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蘭克
猶太大屠殺著名受害者
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1929年6月12日～1945年3月9日），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的猶太女孩，二戰猶太人大屠殺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1999年入選《時代雜誌》“20世紀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一顆編號為5535的小行星以她命名為“5535 Annefrank”。
安妮用13歲生日禮物日記本記錄下了從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安妮親歷二戰的《安妮日記》，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著名見證。安妮一家被捕后，日記被米普·吉斯發現並保存下來，二戰之後的1952年再次出版為《安妮日記》，成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圖書之一，有多國語言的翻譯版本，拍成戲劇、情景劇、短片和電影。
大事件
1929-06-12
出生
1929年6月12日，出生於德國的法蘭克福。
1942-06-12
開始寫日記
1942年6月12日，開始在日記中記載著在日常生活上的各種瑣事。這些早期的日記都記錄了她的生活，同時，也把一些在德國佔領下，周遭發生的變化記錄下來。當中有些是在表面上難以察覺的。但在之後的日記，安妮也透露了納粹對猶太人的壓迫正急速膨脹，而且也記錄了一些詳細數據。其中一個例子是日記中有關強迫猶太人在公眾場合攜帶“黃星”的記錄。她也列舉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風行，針對猶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
1942-07-06
搬到隱密之家暫避
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隱密之家暫避。
1944-08-04
被納粹黨捕獲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國警察闖入了他們的隱密之家，告密者的身分至今未明。在西爾弗鮑爾的帶領下，當中總共有至少三個德國警察的成員。屋裡的人都被貨車帶走問，幫助他們的克雷曼和庫格勒也被帶走。其它所有人都被帶到了蓋世太保的基地，被盤問了一整晚。8月5日，他們被轉送到拘留所，一個極度擠逼的監獄中。兩日後八個猶太囚犯又被轉送到荷蘭的韋斯特博克——一個臨時營地。
1944-09-03
被移轉到奧斯維辛集中營
1944年9月3日，他們被移轉，由火車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去。549個人（包括所有15歲以下的小孩）被直接送到毒氣室殺害。安妮躲過了這一命運，因為她看起來比別的孩子稍大一些。脫光消毒，剃頭，被紋上一個識別碼。白天，她們被逼做奴隸式的苦工，晚上她們都擠在冷得要命的營房中。
1945-03-09
因患斑疹傷寒逝世
1945年3月9日，死於斑疹傷寒。
1952
其日記再次出版為《安妮日記》
1952年，其日記再次出版為《安妮日記》，成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圖書之一，有多國語言的翻譯版本，拍成戲劇、情景劇、短片和電影。
1999
入選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
1999年入選《時代雜誌》“20世紀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一顆編號為5535的小行星以她命名為“5535 Annefrank”。
早年經歷
