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記

一個十六歲的少女，最大的願望是做一名記者和作家，卻因為希特勒發動的一場邪惡的戰爭，於花季之齡死於納粹集中營。作為一名成長中的少女，她在日記中吐露了與母親不斷發生衝突的困惑以及對性的好奇。在種族歧視和戰爭迫害的社會大環境中，藏匿且充滿恐怖的密室生活，在她樸實流暢的筆下，深深地揪動著每一個讀者的心。因此，《安妮日記》不僅僅是一名成長中的少女心靈世界的內心獨白，更是德軍佔領下的人民苦難生活的目擊報道。

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1929年6月12日生，1945年死於德國貝爾森集中營時，距離她的16歲生日尚差3個月。

安妮·弗蘭克是一位猶太少女，原居住在德國法蘭克福，1942年6月12日，13歲的安妮收到一個日記本作為生日禮物，從此便開始寫日記。13歲的安妮和家人為逃離納粹恐怖統治，躲藏在荷蘭阿姆斯特丹一間倉庫里，從此展開兩年多的密室生活。“我經常心情沮喪，可是從來不絕望。我將我們躲藏在這裡的生活看成一場有趣的探險，充滿危險與浪漫情事，並且將每個艱辛匱乏當成使我日記更豐富的材料。”1944年4月5日安妮在日記里寫道：“我希望我死後，仍能繼續活著。”

安妮的日記從1942年6月12日寫到1944年8月1日。起初，她這日記是純粹為自己而寫。後來，荷蘭流亡政府的成員傑瑞特·波克斯坦從倫敦廣播電台宣布說，他希望在戰爭結束之後，能收集有關荷蘭人民在德軍佔領之下苦難生活的目擊報導，公諸大眾。他特別以信件與日記作為例子。安妮聽到這段話，為之動心，於是決定在戰爭結束之後，要依據她的日記出版一本書。她開始將她的日記加以改寫、編輯、潤飾，刪去她認為不夠有趣的部分，並且靠回憶增加一些內容。同時，安妮也保留了原始的日記。

安妮在1945年3月9日死於德國一個集中營，死因是斑疹傷寒。她的親人中，只有父親奧托·弗蘭克活著走了出去。1945年6月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后移居瑞士。他在以後的日子裡，一直在傳揚女兒的日記，讓全世界共享。他於1980年8月19日過世。

安妮·弗蘭克

安妮是日記的作者，是一個開朗樂觀、活潑可愛、善於思考的女孩。即使是在最恐懼、痛苦的黑暗時刻，安妮也仍然以積極的心態面對一切，她在日記中寫到“我相信今天失去的幸福一定能從大自然里再找回來。有信心和勇氣的人也決不會困死在不幸的遭遇里”，就是這種樂觀的心態支撐著安妮面對一切困難，讓她從孤獨、寂寞、大人的不解與可能被捕的恐懼中慢慢地走出，她熱情開朗、活潑可愛，有著很多的朋友也深受同學的歡迎，雖然被困在秘密小屋，但安妮卻熱愛寫作，夢想著成為一名作家，她總是審慎地檢討每件事情，找出事情的癥結，善於思考。

安妮還是個敢愛敢恨的女孩，對於納粹黨迫害猶太人的行為，她深惡痛絕，而對於那些幫助過他們的人，她心存感激，在日記中寫到“這些人的行為就像我們的救命思人，我覺得他們這種博愛的行為，絕不輸給任何一位前線戰士”。當她聽到被送去集中營的猶太人被集體毒死時，她心生憐憫，覺得“心裡好難過，忍不住熱淚盈眶”。

安妮也是一個懂得忍讓的女孩，面對溫達安太太無理地嘲諷與數落時，安妮雖然很生氣，但她沒有頂撞溫達安太太，而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溫達安太太的性格，面對迪塞兒的小氣與自私時，安妮沒有與他計較，她希望大家能和平共處。

