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埃莉諾·羅斯福

安娜·埃莉諾·羅斯福 1884 年 11 月 11 日生於紐約，是埃利奧特和安妮·利文斯頓·豪爾·羅斯福的第一個孩子。她父母的婚姻由於父親酗酒而破裂。埃莉諾從小就不是以漂亮而出眾的。她自稱是個“醜小鴨”。相反，她母親被認為很漂亮。她自傳中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母親是我所見過的最美麗的女人之一。”

埃莉諾是個靦腆、內向、滿懷憂慮的孩子。因此，她母親經常當著別人的面出她的洋相。她把她那少年老成的女兒叫做“奶奶”，來形容她的長相和舉止。她讓客人們知道她的女兒是個“古怪”的孩子。埃莉諾後來回憶到：“我母親竭盡全力想要教我學會舉止大方，這可以彌補我長相的不足，但恰恰是這一努力使我明確地意識到我的不足之處。”而她父親則向女兒表示著大量的愛。他親昵地叫她“小內爾”，並帶她參加騎術俱樂部的郊遊。有一次，六歲的內爾陪父親去俱樂部，他卻把她忘在了那裡。他又和朋友們在酒吧喝醉了酒。數小時后，一位保安人員發現了她，用計程車把她送回了家。

埃莉諾愛她父親勝於一切。儘管他嗜酒如命，但她談起他時還總是充滿柔情和尊重。可惜他經常不在家，但是他經常給女兒寫來美妙的充滿愛意的信。當他回家的時候，埃莉諾就感到高興並活躍起來。只要他一外出，她就又恢復舊態。1892年12月，埃莉諾正好八歲的時候，她的母親死於白喉。兩年之後，她失去了她親愛的父親。

雙親死後，埃莉諾和她的兩個弟弟遷居到紐約她祖母那裡。瓦倫丁·豪爾是個富足的寡婦。她決定讓她那喪失父母的孫子們受到正規的教育。埃莉諾學過騎術、芭蕾、歌唱和音樂，最後學習文學。

在招待會上，這個不太漂亮的姑娘沒有引起特別的注意。因為她本來就不喜歡跳舞，所以在與同時代的人交際時她並不覺得愉悅。有一次, 在一個家庭招待會上，她的一個遠房堂叔———來自海德公園的富蘭克林邀請埃莉諾跳舞⋯⋯

她的叔叔，後來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鼓勵她進行體育鍛煉。一天，當她不敢走下水去的時候，他直接把她扔進了游泳池。她從他那裡學會了游泳和跳台跳水。

1899年，祖母瓦倫丁把 15 歲的孫女送到了倫敦的“阿倫斯伍德”女子高中。在這兒，她發現了她對科學的熱愛，了解了政治和宗教區別的含義。學校的女校長對她學生的觀點有著巨大的影響。在倫敦的學校里，她還學會了如何穿戴和梳妝才能給人留下個好印象。

在這幾年中，埃莉諾歷遊了許多歐洲國家。作為少女的她在無人陪伴的情況下前往巴黎，這在當時是不同尋常的舉動。

在她 18 歲的時候，她祖母決定讓她結束在英國的教育返回美國，以便為她找一個合適的丈夫。在紐約她等來的是所謂的社交生活：招待會、舞會、咖啡聚會。她不喜歡這些活動。很長時間裡，並不是每個青年男子都敢於邀請一個身材瘦長、身高一米八的姑娘跳舞。

繼續把自己視為“醜小鴨”的埃莉諾高大、苗條，臉和牙讓人聯想到一匹馬，在一次家庭聚會上偶然遇到了她的遠房堂叔富蘭克林·羅斯福。這個同樣高大、修長，同時又英俊、好交際的年輕男子對埃莉諾有了興趣。他們二人對生活有著嚴肅的態度，對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有著強烈的興趣。在深刻的交談中，埃莉諾展示了她的討人喜歡的氣質。

他們開始頻繁地約會。1903 年 11 月，富蘭克林向她求婚。埃莉諾十分意外。“我將不會把他和我連在一起。他是那麼的帥。”當她的驚訝平息后，她果斷地說“好吧”。當他們決定結婚時，他們倆還都年輕、沒有經驗，他們後來回憶到：“我肯定是真的愛上了⋯⋯但現在我知道，幾年以後我會懂得什麼是熱戀和愛的真諦。”

富蘭克林那霸道而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的母親薩拉·德蘭諾·羅斯福反對這樁婚事。她認為富蘭克林結婚為時過早。此外，她還以病態的嫉妒來拒絕他。因為要打定主意把她的被保護人從埃莉諾身邊分開，她就請他去加勒比海旅遊。她不走運，因為富蘭克林一回來就急匆匆地直接去了埃莉諾那裡。最終，母親不得不承認失敗。1904 年秋天，埃莉諾和富蘭克林終於決定於 1905 年 3 月 17 日的聖帕特里克斯紀念日慶祝他們的婚禮。剛好那一天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要來紐約參加傳統的聖帕特里克斯日大遊行。

