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義

在文學藝術上，以“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去摹仿”作為出發點的自然主義創作傾向，是同現實主義創作傾向一樣源遠流長的。但作為一個比較自覺的、具有現代含義的文藝流派，自然主義則是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在法國興起，然後波及歐洲一些國家，並影響到文化和藝術的許多部門。

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和運動曾經歷過一個較長的孕育階段。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現代含義的自然主義文學主張，至少在18世紀法國作家克洛德·克雷比雍（1707～1777）的著作里已見端倪。他在《心和精神的迷惘》(1736)一書里聲稱，他要用小說形式為人類社會寫一部“布豐的《自然史》的有用的補篇”，而且認為“這樣地被通情達理的人所輕視的小說”“可能是一切文學體裁中最有用的一種，……成為人類生活的畫圖……人終於看見自己的面目”。為貫徹這一主張，使小說成為後世自然主義者所說的“人的資料”，他甚至將真實的情書也一字不改地穿插在自己的小說里。

1.自然流露

左拉的《戲劇中的自然主義》內根據左拉的論述，自然主義文學有以下基本特徵。

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一樣偏重於描繪客觀現實生活的精確的圖畫，但不同的是，現實主義認為傾嚮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而自然主義則根本否定文學應當服從於一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目的，認為文學應當保持絕對的中立和客觀。自然主義作家拒絕做一個政治家或哲學家，而要做一個“科學家”，對所描寫的人和事採取無動於衷的態度。如左拉所說的：“我看見什麼，我說出來，我一句一句地記下來，僅限於此；道德教訓，我留給道德家去做。”（《書簡》）自然主義僅僅滿足於記錄現實生活的表象，不去深入地揭示事物的本質，探求必然的真理，勢必削弱作品的思想內容。而在“中立地”描寫客觀現實時，因把握不住事物的內在聯繫，往往轉向對事物的武斷的解釋。自然主義的客觀主義也是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

2.科學方法

自然主義不僅要求作家有科學家的態度，而且要求作家使用科學家的方法，即實驗的方法。左拉說:“假如實驗的方法可以引導人們去認識物質生活，那麼，實驗方法也可以引導人們去認識感情和精神的生活。”(《實驗小說》）所謂使用實驗的方法，就是作家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觀察搜集到大量關於人的資料后，把人物放到各種環境中去，以便試驗出他的情感在自然法則決定下的活動規律。自然主義的小說就是這些實驗的記錄，故稱“實驗小說”。按照左拉的說法，正如科學實驗者是自然的審問官，實驗小說家是“人和人的情慾的審問官”；只有實驗小說才能達到對人的科學的認識。

自然主義的實驗小說理論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自然科學家的實驗室和小說家頭腦里的藝術創作活動所依靠的條件是完全不同的，實驗小說家對人物、事件、環境的選擇和安排處處受主觀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談不上實驗小說的科學性。

3.決定論

根據實證主義把一切歸之於自然法則的基本思想，左拉得出了“人類世界同自然界的其餘部分一樣，都服從於同一種決定論”的結論。左拉還進一步把人同其他生物等同起來，宣稱人是“空氣和土壤的產物，象植物一樣”，從而把生物學的決定論加於人類。自然主義者在人身上只看到感覺和本能。他們既然認為是生物學規律決定人的心理、性格、情慾和行為，便在作品中著重探索人物生理上的奧秘，闡明它對人物的影響。左拉指出，自然主義作家“繼續進行著生理學家和醫生的業務”。

為了進行這種“業務”，他們經常把作品中的主人公置於某種病態之中：酒精中毒，神經錯亂、色情狂等。自然主義者以同樣的觀點看待整個人類社會。左拉認為：

“在社會中與在人體內一樣，存在著一種密切連帶的關係，把不同的部分、各部分的機體互相連結起來，假如有一個機體潰爛的話，其他的機體也要受到感染，以致一種非常複雜的疾病發作起來。”他們不顧政治、經濟和道德的作用，單從生物學的決定論出發，因而無法正確地描寫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和社會，經常陷入改良主義或悲觀主義。

