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境以南，太陽以西

“我”和島本之間產生了青梅竹馬的愛情。由於“我”和島本升入了不同的中學，因而中斷了聯繫。分手后，“我”經歷了一些不成功的戀愛，雖然此間曾經和島本邂逅相遇過一次，但最後卻失之交臂。此後，“我”結了婚，並在岳父幫助下開了一家爵士酒吧，還生了一個女兒。正當“我”的事業蒸蒸日上之時，島本又出現了，於是“我”又陷於了感情的旋渦之中，和島本開始了一段婚外戀情，並準備拋棄一切和島本結合。而在一次幽會之後，島本神秘地失蹤了，“我”最後回到了自己家庭，等待修復因婚外戀給家庭帶來的傷痛。

20世紀60年代后，日本社會就出現了所謂的“空心病”。日本的都市社會大規模地形成，被稱為“團地”的現代化公寓樓群拔地而起，其特點是沒有個性，沒有人情味，千篇一律。公寓的一層層牆壁和玻璃把人們隔開，把人們孤立開來，牆壁不只是鋼筋混凝土的牆壁，而是一種抽象的牆壁，所有的人都被自己以外的人所拋棄，所有的人都彷彿處在孤獨的沙漠里。物質的發展帶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人際交往中的惟利主義帶來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人們在金錢權力至上的消費文化之下，不知不覺中變得唯利是圖，玩味一切又覺得空虛寂寞。

村上春樹1949年1月12日出生於日本的古都京都。這個時期出生的一代人，在日本被稱為“團塊世代”。他們在大學時期參加了被稱為“全共斗”的學生運動，但最終是以被鎮壓而告終。但這種政治鬥爭結束之後的無力感，也深深地影響了這一代人。另外，日本此時從工業社會逐步過渡為後工業社會。與之相適應的後現代文化，也已然成為一種新的思考模式和價值觀。隨著現代化進程在生產、生活領域的滲透，競爭與壓力的增大，多元化觀念深植人們心中，尤其凸顯在對現代人心理層面的影響。

二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日本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空心病”問題，成為村上春樹創作《國境以南，太陽以西》的小說的靈感。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抹殺了人的人性將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商品化，是一個充斥著糜爛的物慾和金錢的腐臭味的社會。置身其中的人們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孤獨感和空虛感的漩渦之中而不能自拔。

初——“我”

主人公初，出生在1951年的日本戰後“嬰兒潮”時期。初是一個自嘲、沉默、頹廢、反英雄人物。初從小就生活在物質充盈的中產階級家庭中，父親是一家大的證券公司的職員，母親是普通的家庭主婦。他享受著豐富的物質財富，享受妻子和女兒的愛與溫暖。看似坐擁一切，沒有什麼不滿足的生活，卻讓他感覺空虛，迷失方向，找不到生活的意義。初認為，他自己作為獨生子是“不完整的”。因為當時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兩三個小孩兒，只有初是不常見的“獨生子”。“獨生子”這個身份總使他感情受挫。初心裡的“不完整”的部分，不僅來自於他自己和其他小孩不同的認知，也來自於當時社會對人力的需求的無法滿足的缺憾。

島本

島本於小學五年級末轉學，遇到了孤寂的初。島本發覺，她於初彼此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兩人很快就變成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她跟初一起聽音樂，看書。小學畢業之後，初和島本分別進入不同的中學。因種種原因兩人漸漸疏遠，最終不再見面，再無聯繫。

泉

泉，不是獨生子女，她特別羨慕初君的身份，因為泉尤其討厭自己的弟弟妹妹，在她看來，她弟弟妹妹們的腦袋總是少根弦，是無可救藥的蠢貨，她喜歡幻想自己沒有兄弟姐妹的日子，並且認為只有沒有兄弟姐妹的生活才是美好的。正是泉的這番話引起了初君的共鳴，並驅使他與之交往。

主題思想

現代人精神上的虛空

主人公初——“我”，一直生活在沒有意義卻又在對生活意義的追求中，他由此產生“生存虛空”的感覺。“我”極度缺乏內部精神的存在感，他生活在物質豐盈的大都市卻難以找到精神的皈依。“我”的生活，看似如此完美：東京有兩家興旺的爵士樂酒吧，箱根有一所幽雅的別墅，溫和的妻子，可愛的女兒，可以說家庭美滿、事業有成，但內心卻是缺失的，作品曾多次的提到“不完整”。這種缺失並沒有被物質填補，反而因物質的豐盈而加劇。所以，“我”一直在極力的尋找，找尋那個在這個世界里不能得到滿足的“國境以南，太陽以西”的理想世界。“我”的這種缺失感，與年少時的經歷有關，尤其是同島本的朦朧情感有密切關聯，以致對島本的思念佔據了整個作品的絕大部分。島本作為彼側世界的幻影而存在。作品中“我”與島本的關係，跳出常規愛情浪漫、纏綿的成分，作者把這種愛情，提升為一種人際關係，結合情感發展，寫出了“我”在愛的過程中的自我獨立與成長等問題。

