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兒

中篇小說《哥兒》共11章，分為兩部分。第1章為第1部分，寫主人公哥兒少年時期的經歷，揭示他頑皮而又正直、善良性格的形成。哥兒的父母給了他一個魯莽的性子，他從小就吃盡了苦頭。上小學時，一次哥兒從學校的二樓跳下來，閃了腰，約莫一個星期直不起來。他也說不上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他從新蓋的二樓剛探出頭去，同班的一個同學就起鬨說，任他怎麼逞能，也不敢從那裡跳下來，膽小鬼。當校工把他背回家的時候，他父親瞪大眼睛說：從二樓跳下去就閃了腰，有這麼笨的嗎？既然哥兒的父親這麼說，他就回敬了一句，那好吧，下次跳一個不閃腰地給你瞧瞧。

哥兒與哥哥下棋，因哥哥在棋局對弈中做手腳，哥兒將親哥哥的眉心打破了。哥兒的父親氣壞了，說要與哥兒斷絕父子關係，在哥兒家做了10年女僕的阿清婆哭著向哥兒的父親求情，讓哥兒躲過了危機。

其餘10章為第2部分，寫哥兒在東京物理學校畢業后，在四國一所中學短暫的教書期間目睹教育界邪惡勢力橫行，並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最後憤然辭職，返回東京的這段經歷。

歷史背景

日本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倒幕運動”，從根本上動搖了幕府的統治。1867年10月14日，江戶幕府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被迫實行“大政奉還”，使旁落了二百多年的皇權重歸舊主。1868年1月3日，天皇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決定廢除幕府，建立新政府。由此可見，日本明治維新的變革，是採用王政復古的形式進行的。這種復古帶有濃厚的封建性，所以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實際上是專制主義天皇制政府，它推行強權政治，壓制民眾自由。在教育方面，按照天皇在《教育敕語》中規定的教育宗旨，以及命井上哲次郎所寫的《教語衍義》，確定以“忠君”，“德化”之類的封建意識為造就國民的指導思想；教育官僚把持著學校的一切權力，他們結夥營私，排斥異己，阿談奉承成風，盲從主義盛行，保守勢力猖獗，正直的教師遭到迫害，奸俊小人為所欲為。教育制度中的封建性和虛偽性，教育界的黑暗和腐敗現象，激起了許多有正義感的作家的強烈不滿和憤慨，他們把自己犀利的筆鋒指向日本教育領域的醜惡現實，對其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夏目漱石的小說《哥兒》就是一部表現這一鮮明主題的作品。

學術背景

20世紀初期，西歐自然主義文藝思潮的影響波及日本，形成了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思潮。以第二沙洲早稻田文學為中心的文學批評家們，紛紛肯定原樣描寫實際人生的“無技巧”式的‘客觀描寫論”，許多自然主義作家也在積極模仿西方小說的寫作技法。作為反自然主義的主將之一的夏目漱石，卻高揚日本民族文學的傳統，寫出了《哥兒》這樣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的作品，使小說洋溢著江戶文學的幽默情趣和滑稽詼諧的徘諧精神。

個人背景

夏目漱石早在留英時期就厭惡學究式的生活，回日本后，他一邊在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開始創作，逐漸取得自信，他之所以不做學者，是因為在現代社會的作家、科學工作者、哲學工作者，如果不受政府或個人的保護，就得去禪僧那樣的生活。而一旦受到政府的某種庇護，個人也就失去了精神的自由。作者的好朋友狩野亨吉1906年做了京都大學文學院長，狩野亨吉約作者去做教授，作者曾在同一天中給院長寫了兩封謝絕信，表明他只願意做一個有使命感的作家。在第一封信里，他提出對人生的認識：“人生是一大修羅場”，充滿了不停息的爭鬥，因此他決心打敗敵人甚至壯烈地犧牲也在所不辭。

夏目漱石把他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感受到的壓抑、爭天抗俗的精神傾瀉了出來。他表明要盡一個作家的天職：“立身在這個酷苛的人世上，倒是想試一試人們到底能夠接受他多大的感化，而他自己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到底有多大力量能夠成為青年的血肉而生活下去。作者在致狩野的第二封信中，回顧了他以前的生活態度：看見腐朽污濁的東西就想抽身離去，而現在卻不同，而是迎頭趕上，用文學與思想武器來除惡。他過去寧願捨棄在東京的較高地位，到松山偏僻的地方中學去做教員——“是因為人世太下流了，太不尊重人了，那些污濁的傢伙，根本不顧別人，胡作非為，他不願呆在那種地方，所以他寧願到窮鄉僻壤，希望過一種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到了那窮鄉僻境后，他遭受到了和東京同樣的同等程度的不快。這時他陷入沉思：他應該留在東京，如果他自己知道殘酷的地步，他就應該拚死和殘酷的遭遇鬥爭下去。

夏目漱石的抗俗精神，始終停留在個人道義的角度，從自我尊嚴受到傷害的角度，來發出憤怒的抗議。

《哥兒》是以作者十幾年前在松山中學等地從事教育工作的經歷為基礎而創作的一部現實主義作品。

哥兒

哥兒是作者著力刻畫的一個性格鮮明而又複雜的人物形象，在小說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既是正邪兩種勢力鬥爭的敘述者，又是這場鬥爭的主要參與者。哥兒是一個憨厚、樸實、富有正義感、同情心和獨立人格的青年知識分子。這些性格特徵在他幼年時期已初現端倪，在他步入教育界以後就更凸現出來了。哥兒到學校不久就發現，“似乎社會上的多數人，都在鼓勵人去學壞，好像認為不學壞，就不會在社會上取得成功似的。”但是，他的處世原則“是以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來行動的”。所以他對學校的腐敗風氣、傾軋奸滑行為、阿諛奉承、形式主義、盲從主義等醜惡、庸俗現象和保守勢力極其厭惡；對道貌岸然的“狗獾”的偽善，心術不正的“紅襯衫”的陰險狡詐，下賤卑鄙的“蹩腳幫”的為虎作悵恨之入骨；而與豪放爽直的“豪豬”為伍，對逆來順受的‘老秧”抱以同情。這一切充分表現了哥兒鮮明的愛憎感情和涇渭分明的是非觀念，而這些又都是為腐敗的社會和邪惡勢力所不容的。“紅襯衫”一夥無恥之徒製造了所謂“蝗蟲事件”和“吶喊事件”來欺侮和戲弄哥兒，企圖以此逼使他就範。然而，哥兒並未因此而屈服，後來，他們又以“加薪”、“提拔”來進行拉攏，也遭到了哥兒的斷然拒絕。為了懲罰“紅襯衫”這伙邪惡勢力，哥兒聯合“豪豬”，抓住“紅襯衫”和“蹩腳幫”嫖妓之機，把二人狠狠揍了一頓。然後，哥兒毅然辭職，“離開了這個不幹凈的土地”。小說通過哥兒從到校任教至辭職離校這段短暫經歷的描寫，塑造了一個激於義憤去反抗黑暗現實的青年形象。

