此，他產生了“重新進行十三年前斯大林開始的把西方逐出柏林的鬥爭”的慾望。

如果說，豬灣事件使赫魯曉夫對肯尼迪產生了錯誤的判斷的話，那麼，接下來的維也納會晤則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判斷。

維也納會晤於1961年6月3日至4日舉行，它是美蘇首腦的一次觀點、意志和決心的較量。在會談中，赫魯曉夫看到和覺察到肯尼迪的諸多“軟弱”之處。

當赫魯曉夫就歷史進程高談闊論時，肯尼迪竟然表示理解和同意。其實這純粹是一種策略考慮。因為肯尼迪認為，恰恰是在這個過渡時期，必須更加謹慎地對待各種有爭議的問題，特別是考慮到美蘇兩國手中所掌握的可怕的武器。肯尼迪多次表明，世界的現狀已經確定，倘若又有一個新的國家轉到蘇聯方面，實行蘇式制度，那就會極大地破壞現存的平衡，使之有利蘇聯。這當然是危險的。赫魯曉夫顯然沒有準確理解肯尼迪的真實的觀點，還以為在思想交鋒中贏了肯尼迪。

當談到尖銳的柏林問題時，赫魯曉夫的氣勢更加咄咄通人，他先是強硬地規定了六個月之內締結對德和約的最後期限，當遭到肯尼迪拒絕時便大吼，如果要為西柏林問題而打仗，那就讓戰爭現在開始吧！這要比以後出現更為可怕的武器時再爆發戰爭好得多。如此不加遮掩的赤裸裸的武力恫嚇，肯尼他竟也忍受了。不過，肯尼迪的話講得很清楚：如果美國允許自己被逐出西柏林，從而單方面地失去其獲得的由條約予以確認的權利，那末，美國對其它國家所承擔的義務就成為一紙空文，沒有人會再信任美國，這將使美國陷入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地位。換句話說，美國不會放棄西柏林。但肯尼迪又表示，如果世界緊張局勢得以緩和，那就有可能就此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但現在尚不具備這樣做的條件。這種模糊的暗示，對赫魯曉夫大概也起了一種誤導作用，似乎肯尼迪沒有把話說絕，只要施加壓力，還是能使肯尼迪就範的。

肯尼迪回國后發表電視講話時，竟說，會談中“雙方都沒有失禮，沒有發脾氣，役有威脅或下最後通膝，沒有得便宜或作讓步。明明赫魯曉夫規定了近乎最後通牒的最後日期，明明肯尼迪受到威脅、恐嚇，卻還要強作掩飾。當然，肯尼迪在某種程度上向公眾隱瞞真情，主要是避免使公眾產生總統是孱弱的印象。但肯尼迪的這種“逆來順受”的“紳士”風度，卻使赫魯曉夫對肯尼迪的意志、勇氣和決心產生了嚴重的懷疑。

總之，肯尼迪同意赫魯曉夫關於歷史發展進程的觀點，肯尼迪暗示今後有可能就柏林問題達成雙方均能接受的協議，肯尼迪在戰爭威脅面前無動於衷，這一切使赫魯曉夫深信：肯尼迪是個優柔寡斷的、軟弱可欺的人。

客觀因素：錯誤情報

最後，使赫魯曉夫對肯尼迪產生錯誤判斷的還有蘇聯駐美國大使緬希科夫傳回的關於肯尼迪等決策人物的錯誤情報。

這位大使把肯尼迪兄弟描繪成“穿短褲的孩童”，他們只是暫時裝出一副無所畏懼的祥子，但接著就會動搖和退卻。緬希科夫1961年7月在給莫斯科的一封電文中，稱新的美國領導人們“就象公雞那樣好鬥”，但這只是暫時的，當決定性的時刻到來時，亦即蘇聯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締結和約時，他們就會第一個“鑽進褲子里”。與此同時，緬希科夫在同美國活動家談話時公開表示相信，“當要攤牌的時候，美國人就不會為了柏林而打仗了。”緬希科夫大使的這些錯誤的分析和估計，也使赫魯曉夫在判斷肯尼迪的意圖和決心時，發生了嚴重的偏差和失誤，對促使赫魯曉夫挺而走險起了推波助擱的作用。