安妮還是一個渴望愛的女孩，來到秘密小屋后，安妮感到孤獨、寂賓，他渴望得到父母的理解與愛，但姐姐瑪格卻更得父母的疼愛，安妮並沒有嫉妒，而是努力的反思自我，使自己的思想更成熟。安妮也渴望與皮特純真的愛情，但這並不是一般的天長地久，她雖然愛著皮特，但她懂得自控，有著獨立的人格。

弗蘭克先生

弗蘭克先生是安妮的爸爸，是一個謙虛、隱忍、隨和的人。他從不主動與人爭吵，喜歡孩子並十分願意教他們功課，即使是在秘密小屋最艱難的日子裡，也堅持讓孩子們繼續學習。他待人和善，心地善良，曾對安妮等人說過“救人第一，其他的事情第二”，也是秘密小屋中最後唯一的生還者。在他的後半生，一直致力於出版和推廣女兒的日記。

伊迪絲·弗蘭克

伊迪絲是安妮的母親，原名伊迪絲·霍蘭德，最初來自德國亞琛。1925年她嫁給奧托。安妮覺得與她母親的關係並不親密或者說沒有共同語言，兩人經常吵鬧。安妮認為她母親太多愁善感，太挑剔。伊迪絲於1945年1月因飢餓勞累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

范·丹先生

和弗蘭克一家一起躲藏在密室中的另一家庭的父親，作為草藥專家和弗蘭克一起在阿姆斯特丹工作。范·丹先生的真實姓名是赫爾曼·范·佩爾斯，但是安妮在日記中稱他為范·丹先生。根據安妮的描述，他聰明、固執已見、識時務，而且有些自私自利。范·丹先生喜怒無常，開誠布公地表達他的想法，不惜挑起事端，特別是他與妻子常常公開地吵架。他於1944年10月或者11月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毒氣室中。

范·丹太太

范·丹先生的妻子。她的真實姓名是奧古斯特·范·佩爾斯，但是安妮在她日記中稱呼她為彼得羅妮拉·范·丹。安妮最初把范·丹太太描寫為和善的、有意思的女人，但是後來卻稱呼她為挑事者。她是一個宿命論者，小心眼、以自我為中心、輕浮、吝嗇、討人厭。范·丹太太經常抱怨家庭境遇，安妮對此並不贊成或認同。范·丹太太未能倖免於難，但是她死亡的確切日期不為人知。

彼得·范·丹

范·丹家的少年，他真正的名字是彼得·范·佩爾斯。最初安妮認為彼得討厭、懶惰、敏感，但隨後他們成為了親密朋友。彼得很安靜、膽小、誠實。對安妮很溫柔，但是他不認同她強烈的信念。在密室期間。安妮和彼得發展成了戀愛關係，這使得弗蘭克先生很沮喪。彼得是安妮的初吻對象，是她在密室的知己，愛慕和關注的動力。彼得於1945年5月5日死於毛特豪森集中營，離集中營解放僅僅三天。

瑪戈·弗蘭克

瑪戈是安妮的姐姐，1926年在法蘭克福出生。在安妮的日記中很少提到她，並且安妮並未描述瑪戈的真實性格。安妮認為瑪戈漂亮、聰明、多愁善感，是大家的寵兒。然而，安妮和瑪戈不是很親近，瑪戈出現在日記中大多只有在安妮感到妒忌或生氣時才會被提到。安妮死前的幾天，她在集中營中死於斑疹傷寒症。

《安妮日記》之所以成為傳世之作，是因為安妮在戰爭中，人性經歷最嚴峻考驗的時刻仍能堅守信仰，她以14歲少女初長成的智慧，向世人證明：“工作，愛，勇氣和希望”能夠救助困境中的心靈，人們可以不用選擇頹廢、墮落來應對逆境。

《安妮的日記》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真實地再現了安妮等8人在秘密小屋2年多的生活。安妮的日記不僅真實再現了秘密小屋裡的人的日常生活，也揭露了德國納粹黨的罪惡，是指控他們殘害猶太人罪行的見證。