但是，哥兒性格上的許多弱點也是很明顯的，他急躁、輕信、盲動，看問題膚淺，容易上當受騙。譬如，在對待崛田的問題上，他初次見到崛田時，見他生得壯實，又是光頭，就把他比著相貌獰惡的花和尚，覺得他是個讓人討厭的傲慢、粗魯的傢伙，就給他起了個全身長刺密布、搏鬥兇猛的“豪豬”的綽號，後來通過交往，改變了自己的看法，認為他是個好人。這個認識的轉變，表現了他勇於正視自己錯誤的坦蕩胸懷。“蝗蟲事件”和“吶喊事件”后，“紅襯衫”和“蹩腳幫”從中挑撥，向他暗示，兩個戲弄和侮辱他的事件都是“豪豬”所為，他就信以為真，馬上又改變了對“豪豬”的看法，認為“豪豬”“暗地搗鬼搞卑鄙的勾當，真是個豈有此理的混帳東西”！並決定同‘豪豬”開戰，幹上一場，兩人形成了絕交狀態。在討論對戲弄哥兒的學生的處分問題的會上，“豪豬”的一席慷慨陳詞，消除了他對‘豪豬”的誤解，並向“豪豬”表示了感激之情。哥兒最後的“老拳行動”，雖然是對邪惡勢力的一種有力的懲罰，但從本質上來說，只不過是為了消除個人的心中之士良圖個一時的痛快而已，絲毫無助於改變社會的黑暗現實。所以，他的反抗行動又帶有盲目、幼稚的特點，是“江戶兒”的見義勇為的俠義行為。最終，哥兒只有回到東京，在市街鐵路公司當一名技術員，靠微薄的薪金度日，從女佣人清婆那兒去尋求心靈的慰藉，“自不免落入一個喜劇中的悲劇人物”。當然，作者在描寫哥兒的弱點時，總是和他的正義感聯繫在一起的，把他的剛正不阿、疾惡如仇、坦蕩質樸、富於同情心等可貴品質作為他性格中的主流來進行褒揚，而對他的輕信、粗魯等弱點則作為不諳世故、幼稚憨厚來加以寬容。這樣，哥兒的形象就顯得更加豐滿，給人以立體感、真實感和親切感。小說《哥兒》的藝術魅力和它所贏得的廣泛讚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作者精心塑造的這個性格鮮明而又複雜的人物形象。

為了能更好地理解哥兒這個人物性格，就不能不了解哥兒反覆引以為豪的“江戶兒”這一傳統概念，因為哥兒鮮明的性格特徵，很大程度上在於作者將長期以來一直為日本人民所熟悉的“江戶兒”的氣質，加以發展、予以再創造的結果。

在明治以前的江戶時期，江戶兒氣質的形成是武士階級的精神習尚折射到平民階層的一直意識反映，它具體體現在遊俠精神上、所謂“男子漢的意氣”，指的就是這種平民的遊俠精神。

“豪豬”

“豪豬”是會津人，“會津武士”以性格豪強著稱。作者正是根據“會津武士”的性格特點來塑造“會津佬”形象的。“豪豬”豪放爽直，為人正派，同情弱者，好打抱不平。“紅襯衫”奪走了“老秧”的未婚妻，他找“紅襯衫”提意見；“老秧”被“狗獾”和“紅襯衫”排擠到偏遠的地方去，他為他四處奔走；在討論“蝗蟲事件”和“吶喊事件”的會議上，他仗義執言，駁斥了“狗獾”和“紅襯衫”的謬論；在歡送“老秧”的會上，他嘲諷了坑害好人的卑鄙小人；他用“老拳行動”懲罰了“紅襯衫”之流。“紅襯衫”為了拔掉“豪豬”這顆眼中釘，製造了學生鬥毆事件，並施展陰謀詭計，讓“豪豬”捲入其中，並嫁禍於他，迫使他辭職。

“老秧”

“老秧”是個老好人，心地善良，膽小怕事，逆來順受，任人宰割，“他既難得一笑，也很少多嘴”，無論見到什麼人，總是畢恭畢敬，低頭施禮。“紅襯衫”奪走了他的未婚妻，他只有忍氣吞聲。“紅襯衫”用花言巧語矇騙他，把他弄到深山老岳的延岡去，以達到長期霸佔他的未婚妻的目的，可他在歡送會上，居然還俯伏在地，恭恭敬敬地向愚弄他的“狗罐”和“紅襯衫”行大禮致謝，簡直跟奴隸一樣。

“狗獾”

“狗獾”是明治社會的教育官僚，教育界邪惡勢力的代表，一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他的綽號形象而生動地揭示了他的本質特徵：狡猾而擅長欺騙。“狗獾”一貫裝模作樣，擺出一本正經的架勢，以“教育化身”自居；在人前，他說起話來振振有詞，冠冕堂皇，對教師大講教育精神，要求教師必須“被仰為全校的師表”，“廣施個人的德化”；而暗地裡與“紅襯衫”合謀，盡幹些整教師的卑鄙勾當。“紅襯衫”煽動學生戲弄教師，而在討論如何處分這些搗蛋的學生的會上，他先是假惺惺地表示承擔全部責任，說什麼“咎在自己”，“皆緣自己之不德”，然後轉變抹角地把責任推給教師，“居然講出學生胡鬧，不是學生的過錯，而是教員的過錯。”他與“紅襯衫”迫害“老秧”，強行把“老秧”調到偏僻的延岡，卻要為他開歡送會，大肆吹捧“老秧”是優秀教師，忠厚人，說什麼“這次離職是十分遺憾的，不只是學校，就是作為他個人，也是深為惋惜的”。更為無恥的是，把他對“老種，的迫害說成是‘由於‘老秧，君出於自身的情況，迫切地要求調職，因而無法挽留”。這兩個極富戲劇性的場面，把“狗獾”的偽善面孔揭露得淋漓盡致，表現了作者對邪惡勢力的深惡痛絕和對明治教育的強烈譴責。

“紅襯衫”

