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語文教育新論

卷一對話語文

1．對話語文

（2004年12月，我應邀到福建廈門參加孫紹振語文教學思想研討會，在會上有一次我和孫先生的對話，由福建一中的特級教師陳日亮先生主持。這次對話的全文收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對話語文》一書里。這裡僅摘錄我的談話和相關部分，為便於閱讀，加上了幾個小標題。）

陳日亮（以，下簡稱“陳”）：現在這裡要舉行一個高端的座談會，坐在我旁邊的兩位都是著名的學者，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是福建師大的孫紹振教授，一位是北京大學的錢理群教授。在開始高端對話之前，我想用一點時間簡單地對他們倆做一些介紹。

關於孫老師的介紹已經非常多了，但是我在這裡還是想重複一下。可能很多老師都只知道孫老師是一個炮手，在上個世紀末，他號召炮轟全國統一高考體制，並批判全國高考語文試卷。有的人說他是個破壞者，實際他更是一個建設者，大家看到這本《直諫中學語文教學》時，會對孫老師充滿信心。他不僅是炮轟，而且還動手建設，他提出了文本分析的一套完整的新方法：還原和比較，還原中還有藝術感覺的還原和關鍵詞語的還原，以下分為不同藝術形式、不同歷史時代、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還原和比較等等，所以他當然就成為我們閩派語文的一名語文教學建設的旗手。

另一位就是錢理群教授。他是中國現代文學著名的研究專家，是研究魯迅的學者，但是，錢老師多次強調，首先應該把他看成是一位教師，而不是一位學者。他跟中學的語文教師、跟中學生建立了廣泛而親切的聯繫，把這幾年來所寫的大量的關於中學語文教學研究的文章、隨筆、書信，彙編成一本《語文教育門外談》。實際上，錢老師在更早，大約在十年前，就在《語文學習》上開了個專欄，叫作“名作重讀”。這個專欄當時確實是別開生面，讓許多語文界的同行們感到耳目一新。錢老師不是站在門外，即使他站在門外，說的也是內行話。

《語文教育門外談》一書出版於2003年，距今已經六年。這些年語文教育界發生了許多變化，出現了許多新問題，而我還只是“門外談”。自從2002年退休后，自然就更進一步邊緣化了，但本性難移，也還在關心語文教育及改革，也就以旁觀者的身份，說了一些話。而且我還接著當年做的事繼續往下做，於是就有了《新語文讀本》出版七年後的修訂，自然也就有了歷史的回顧與經驗教訓的總結，以及相應的調整。以上兩個方面構成了本書第一、四輯的基本內容。

可以注意的是二、三、五輯的文章，它是顯示了兩個新的特點的。首先是注意對第一線老師在教育實踐中所產生的理念和經驗的總結。這是我在多個場合都說過的，語文教育改革，包括《課程標準》，確實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討論、調整，但有一個基本事實是不能否認的：正是在語文教育改革所提供的大環境、總體氣氛下，一些身處第一線的、有理想、有志氣、有創造精神的老師，獲得了把他們的教育理念、追求轉化為教育實踐的機會，創造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當我們面對教育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時，顯然不能重新陷入無謂的爭論中，更不能走回頭路，而是應該注意傾聽教學第一線實踐的聲音：不僅用實踐來檢驗我們提出的各種教育理念、方案，而且要注意總結教育實踐中湧現出的新經驗，從中找到解決當下語文教育的諸多問題的途徑與方法。這也就是福建一中的陳日亮老師所說的，要“從坐而論道的太平交椅，站起來，走下去，走到‘個案’中去”，研究學生學語文的個案、老師教語文的個案，從中“發現機理。窮究本然”。這也是我的一個信念：真正具有生命活力的教育思想，存在於民間，存在於教學實踐真實而嚴肅的思考中。正像我一再申明的那樣，我不是教育專家，但我願意傾聽教育實踐的聲音，從中引發出自己的思考。如果說《門外談》里許多的理念帶有更多的理想成分；那麼，這本書就更注重對語文教學實踐的個案研究，當然限於主客觀條件，僅作了點嘗試，但我卻有一種落在實地的感覺。因此，我對本書所論及的洪宗禮、陳日亮、商友敬、嚴凌君、鄧虹、曾宏燕、李寰英、管建剛、劉發建、連子波等幾位老師一直心懷感激。他們的思考與實踐對本書寫作的意義，是怎麼估計也不為過的。

本書還收錄了作者在三所中學開設高中選修課的上課資料，既體現了作者“尋根”教育理念的內在生命需求，也反映了作者意圖溝通大學教育與中學教育，將學術普及化的嘗試。

錢理群，1939年生於重慶，祖籍杭州。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后在貴州任中專語文教員18年。1981年獲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后留校任教，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和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近年來關注中小學教育問題。主要著作有《我的教師夢——錢理群教育講演錄》、《做教師真難，真好》、《心靈的探尋》、《周作人論》、《周作人傳》、《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豐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間》、《1948：天地玄黃》、《學魂重鑄》、《話說周氏兄弟》、《語文教育門外談》、《走進當代的魯迅》、《與魯迅相遇》、《錢理群講學錄》、《魯迅九講》、《生命的沉湖》等，另主編有大型叢書多部，其中以《新語文讀本》影響最為深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