初於1951年出生於一個安靜城郊的中產階級住宅區里。周圍人家的生活模式都幾乎一致，在這種情況之下，稍稍的特殊可能會被無限放大，變得引人注目。而不幸的是“初”就是這麼一個特殊體，獨生子的這種特殊身份（當時一般家庭都有兩到三個孩子）一直在困擾著他。由於日本人傳統的中流意識影響，人們一般對特殊人群有排外傾向，很難被大眾接納。而且，當時人們對獨生子都持有一種偏見：獨生子受父母溺愛、體弱多病、極端任性。初在這種偏見下，自卑而孤僻，沒有真正的朋友。覺得自己“特殊”，著“某種欠缺”，擔負著很沉重的精神壓力。

少年時代的“我”始終為此有些自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自己可謂特殊存在，別人理直氣壯地擁有的東西自己卻沒有。小時候，“獨生子”這句話最讓“我”受不了，每次聽到，“我”都不得不重新意識到自己的不足。這句話總是把指尖直接戳向“我”：你是不完整的。總之，在該作品的起初，主人公好像總是同身邊人之間有厚厚的隔閡，無法與外部世界溝通，獨自過著孤寂的日子。

初在小學六年時候終於遇到另一個獨生子，就是小學五年級末的時候轉學而來的島本。孤寂的初第一次遇到同是獨生子的島本，發覺彼此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兩人很快就變成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一起聽音樂，看書。遇到島本使初在那“難以忍受”的孤獨世界里，得到一種極大的支撐力量。對主人公而言，島本的存在和出現絕不僅僅是結束孤獨的一個夥伴，更重要的是從其身上找到心靈共鳴，所以可以說島本是填補他生命中的缺失感方面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然而小學畢業之後，初和島本分別進入不同的中學。因種種原因兩人漸漸疏遠，最終不再見面，再無聯繫。同島本的分離，對主人公的影響十分深遠。不僅意味著失去了唯一的摯友，也不單單是二人之間構建的那個純真美好世界的消逝，主要是，使其切實體會到那個好不容易能補充自己缺失感的重要角色不見了。對一個少年而言，這是一種巨大的創傷。不去見島本之後，“我”那溫馨的記憶不知給了“我”多少次鼓勵和慰藉也經常懷念她。在整個青春期這一充滿困惑的痛苦過程中，很長時間裡，“我”在自己心中，為她保存了一塊特殊園地。

初和島本是以“獨生子”為紐帶連接在一起的。初在現實生活中總是難以擺脫一種虛無的感覺，並為此而困擾，企圖從島本那裡得到解脫或者說滿足，從而走出這種困境。就本質而言這是把一個人的孤寂延伸為兩個人的寂寞。

同島本分別之後，再沒有人能開啟初的內心世界。但他並未因此而止步不前，“在‘我’走近世界的同時，世界也走近了‘我’”。他還是選擇面對現實，成長為了一個普通人。縱觀主人公整個青春期過程中，主要表現為自我探求的迷茫狀態，具體而言以一種看似叛逆的狀態尋求自我與現實的協調。

高中時期初走出了少年時代的陰影，不再特殊，成為了一個普通人。而且還結交了幾位朋友，甚至女朋友——泉。初也坦言泉對自己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泉的陪伴，自己的青春時期會更加的單調、暗無色彩。儘管如此，和泉在一起卻並不能填補他心中的孤獨感。對於青春期的主人公而言，愛情既有擺脫孤單的精神需求，還有對肉體的好奇和渴望。但是，在精神層面，在同泉的交往過程中，初依然保持著那種固有的缺失感，另外在泉的身上也未能發現任何為自己所特有的東西。因此，交往時間越久越是感覺到深深的孤獨。加之，由於肉體難以得到滿足，初最終採取了對愛情的背叛，或者說叛逆的態度。這種背叛最終不僅深深傷害了泉，也給他自己帶來了不可彌補的遺憾。

現實中，初嚴重傷害了泉，損毀了她。泉受到怎樣的傷害怎樣的損毀，初也大體想象得出。泉沒有考上以她的成績本應手到擒來的大學，而進了一所名字都不為人知曉的女子大學。在損毀泉的情感同時，“我”也損毀了自己。整個青春期，對初而言最重要的是愛情，他希望能在愛情中尋找到那種缺失感，甚至希望可以通過愛情填補內心的孤獨。但是他的愛情又掙扎在精神和肉體之間難以平衡。可以說對泉的愛情的背叛，是初成長路上難以避免的選擇。雖然，在該文本中，曾反覆提到初自己的悔恨之情，甚至對自己產生強烈的厭惡感，但他還是明白“‘我’無論如何只能是‘我’，仍將重複同樣的錯誤，同樣傷害別人，同時損毀自己”。傷害與被傷害，傷害與自我傷害，這些因素，可能是現代社會最普遍、最難以避免的內容。作者通過該作品引導讀者，接受無奈的現實，繼續前行成長。