“紅襯衫”是作者濃墨重彩刻畫的邪惡勢力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小說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通過對這個人物的描繪來體現的。此人是個大學畢業的文學士，說起話來柔聲細氣，粘乎乎的，用的是女人的手絹，簡直使你分辨不出他是男是女。他有一個怪癖，就是一年四季都穿法蘭絨的紅色襯衫，據他本人解釋，“紅色對身體有好處”。所以，哥兒給他起了一個“紅襯衫”的綽號。他還有個壞習氣，不管對誰，總喜歡說一些用片假名寫的外國名字。“紅襯衫”不僅外表不男不女，說話陰陽怪氣，而且心術不正，陰險狡詐，巧言令色，常常把一些捕風捉影的事，說得神乎其神，令人莫名其妙。總之，“‘紅襯衫’是個不簡單的傢伙”，“是個陰一套陽一套的傢伙”。小說通過一系列事件，把“紅襯衫”的醜行惡德作了徹底的揭露。他煽動學生，製造了捉弄哥兒的“蝗蟲事件”和“吶喊事件”，背地裡卻繞著彎子來暗示這兩個事件是“豪豬”所為，挑撥哥兒與“豪豬”的關係；他為了把“老秧”的未婚妻弄到手，用花言巧語矇騙‘老秧”，把他調到偏遠的地方；而在歡送‘老秧”的會上，他和“狗獾”一唱一合，大肆吹捧“老秧”，甚至還厚顏無恥地說：“失去良友，對於自己實為最大不幸。”說話時把他那一貫柔和的聲音，放得更加柔和，聽起來簡直是發自肺腑；他一手策劃了中學生同師範生的鬥毆事件，並設圈套使“豪豬”和哥兒捲入其中，然後指使報棍子寫了一篇歪曲事實真相的報道，指責“豪豬”和哥兒唆使中學生對師範生肆加暴行，以此逼使兩人辭職；他開口閉口說什麼“品德”，以“列身於上流社會”的“正人君子”自居，“尋求高尚的精神娛樂”，暗地裡卻嫖妓宿娟，是個十足的口是心非的流氓。

“蹩腳幫”

“蹩腳幫”是一個脅肩餡笑、下流卑鄙的無恥之徒，“紅襯衫”的忠實爪牙。他身穿一件薄薄的羽紗外褂，手拿一把摺疊扇，開開合合，簡直像個彈弦子賣唱的。“蹩腳幫”從早到晚，老是到“紅襯衫”家去，進進出出，總是跟在‘紅襯衫”後面，形影不離。“紅襯衫”所到之處，“蹩腳幫”一定跟著，低三下四，拍馬溜須，兩人簡直不像是同事，倒像是主人和聽差。“紅襯衫”眺望海島，說：“景色真美啊。”“蹩腳幫”馬上迎合說：“簡直是絕景咧。”“蹩腳幫”慣於搞陰謀詭計，他與“紅襯衫”策劃了戲弄哥兒的‘蝗蟲事件”和“吶喊事件”，兩人又一唱一合地影射“豪豬”。在各種場合，“蹩腳幫”總是步“狗獾”和“紅襯衫”的後塵，極盡阿諛奉承能事，表現出一副下賤卑鄙的醜態，而對於普通教員，“蹩腳幫”又顯示出一副趾高氣揚，盛氣凌人的嘴臉。凡是正直的人，都是他的眼中釘，一定要千方百計地拔掉，“豪豬”和哥兒就是中了他和“紅襯衫”設置的圈套而被迫離開學校的。對於“蹩腳幫”這種混跡於教育界的惡棍，作者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慨，他借哥兒之口說道：“對於這種傢伙，給他拴上塊漬菜石，沉到海底去，倒是對日本有好處。”在小說的結尾，“豪豬”和哥兒代天行誅，對“蹩腳幫”和“紅襯衫”進行了嚴厲的懲罰，表現了作者熾烈的正義感。夏目漱石曾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想，不僅中學，就是高校，大學，都不會有‘豪豬’這類人物。但像‘蹩腳幫閑’之流卻到處可見。我本人就在中學里目睹過兩三個這種類型的人物。在高校里，畢竟很少無恥到如此地步之徒。總之，這可能是因為在高校中不需要去逢迎校長之故吧。其所以看不到‘豪豬’、‘哥兒’這類人物，並非不存在這類人，而是如果有了這樣的人，就會被免職，也就不可能存在。”這段切中要害的話，充分表現了作者對日本教育界的黑暗現實和腐敗現象的深刻洞察力。

《哥兒》主題思想之一：批判專制主義教育

專制主義天皇制政權實行國民思想一體化，教育專制主義化，要求全體日本國民“忠君愛國”，“滅私奉公”，其實質就是要全體國民絕對服從，摧殘人的價值，扼殺哪怕是最小的一點人性萌芽，成為沒有頭腦的奴才。為此，必然要在教育制度中保留某些野蠻性、落後性和虛偽性。哥兒和“豪豬”的遭遇說明，在明治社會專制政權的嚴酷統治下，誰要敢於對作為官僚機構一環的教育制度不滿，誰要敢於反抗教育官僚的統治，不願做他們馴服的奴才，和像“蹩腳幫”一樣的忠實走狗，他就必然為“獸性”所毀滅。即使像可憐巴巴的老實人“老秧”，誠實生活，清白廉潔，勤懇工作，而不出賣靈魂，溜須拍馬，贏得上司的青睞，也同樣逃脫不了為“獸性”，所毀滅的厄運。

在人物的配置上，作者設立了正邪兩組對立的人物，前者有自詡“江戶兒”的哥兒，綽號“豪豬”的數學學科主任崛田，綽號“老秧”的英語教員古賀；後者有綽號“狗獾”的校長，綽號“紅襯衫”的教務主任，綽號“蹩腳幫”的圖畫教員。兩者的矛盾衝突構成了小說故事的基本情節，展示了日本教育界正義與邪惡的激烈鬥爭，揭示和批判了明治教育的腐敗，表達了作者鮮明的愛憎感情。

作品中，主人公哥兒和學生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師生互愛的關係，而是“學生愚弄老師，老師不愛甚至恨學生”的非正常的師生關係。1868年口本的明治維新推翻了幕府的統治，採用了王政復古的政權形式，但它實際上是專制主義的天皇制政府，是一種強權政治。而在1889年，明治政府頒發了《教育勅語》，它要求全體國民效忠天皇並絕對服從。教育官僚在此思想的指導下控制著一切權力並私結團伙，排擠著一切“異己”分子，極力推行盲從主義教育。

而《哥兒》作品中的四國中學正是這一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縮影。主人公哥兒是一個憨厚、具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青年知識分子，是當時教育制度下的“異己”分子。在哥兒看來，“似乎社會上的多數人，都在鼓勵人去學壞，好像認為不學壞，就不會在社會上取得成功似的。”但哥兒不願同流合污，並極力和邪惡勢力做鬥爭。而這些又是腐敗的社會和邪惡勢力所不容許的，於是就有了以“紅襯衫”為首的邪惡團伙利用學生無知的心理指使學生對哥兒製造了所謂的“蝗蟲”和“踏樓板”等事件來愚弄和調戲哥兒，妄想使哥兒為此屈服。由此可見，主人公哥兒和學生這種非正常的師生關係是當時口本明治政府推行專制主義天皇制及其抑制個性的盲從主義教育下的必然產物。

