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易於拉縴
何易於拉縴
孫樵[唐]（約公元八六七年前後在世）字可之，（《文獻通考》作隱之。此從新唐書藝文志注）關東人。生卒年均不詳，約唐懿宗咸通中前後在世。散文學皇甫湜。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八五五年）登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廣明初，（公元八八o年）黃巢入長安。樵隨僖宗奔赴歧隴，授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樵嘗刪擇所作，得三十五篇，為經緯集三卷，《新唐書藝文志》傳於世。所做古文，刻意求新，自稱是韓愈的四傳弟子。
何易於勤政愛民，一身正氣，敢於抵制上級胡作非為的行為實在令人欽佩，值得大書特書。孫樵在《書何易於》中說，何雖“不得志於生時，必將傳名於死後”。果然，《新唐書》作為廉吏為他立了傳。
何易於嘗①為②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③賓客歌酒。泛舟東④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於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於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⑤。易於為⑥屬令，當⑦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⑧。
何易於曾經做益昌縣縣令。益昌縣離刺史的治所四十里，縣城在嘉陵江南岸。有一次，刺史崔朴乘著春光明媚，帶了許多賓客，坐著大船，唱歌喝酒，從上游放舟東下，船一直到益昌縣附近。船到，就下令要民夫拉縴。何易於就把朝版插在腰帶里，拉著纖，與幾個民夫一起拉著船，跑上跑下奔忙。刺史發現縣令在拉縴，很吃驚，問他為什麼。何易於說：“現在正是春天，百姓不是忙於春耕，就在侍弄春蠶，一點點時間都不能損失。易於是您主管下的縣令，現在沒啥事干，可以來承當這個差使。”刺史聽了，和幾個賓客跳出船艙，上岸騎馬一起回去了。
註：
①嘗：曾經。 ②為：做。 ③ 從：隨從.。④東：向東。⑤奪：搶，這裡作佔用。⑥為：是。⑦當：正。⑧去：離開。
補充：
惟：只，只有 愧：感到慚愧 疾：急忙，趕快
本文寫了何易於親自為刺史當縴夫的故事，讚揚了他憂國憂民的高尚精神，同時也顯示了何易於的聰明才智。
何易於：
《新唐書·循吏傳》中載有何易於其人｡他是唐文宗太和年間(公元826—836年)益昌(今四川廣元市南)縣令，為官清正廉潔､勤政愛民｡更難能可貴的是，為了維護百姓的利益，他甘冒革職､坐牢､砍頭的風險，抵制了上司的派遣，違抗了朝廷的詔令｡
縣令，在中國古代，是最低一級的官吏，也是最接近老百姓的官。由於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縣令這一級別的官吏，其基本職能是代表最高當權者壓迫、剝削廣大老百姓的。在老百姓的眼中，縣官被稱為“老爺”，可以騎在老百姓的頭上，坐威坐福。而縣官本人，更可以假“天子”“聖上”之名，隨意加征、加派、判刑。所以，中國古代社會的縣官，總體上來看，貪官污吏多，清廉為民者少，能夠真正成為父母官者更少。由於縣令的級別低，無論是貪者，還是廉者、勤者，他們的佳績和劣績，很少能載入史冊，流傳後世。從《史記》到《清史稿》，被官方認定的二十六部“正史”，為縣令立傳者，可謂寥若晨星。但，例外總是有的。這一例外，就出在《新唐書》中。《新唐書》的編修者是北宋的史學大家歐陽修。在歐陽修看來，縣令的官位雖低、官銜雖小，可是，他們的作為卻“事關軍國，理涉興亡”（唐·劉知幾語）不可忽視，因而在《新唐書·循吏傳》專門為一位四川益昌（今四川廣元南）縣令立了傳。這位縣令叫何易於。要說何易於能上《新唐書》，第一功臣，並不是歐陽修，而是中書舍人孫樵。中書舍人，是中書省的副手，相當今天副部級或司局級。因為工作關係，孫樵經常到全國各州、縣執行公務。這一年，孫樵來到利州（今四川廣元），后又來到益昌（益昌是利州的屬縣）。到了益昌縣后，一個偶然的機會，碰到一群老百姓，要向孫樵這位從朝廷下來的大官兒討個說法。老百姓問：“皇上下詔書，考察各級官員，我們何縣令為什麼才得個‘中上’”原來，唐朝祖制，對各級官吏實行三年一考核的制度，共分三等九級，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若是得了上等，即可陞官，得了中等仍可保官，得了下等就有可能丟官。在老百姓看來，何易於得“上上”也名正言順，這樣好的父母官，為什麼只得了個“中上”？老百姓是從自身的感受，為何易於鳴不平的。孫樵在朝中做大官多年，到州、縣執行公務數次，從來未遇到老百姓為地方當權者鳴不平的事，所以決定把事情搞個清楚。