從自己的親身感受中，安妮表達了自己對戰爭、對種族滅絕政策的懷疑與憤怒。開始時安妮只把避難看做一種冒險，但是，逐漸地她發現自己必須思考這場戰爭以及自己與社會的關係。

安妮的日記證明了戰爭展示出人性最好和最壞的兩種特點。特別是慷慨和貪婪，這兩種性格成為密室中人們的典型性格。這些人們的生活來源依賴於那些對食物、金錢和任何其他資源都很慷慨的荷蘭人不斷冒險供給。

該日記寫作形式獨特，全篇都是以日記方式來敘述，安妮把她的日記取名為綺蒂，並把它當做是自己的朋友，以書信的方式給綺蒂寫信來記述日記。語言親切易懂，樸實無華，真實的反映了作者的心裡感受。安妮躲藏的時間和在不同時間裡的不同的態度也表現在日記的語言使用中。從一開始對新生活充滿憧憬的態度轉向對納粹黨的行為的憤怒之情，表現為否定的評價；繼而使用大量的否定辭彙來表達她對猶太人的未來充滿絕望；到後期，由於心中的堅定信念和獨立思考的作用，安妮選擇對未來表示肯定的評價。與此同時，從投射句式和表達“話語行為”的名詞方面分析，安妮從介入極少聲音到介入大量外部聲音，最後又恢復為介入少量的聲音，可以看出安妮在介入的外部聲音方面表現出波動的狀況。態度和介入聲音大小的改變反映了安妮在密室生活中不僅身體日趨成熟，心理方面也在漸漸成熟。兩年的密室小屋躲藏生活逐漸塑造了她成熟的性格和不同的人生觀，她開始擁有了一段獨立和自我的人生路途，最終成為一個心智比較成熟的年輕女性。

經由其父親編輯，日記以《一個年輕女孩的日記》為名出版（1947年）並成為國際暢銷書，被翻譯成英語（1952年）和其它66種語言。日記也曾被改編成戲劇（1955年）和電影（1959年）。日記的一個重要的版本出版於1986年。1995年，在安妮去世五十周年時，出版了一個完整的版本，包含近三分之一更多的內容。

她的事迹後來被拍成電影——《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

《安妮日記》成為流傳最廣的有關猶太大屠殺的文字之一，也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書籍之一。

《安妮日記》充分顯示出了作者的寫作才華，深受世界各國讀者的喜愛，它不僅是當代青少年閱讀的經典之作，也是學者研究歷史的重要文獻，它對納粹黨罪惡的揭露，對二戰時期歷史的描寫，使它獨具歷史價值。

《安妮日記》發行量超過三千萬冊，此書僅在中國就有多個譯本。此外荷蘭成立了安妮弗蘭克基金會，把那間密室改造成“安妮弗蘭克之家博物館”，此地遂成為一重要旅遊景點。

正面評價

美國劇作家梅耶·萊文（Meyer Levin）曾以“有著媲美長篇小說的張力”來形容安妮的寫作風格，並受到日記的啟發和感動，在日記出版后不久便與奧托·弗蘭克合作把日記內容改編為舞台劇。

美國詩人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日記內容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態，而且“細緻而充滿自信，簡約而不失真實地描述了一個孩子轉變為成人的心態。”

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在歷史上眾多在重大痛苦和損失之時為人性尊嚴發言的人當中，沒有誰的聲音比安妮·弗蘭克的更鏗鏘有力。”（Of all the multitudes who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spoken for human dignity in times of great suffering and loss,no voice is more compelling than that of Anne Frank）

蘇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萬（猶太）人心聲的書，縱使這不是什麼雄壯偉大的史詩，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記。”

納爾遜·曼德拉：“從中獲得許多鼓勵”。他把自己對種族隔離的反抗和安妮對納粹的反抗相提並論，並以“因為這些信條都是完全錯誤的，也因為古往今來，它們不斷被和安妮·弗蘭克相似的人挑戰，所以它們必定會失敗。