通過《哥兒》作品中的主人公哥兒和學生之間發生的一連串事件的現象來看，可以得出哥兒和學生的關係是一種“學生愚弄老師，老師不愛甚至恨學生”的非正常師生關係。如果僅從表層現象來看，一般都會認為是學生和老師人為造成的，但從其根源來看，勢必會得出“四國松山中學現象是當時日本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縮影，哥兒和學生之間的非正常師生關係是其必然產物”的結論。

《哥兒》在揭露學校的黑暗現象方面是有力的，在奮力同黑暗現狀對抗方面也給人以痛快淋漓之感。同時，它在思想方面也有一些明顯的缺陷、譬如，作者把哥兒的正直和魯莽說成是父母的遺傳，是地方的特性、小說開頭一句就是“由於爹娘傳下來的魯莽”、“江戶兒”的豪爽也在作品中幾次出現，又如，把這所學校的問題歸結為地方的落後性，認為東京是理想的所在。小說結尾處寫道：“這晚上，我同野豬就離開了這片不幹凈的地方，船離岸愈遠，心情愈加好起來。從神戶坐直達火車到東京，到了新橋車站時，覺得好像重新回到人間來了一樣。”這些不能不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哥兒》主題思想之二：對日本醜陋社會、文化轉型期的狂歡化加冕脫冕

《哥兒》極具狂歡化色彩，從人物到語言，從加冕脫冕的儀式到狂歡化廣場，都具有狂歡精神。該小說既有對明治時期教育界黑暗現實的鞭笞，又有對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的抨擊，更有對傳統的利他互愛美好品德的追懷，揭示了“日本的近代社會並沒有能夠建成一個理性正義的王國，也沒有帶來西方意義上的個性解放。

哥兒所參與的事件和所活動的松山中學，具有狂歡化廣場的色彩。在這個廣場里，荒謬盛行，弱勢人群遭欺壓，不公平的事件屢見不鮮；教育的神聖、教育工作者的清正廉潔消失得渺無蹤影，有的人為了個人私利而棄良心於不顧甚至不擇手段。同時，惡者得勢、如魚得水，正氣凜然者卻遭打壓、受排擠。這一切都顯得滑稽，所表現出的狂歡意味也更加濃厚。在這個廣場上，通過人們的人際關係變化、職位變遷，觀照著社會中的黑暗面。此時文本所描繪的世界，是一個典型的“狂歡廣場”：

1、學生不再尊重老師

“學生對老師是極端失禮的，至少看不出對老師的絲毫尊敬之意。”哥兒初次值班就被學生捉弄。學生們在被子里放了大量的蝗蟲，當老師追問是誰做的時候，又干起了臨陣脫逃的卑鄙勾當。

2、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經過明治維新，日本經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也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封建思想並未徹底根除，尤其在閉塞之地更為猖獗；鄙陋的社會風習依然主宰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四國遠離東京，即使接受了新的思想，也難以改變根深蒂固的傳統習慣；人們沒有自由，哥兒吃了一份對蝦面，學生便把這件事當做日俄戰爭一樣的大事，到處張揚，在四國一個人最基本的自由都被取締了。

3、學校里的不公平待遇

學校充斥著見不得人的勾當。“紅襯衫”們“薪水拿得多，任課又少，還可以逃避值宿”，而像堀田先生這樣有能耐的人卻被迫調走。“紅襯衫”要求大家必須有高雅的精神娛樂，但實際上卻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4、勾心鬥角，排斥異己

學校乃教書育人之地，本應該是純潔神聖的場所，但是松山中學卻盛行勾心鬥角，拉幫結派：像古賀這樣的老師被打發到偏遠地區；最有威信的數學教員堀田先生不被容納；像哥兒這樣的正直教員遭誣陷以致被迫辭職。最後留下來的就是像“蹩腳幫”這樣阿諛奉承見風使舵的小人。學校就是他們的天下，還何談教育。

5、反面勢力過於強大

人們的懦弱和不加反抗進一步增長了反面勢力的氣焰。英語教員古賀老實，不知反抗，他“彷彿雖有如無，活象被當做人質一樣地順從，象木偶一般地任人擺布”，事實上，他縱容了不公正。當然，反抗也沒有好的下場。堀田在會議上出乎意料地慷慨陳詞，提出嚴懲學生的主張，為老秧君的事和紅襯衫爭執過，還對“紅襯衫”飽以老拳的行動，不過，堀田的行為也只是快意一時，終究無濟於事。“紅襯衫”們依然是松山中學的當權者，依然為所欲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哥兒》主題思想之三：“自我”的迷失與重塑

自小生活於江戶（今東京）的主人公哥兒，畢業後來到四國地區一所偏遠的小鎮上教書。外號叫“紅襯衫”的教導主任雖然身為教育界的主管，但道德品行低下，迷失於權利和女色之中，不僅搶奪已經和古賀訂婚的遠山家小姐，並且使用手段將古賀調至偏遠的延岡，還設圈套陷害無辜的哥兒和山風，迫使其辭職。而他自己卻暗自招妓，私會藝妓，為非作歹。外號叫“跟屁蟲”的美術老師吉川，對“紅襯衫”盲目崇拜，毫無主見，在對權勢的附隨中喪失“自我”。哥兒的第一任房東烏賊阿銀，則是在對金錢的追逐中迷失了“自我”，他想盡辦法兜售古董贗品，因無法騙到哥兒的錢財而污衊其品行不端，迫使哥兒搬離旅店。為謀取不義之財而喪失良知的烏賊阿銀，淪為金錢的走狗。