1948年柏林危機時，蘇聯尚未掌握核武器。赫魯曉夫時期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蘇聯已經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擁有原子彈和氫彈。這使赫魯曉夫有了進行核訛詐的物質基礎，因而赫魯曉夫在柏林危機中，言辭激烈，架勢兇狠，且一招比一招厲害，從而把危機引向危險的極端。

6月15日，也就是維也納會晤后九天，赫魯曉夫公開重申六個月的最後期限，並說誰如果破壞和平，或者越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邊境，誰就自己承擔這種行動的全部後果。武力將以武力來對付。6月21日，在紀念衛國戰爭爆發二十周年大會上，赫魯曉夫特意穿上軍裝，稱，“如采西方想顯顯本領的話，那麼，就給他一次機會吧。”7月2日，赫魯曉夫公然以氫彈威脅英國和法國。7月8日，赫魯曉夫宣布，停止軍隊複員，增加三分之一軍事預算。

赫魯曉夫的武力威脅，引起西方的強烈反應。7月25日，肯尼迪發表電視講話，表示“不允許通過武力把我們趕出西柏林”。他宣布追加32億5千萬美元的軍費，徵召部分後備役人員和國民警衛隊。第二天，赫魯曉夫警告說，如果發生戰爭，肯尼迪將是最後一位總統了。這時，柏林上空已戰雲密布，戰爭已呈一觸即發之勢。

赫魯曉夫雖然表面上氣壯如牛，但他看到肯尼迪確有決心和措施準備跟他大幹一場后，便暴露出色厲內荏的本質了。原來肯尼迪並非軟弱可欺的“孩童”。赫魯曉夫開始考慮如何退卻了。但這種退卻必須是既能結束危機而又不過分丟失面子。粗中有細的赫魯曉夫居然找到了這種方法，那就是：高築柏林牆。8月13日，在東、西柏林的分界處，築起了一道鐵絲網，以後又用水泥和磚石砌成了混凝土牆。

有些史學家認為，柏林牆使危機達到了高潮。實際上柏林牆應該是危機落潮的標誌。因為築牆是一種平衡美蘇雙方利益、避免軍事衝突的現實辦法。從西方的角度講，築牆雖然是“不人道”的，但它畢竟沒有妨礙西方三國軍隊在西柏林的存在，沒有切斷西柏林同外界的交通聯繫。就蘇聯和東德而言，築牆雖然無法趕走西方軍隊，但卻有效地遏阻了東德寶貴的人力財富的外流，解決了東德當時面臨的最棘手的難題。因此，築牆既是對柏林現狀的一種肯定，又是對柏林現狀的一種不出格的適度的修正。柏林牆是否違背人道，歷史學家盡可以爭論下去。但它在當時確實是緩和一觸即發的柏林危機、避免美蘇兵戎相見的可行選擇。

事實上，肯尼迪及其助手事先已經清醒地估計到了這一點。1961年3月，美國駐蘇聯大使湯普森在致華盛頓的電文中說，“如果我們想要蘇聯人維持柏林問題現狀，那我們至少要料到，東德人將關閉邊界，以阻止蜂擁而至的難民穿越柏林，他們認為這是不能容忍的。”7月25日，肯尼迪在宣布為維護西方國家在西柏林的地位而採取強硬措施時，引人注目地說到，希望穿過被分割的柏林的自由邊界成為一條“和平邊界”。這實際上是容許關閉邊界的暗示。與總統關係密切的參議員富布賴特敏感地覺察到了這一點，他在7月30日的電視採訪中說，“我不理解東德人為何不關閉自己的邊界。我認為他們有權關閉邊界”8月初，肯尼迪在同其助手羅斯托談話時說得更肯定，“他（指赫魯曉夫）將會採取某種措施阻止難民外流。可能築一道牆。而我們是無法阻止的。我能為保衛西柏林而使盟國團結一致，但我無法為使東柏林開放而採取行動。”與此同時，前駐蘇大使波倫在同蘇聯大使館參贊科爾科卓年科單獨談話時，對東德為何“不實際阻止”難民外流表示困惑。