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安妮·弗蘭克留給後人的精神至今仍在，並且對我們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義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接受安妮·弗蘭克的故事，比起接受那成千上萬與她一樣的受害者來的容易。也許這樣比較好吧，人們總不能活在成千上萬悲慘故事的陰影下。”

奧地利作家梅莉莎·穆勒（Melissa Müller）：“安妮的生命與死亡都是她的命運，而那六百萬受害者也有著自己的命運。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萬被納粹奪去的性命，他們也有著自己與別人不同的命運……但她的命運，依然使我們明白大屠殺對猶太人的影響是如此廣泛，如此的深遠。

自1950年代起受到公眾關注后，批評與質疑也開始不斷出現。有著作申述了這些批評，最早的著作來自瑞典及挪威。在這些負面評價中，有人質疑日記的作者不是安妮·弗蘭克，而是劇作家梅耶·萊文。

1958年，當安妮日記改編的舞台劇在維也納上演時，出席的西蒙·維森塔爾受到一群抗議者的滋擾。那些抗議者認為安妮·弗蘭克這個人實際上不存在，並向維森塔爾挑釁，要求他找出當年逮捕安妮的軍官以資證明。後來維森塔爾於1963年找到了當時的警察卡爾·西爾貝鮑爾，在會談中，西爾貝鮑爾對當時的罪行直言不諱，並在一張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認出了安妮·弗蘭克。他還供認了整個逮捕過程，也記得在過程中曾翻倒了一個裝滿紙張的公文包。這些證詞後來全被其他目擊證人，包括奧托·弗蘭克予以證實。這次事件也平息了對安妮·弗蘭克存在與否的質疑。

除此以外，有批評者提出了對作者的新質疑。這些批評者認為，安妮的日記實際上是親猶太組織的宣傳品，而奧托·弗蘭克亦被指為騙子。1959年，奧托·弗蘭克於德國呂貝克對一名曾為希特勒青年團成員的教師洛塔·斯蒂勞（Lothar Stielau）提起訴訟，控告該名教師在校報上詆毀日記為贗品。後來奧托又同時控告了在呂貝克一份報紙上刊登來信支持斯蒂勞的海因里希·布德貝格（Heinrich Buddeberg）。開庭審訊后，法庭分析了日記的手稿，在1960年確認日記筆跡與已知的安妮·弗蘭克筆跡相同，並確定日記為真品。法庭判決后，Stielau撤回其言論，而奧托·弗蘭克也沒有繼續追究。

1976年，奧托·弗蘭克控告弗蘭克福的海因茨·羅特（Heinz Roth），指他印發詆毀日記為贗品的小冊子，法庭其後判決海因茨·羅特罰款500,000馬克及監禁6個月。羅特其後提出上訴，但他於1978年去世，而翌年上訴也被駁回。

1976年，奧托·弗蘭克也對恩斯特·羅默（Ernst Romer）提起訴訟，指他印發一本名為《暢銷書〈安妮日記〉的謊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Bestseller,A Lie）的小冊子。此案在法庭審訊時，一個名叫艾德加·蓋斯（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發此本小冊子，結果他也被起訴。法庭其後判決羅默罰款1,500馬克，而蓋斯則被判監禁6個月。在上訴后刑期雖然獲得減少，但此次案件卻因為奧托·弗蘭克後來對刑期的再度上訴，超逾了當地有關誹謗的法律規定範圍而結束。

在奧托·弗蘭克1980年死後，安妮的日記，包括書信與分散的頁紙，按他的遺願被轉交予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後來在1986年委託荷蘭司法部對日記進行司法科學鑒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記的筆跡並與過往案例作了對比，證實筆跡吻合，而且日記上的紙張，漿糊與墨跡亦被確認為與日記撰寫年代吻合，最後安妮的日記正式被荷蘭司法部確認為真跡。後來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綜合研究結果與原稿及其他資料，出版了所謂的“評論版”。1990年3月23日，德國漢堡地方法院對此版日記進行了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