順利升上大學后，初開始了全新的生活“‘我’打算在新的城市獲得新的自己”。然而，大學生活卻遠非他期望的那樣，完全乏善可陳，終日碌碌虛度。甚至對當時席捲校園的“學園鬥爭”也沒有多大興緻，“‘我’無論如何都沒辦法對那樣的政治鬥爭投入全副身心”。無論參與與否，那場席捲整個日本的政治風暴，在當時的大學生內心的留下的印記是相似的。初的身上同樣刻有時代的烙痕“一度彷彿足以搖撼時代的巨大浪潮，也如失去風勢的旗一般頹然垂下，被帶有宿命意味的蒼白的日常所吞沒。”政治風浪過後，人們的精神世界如洪水過後一片荒蕪，放棄理想，被動地進入社會。“我”有些心灰意懶，覺得自己的人生已走到盡頭，這期間幾乎不曾同任何人有心靈上的溝通，對於“我”可謂冷凍起來的歲月。“我”比過去還要深地蜷縮在自己一個人的世界里。社會現實的無奈使人迷茫，理想主義的人格又難以使其隨波逐流。初以一種看似反叛的態度試圖跳出現實生活，孤獨而執著得尋找自身的缺失，保持自己過自認為有意義的生活。

村上春樹體恤到了現代人在現代化進程中被裹挾的狀態和心靈上的困境。通過該作品，把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都市青年心靈深處的失望和無力、憂愁和感傷傳達給讀者。島本可以說是“我”過去生活中所有夢想和希望的所在。一直以來，“我”體察著自己的“缺失感”並追尋著能擺脫困境的理想之境，而島，本是通往理想之境的唯一突破口，但在箱根一夜后島本消失了。島本的消失意味著“我”迄今為止所有理想的破滅，但是作品沒有終止於幻滅，而是邁向新生。該小說最後，在一隻強有力的手掌的推動下，“我”帶著不安和些許期許迎來新生的世界。選擇了活著，選擇了現實，選擇了回歸妻女，儘管“我”依然迷茫，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之前一直在追尋“國境以南，太陽以西”的風景，最後卻發現得到之日即終止之時，尋覓的過程亦是消失的過程。承受其對身心的蠶食之後，最終決定結束精神的流浪，真誠地回歸現實世界。朝著未知的未來，背負著自己的脆弱，勇敢地向前走去。

這種回歸的契機，實質上是主人公的心靈從虛幻到現實的轉機。所謂的契機，具體就存在於生活中，“我”敏感感受著心靈的褪脫，看著自己成長的傷口結痂癒合，也許曾經迷茫時島本是唯一的心靈港灣，但接受島本消失的事實，同時意味著自我力量的覺醒。因而堅持和找尋的過程，實則就是擺脫困境的過程。在情節發展上，則體現為代表幻境的島本的消失，留在現實的“我”承受著曾經的理想的破滅，最終接受的現實回歸家庭，開始新的生活。

透過該作品，作者傳達的，不僅僅是現代人的孤獨和無助，更是經歷過孤獨和無助之後心靈的成長，是掙脫虛無之後更真實的人生。該小說情節的推進，就是主人公精神的成長曆程。作者把對孤獨、自我、價值觀、愛情等的審視和觀照融入該作品里，帶給讀者思考和體悟，為人類更深刻地認識自我、確立完整的自我存在、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有著積極的作用和意義。

藝術特色

敘述視角

作者在該小說採用第一人稱內視角，使敘事視角平易化，從而與讀者拉近距離在此基礎上又善於創造“陌生化”的藝術效果，從而與讀者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暗合了讀者的心理，調動讀者積極參與文本的再創作，在讀者和作家之間建構起一種互動似的默契關係。