面對謊言與欺騙，瑪利亞在愛情中迷失“自我”。被稱為“瑪利亞”的當地公認的美女遠山家小姐，與哥兒所在中學的英語老師古賀訂有婚約，在臨近婚期之際，古賀父親去世、家道中落，遠山家借故拖延婚期，並且接受了“紅襯衫”的追求。對於拖延婚期，到底是遠山家小姐家人的意願還是她個人的意願，對這樁婚事以及“紅襯衫”隔三差五地獻殷勤、托媒提親，“瑪利亞”究竟是怎樣的心態，小說中並沒有提及，唯一關於“瑪利亞”的正面描寫出現在她與母親、“紅襯衫”一道外出泡溫泉時偶遇哥兒、古賀的情節中。準備去溫泉時，在火車站售票口，“瑪利亞”和其母偶遇古賀，在三人寒暄時，“紅襯衫”走進車站朝著三人殷勤地行過禮后在一旁等待，但是“那婦人（瑪利亞的母親）時而瞧一眼紅襯衫，可是年輕女子（瑪利亞）卻根本不往這邊看”。這一細節暗示了“瑪利亞”的母親對“紅襯衫”的在意，在婚事上應該是同意並支持“紅襯衫”的。最後，“瑪利亞和她老娘隨著紅襯衫上了頭等艙”，古賀卻坐在了下等車廂。在成功派遣古賀到偏遠之地后，得意的“紅襯衫”在古賀的送別會上大放虛情假意的讚美恭維之詞。見識了其天花亂墜、極具蠱惑之力的言辭功底后，哥兒不由得產生“大概瑪利亞也是被他用這種手段給騙住”的想法，懷疑瑪利亞是因為“紅襯衫”的謊言而受騙的。

所以，作為在該小說中“失語”的女性人物，“瑪利亞”不僅有可能被作為商品在男性中被動地進行了轉讓，還被外界無辜地披上了道德喪失的外衣。“瑪利亞”很有可能在其母唯利是圖、背棄婚約的授意下，一同淪為金錢的奴隸，在戀愛和婚姻中沒有自我明確的立場，而是被動地接受。她與以哥兒和山風為首的勇於爭取“自我”權力的一派，形成鮮明的對比，“失去自我話語”，“被男性話語欺騙”，最終淪為“男性手中的所有物”的悲劇性人物。文本中“瑪利亞”的形象，影射了當時日本社會中女性的不自由不解放的傳統落後的一面，也反映出日本近代“自我”的不徹底性。

“瑪利亞”的婚約者“面瓜”（古賀的外號）是個“仁義”之人，他謙讓所有的人，對每個人都畢恭畢敬、彬彬有禮，平日里不問世事，行為低調，“有如任人擺布的人質一般溫順”。他被卑鄙的情敵“紅襯衫”的花言巧語所蒙蔽，答應了調職的事情。被上司赤裸裸地利用、被婚戀對象背叛和捨棄的古賀，即便在調職去延岡前的送別會上，“為人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竟然對愚弄自己的校長和主任如此致謝。如果是拘於禮節做做樣子也就罷了，可是從他的態度，他的話語，他的神情來看都是發自內心的。

按理說，被聖潔之人誠心道謝，狸貓和紅襯衫應該覺得心中有愧而害羞臉紅，可是這兩個傢伙卻大大地受用了”。他對每一位來賓，即使是傷害了他的人們，都誠懇地致意，一直堅持到送別會的最後才離開。他與生俱來的老實、真誠的品質，雖然符合傳統的道德規範，然而現實中他過於妥協和忍讓，沒有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也得不到應有的尊嚴與幸福。道德應該是個人意志和道德規範相協調統一的，應該建立在尊重個人意志的基礎上，放棄了自我、迷失自我、不懂得維護自身權益的“老好人”，是不可能擁有和諧的人際關係的。作者夏目漱石所說的“自我”，是指“在既成的倫理規範的框架內，根據倫理規範而選擇自律的自我”，而不是像古賀這樣無批判地盲目地服從於前提和規範，悖離於獨立人格。喪失了獨立人格而具有傳統美德的古賀，只能淪落為任人擺布的機器，去過背井離鄉的失意生活。他悲劇命運的根源不是來自社會、他人，而是來自於自身主體人格的喪失，來自於自我與他者的斷裂，他缺乏自我確認的能力，因而只會盲目地妥協、遷就，最終由於不對等的付出而一無所得。古賀的結局是在他者的絕對性前提之下的人的悲慘命運。

雖然作者夏目漱石在小說中表現出關注“自我”的態度，但是他與“自我”絕對化的垂直的倫理的自然主義作家不同，更加註重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平面的倫理。他的許多文學作品都“深烙著他以文學關注人生、改良社會不良風氣的武器的這一觀念的印記。”《哥兒》也不例外。在小說中，不僅隨處可見第一人稱的哥兒對“紅襯衫”、“跟屁蟲”、烏賊阿銀的批判之辭，作者還為道德缺失的“紅襯衫”設計了在招妓歸途中被哥兒和山風逮個正著並痛打的結局。作家也借房東阿婆之口，對事實上背棄婚約的美人“瑪利亞”進行了道德上的批判：“那個瑪利亞可是相當有問題”，“本來都已經許配給古賀先生了，半道殺出來個文學士她就見異思遷了，對不起老天爺呀”。山風在古賀的送別會上也用“不貞不潔、見異思遷”這樣激烈的言辭含沙射影“瑪利亞”。而對於情場、職場雙失意的傳統迂腐的古賀，哥兒予以極大的同情，感嘆道：“瑪利亞竟然拋棄他轉投紅襯衫的懷抱，真是腦袋進水，愚蠢至極。”

主人公哥兒則表現為生存空間的迷失。他從江戶來到四國地區的一所中學，作為異鄉人，他找不到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思鄉之情日益強烈。在遠離故鄉的四國地區的小鎮中學生活初期，他經歷了學生的惡作劇，被“紅襯衫”的利用、與朋友山風的誤解。在這些事件中，哥兒氣憤失望，不知所措，只能任憑良知進行“自我”的摸索找尋，經歷了一段時期的迷茫。作為擁有武士精神的江戶子哥兒，看不慣醜惡勢力，在後期與其不斷的鬥爭中，也經歷了對阿清婆的認知的改變，試圖重新定位“自我”，找尋真正的“自我”。

主人公哥兒的“自我”重塑

主人公哥兒的“自我”重塑，是在對阿清婆的認知的改變中進行的。阿清婆在哥兒的少年時代具有重要的意義。她是在哥兒家做了10年的女傭，“阿清婆的家在幕府時代原本也是說得過去的，隨著幕府的瓦解而敗落了，最終落得當下人的地步”。她對被別人看成是朽木不可雕的哥兒非常疼愛，認為他“為人直爽，真是好秉性”。經歷了雙親的死別且不被周圍人重視的哥兒，內心可貴的、值得珍視的品質也被周圍的人們所無視，但是，阿清婆看到了哥兒身上優良的品質，對哥兒格外疼愛，使哥兒得到類似母愛的關愛，彌補了哥兒父愛和母愛的缺失。然而，對於阿清婆的寵愛，年幼的哥兒尚不能理解其原因，甚至覺得“很不自在”，“怪沒勁的”。雖然哥兒對於來自阿清婆的寵愛不解，但是阿清婆對於哥兒的正面評價與肯定、期望，對以後哥兒的自我認知、自我價值的肯定以及自我存在感的認知，都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對阿清婆的思念和追憶，是哥兒思鄉和回憶兒時生活的唯一表現。來到四國后，哥兒經歷了初期生活上的不適應，每當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孤獨寂寞時，便產生對阿清婆的追憶。在剛剛到達小鎮的晚上，哥兒便做了一個關於阿清婆的夢。在四國地區的見聞中，他也常常回憶起兒時的經歷，追憶童年記憶里的阿清婆的言行。比如，由於“紅襯衫”的挑撥，單純的哥兒誤解了朋友山風，以為是他煽動學生搞惡作劇捉弄了自己，認為他是“惡漢”“騙子”“兩面三刀”。想到曾經被山風請過一杯冰水，便想要返還給他水錢。這時，哥兒想起曾經借阿清婆3塊錢的童年往事。