安妮出生於德國的法蘭克福，為奧托·弗蘭克（Otto Frank）一家的小女兒，家中還有母親艾迪斯·弗蘭克（Edith Frank）和姐姐瑪戈特·弗蘭克（Margot Frank）。由於當時納粹德國排斥猶太人風氣日盛，父親奧托便放棄於德國的事業而將家庭移至荷蘭阿姆斯特丹，一家過著較為平順的生活。她出生時名為安內莉澤·瑪麗（Anneliese Marie），但家人和朋友都以昵稱“安妮（Anne）”來稱呼她. 有時其父也會叫她“小安妮（Annelein）”。弗蘭克一家住在一個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雜居的同化小區中，而安妮和其它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小孩一樣，經常接觸到不同信仰的人士（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它猶太裔人。弗蘭克一家信奉猶太教的一分支—猶太教改革派，此教只遵守部分原猶太教條，而忽略及摒棄了大量原猶太教傳統。安妮的母親艾迪斯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奧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出仕於德國政府，並且獲授勛。性格上奧圖熱衷於追求知識，所以對安妮及其姊瑪格特也經常鼓勵她們多閱讀。
其夫奧托開設了一家名為“Opekta Works”的公司，負責批發由各種水果提煉出來的果膠。他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爾韋德廣場（Merwedeplein）替家人找到了新住所。1934年2月，艾迪斯帶著安妮與瑪格特搬到新住所，而且也重新為兩姊妹安排學校。姐妹同就讀於蒙特梭利學校,.兩姊妹在學業上各有專長，瑪格特比較精於算術及數學，而安妮在讀寫上比較優異。其中一個當時安妮的朋友哈娜·哥斯拉（Hannah Goslar）憶述，安妮在作業時經常會用手蓋著答案，以不被其它同儕借故抄襲，而且也不會跟其它同學一起討論。但是這些作業後來卻沒有保留下來。同時，安妮和瑪格特在個性上也有著明顯差別。瑪格特在舉止上較文靜，保守和勤奮，而安妮則較健談，外向和充滿活力。
1933年3月13日，在法蘭克福進行了市議會選舉，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勝出。反猶太主義在此時便迅速擴張起來，使弗蘭克一家開始擔心繼續留在德國會對自身安全構成危險。在接近年尾時，艾迪斯便帶著安妮與瑪格特到亞琛的外母家中居住，而奧圖則繼續留在法蘭克福，直至他收到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設公司的邀請，便決定搬到那邊去打理生意和為家人安排新住所。弗蘭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離開德國的300，000猶太人之一。
1938年，奧托與一個由德國奧斯納布呂克舉家搬來，與名叫赫爾曼·雲佩斯（Hermann van Pels）的肉販合夥建立了另一家公司。1939年安妮的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來居住，她之後一直住在這裡直到1942年1月逝世。1940年5月，德軍入侵併迅速佔領荷蘭，新成立的親納粹政府開始透過差別對待及嚴格的執法迫害猶太人。政府對猶太人實行了強制登記及隔離，所以即使瑪格特與安妮在學校表現優異，但新制度卻規定她們只可在指定的猶太學校讀書，她們只好離開原校。之後，她們被編入猶太學園繼續學習，此時安妮12歲。
可愛的安妮·弗蘭克
躲藏在隱密之家后
1942年7月，瑪戈特收到了一份由猶太移民局中央辦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所發的徵召通告，命令她的父親到附近的勞動營報到。由於納粹當局捕捉猶太人的行為日益嚴重，而且瑪戈特也收到納粹當局的勞動通知，於是安妮一家決定移居到更為隱密且安全的居所。然後安妮便得知其父奧圖在與自己公司的僱員"溝通"后，決定把她們藏到公司里去，而其母與其姊亦早得知此事。於是一家人便搬到了位於阿姆斯特丹王子運河（Prinsengracht）河畔的公司內一間隱蔽的房間。
安妮
"庫格勒"、"克雷曼"、"米普"、"愛麗(真名貝普)"是唯一幾個知道這裡有人隱藏的僱員，"米普"的丈夫、愛麗的父親都是幫助他們藏身的人。他們是屋內的人和外界的唯 一聯繫，也會告知他們戰爭的情況和政局發展。他們保證屋內人的安全，照顧他們的起居飲食——一個隨時間而變得艱難的任務。安妮寫下了他們在最危險的時期對提升屋內士氣的貢獻。他們都知道，一旦被發現，幫助猶太人都會令他們落得死刑的下場。
在七月尾，凡佩爾斯一家加入了弗蘭克一家，他們包括：和安妮父親奧托·弗蘭克共事的凡佩爾斯（日記中稱為凡·達恩先生）,其妻子奧古斯特·凡佩爾斯（日記中稱為“凡·達恩夫人”）、和他們十六歲的兒子彼得，十一月時斯佩普·普佩弗（日記中稱為“杜塞爾先生”），一位牙醫和凡佩斯家的朋友，也加入了。安妮寫下了跟新朋友說話的興奮，但很快，狹小的居住環境引起了衝突。安妮跟普佩弗同住一間房，她很快就覺得他很難以忍受；她又跟奧古斯特凡佩爾斯衝突，她認為她愚蠢。她跟她母親的關係亦日漸緊張，安妮說她與她母親沒有什麼共同點。她有時也跟瑪格特吵架，她最親的還是父親。過了一段日子以後，成長之後的渴望聊天的安妮和密室唯一的男孩“彼得”，萌生了感情。