孫樵問：“何縣令催繳賦稅的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老百姓不能準時繳稅時，何縣令就向上級打報告，申請放寬期限。”孫樵問：“何縣令監督老百姓出勞工的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上級撥款興修工程，資金不足，要向老百姓加派，貧窮人家沒錢，何縣令就用自己的薪俸代交。”孫樵問：“何縣令給不給上級送禮？”老百姓回答：“何縣令向來秉公辦事，根本不幹送禮行賄的事。”孫樵問：“何縣令捕捉盜賊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我們益昌縣自從何縣令上任，多少年來沒出一個盜賊。”孫樵聽了老百姓的回答，心如潮湧，感慨萬千，對老百姓解釋說：“我在京城長安（今西安）聽說過考察官員的標準，大概有四條標準：一是能否加快向老百姓催征賦稅；二是能否加快向老百姓徵發各種勞工；三是能否討得上級領導的喜歡；四是能否捉拿更多的盜賊。考核縣令也就是這四條。”老百姓聽了孫樵如上的談話，搖搖頭，乾笑一下，都無可奈何地走開了。孫樵有些尷尬，便進一步訪問何易於的事迹，看一看老百姓為何為何易於評為“中上”鳴不平。孫樵又了解到如下幾件事：
第一件事
何易於當上益昌縣令不久，利州刺史崔朴帶著一群賓客、侍從泛舟春遊，順嘉陵江而下。從利州到益昌約有40里水路，一般情況下，需要縴夫拉縴而行。刺史崔朴是何易於的頂頭上司，到了益昌境內，自然要通告何易於派人拉縴，可是，崔仆一看來拉縴的人，不是縴夫，也不是老百姓，而是縣令何易於。何易於一身農民打扮，辦公用的笏版就插到腰帶上，沒容崔樸質疑，何易於已把纖繩搭到肩上，拉動了船。崔朴忙喊停船，問：“何易於，你身為一縣之長，為何親自當縴夫，難道連一個百姓也喊不到嗎？”何易於正正經經地回話，說：“眼下，正是春耕大忙季節，全縣百姓非耕即蠶，哪有一個閑人啊！為了不違農時，也為了不誤大人的遊程，只好由我這個閑人充當縴夫啦。”崔朴聽了此話，頓時羞愧滿面，連忙呼叫賓客、隨從下船，騎馬回程了。
第二件事
益昌縣境山多茶盛。老百姓經常採茶葉賺點零用錢。這一情況被朝廷知道了，便下了一道詔書，要在益昌縣征榷茶稅，並明令地方官不得隱瞞、打折扣。何易於接到詔令后，對上級派來的官員說：“益昌是個貧困縣，老百姓採茶換得幾文錢尚不可擺脫貧困面貌，怎麼還能加征他們的茶稅呢？”何易於讓上級派來的官員把詔書中關於加征茶稅的條文劃掉。那個上級派來的官員，聞聽此言，不僅大眼圓睜，說：“如果這樣干，不僅我要掉腦袋，連你何易於也起碼要判個流放之罪。”何易於正色說：“我難道為了保住官位，就不管全縣百姓死活嗎？！您放心，我何易於敢作敢為，抗旨不遵的罪責由我何易於一人承擔就是了，絕對不牽連第二人！”事情就這樣僵住了。碰巧，朝廷派到利州來的觀察使（相當紀檢官員）是個明白人，經調查研究，知道何易於此事不為自身，而是為民請命，便中止對益昌百姓加征茶稅的詔令.
第三件事
雖然是件平日的細小之事。但從細小事上可以看到何易於為民辦事的精神。縣裡有一位貧困農民死後，無錢以葬，何易於就用自己的薪俸幫助料理後事，據老百姓反映，這類事，不止一兩件，而是多得難以計數。對於繳稅的老人，何易於特別垂憐，總是向他們問寒問暖，還常常送給飯食，如果能給縣裡行政提出好意見，更要特別招待，視為上賓。縣民打官司，一般情況下，可由縣丞處理，重大案件才需縣令裁決。何易於當了益昌縣令后，十分重視案件的裁決，他總要親自過問，當場弄清雙方的是非曲直，依法裁判，不偏不袒。?孫樵了解到這些情況后，一位不謀私利，真心實意為民父母的縣官呼之欲出。孫樵又十分難過，難過的是這樣一位人品官品俱佳的官員，考察政績時，竟然只得個“中上”！孫樵也想學著那群向他討說法的老百姓，向朝廷討個說法了。他揮筆疾書，寫了一篇《書何易於》的短文，讓天下知道何易於！讓朝廷知道何易於！讓皇上知道何易於！讓後世史官知道何易於！?好人、好事、好文章，無脛而疾，歷久彌新。二百年後的北宋史學大家歐陽修看到了《書何易於》一文，大受感動，進一步了解何易於其人，又從唐末宰相裴休的文章中看到對何易於的稱讚。裴休說，他當四川綿州（今綿陽）刺史時，其屬下的羅江縣的縣令就是何易於。這時的何易於剛由益昌縣調到羅江縣，當官的地區變了，官位並未升遷，仍是縣令。裴休親眼見到何易於清廉簡約，隨從不過三人，是一位真正的父母官，為此，裴休還在綿州表揚過何易於。歐陽修經過多方了解、印證，何易於形象在他眼前越來越高大，對於那些當政者不能賞識，提拔何易於，越加氣憤。歐陽修不計何易於人輕、官微，在《新唐書》中，毅然為何易於立傳，與那些朝廷高官並肩而存。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意思是說：高山須抬頭才能見到，好的行為須努力實踐才能做到，雖然達不到那種境界，但是心中確想要達到。大史學家司馬遷曾用此詩盛讚孔子。今天，我們也可將此獻給何易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