當初哥兒曾向阿清婆借過3塊錢，直到5年後依然沒還。不是還不起而是不想還，阿清婆從未盯過哥兒的錢包催促他還錢，哥兒也沒有像對外人似的向她保證還錢。如果哥兒擔心阿清婆會討要那3塊錢的話，就等於不相信她的高尚，等於對阿清婆美麗心靈的褻瀆。不還錢不是蔑視阿清婆，而是哥兒和她已經不分彼此了，在這一點上山風與阿清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誤以為遭受了朋友山風的背叛而失去了心靈依靠的哥兒，需要依靠和藉助阿清婆的溫暖記憶以確立“自我”的位置。哥兒向阿清婆借錢不還，是接受她的恩情，將其作為深情厚誼的朋友。並且在與被誤解的山風的對比中，更加認識到阿清婆的可貴，感到她的“美麗的心靈”。在幫助自己搬家的古賀家做客時，哥兒看到與阿清婆年紀相仿的古賀母親，便感到非常親切，並懷念起阿清婆來。又比如，哥兒雖然性格急躁，卻能很認真地從頭到尾閱讀阿清婆的來信。當飯菜不可口的時候，又會想到阿清婆會為自己做些什麼喜愛的飯菜。這些事都足見哥兒對阿清婆的思念與珍視。哥兒在重新認識阿清婆的同時，也拉近了與其心靈的距離，成了“不分彼此”的共同體，也安頓了內心，確立了“自我”。

哥兒還在與“紅襯衫”以及那些對他進行惡作劇的學生的對比中，認識到阿清婆的高尚。在和“紅襯衫”一起釣魚時的對話中，“紅襯衫”不僅虛情假意、裝腔作勢，還嘲笑哥兒的單純，令哥兒十分厭惡。哥兒此時的心理活動是：“紅襯衫嘿嘿地發笑就是在笑我的單純。一個嘲笑單純與坦率的社會是令人無奈的，阿清婆在這種情形下是絕不會發笑的，她會洗耳恭聽，因此說阿清婆遠比“紅襯衫”高尚。”自作聰明、為人虛假的“紅襯衫”反襯出阿清婆的優良品質。

另外，哥兒初來乍到時，便遭遇了學生們的一系列惡作劇，哥兒對此氣憤不已又力不從心。如此想來，對阿清婆產生欽佩之情。雖然她是一個沒受過教育、身份低微的老太婆，但是為人值得敬重。在離開故鄉之前，哥兒沒有思考過阿清婆，對於她的寵愛也不能理解，來到四國之後，見到了各種各樣醜惡的人和事，才領悟到阿清婆的純粹與可貴，敬佩起她的精神。哥兒開始懷念善良親切的阿清婆，最後“不禁渴望見到她”，明確表達出對她的思念。此時對哥兒來說，阿清婆已經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已經成為其心靈的故鄉、精神的支柱。

在後期與“面瓜”（古賀）、“瑪利亞”、“紅襯衫”、房東烏賊阿銀的接觸中，哥兒逐漸目睹了純良之士被欺壓，見識了庸俗保守的腐朽之氣、偽善人性的醜惡、金錢萬能的不良思想，感嘆世間的複雜。哥兒深感悲哀，感嘆“沒有什麼比人更難以捉摸的了”，還打趣地說：“越想越覺得人是多麼的不可靠，如果‘我’把這些寫信告訴阿清婆，她一定會大吃一驚的，而且她會說，箱根以遠遍地是魔鬼。”這是對明治後期人們不安定的精神層面以及醜惡的社會現實的反映和諷刺。既不會與世間的污濁醜惡相融，更不會向惡勢力橫行的社會現象妥協的單純善良而正直的哥兒，在異鄉與強大的惡勢力的鬥爭中產生孤獨失望感，為了驅趕心中難以擺脫的孤獨感，追憶與自己有同樣品質的阿清婆，同支持自己的她寫信，成為心理上的需要。

哥兒與阿清婆有若干類似點，兩人都很單純、正直，都不喜歡虛偽複雜的人和社會，兩者共同成為醜惡世相的對立面，起到凸顯惡的作用。阿清婆既是“哥兒誠實信念的具體體現”，也是哥兒的精神支柱，接觸到世間污濁風氣的哥兒的理解者和精神的救贖者，是其與醜惡和困難鬥爭的勇氣之源。每當遇到困難與惡勢力，哥兒腦海中便浮現出阿清婆的身影。通過建立與阿清婆的精神上的鏈接，通過與阿清婆的共同體的建立，哥兒生髮出與醜惡世間作戰的勇氣。可見，哥兒對阿清婆認識的變化經歷了幾個階段：通過與四國地區一些人的對比，改變了之前對阿清婆的簡單表面的認識，重新認知和理解了阿清婆；與惡勢力的鬥爭促使他與阿清婆的感情深化，對其人格給予確認和肯定。在這過程中，兩者的關係由之前的阿清婆單方面珍視哥兒、主僕地位不對等的關係，轉變為彼此互相珍視、人與人的對等關係。這種關係的改變，成為促使他回歸到阿清婆身邊的力量。因此，哥兒與阿清婆的關係既不是單純的封建式的主從關係，也不是近代化的雇傭關係，而是基於尊重彼此的對等關係。

哥兒最終辭去教職、離開四國，遵守了與阿清婆的承諾，與她生活在一起。他最終實現的自我重塑，正是以尊重阿清婆、陪伴阿清婆這一責任感的自我實現為標誌。而“紅襯衫”的以權勢謀取私利，美術老師吉川的見風使舵、趨炎附勢，“瑪利亞”和古賀在權勢面前的怯懦妥協，房東烏賊阿銀對金錢的盲目崇拜，都反映了濃厚的封建殘餘。他們思想守舊，在權勢的壓制和利祿的誘惑下，使“自我”受到擠壓、禁錮和奴役。與之相對應，哥兒和山風代表了“自我”的初步覺醒，通過自身追求個性解放、爭取自己的正當權利，在“自我”與他者的鬥爭中確立“自我”。正是在這種新舊兩種價值體系的互相衝突鬥爭中，在兩者的對立統一中，呈現出近代“自我”的迷失與確立。在經過四國地區為期不長的教學生活的歷練，主人公哥兒也完成了自我心靈的成長之旅，最終實現了自我的重新確立，回歸自己的家鄉，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間。