4.反映自然

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都強調反映自然，但現實主義通過典型化手法所反映的是具有內在必然性的真實的自然，而自然主義所反映的則是隨便觀察到的庸俗的自然。自然主義者反對對普遍的現實生活進行典型的概括，而主張僅僅“讓真實的人物在真實的環境里活動，給讀者一個人類生活的片斷”。在人物塑造方面，左拉指責現實主義者筆下的英雄人物是誇張的產物，是一種浪漫主義的表現，他提倡寫平庸的人，寫小人物，甚至宣稱“小說家如果只接受共同生存的日常生活，那他就註定了非殺掉他的英雄人物不可”。在故事情節方面，左拉認為“故事愈是平常而普通，愈是具有典型性”。而為了達到“生活的正確的重現”，自然主義者主張排除一切小說性的成分，只寫平凡的、偶然的、瑣碎的事件和細節。為了避免作品令人生厭，自然主義作家往往喜愛在作品中加入怪誕、畸形的成分。這種文學對現實生活的反映既缺乏完整性，也缺乏準確性。

最早作為自然主義作家從事實驗小說創作的，還是左拉本人。他在小說《黛萊絲·拉甘》里研究兩個禽獸般的人的肉慾的秘密活動、本能的衝動以及在一陣神經錯亂后突然到來的大腦系統的紊亂，“每一章都是對生理學一種病態的有趣的研究”。他的小說《瑪德萊納·菲拉》(1868)則著重研究隔代遺傳問題。從1868年起，左拉用了20餘年的時間創作包括20部中、長篇小說的《魯貢瑪卡一家人的自然史和社會史》。這是左拉進行的最重要的自然主義小說實驗。為了“研究一個家族中的血統和環境問題”,左拉在小說中描寫各種病態的人物，有意渲染生理因素對他們的影響，使這部作品帶上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但總的看來，卻是生物學的決定論讓位給了社會環境的決定論，現實主義取得了對自然主義的勝利。

法國真正的自然主義文學運動是在左拉轟動一時的小說《小酒店》問世以後不久於19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

為自然主義文藝理論體系奠定哲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出現於19世紀30至40年代法國七月王朝時期。這一哲學的創始人孔德在《實證哲學教程》(1830～1842)一書中指出，人類的認識已進入第三個理論階段，即科學階段，或實證階段；在這個階段，人類的精神不再求知各種內在原因，而只把推理和觀察密切結合起來，以便發現現象的實際規律；包括社會現象在內的一切現象，都服從於一些不變的自然規律。在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下，一些作家也開始注意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關係。

例如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的序言中就注意到“社會和自然相似”，指出“社會環境是自然加社會”。但他對社會因素的重視遠遠超過自然因素，在他的小說中，支配人物的情慾總是在環境影響之下逐漸發展的，總表現為社會因素的後果。在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還不足以引起文學領域裡自然主義思潮的勃興。

福樓拜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某些自然主義觀點。他在1853年的一封信里探問:“迄今為止，有誰作為自然主義者書寫過歷史呢？有人分析過人類的種種本能、看到過它們在這樣的範圍里怎樣發展以及應該怎樣發展嗎？”

他還在其他一些書信中堅持主張藝術擺脫意識形態的支配，反對把藝術“當作任何一種學說的講壇”,認為“描寫不偏不倚，就可以達到法律的威嚴和科學的精確性”。

他否定典型化的做法，宣稱“隨便碰到的哪一個人都比我古斯塔夫·福樓拜更有趣，因為他更普通，歸根結底也更典型”。他的《包法利夫人》（1857）就透露出明顯的自然主義跡象：注意使用 直接觀察或間接獲得的材料，注重對人物的生理學分析。1858年，實證主義哲學家、藝術理論家泰納在《歷史與批評文集》中第一個規定了文學上的自然主義的含義，指出自然主義就是根據觀察、按照科學方法描寫生活。他還在《英國文學史》的導論中論證決定文藝創作的是種族、環境、時代三種因素，特別是前兩種因素。龔古爾兄弟在19世紀60年代上半葉所寫的小說《修女菲洛梅娜》(1861)、《勒內·莫普蘭》(1864)、《翟米尼·拉賽特》(1865)以及一些具有宣言性質的序言，標誌著自然主義的真正起點。龔古爾兄弟強調文學作品作為“人的資料”的價值，主張以治史的方法寫小說，把現實生活當作所依據的文獻；要求小說不僅具有藝術性，而且具有科學性。他們在上述小說作品中，就是把主人公當作生理解剖對象和臨床病例來看待的。

