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

由於出生前家境已逐漸沒落，雙親並不希望這位幺兒的降生，所以出生后一度被寄養在別人家，兩歲時便被過繼為嚴原家的養子

十九歲時就已離家開始其外宿生涯。這些遭遇相信對心境及日後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

1874年，入淺草壽町的戶田學校。

自幼喜歡漢學，14歲開始學習中國古籍，少年時曾立志以漢文出世。

1888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中學。

22歲那年，便以漢文來評論正岡子規的《七草集》詩文集，並以漢詩體作遊記《木屑集》。

1890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英文科就讀。

1900年，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國留學兩年。

1893年，大學畢業，在校長的推薦下順利進入東京高等師範任教。

兩年後辭職到四國島松山市中學任教，

次年轉入九州島熊本市第五高等學校任英語教師。此後便一直擔任教職到33歲，在熊本市定居了4年又3個月。

1903年，返回日本，任第一高等學校英語教授和東京大學英國文學講師，回到東京后不久升任教授。

1899年4月，於《杜鵑》雜誌上發表《英國文人與新聞雜誌》一文。8月，於《杜鵑》雜誌發表《評小說》一文。

1903年，常給《杜鵑》雜誌撰寫俳句、雜文類稿子。

1905年，在（杜鵑）雜誌發表短篇小說《我是貓》，備受好評，應讀者要求而一再連載。

1911年，曾拒絕接受政府授予的博士稱號。

1899年5月，長女筆子誕生。

1916年，因罹患糖尿病接受治療；同年12月9日因大量內出血去世，葬於雜司谷墓地。

其他作品

寫作特點

縱觀漱石一生的創作，會發現他一直關心社會現實，認真思索人生，努力通過各種各樣的典型形象反映生活，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生活，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他的作品風格樸實、幽默，結構巧妙，多樣，描寫生動、感人，語言樸素、細膩，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夏目漱石的創作傾向是複雜的，但基本傾向是現實主義的。在他進行創作時，日本文壇上的浪漫主義高潮已經過去，自然主義派正處於隆盛階段，大有壟斷一切之勢。此外還有唯美主義等等流派存在。但是，漱石的創作卻在當時文壇上獨樹一幟。他不肯附和自然主義派，決心按照自己對於文學的理解，走自己認為正確的道路。針對自然主義者以為事實的再現即文學的觀點，他主張文學不應該是實際生活的照片，而必須是有意識地虛構出來的“仿造品”，因為只有通過虛構才能產生超過“事實”的“真實”。因此，他的處女作《我是貓》一問世就受到自然主義派的攻擊，被斥為庸俗無聊的作品，此後他的作品也不斷受到自然主義派的指責。漱石雖然被一些人稱為“餘裕派”、“高蹈派”，可是這些稱呼並不能正確表現他的創作的實質，最多只能表現他的創作的一個方面，並且不是主要方面。

夏目漱石是在日本自然主義勃興時期步入文壇的。但是，他的文學觀與自然主義截然相異，其主要表現為強烈的道德意識和對現實的深刻批判。他是正岡子規“寫生文”的崇拜者，早期曾提倡“寫生文”，將自然與人生作為一幅寫生畫來描繪，逐漸發展為“有餘裕的文學”，又稱“低徊趣味”小說，這是1908年夏目漱石為高濱虛子的小說集（雞頭）所作的序中的造語。他的創作正是從“低徊趣味”小說《我是貓》開始的。夏目漱石的早期創作受兩種思想的支配，即同現實抗爭和逃避這種抗爭。當“這種抗爭和衝突直接流露出來的時候，他就寫成了《哥兒》、《疾風》等貫串著主觀反抗的作品，當他要逃避這種抗爭和衝突的時候，就產生了像《旅宿》、（倫敦塔）那樣浪漫主義的小說。”當然，前者始終是夏目漱石創作的主流，而後者則僅僅是主流中的一個短暫的、細小的回遊。

在第二時期的創作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所謂“愛情三部曲”。這三部作品雖然寫的是愛情故事，但其意義決不限於愛情範疇，作者所要表現的，實際上是明治時代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問題，描寫他們不滿現實而又無力鬥爭的狀況，其中不乏對明治社會的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批判。