安妮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讀書和學習上，閑時也寫日記。除了記下生活上經歷的事情外，她也寫下自己的感受，信念和希望，一些她覺得她不能再談的東西。後來她對寫作的信心增強了，人又成熟了，她開始寫一些抽象的東西，例如對神的信念，又或是她怎麼了解人性。她一直都在寫，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後一篇為止。1944年8月4日大約上午10點，有人打電話舉報王子運河263號藏有猶太人，隨後納粹警察帶人突襲了密室。
被捕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國警察闖入了他們的隱密之家，告密者的身份至今未明。在西爾弗鮑爾的帶領下，當中總共有至少三個德國警察的成員。屋裡的人都被貨車帶走了，幫助他們的克雷曼和庫格勒也被帶走。其它所有人都被帶到了蓋世太保的基地，被盤問了一整晚。8月5日，他們被轉送到拘留所，一個極度擠逼的監獄中。兩日後八個猶太囚犯又被轉送到荷蘭的韋斯特博克——一個臨時營地。隨後很快被轉運到奧斯維辛集中營。
米普和愛麗（貝普）沒有被帶走。他們後來回到隱密之家，找到安妮散落在地上的紙張；把它們連同家庭相簿收起，打算戰後把它們還給安妮。
被送入集中營與逝世
9月3日，他們被移轉，由火車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去。他們在三日後到達，以性別分開，再也無法會面。到達集中營時，火車上的男人和婦孺被強行分開，奧托就此與家人分開。弗蘭克姊妹被迫拖運岩石和挖草皮；晚上她們都塞進十分寒冷的營房中。後來有人作證說安妮每當看見有小孩被送到毒氣室，都會變得僻靜和流淚。
“希望可以永遠保持著這張相片中的樣子”
1944年10月28日，軍方開始選移轉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多於8000個女人，包括安妮、瑪戈特和愛吉斯·凡佩尓斯，被轉送到該集中營；因為大量囚犯被送進來，要開始用營帳收留，安妮和瑪戈特就是其中二人，人口增加了，同時使死亡率不斷上升。安妮跟朋友短暫地重遇——漢妮和蘭特，她們在戰爭中活下來了。蘭特形容安妮為：禿頭，瘦弱，又在顫抖。漢妮說雖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她卻更擔心瑪戈特，因為她的病更嚴重，而且已經不能走動，常常在帆布床中躲著。佩爾斯太太跟安妮與瑪戈特在一起，並照顧瑪戈特，因為她當時病得很嚴重，虛弱得不能下床。
安妮與瑪戈位於集中營舊址的紀念碑
其他隱居的成員，除了安妮的爸爸奧托外，全都死於集中營。於安妮的日記經常提及的桑妮·雷德曼，已跟她的父母弟弟送到毒氣室，而她的姐姐，芭芭拉，跟瑪戈特很要好的朋友，則生還了。而安妮倆姊妹在學校認識的朋友，有幾個生還了。至於奧托與艾迪特的延伸家庭，他們在1930年已逃離德國，分別定居在瑞士、英國及美國。
解放后，營地被全力燒毀，以防止疾病蔓延，而瑪戈特和安妮被埋葬於萬人冢，屍體下落不明。
安妮與瑪戈特位於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舊址的紀念碑，伴隨著的是人們悼念的鮮花和相片。
正面評價
這本日記的高度文學價值一直受世人重視。美國知名劇作家梅耶·萊文（Meyer Levin）曾以“有著嫓美長篇小說的張力”來形容安妮的寫作風格，並受到她的日記啟發和感動，在日記出版后不久，便與奧圖·法蘭克合作把日記內容改編為舞台劇。另外，著名美國詩人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也曾表示，日記描寫的內容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態，而且“以細緻而充滿自信，簡約而不失真實地描述了一個孩子轉變為成人的心態。”
安妮小時候與母親、姐姐的合影
安妮也被認為是一個有高度寫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同時也被廣泛視為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以及迫害主義的一個象徵。希拉里·柯林頓（即前美國總統柯林頓夫人，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候選民主黨提名人） ，在她於1994年接受埃利·維瑟爾人道主義獎時的演說中，也提到安妮的日記“喚醒我們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視行為”（指當時於薩拉熱窩，索馬利蘭和盧安達的種族戰爭和屠殺）。