日本的近代化具有局限性，日本人的精神意識的內部近代化滯後於外部物質的近代化進程，而倉促的文明開化所造成的日本固有的封建意識的殘留、海外殖民地的開拓、工商業的快速發展，都使日本國民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環境中迷失了“自我”。社會的浮華之氣、腐朽的官僚體制、金錢萬能思想的瀰漫，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自我迷失，都是夏目漱石全力批判的。《哥兒》通過對權勢、金錢、愛情、生存空間的不同層面的“自我”迷失的描寫，反映和批判了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近代化的不徹底性。而主人公哥兒在對阿清婆的重新認識后，完成了“自我”的重塑，在小說結尾，他最終告別了小鎮，“離開了這骯髒之地”，轉變身份后滿懷信心地返回故鄉，開始全新的生活，這暗示了近代“自我”意識確立的必要性。

《哥兒》中對“自我”迷失和重塑的描寫，批判了社會轉型期的明治時代所出現的種種不合理現象，如封建殘餘、對金錢和權勢的盲目崇拜以及不徹底的近代化。哥兒和山風代表了近代“自我”的初步覺醒，通過追求個性解放、爭取自己的正當權利，而“紅襯衫”、“瑪利亞”、古賀等則從屬於舊的價值體系，他們的思想守舊，在外在的利祿、金錢、權勢下或屈從妥協或受到禁錮和奴役，有濃厚的封建意識沿襲。新舊兩種價值體系互相衝突鬥爭，對立統一中呈現出近代“自我”的迷失與確立。同時，也反映出作者夏目漱石對明治時期知識分子精神生活和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態的關注。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的夏目漱石，對日本轉型期的日本社會存在的封建殘餘與黑暗的社會現實進行深刻批判，在小說中展開對“自我”和人性的深層思考，對明治初期的膚淺文明開化提出質疑，體現出深厚的人文關懷和社會批判精神。

語言

作者運用充滿幽默風趣的語言，通過主人公獨具個性的自敘口吻，以及與其他人物的對話，繪聲繪色地描繪出哥兒正直、憨厚、豪爽而又輕桃、浮躁的複雜性格，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生動真實的藝術形象。此外，小說中諧音詞、俏皮話的運用，更增添了諧謔的情趣。

《哥兒》中存在著巴赫金所概括的狂歡化的語言現象，即雜語的喧嘩。它們是構成此部小說狂歡化現象的最為根本的元素。《哥兒》的語言風格呈現出一種明顯的特徵——詼諧戲謔和幽默。小說語言的狂歡化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極具鄉土氣息的方言

粗俗化的並不優美的地方方言、俗語等在狂歡化的小說中蔚為大觀。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代詞“俺”的使用。“我”“我爹”“我哥”等透露出質樸的氣息與詼諧感。其次是松山地區的方言“哦”。哥兒到四國之後發現，四國的學生在與教師的對話中經常使用方言“哦”，極見學生的頑劣與對教師的不尊重。哥兒對此竭力嘲笑，“他的名作《哥兒》用憤怒、嘲罵、調侃的笑，對腐朽、黑暗的教育制度發出鄙夷的詛咒，為知識受不到應有的尊重而憤憤不平。”

2、日本式的俏皮話與極具特色的綽號

譬如，在日語里，“馬大哈”與教務主任的情人“瑪利亞”音同，“產米的植物”“丸木”與“高爾基”諧音。前者諷刺了教務主任作風不端，後者諷刺了教務主任貌似風雅實則低俗。而所謂綽號，就是外號、諢號，大多帶有幽默諷刺戲謔的色彩。哥兒給學校里的老師取了許多綽號，比如學校校長是“狗獾”，教務主任是“紅襯衫”，英文教員是“老秧南瓜”；教數學的老師是“豪豬”，教畫的老師是“蹩腳幫閑”。綽號是一個人性格的最好表現，它集中體現一個人的本質特徵，形象滑稽，又具有諷刺意味。

3、語言中大量的污言穢語

比如“他娘的”“豬”等，在文本中，類似的叫罵和詛咒處處可見。哥兒的辱罵聲更多地是對醜惡不堪的現實的不滿與憤懣。權利被貶低，教育被低俗化。哥兒通過這種方式，宣洩了他自己的真實情緒，使他凌駕於醜惡事物之上，獲得了瞬時性的快樂體驗。這種污言穢語正是狂歡廣場上最頻繁可聞的語言。

意象

江戶哥兒：江戶哥兒有俠膽義腸、敢做敢當、憨態可掬、浮薄魯莽等性格特點。這種氣質的形成可追溯到明治以前的江戶時期，是武士階級的精神風尚折射到平民階層的一種反映，類似於遊俠精神。由於日本人的理想傾向，再加上文藝作品的渲染，江戶哥兒在日本文學中逐漸成為一個理想色彩濃厚的傳統形象，以江戶哥兒自居的人，往往在地方文化、風俗習慣、方言等面前保持一種優越感。

誇張

誇張是文藝創作的一種表現手法。在諷刺藝術中，誇張有著特殊的意義和作用。作者在小說中巧妙地運用了這種手法，使他的諷刺更加尖銳、有力，而被諷刺的對象則顯得更加滑稽、荒唐、可笑。小說中有幾處關於“紅襯衫”的描寫：“明明這樣的熱天，他卻穿著法蘭絨的襯衫。而且還是件紅襯衫，這傢伙整年都穿紅襯衫，想不到天下真有這樣的怪癖！據他本人解釋，紅色對身體有好處，為了保養起見才特意定做的。”“紅襯衫，是個說話聲音柔聲細氣讓你難受的人。簡直使你分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在為“老秧”開的歡送會上，“紅襯衫”吹棒“老秧君”最凶，甚至說什麼：‘失去良友，對於自己實為最大的不幸。’而且他的那種說法，聽起來簡直是發自肺腑，不由你不相信。他大講特講，把他那一貫柔和的聲音，放得更加柔和。初次聽他這樣說話的人，不管誰，肯定都要受他蒙蔽的。”以上這些描寫，由於用了誇張而把‘紅襯衫”的怪癖、巧言令色的性格特徵揭示得淋漓盡致，增強了喜劇性效果，讀來給人以真實生動之意而無牽強附會之感，饒有風趣而又鞭辟入裡。

