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郎

主人公小川三四郎從熊本的高中畢業后，考上了東京的大學。來到東京這個與他以前的認知完全不同的世界后，在現代文明和現代女性的衝擊下，他彷徨迷茫，不知所措。他被三種世界同時包圍，一是故鄉熊本，二是野野宮和廣田老師所在的學問的世界，三是浮華世界。三四郎越來越被他暗戀的對象——美彌子所在的浮華世界所吸引。三四郎對美彌子一往情深，可美彌子的態度卻曖昧含糊。她數次向三四郎提過“迷途的羔羊”這一詞語，卻最終與哥哥的朋友結婚。平凡的青年人在與大都市形形色色的人的交流中，也慢慢得到成長。

從幕末到維新時期，日本政府從制度、風俗等方面積極推行西洋化政策。尤其是在井上馨任外務卿期間，為促進改約交涉而採取了極端的歐化政策。井上認為，要改變列強對日本的態度，首先必須使他們承認日本也是文明國家，而作為文明國家的國民，其風俗習慣乃至服裝、舉止都必須是西洋式的。作為推行歐化政策的重要一環，井上策劃在東京耗費巨資建造“鹿鳴館”，專門用作接待外賓，並安排上流社會成員在此與西洋人進行社交。

正因為當時的政府存在這種急迫的心理，在學習西方文明時，就難免會囫圇吞棗般全盤接受。“只要是西洋人說的話就盲目崇拜，並以此自得。因此，開口便將片假名胡亂吹噓的人比比皆是”。另外，日本人在這一過程中，往往把意識形態領域的東西等同於器物和技術，領略不到西方文化的真髓。而且只顧吸收西方文明，無形中便無暇顧及日本固有的傳統文明，更談不上將兩者有機融合了。小森陽一把日本的西方化稱為“自身的殖民化”，也就是說學習先進文明本無可厚非，但由於過度沉迷或盲目信奉，反倒將自身淪為西方的附屬物。

正在日本如火如茶地開展學習西方文明的時候，1900年5月，夏目漱石在熊本任教期間，文部省選派他到英國留學。在倫敦的兩年，夏目漱石收穫頗豐，最重要的是，他已經逐步意識到日本正在一步步陷入盲目照搬的泥淖，存在淪為“西方殖民地”的危險。所以他主張不能無批判地全盤接受，不能以西方思想來取代東方文化和日本精神，而要吸收其精華、借鑒其長處，發揚日本傳統文明。基於這種意識，夏目漱石一針見血地點評當時的社會狀況是浮躁且虛偽的，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文明批評，這些大多體現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如《我是貓》、《哥兒》、《三四郎》等。

三四郎

三四郎作為從熊本考到東京的學生，其生活的變化從赴京旅途之中就開始了。起初是遇到一位欲和他保持曖昧關係的女性，兩人之間發生了撲朔迷離的故事。似一場艷遇般的情節設置，讓讀者在看到此處之時內心頓起漣漪，尤其是三四郎和那位女性共處一室時，兩人行為以及思想上的差距，帶給了三四郎極大的震動，這使得處於青春期的三四郎內心極其矛盾。

美彌子

美彌子是個在東京這樣的大城市中長大的、從小就接受著新思想的熏陶的女性。她有漂亮的外表，窈窕的身材，給三四郎帶來種種關於愛情的遐想。

美彌子在與三四郎交往過程中不時流露出不可掩飾的好感和親近。比如在幫助廣田先生搬家時，主動暗示三四郎避開眾人，尋找和三四郎獨處的機會，但她卻不認為三四郎有成為她丈夫的資格。所以她對三四郎時親時疏，時近時遠，時而傾心，時而進行嘲弄。這便是有意識時對三四郎無感，無意識時又不由自主地靠近三四郎。

美彌子這樣雙重人格的人，“無意識的偽善家”，正是時代的產物。她雖然受過高等教育，對西方文明充滿憧憬，思想開放、不拘俗禮，但最終還是囿於傳統觀念、無法逾越世俗倫理的鴻溝，選擇了精於算計的婚姻，嫁給了自己不愛的人。

佐佐木與次郎

與次郎外向、自信、開朗、健談、社會活動能力強，具有都市青年的普遍特徵，是一個典型的都市小青年。比如，他喜歡主動與人搭訕，經常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主持雜誌專欄，熱衷於參加各種聚會，還在學校兜售文藝協會的戲票等等。

與次郎雖然常常表面上給人以玩世不恭的感覺，但實際上絕非遊手好閒之輩。這一點可從他的日常生活行為中得到印證。比如，認識與次郎的人都認為，與次郎是個頭腦靈活、談吐風趣的大學生，他從不死讀書、讀死書，知道許多奇聞軼事，熱衷於參加各種活動，同學們都喜歡與他交往。

與次郎是個性情中人，灑脫豪爽，不拘小節，做事常常“心血來潮”。雖然與次郎的這種不拘小節讓周圍的人感到放鬆，但有時也造成了不少麻煩。

廣田先生

廣田先生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約莫有四十來歲，“有一張清瘦的長臉”，鼻樑挺直，留著濃須，有點“像寺廟裡的神官一樣”，衣著簡樸，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濃濃的書卷氣。

廣田先生喜好讀書，但是他的讀書習慣跟別人不太一樣。在書籍的選擇上，他有自己的喜好和想法，從不追趕潮流、人“讀”亦“讀”，而且還“偏愛別人不看的書”。在他看來，書海浩渺，如果不加選擇，盲目亂讀，是達不到提高自我的目的的，而且有些書還會讓人思想混亂、迷失自我。