家人
義大利作家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曾經表示安妮·弗蘭克之所以被廣泛認為代表著在二戰中數以百萬計受害的民眾，是因為“接受安妮·弗蘭克的故事，比起要去接受那成千上萬與她一樣的受害者要來的容易。也許這樣比較好吧，人們總不能活在成千上萬悲慘故事的陰影下。”而奧地利作家瑪莉薩·穆勒（Melissa Müller）在她的撰寫的安妮弗蘭克傳記的後記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並且試圖消除公眾對“安妮·弗蘭克代表著六百萬納粹集中營受難者”的誤解。她寫道：“安妮的生命與死亡都是她的命運，而那六百萬受害者也有著自己的命運。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萬被納粹奪去的性命，他們也有著自己與別不同的命運……但她的命運，依然使 我們明白大屠殺對猶太人的影響是如此的廣，如此的深遠。”
安妮的父親，奧圖·弗蘭克在餘生都致力於維護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這樣給我的感覺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關係里，都是子女承受著父母之名所帶來榮譽和負擔，而我卻恰好相反。”而他也重提了出版商認為日記何以如此暢銷的意見。“他們說，日記觸及的日常生活細節是如此的廣泛，致使幾乎每個讀者都 能在日記中找到觸動自己的共鳴。”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認為，安妮的日記大大提高了公眾，對那些在紐倫堡審判中已被確認的屠殺罪行的注意和認識，因為“人們都認識這個女孩。人們都知道大屠殺對她的影響，這也是在我的家庭，在你的家庭也發生著的事，所以人們都能明白這個罪行的影響。”
於1999年6月，美國時代雜誌出版了一冊題為《TIME 100：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TIME 100：Heroes & 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的特別期刊，安妮·弗蘭克獲選為其中之一。編者羅傑·羅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對她的貢獻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安妮的日記燃起了所有人對她的熱情，她使人們認識到大屠殺、反猶太主義，也使人們認識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為現代世 界的精神象徵－不論是在受著各式各樣影響的個人精神道德，還是在堅定人類對生存的渴望，與對未來的憧憬上。”他同時表示，當人們敬重安妮的勇氣與實事求是的態度時，同時她對自身的分析能力與寫作能力亦使人欽佩，“她的聲譽所以能長存不朽，主要是因為她具有高度文學水平。不論什麼年齡來看，她都是一個水平極高的作家，能在當時殘酷的現實環境下寫出了如此優秀的作品。”
負面評價和訴訟
日記自20世紀50年代起受到公眾關注后，開始出現不斷的批評與質疑，也有著作申述這些批評，最早期的著作來自瑞典及挪威。在這些負面評價中，曾經有人質疑日記的作者不是安妮·弗蘭克，而是劇作家梅耶·萊文。
於1958年，當安妮的日記改編的舞台劇在維也納上映時，在席的西蒙·維森塔爾受到一班抗議者的滋擾。那些抗議者質疑安妮·弗蘭克是否實際上不存 在，並挑釁維森塔爾要求他找出當年逮捕安妮的軍官以茲證明。後來於1963年維森塔爾找到了當時的蓋世太保Karl Silberbauer，在與他的會談中， Silberbauer對當時的罪行直認不諱，並在一張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認出了安妮·法蘭克。他並供認了整個逮捕過程，也記得在過程中曾翻倒了一個載 滿紙張的公文包。這些證詞後來全被其它目擊證人，包括奧圖·法蘭克予以證實。這次事件也平息了對安妮·法蘭克是否存在的質疑。