“黎明時分，‘我’終於放棄了睡眠。‘我’把對襟毛衣披在睡衣外面，去廚房沖咖啡喝著。‘我’坐在餐桌旁，眼望著漸次泛白的天空。實在已有很久沒看天明了。天空的盡頭出現一道藍邊，如沁入白紙的藍墨水一般緩緩向四面擴展。它竟是那樣的藍，彷彿匯聚了全世界大凡所有的藍，而從中僅僅抽出無論誰看都無疑是藍的顏色用來劃出一道。‘我’以肘拄桌，有所思有無所思地往那邊凝望著。然而，當太陽探出地表以後，那道藍色，頃刻間便被日常性白光吞噬一盡。墓地上方，只飄浮著一片雲，輪廓分明的、純白色的雲，彷彿可以在上面寫字的清清楚楚地雲。另一個新的一天開始了。至於這新的一天將給‘我’帶來什麼，‘我’卻無從推斷。”《國境以南，太陽以西》小說，通過“我”的視界的推移和不斷訴說，讀者會愈發感受到“我”的特點。

成長小說

《國境以南，太陽以西》描述了主人公初從小學六年級即12歲到36歲的成長過程。作者在初對生活的直接體驗中，至少詳細敘述了5場戀愛或性的遭遇：和少女時代島本的情誼青澀懵懂；和泉的戀愛溫暖單純；和泉表姐的性愛粗俗沉淪；和成年島本的婚外戀刻骨銘心而又激情飛揚；和有紀子的婚姻平淡無波卻美滿和諧。此外，還有初上大三時的同居女友，與初雙重約會的跛腿女孩，有紀子懷孕時初的幾次“輕度”婚外性行為，對這幾個人雖輕描淡寫、著墨不多，但她們也算是初成熟與成長過程中一個個小小的路標。

但是，在每一場“愛”的背後，初都會感到某種缺失，都會不斷地尋找自我認同、不斷評估自己的價值觀。作為獨生子，初一直認為自己是孤獨的、特殊的存在，12歲遇到同為獨生子的島本才填補了這一缺憾感，但是與島本失去聯繫后，初重新陷入迷茫。直到升入高中即將成為成年人時，初戀女友泉用她的溫柔與溫暖，在心理上給予初充分的認同和肯定。但是從小就被貼上“體弱多病”標籤的初，在高中時代身體健壯接近成熟，他需要某種儀式幫助他擺脫這頂帽子並跨入成年人的隊伍，這時泉的表姐適時地出現了，沒有愛情沒有交流，只有身體上的相親，這在肉體上給予了初認同。這樣初在心理與生理雙重層面完成了向成人的過渡、撕掉了獨生子的標籤、實現了自我認同。

初生活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期，他對這樣“一式一樣”的資本主義社會並不認同，但他的岳父卻是這樣的資本主義邏輯下的暴發戶，而他自己又依靠岳父的力量獲得了大量財富，這使初再次出現自我認同危機，他無法接受這樣的自己。此時，島本再次出現，給予初心靈上的慰藉，把初引向理想的彼岸，成為初擺脫現實的出口，但就在初選擇為島本拋棄一切時，島本突然離開，又把初推回現實世界的入口。初在現實的入口和虛幻的島本之間苦苦掙扎時，一直默默無言的妻子有紀子突然顯示出強大力量，一點點把初引領回現實，初最終懷揣夢想回歸現實世界。這樣，初通過生命中的幾位女性，不斷進行自我尋找、自我確立、自我認同，最終完成成長。

《國境以南，太陽以西》善於從“人”的視點出發，又回歸到人自身。

——北京青年報

《國境以南，太陽以西》故事講述謊言，但呈現真實。

——新快報

村上春樹（むらかみ はるき），1949年1月12日出生於日本京都市伏見區，日本當代作家。

1975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戲劇專業。1979年，憑藉小說處女作《且聽風吟》獲得第23屆群像新人文學獎。1980年，發表長篇小說《1973年的彈子球》，后入圍第83屆芥川獎。1982年，長篇小說《尋羊冒險記》出版單行本，並獲第4屆野間文藝新人獎。1985年，憑藉長篇小說《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獲得第21屆谷崎潤一郎獎。1987年，出版長篇小說《挪威的森林》，至2009年發行逾1000萬冊，該書打破了日本文壇的沉寂，出現了所謂的“村上春樹現象” 。

1991年，出版長篇小說《舞！舞！舞！》。1996年，憑藉長篇小說《奇鳥行狀錄》獲得第47屆讀賣文學獎。1999年，憑藉紀實文學《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獲第2屆桑原武夫文學獎。2002年，出版長篇小說《海邊的卡夫卡》。2006年，獲得捷克設立的弗朗茨·卡夫卡獎；同年，憑藉短篇小說《盲柳與睡美人》獲得愛爾蘭第2屆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2007年，獲得第1屆早稻田大學坪內逍遙文學獎；同年，發行短篇小說集《東京奇譚集》。2009年，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同年，《1Q84》第一部與第二部印行，發行量達到200萬冊。2010年，發行第三部《1Q84》。2011年，獲得西班牙卡塔洛尼亞國際獎。2013年，長篇小說《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印行。2015年，獲得安徒生文學獎。2017年，推出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