被稱為“后愛情三部曲”的（春分之後）（1912）、（行人）（1913）、（心）（1914）都是以知識分子的戀愛為題材，其主題都是揭示由利已主義、個人主義釀出的悲劇。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有著緊密的聯繫。在思想內容方面，三部小說的主人公須永、一郎和“先生”都是由於在愛情上遭到挫折和失敗而導致孤獨和痛苦的人物，他們的悲劇正是人性深處的利已主義和妒忌心理誘發的必然結果，從而在客觀上宣告了明治維新以來由西方文化催生的資產階級道德的破產。在藝術形式上，三部作品的結構都是用幾個短篇連綴起來的：《春分之後》為六個短篇，《行人》為四個短篇，《心》為三個短篇，並且都有一個講故事的人登場。

夏目漱石各個時期的主要作品，不難發現，他是一位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家。他的許多作品，無一不觸及到日本明治社會的某些本質方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庸俗、醜惡現象，以及日本“現代文明”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作了尖銳的諷刺和深刻的批判，對利已主義進行了無情的鞭撻。

他的作品貼近現實，表現普通人的生活，描寫他們在戀愛、婚姻、家庭和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及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心情，既富有濃厚的時代氣息，更秉有強烈的倫理道德意識和道義個人主義精神。在藝術上，夏目漱石的作品繼承了日本“徘諧”文學的傳統，吸取了民間文學“落語”的有益成分，具有幽默、風趣的特點。在創作風格上，他是“餘裕派”的代表人物，主張以旁觀者的餘裕心情來品味人生，從中產生回味綿長的趣味。他在一系列以愛情為題材的作品中，將“餘裕派”的低徊趣味與近代小說中的戀愛心理巧妙地裸合在一起，清晰地凸起了漱石文學獨具一格的特色。夏目漱石是日本文學界公認的首屈一指的語言大師。他的語言精確，豐富多彩，富有表現力，常常把雅語、俗語、漢語、西語等混融於作品之中，成為敘述故事情節，刻劃人物形象，描繪內心世界，反映現實生活，表達人生哲理的有力手段。這一切都充分地體現了作家的創作個性，顯示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

夏徠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學的傑出代表。這個黑暗現實（主要是國內形勢）形成一種重壓，使夏目漱石几乎喘不過氣來。面臨這種形勢，他既感到無限憤慨，又覺得無能為力。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乃是漱石思想意識產生種種矛盾，創作過程產生種種曲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作品不斷尋求解決辦法，但總是找不到的根本原因。在作品中批判社會的內容大大減少了，力量也大大削弱了，而集中精力以精雕細刻的手法剖析人們的內心世界，批判人們的私心，尤其是在男女愛情矛盾方面表現出來的私心以及由此產生的苦悶、孤獨和絕望，則成為漱石後期作品的主要內容了。總之，如果說他的前期作品在社會批判的大膽和尖銳方面超出同時代一般作品水準的話，那麼他的後期作品在剖析人物心理的細緻方面和在批判人物私心的深入方面，也是同時代一般作品所不及的。

另外，夏目漱石畢生創作漢文詩兩百首余，還用中文寫作了《正成論》（1878）、《觀菊花人偶記》（1885）和《木屑錄》（1889）等漢文作品。毋庸置疑，早年對用漢語寫作漢詩文的熱衷和喜愛可視為之肇始，這在漱石很多的談話錄中可見端倪。1906年發表在《中央公論》上的《予之愛讀書》，和發表在《文章世界》上的《吾文學獲裨益之書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對當時文壇趨之若鶩的賴山陽（1780~1832）的漢詩“因鋪陳繁冗而感到厭惡”，獨獨傾倒於被人所不齒的荻生徂徠（1666~1728）的漢文，並在小說《草枕》中假借和尚與老人的對話表達了“徂徠比山陽的文章好很多”的取向。與力導漢詩日本化而流於粗率露骨的賴山陽相比，更偏愛倡導直接使用漢語訓讀詩文、拋棄朱子學帶給漢詩其本身的束縛與桎梏的徂徠，足見夏目漱石對漢詩文的熱愛之情。

魯迅先生說：“夏目漱石的著作以想象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登在俳諧雜誌《子規》上的《哥兒》、《我是貓》諸篇，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