除此以外，有批評者提出了對作者新的質疑。批評者認為，安妮的日記實際是親猶太組織的宣傳品，而奧圖·法蘭克亦被指為騙子。於1959年，奧圖·法蘭克於德國呂貝克對一名曾為希特拉青年團成 員的教師Lothar Stielau興訟，控告該名教師在校報上詆毀日記為贗品，後來同時控告了在呂貝克一份報紙登信支持Stielau的Heinrich Buddegerg。開庭審訊后，法庭分析了日記的手稿，在1960年確認了日記筆跡與已知的安妮·弗蘭克筆跡相同，並確定日記為真品。法庭判決后， Stielau撤回本來的言論，而奧圖·弗蘭克也沒有繼續追究。
1976年，奧圖·法蘭克控告法蘭克福的Heinz Roth，指他印發詆毀日記為贗品的小冊子，法庭其後判決Heinz Roth被罰款500，000馬克及監禁6個月。Roth其後提出了上訴，但他於1978年去世，而在翌年上訴也被駁回。
同年，奧圖·法蘭克也對Ernst Römer提出了訴訟，指他印發一本名為《暢銷書安妮日記的謊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Bestseller, A Lie）》的小冊子。此案在法庭審訊時，一個名為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發此本小冊子，結果他也被起訴。法庭其後判決Römer被罰款1,500馬克，而Geiss則被判監禁6個月。在上訴后刑期雖然獲得減少，但此次案件卻因為奧圖·法蘭克後來對刑期的再度上訴，超過了當地有關誹謗的法律條例範圍而結束。
在奧圖·弗蘭克於1980年死後，安妮的日記包括書信與分散的頁紙，按他的遺願被轉交予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後來在1986年委託荷蘭司法部對日記進行司法科學鑒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記的筆跡並與過往案例作對比，證實筆跡脗合，而日記上的紙張，漿糊與墨跡亦被確認為與日記撰寫年代脗合，最後安妮的日記正式被荷蘭司法部確認為真跡。後來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綜合研究結果與原稿及其它資料，出版了所謂的“評論性版”。於1990年3月23日，德國漢堡地方法庭對此版的日記進行了確認。
1991年，兩位大屠殺否定派學者羅伯特·弗里森（Robert Faurisson）與 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為 《安妮的日記：另一面接觸（The Diary of Anne Frank: A Critical Approach）》的著作。這本著作宣稱日記由奧圖·弗蘭克撰寫，並提出日記內容有不少矛盾，質疑躲藏在隱密之家的可能性，以及文章風格及文筆與同年齡的青少年有別等問題。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蘭克之家與位於瑞士巴塞爾的安妮·法蘭克基金，在1993年12月就上述著作動用民事法，禁止該書在荷蘭的進一步印發。於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庭按原告要求，禁止任何否定日記及其內容真實性的印刷品出版，違者將被罰款25,000荷蘭盾（約11350歐元）。
在寫日記的安妮
1963年，奧圖·弗蘭克與他的第二任妻子，Elfriede Geiringer-Markovits，成立了安妮弗蘭克基金會作為慈善基金，以瑞士巴塞爾為總部。基金會籌募捐助經費使博物館“看來好一點”。直至奧圖·法蘭克逝世，他在遺願中表示把日記的版權留給基金會，但附帶條款是把每年需在版權所得收入中撥出80，000瑞士法郎予他的繼承人，其餘收入則由基金管理員決定如何使用。1963年基金會使用這筆收入，每年定期捐助給一個名為“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計劃中以作醫療用途。基金會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對種族歧視暴力，曾在2003年借出安妮的部分手稿，於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作公開展覽。在同年的年度報告中，基金會也指出它們於德國、以色列、印度、瑞士、英國及美國亦開展著同樣的計劃。
安妮·弗蘭克
安妮一家在1933年至1942年間曾經居住於荷蘭Merwedeplein區的一所房屋，於本世紀初仍為私人所有，直至一部電視紀錄片公 開才開始受到公眾關注。雖然長期沒有保護及維修，但這所房屋被一家荷蘭房屋公司收購后，房屋公司根據以往法蘭克一家的照片，與安妮在信件中對傢具環境等的 描述數據幫助下，成功恢復到1930年代的舊貌。在過程中，安妮之家博物館的Teresien da Silva與安妮的表弟Bernhard "Buddy" Elias亦提供了不少意見。該所房屋已於2005年重開，提供予部分因不同原因，而不能於原居地寫作的被選作家以作棲身之所。每名被選的作家都有一年期 限於屋內居留或工作。首名被選的作家是阿爾及利亞籍的小說作家El-Mahdi Acherchour。