結構

《哥兒》的成功，出色的結構藝術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小說正是以其嚴謹的結構特點而被認為“在日本近代小說中是屬於少見之列的”。全書緊緊圍繞著揭露和抨擊日本教育界的腐敗和黑暗這一主題展開故事情節，在第1章交代了哥兒幼年時期的經歷和性格形成之後，便用整整10章的篇幅描寫哥兒到學校教書，從與“狗獾”、“紅襯衫”和“蹩腳幫”一夥邪惡勢力的矛盾衝突的產生到激化的全過程，最後以哥兒和“豪豬”的“老拳行動”作為喜劇性結尾。故事緊湊，描寫集中，場面突出，情節首尾相應，來龍去脈清楚，極富戲劇結構的特點，增強了藝術形象的感染力。

人物塑造

《哥兒》中的哥兒形象雖有一定的現實基礎，但主要還是作者人格探求、人格理想的一個審美達成，也是夏目漱石深入傳統之中然後再超越於傳統之上的創新。

狂歡化的人物形象：《哥兒》刻畫的主人公哥兒是日本文學史上著名的“江戶哥兒”形象，屬於狂歡節式的瘋癲形象。儘管具有冒失莽撞的特點，但正氣凜然、俠義直爽更是“江戶哥兒”最本質的性格特徵。哥兒是具有“狂歡化”色彩的人物，在行為上不拘社會規範的拘囿，張揚本性，追求生命自由，敢於反抗、敢於承擔。“狂歡化”人物，實際上就是偏離社會規範和秩序的邊緣人物，擁有不同於常人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出現在作品中就構成了其不拘一格的色彩。

1、哥兒的性格特徵從小就初露端倪

幼年的哥兒冒失莽撞：從學校的二樓跳下來，挫傷了腰；用小刀削手，以向同學們證明刀鋒的鋒利；阻撓偷栗子的勘太郎，但反被咬了一口，哥兒從小就渴望公平，討厭瞞著人、唯獨自己佔便宜這樣的事。

2、哥兒實際上非常優秀

按照世俗的標準，哥兒是不成器的，即不會有出息，不會有大成就的人物，爹娘均對哥兒絕望。但是，實際上，哥兒勤奮認真，從物理學校順利畢業。當時，能順利畢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哥兒不辭勞苦，不怕艱辛，遠離繁華的東京來到偏遠的四國松山中學獻身教育事業，這本身就說明哥兒的無私與偉大。在任課期間，哥兒認真工作，是一名合格的教員。更難能可貴的是，哥兒非但沒有與學校里的不良風氣同流合污，還極力反抗，並且最終離開四國，以示抗議。

3、哥兒秉性正直，天性善良，嫉惡如仇

哥兒不滿校長教務主任的特殊待遇，不滿學校對古賀的不公平調遣。哥兒的狹義心腸尤其表現在對古賀的同情上。古賀因家道突然衰落，教務主任不僅落井下石奪走他的未婚妻，並且將他調到更偏遠的山區去教書，以便順利娶走遠山小姐。哥兒為古賀鳴不平，對古賀充滿了憐憫。

4、哥兒是簡單單純的

哥兒初來學校時，被教務主任的甜言蜜語所蒙蔽，天真地以為他是一位表裡如一的正人君子，並且深受其騙，相信堀田是壞人，由此可見哥兒的不諳世事。哥兒對“不學壞，就不會在社會上取得成功，挑正直、純潔的人的毛病，瞧不起坦率的人”的現象不以為然。哥兒自己不做壞事，也不了解其他人的惡，終究上了大當。

5、哥兒淡泊名利

哥兒慾望很少，不追求名利。哥兒不害怕“狗獾”，不怕“紅襯衫”，這其實是哥兒蔑視權貴的表現。並且，哥兒不會為了利益出賣良心，堅決謝絕了加薪，因為哥兒認為，“怎麼能做出那種缺德的事，從一個本來不願調出，被強制調出的人身上，由俺來從他的薪水中去分一杯羹呢？”

6、哥兒在小說中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

他是怪異的，他既不似“紅襯衫”之流仗勢欺人，也不似古賀那樣對壓迫默然忍耐。《哥兒》寫於1906年，當時，日本實行“文明開化”政策，逐漸走向資本主義，人們的價值觀念深受西方文明的影響，尤其是拜金主義與利己主義大行其道。哥兒的正直單純、淡泊名利與當時的社會格格不入，不被社會所容。哥兒以其獨有的特點和權利，成為學校這個世界中的外人。

作者賦予哥兒“江戶兒”的身份，使他擁有了不同於其他教師的權力，使他可以藉助“江戶兒”的外表，公開揭露那些平時高高在上的領導人物，擺脫領導者們在平時對人們造成的壓抑和束縛，在笑聲中揭露神聖事物的虛偽本質。他可以使用另外的眼光，用沒有被“正常的”即學校公認的觀念和評價所遮蔽的眼光來看學校，使日常生活世界非同尋常化。在哥兒這個莽撞坦率的人物身上，實際上寄寓著作家最深厚的喜愛之情與理想。哥兒固然有著毛躁的缺點，但他身上更多的是正面的因素。哥兒代表著的是行動，是主動的反抗。

1998年日本《文藝春秋》雜誌社邀請各界名流所做的“二十世紀你最喜歡的十本日本著作”的評選中，《哥兒》位居第一。

《哥兒》是一部批判精神強烈、藝術成就傑出、人物形象鮮活的作品，其故事內容簡練清晰，人物塑造更是有血有肉、個性突出，人物語言詼諧幽默，極富喜劇色彩。作品在令人發笑之餘卻又發人深省，它以鮮明的時代性、深刻的批判性、人物的多樣性充分展示了夏目漱石初期作品的創作個性，《哥兒》因此成為其作品中的名篇之一，顯示出了其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在整個日本文學史上經久不衰。

中國作家魯迅：小說“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日本小說家、文藝評論家伊藤整：“這是一部將日本式的性格，使用日本式的手法描繪出來的作品，它描繪了典型的日本人”。“主人公的樂天性，他的同情心，他的天真無邪，還有其他人物的日本式的骯髒、氣量狹小、卑劣、軟弱、充英雄好漢，所有這些都的的確確是日本人的真實性格。”

夏目漱石（なつめそうせき），日本近代作家，生於江戶的牛迂馬場下橫町（今東京都新宿區喜久井町）一個小吏家庭，是家中末子。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稱為“國民大作家”。代表作有《過了春分時節》《行人》《心》三部曲。他對東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詣，既是英文學者，又精擅俳句、漢詩和書法。寫作小說時他擅長運用對句、迭句、幽默的語言和新穎的形式。他對個人心理的精確細微的描寫開了後世私小說的風氣之先。他的門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龍之介也曾受他提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