雖然廣田先生沒有出過國，但是他懂英語，而且藉助許多諸如法國的凱旋門、英國的議會廳等的西洋照片，一直在研究西洋。他承認日本的確在很多方面落後於西方國家，打開國門引進西方的先進思想是有很必要的，“一成不變是作繭自縛。一心替日本想著，只會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但他同時也認為，外國的並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更不一定就適合日本，沒有原則、不加選擇地推崇，反倒會失去日本那些原本優秀的東西，產生“東施效顰”的結果。

在小說里，分離作為青春期成長的最初體驗，體現為離開原生家庭獨自走向一個更廣的文化領域。三四郎因為考上東京的大學而離開老家熊本。他踏上火車，開始了一場從故鄉到他鄉的旅程。物理上的分離背後體現出的是從傳統跨向文明的文化意義，此時的日本正用四十年時間搬演著西洋三百年間的歷史嬗變，火車作為現代化速度的象徵，不僅拉開了三四郎與老家的距離，同時也打破了他過往和諧穩定的生活習慣。在火車上，面對車窗外一閃即逝的陌生圖景，三四郎下意識地採取了防禦性的視覺策略，即將關注重點轉向車廂內部這個相對靜止的環境，以抵禦速度所帶來的衝擊。

火車上的偶遇只是讓三四郎心中稍起波瀾，來到東京之後的所見所聞才開始讓他由最初的嚮往變得忐忑不安。三四郎一面接觸著應接不暇的新事物，一面藉助著來自他所熟悉的那個世界的訊息，才能暫緩高速發展的近代文明帶來的焦慮感。原生家庭雖然是他急於擺脫的對象，但畢竟是最初的棲身地。青少年依賴家庭的願望有時會跟離開家庭的願望一樣強烈，這是分離帶來的心理困境：在渴望擴張自己的同時也不禁畏懼退縮，在熟悉的生活環境與陌生的世界之間徘徊不定。

三四郎在陌生而又新鮮的現代都市中，遇見了形形色色的人，基於自己有限的經驗學識，他將身邊這些人分別作為三個象徵性世界圖式的代表。“三四郎眼前有三個世界。一個遙遠，具有明治十五年以前的風氣，一切都平穩安寧，想回去就能立即回去。然而不到萬不得已，三四郎是不願回去的。也就是說，那地方是他後退的落腳點。”第一個世界的代表人物是母親。第二個世界是學者的世界，“生活無不睏乏，然而氣度又很從容不迫。雖然身處電車的包圍圈裡，但仍能整天呼吸著太平盛世的空氣而毫無顧忌之色。這個世界的人因不了解時勢而不幸，又因逃離塵囂的煩惱而有幸”。由此可以看出三四郎對人事在理解上的片面性，尚未意識到沒有人可以真正孤立於社會而活。“第三個世界燦爛奪目，有堪稱萬物之冠的美麗女性。這個世界就在眼前，但很難接近。”對於青春年少的三四郎來說，第三個世界——即美好的愛情——對他的吸引力才是最大的。三四郎渴望體驗未知的世界，也試圖找到自己在社會裡的角色和位置，卻慢慢意識到在激變的時代，他這種實際上遊離在近代速度邊緣的人生姿態並不能夠如他所願那樣實現人生理想。充滿遺憾的情感體驗更是改變了他對於愛情的簡單理解和對自身前途的看法。

這篇文章是採用第三人稱的寫法，通過一個靠近主人公三四郎旁邊的解說者來說明情況，這就給人一種客觀的感覺。但是儘管解說者是以第三人稱的口吻來敘述的，但是大多數場合都是圍繞三四郎的視線移動來描寫三四郎的意識活動。比如在小說中有這樣一段話“美彌子一邊笑著說‘沒關係’一邊過小河”。實際上看著這一切的不是解說者而是三四郎本人。因此，給人一種親近的感覺。

《三四郎》並不像它的外表那樣是一個簡單的平鋪直敘的小說。漱石是在經過仔細斟酌之後而採取的一種通俗易懂、使人讀了有親近感的寫法。表面看起來似乎很平常，但實際上蘊含了很多小說欲表達的深層含義。“麻煩只是要在這個氛圍當中欲對這些人放手。剩下的是人們自由地游泳，自己創造出波瀾。”看似讓人物自由地創造出各種奇迹，但實際上漱石是絕不會讓三四郎隨心所欲游泳的。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大的社會環境下，人們是不可能不顧一切地追求自己個性的，特別是當時的知識青年必須要認清形勢，根據社會需要來發揮自己的能力，即使自己的能力發揮受到限制也要以社會這個大局為重。

《三四郎》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9月1日至12月29日連載在《東京朝日新聞》和《大阪朝日新聞》。其細膩的心理描寫和通俗的故事情節吸引了大批讀者，使得《三四郎》成為夏目漱石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首屈一指的文學巨匠。他原名夏目金之助，筆名漱石，取至“漱石枕流”（《晉書》孫楚語）。漱石一生著有兩部文論、大量俳句、幾百首漢詩，若干隨筆和書信，但在文學上的最大貢獻是以他十幾部長篇小說和大批短篇小說豎起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豐碑，給後來的作家以深刻的啟迪。夏目一生堅持對明治社會的批判態度，以他的具有鮮明個性的、豐富多採的藝術才能，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