2007年6月，安妮的表弟"Buddy" Elias捐贈了約25，000件家居文件予安妮之家博物館。這些文件中，包括了一些弗蘭克一家在德國與荷蘭拍下的照片，以及奧圖·弗蘭克於1945年把前妻與女兒於納粹集中營中死去的消息告知母親的信件。
以安妮·弗蘭克的生命、日記、作品為靈感，後世也創作了大量以她為參考，或以她為主題的文學、音樂、電視及其它媒體作品。
奧托·弗蘭克於奧斯威辛集中營拘留期間倖存下來，戰後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在那裡他得到梅普·吉斯及丈夫揚·吉斯的庇護，並試圖尋回他的家人。雖然他知道他的妻子艾迪特已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死去，但他仍希望兩個女兒仍然活著。幾個星期後，他得知瑪戈與安妮也死了，他嘗試去確定跟安妮有關朋友的命運，並得知當中很多人都被殺。在荷蘭製片人威利·連和於1988年拍攝的電視紀錄片《安妮弗蘭克的最後七個月》中，他訪問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生還者有關弗蘭克家中女性的回憶。
《安妮·弗蘭克日記》
奧圖在看過日記后，也表示從來也沒有想到安妮在日記中，對往日的生活狀況竟有著如此準確和良好的記載。基於安妮在生前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意願是成為作家，奧圖開始考慮把日記公開出版。在若干年後，當奧圖再次被問起對此事的感受時，他表示“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發現，.我從不知道她有這麼深刻的想法和感受，... 她從沒有表露過這些”。
開始時，安妮的日記都是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在裡頭強調了很多次她不容許任何人看她的日記。她聰明地形容了她的生活，她的家庭與同伴，他們的情況，同時又表明了自己希望寫小說出版的意向。在1944年春天，她聽到一個Gerrit Bolkestein做的電台廣播——他是一個荷蘭流亡政府的成員。他說當戰事結束后，他會籌組關於戰事荷蘭人民受壓迫的公共紀錄。他 也提起過出版信件和日記，所以安妮決定在那時交出她的日記。她開始修正她的作品，刪減某些部分，又重寫某些部分，希望終有一天可以出版。她原本的筆記本子已經用完了，開始寫另一本活頁簿。她為屋子裡的所有人起了假名，雲佩斯一家成為了賀文，比曹妮娜和彼得·雲丹，費茲飛化成為了艾拔·德素。奧圖·法蘭克用了稱為“A版本”的原日記，和稱為“B版本”的修改了的日記一起，出版了日記的初版。他拿走了幾篇文章，大多數是用不奉承的詞語形容他太太的，和一些形容 安妮對性的興趣的篇章。他恢復了他們一家的真實身份，但其它人依然沿用假名。
![安妮·弗蘭克[猶太大屠殺著名受害者]](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3/e/m3eb4bdcaf57e3d3b1354e49d35650105.jpg)
安妮·弗蘭克[猶太大屠殺著名受害者]
1986年，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發表了所謂的“評論性版”日記。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版本的比較，已修訂和未經修訂的都包含在內。它也包括了對日記真實性的討論，和附加的，有關這個家庭和日記的歷史資料。
1999年，安妮·弗蘭克基金的前主席和美國大屠殺紀念教育基金的主席瑞積（Cornelis Suijk），宣布他擁有被奧圖·弗蘭克在出版前拿走的五頁日記；瑞積說奧圖·弗蘭克在1980年臨終前把這幾頁都給了他。那幾頁，記下了安妮對父母關係緊張的婚姻的批評，和她母親對她的漠不關心。當瑞積打算賣出那五頁日記以替他的美國基金籌錢的時候，惹起過一番不小的爭議。而手稿的正式主人，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要求瑞積交出手稿。 2000年，荷蘭教育、文化及科學部同意捐出300000美元給瑞積的基金，2001年，手稿回到他們的手上。自此之後，五頁手稿都被收入日記的新版本中。
2021年11月24日，擔任編劇的電影《安妮日記》在法國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