從19世紀60年代下半葉開始，在泰納的實證主義美學、法國醫生呂卡思的《自然遺傳論》（1847～1850）、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法譯本(1862)、特別是生理學家克洛德·貝爾納的《實驗醫學研究導論》(1865)的啟發下，左拉發表了《我的仇恨》(1866)、長篇小說《黛萊絲·拉甘》序言(1867)、《實驗小說》(1880)、《戲劇中的自然主義》(1881)、《自然主義小說家》(1881)等一系列論著，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自然主義的文學觀點。

法國自然主義運動的初潮是在19世紀50至60年代第二帝國時期逐漸湧現的。這期間，法國在突飛猛進的科學技術的推動下，工業革命基本完成。“科學性”，作為“現代性”的重要標誌，成為一種時尚。旨在讓“科學進入文學領域”的現代自然主義理論遂相繼提出。自然主義文學首先是作為對浪漫主義文學的反抗而出現的。曾在19世紀上半葉盛極一時的法國浪漫主義文學，到了19世紀中葉，除雨果還在獨自支撐著門面以外，已經進入全面衰退的時期。

在新起的一代作家看來，浪漫主義是在不知不覺地奉行著古典主義美學，它 保留著古典主義的典型人物,“只滿足於給他們穿上異樣的服裝”;它“捏造地擴大人物”；它的隨心所欲與“科學性”背道而馳。

同時，自然主義也自詡是對19世紀30年代以來以巴爾扎克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自然主義者推崇巴爾扎克，主要是欣賞他對日常生活的精細描寫，而不滿於他“把英雄人物盡量地放大”、“只會鑄造巨人”的做法，實即典型化手法，認為這同樣不符合“科學性”。

當時，一群作家聚集在左拉周圍，結成了自然主義的“梅塘集團”。這些作家是：保爾·阿萊克西(1847～1901)、昂利·塞阿(1851～1924)、萊昂·埃尼克(1851～1935)、於斯曼和莫泊桑。他們於1880年集體發表的小說集《梅塘晚會》，被看作這個集團發起的自然主義運動的宣言。

儘管他們中有的人開始時就不贊同或後來否定了自然主義理論，但他們的一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打著自然主義的烙印。此外，受自然主義影響的作家中，著名的有米爾博、德卡夫、勒納爾等，他們都以精細地描寫資產者和小市民的惡習和苦難見長。總的說來，法國自然主義者看到了社會的弊病，並試圖如實地加以反映，但他們只有觀察，沒有分析。他們沒有暴露出社會不合理的真正根源，反而給人以沒有出路的感覺。自然主義運動在法國持續的時間並不長，梅塘集團於80年代中葉解體，整個運動到80年代末就基本結束，但自然主義理論對後世法國文學創作的影響還常有所見。

當自然主義文學運動在法國已趨沒落的時候，它在歐洲其他一些國家卻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在德國，自然主義於19世紀80年代中葉開始萌芽。詩人阿爾諾·霍爾茨主張“徹底的自然主義”，即把現實中一切細微的東西都毫不遺漏地表達出來。他和約翰內斯·施拉夫合寫的短篇小說集《哈姆雷特爸爸》以自然主義方法描寫了社會問題。他們是德國自然主義的先驅。1885年在慕尼黑出版了自然主義雜誌《社會》，使慕尼黑成為德國自然主義運動的一個中心。第二個中心是柏林，於1887年成立了一個名叫“突破”的詩人協會，宣傳新時代的新藝術是自然主義的藝術。柏林“自由舞台”的建立是自然主義運動中的一件大事。它於1889年上演了豪普特曼的《日出之前》，寫酒精中毒和遺傳問題，完全是一部自然主義的作品。這齣戲的巨大成功，把德國自然主義運動推向了頂點。在比利時，勒蒙尼耶以“比利時的左拉”的姿態活躍於文壇，他創作的社會寫實小說，對社會環境作精細描寫，對病理現象和性問題進行探討，代表作有小說《男人》、《資產者的末日》、《癔病患者》等。在義大利，自然主義思潮集中表現在19世紀末葉出現的真實主義，著名作家有維爾加、昌波里等，他們關心勞動者的生活，但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宿命論和悲觀主義的精神來表現社會問題。此外,挪威作家易卜生，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俄國作家馬明－西比利亞克、皮謝姆斯基以及包包雷金等，都曾受到自然主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