所以，當柏林牆豎立之後，華盛頓感到“舒了口氣”。雖然肯尼迪公開譴責這是對邊界的野蠻封鎖，但“實際上認為柏林牆是結束柏林危機的轉折點”，稱，“這不是一個非常令人愉快的決定”，但“總比戰爭好得多”。

直到8月17日，也就是築牆后的第四天，姍姍來遲的西方三國抗議照會才送交莫斯科。照會的措詞並不尖銳，只是泛泛地譴責築牆違反了關於保證柏林市內通行自由的四國協定，重申了西方對柏林問題的立場。8月19日，肯尼迪命令美軍1500人由西德開往西柏林，並派副總統約翰遜訪問西柏林。但這些虛張聲勢的行動主要是顯示保衛西柏林的決心，並安撫西德和西柏林人。另一方面，築牆后，赫魯曉夫也不再提六個月的最後期限，雖然仍表示，西柏林是西方露在外面的一隻腳，打算“有機會就在它的雞眼上踩上一腳”，但亦屬挽回面子的的虛聲恫嚇。這段時期，蘇美雙方主要是進行口誅筆伐的文字戰，儘管它們的坦克曾在東西柏林的過境口上虎視耽耽地相互對峙，但不過是示威而已。

到1961年10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表示，只要西方國家有意解決柏林問題，“簽訂和約的期限問題將不再是那麼重要了，在那種情況下，我們也不堅持和約一定要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簽訂。”赫魯曉夫主動偃旗息鼓了，柏林危機再次以蘇聯的失敗而告結束。

危機雖然停止了，但它卻嚴重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抑制了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有限“緩和”，使“冷戰”再趨激烈。主要表現為，引發蘇美新的一輪軍備競賽和更加激烈的全球爭奪。

新的軍備競賽幾乎是與柏林危機同步展開的。雙方不僅大量擴充常規兵力而且恢復了更大規模的核試驗。從9月1日開始，蘇聯首先恢復了核試驗，到11月旬，已進行了30次核試驗，包括超百萬噸爆炸力核武器試驗。9月5日，美國也恢複核試驗。雙方的核試驗，給人類帶來了新的威脅。

由於柏林危機的失敗，赫魯曉夫所極力吹噓的蘇聯核武器優勢的神話，終於破產了。恥辱和悲憤交加的赫魯曉夫思索著短期內同美國在核導彈方面相互匹敵的辦法。1962年他終於找到了這麼一條“捷徑”，那就是在加勒比海的古巴設置蘇聯的中程導彈基地。由於古巴距美國僅一步之遙，這樣架在美國家門口的中程導彈幾乎就成了洲際導彈的代用品，似乎核優勢又可轉到蘇聯方面了。赫魯曉夫的這次冒險，又製造出舉世驚駭的古巴導彈危機。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講，柏林危機又成為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原因之一。

赫魯曉夫雖然在柏林危機中態度蠻橫，手段強硬，但他不久便知難而退。這表明，赫魯曉夫終究沒有糊塗到“不見棺材不落淚”的理智全無的地步。事實上，遠不能根據赫魯曉夫在柏林危機中的所作所為就斷定他是一個“危機狂”或“戰爭迷”。

人們記得，赫魯曉夫執政前期，在對外關係方面，除舊布新，改革調整，採取了一系列被西方稱之為“和平攻勢”的措施，給蘇聯外交帶來了新風格和新氣象。

1954年1月至2月，蘇聯同美、英、法三國一起舉行了柏林外長會議，討論德國問題、保障歐洲安全問題和奧地利國家條約問題。這是自1949年以來，蘇聯同西方國家的第一次外長會議。

1955年5月，蘇聯同美、英、法、奧共五國簽訂了奧地利國家條約（斯大林時期，蘇聯曾堅持對奧條約必須在對德和約之後簽訂），確立了奧地利的獨立和中立，解決了二戰遺留下的一個棘手的問題，消除了歐洲一個潛在的“熱點”。

同月，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了新的裁軍建議。

7月，蘇聯同美、英、法國舉行了戰後第一次最高級首腦會議，廣泛討論了德國問題、歐洲安全問題、裁軍問題和東西方的接觸問題。

8月，蘇聯決定單方面裁軍64萬人。

9月，蘇聯同西德建立外交關係，承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其主權範圍內的領土上行使管轄權。

赫魯曉夫的這些舉措，雖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東西方兩大集團的對峙知對抗，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使“冷戰”有所降溫。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又在蘇共二十大上，就“現代國際局勢發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提出了新的理論和新的觀點。關於和平共處問題，赫魯曉夫宣布，和平共處的原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蘇聯外交的總路線。關於防止新戰爭的可能性問題，赫魯曉夫認為，由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及其強大，由於工人運動的壯大和擁護和平運動的產生等，“戰爭並不是註定不可避免的”。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問題，赫魯曉夫指出，“過渡的形式將會越來越多樣化”，“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將要同內戰連在一起”。赫魯曉夫的這些新觀點和新提法，同這以前的緩和攻勢，都是他以現實主義的態度看待國際形勢，部分剔除蘇聯對外政策中的意識形態色彩的結果，也是同赫魯曉夫在國內批判斯大林模式和緩解階級鬥爭相吻合的。

但是，赫魯曉夫的哲學觀和思想方法並沒有根本改變。由於赫魯曉夫是從斯大林時代成長起來的領導人，舊時代在他身上的留下了太深、太多的烙印，他無法徹底掙脫斯大林模式的束縛和制約。因此，如同赫魯曉夫的對內政策一樣，他對斯大林的對外政策，也可以說是，繼承多於批判，延續大於改革。

他雖然否定了斯大林堅持的“戰爭不可避免論”，但卻繼承了斯大林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總危機正在進一步加深”。由此，赫魯曉夫便無法看到美國經濟雖然遇到危機但仍在發展的另一面，誇大了美國經濟危機的嚴重性，結果就把美蘇兩國的經濟距離的縮小片面地等同於經濟距離的消失，甚至認為不久蘇聯的經濟發展就能超過美國。

他雖然提出“和平共處”原則是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但卻把“和平共處”當作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手段，認為“和平共處政策”乃是“無產階級在國際舞台上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進行經濟、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激烈鬥爭的一種形式”。這至少在蘇聯方面構成了限制蘇聯同美國等西方國家改善關係的重要因素，使蘇聯不能堅定不移地採取有利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緩和措施。“和平共處”成了赫魯曉夫對外政策的一種點綴，成了同美國進行爭奪的一種掩護。

他雖然改變了斯大林時期不妥協的僵硬作法，但卻承襲了威脅恫嚇的遺風，一再進行核訛詐。這種不負責任的魯莽和冒險，使人類被推入核戰爭的邊緣。

所有這一切，決定了赫魯曉夫最終走不出斯大林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怪圈。如果說，斯大林時期蘇聯主要是藉助於軍事和政治手段輸出蘇聯模式的社會制度的話，那未，赫魯曉夫則試圖通過“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來顯示蘇聯模式的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增強蘇聯的國際地位和影響，最終壓倒並戰勝美國等西方國家。

當“和平競賽”不能給蘇聯帶來勝利時，赫魯曉夫便撕去“和平共處”的外衣，以他那特有的狡黯和冒險的性格，進行武力恫嚇，以期獲取非份利益，結果就是挑起尖銳的危機。柏林危機如是，後來的古巴導彈危機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