西奧多·羅斯福要代表埃莉諾那死去的父親來主持他侄女的婚禮。他隨意暗示到：“還是保留家族的姓為好。”正像後來所證實的那樣，不僅保留了家族的姓氏，而且還保留了總統職務。

埃莉諾和富蘭克林的婚禮成了一件巨大的社會事件。擁擠的人群聚集在曼哈頓區 76 號大街的房子前面，有 75 名警察維護秩序。有 200 位受到邀請的來賓參加了婚禮。新婚夫婦收到了 340 份禮品。

因為富蘭克林還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專業的學生，這對年輕夫婦把新婚旅行定在學校假期進行。他們去歐洲旅遊，從那兒帶回了許多書和義大利、法國、德國、瑞士和蘇格蘭的照片。回來后，他們搬進了富蘭克林的母親為他們租下的一套房子，並按照自己的審美觀布置房子。婆婆薩拉一手遮天，她決定服務人員的去留，制定休假計劃，插手孩子們的教育。富蘭克林和埃莉諾共有六個孩子：五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安妮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生於 1906 年）。繼她之後來到人世的先後有：詹姆斯（生於1907 年），富蘭克林（生於 1909 年，八個月大時死去），埃利奧特（生於1910 年），富蘭克林·德蘭諾（生於1914年），和約翰·阿斯平沃爾（生於1916 年）。所有孩子的第一次婚姻都失敗了。他們後來又再一次結婚，其中有幾個是三次，甚至是四次走上婚禮聖壇。

在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爭取逐漸向政治權力巔峰努力期間，埃莉諾也產生了對政治的強烈興趣。“女人的義務就是要同她丈夫有著同樣的興趣，”她當時說。1910 年，當富蘭克林·德蘭諾在紐約謀求參議員席位之時，埃莉諾還認為政治是男人們的領地。她甚至令人驚異地表示，她丈夫在為爭取婦女選舉權而努力。正是富蘭克林使她相信了婦女必須擁有與男人同等的權利。當他被選舉為參議員時，埃莉諾同他遷到了紐約州的首府奧爾巴尼，並為擺脫了專橫的婆婆而高興。“我要獨立⋯⋯我已開始明白，我心中升起了對自我發展的嚮往。”

在奧爾巴尼，她訪問了紐約州議會的會議，對地方政治機構的作用方式發生了興趣。她同許多政治家和時事評論員會晤和他們討論。1912 年，她陪著丈夫去參加了民主黨成員大會，這次會議推選伍德羅·威爾遜為總統候選人。1913 年，富蘭克林·羅斯福被威爾遜總統任命為海軍次長。富蘭克林和埃莉諾又搬到了華盛頓。從那時起，埃莉諾就參加招待會，在家中接待政治家，並且參加政治會談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埃莉諾為紅十字會工作，為士兵們縫製衣服，在士兵食堂幫廚。一直到她生命完結，她都不是一個好廚師。她會做的惟一一道菜就是炒雞蛋，所以她經常給客人們上這道菜。除此之外，她特別討厭酒。

表面看來，他們的婚姻是很完美的，一個主外——從事政治；一個主內——協助丈夫，夫唱婦隨，可謂珠聯璧合。儘管這樣，他們的婚姻還是出了問題。1918 年，富蘭克林在歐洲旅行患了肺炎回到了美國。埃莉諾照料著她有病的丈夫並審閱他的往來信件。就是在那時，有一封信落到了她的手中，從信中可以看出，她丈夫和一個名叫露西·佩奇·默瑟的女人保持著親密關係，那是個年輕漂亮的女人，從 1914 年起一直是他的秘書。這個發現幾乎毀了他們的婚姻。多年後她對朋友們傾訴說：“當時我覺得整個世界都要崩潰了。”一開始，埃莉諾向丈夫建議離婚。但他們還是放棄了這個不管是考慮到孩子還是考慮到政治前途都不正確的決定。富蘭克林保證與露西斷絕關係，埃莉諾原諒了他的越軌行為。埃莉諾解僱了露西，於是露西就服兵役去了。1920 年她結了婚。多年之後，羅斯福又與早已守寡的露西接上了聯繫。在 1945 年 4 月 12 日他死的那一天，在沃姆斯普林斯，她一直陪伴在側。關於此事，埃莉諾從未訴諸文字。她只是對朋友們吐露心跡：“我可以原諒，但不會忘記。”

婚姻出現危機主要由於他們的性格不同。富蘭克林自信、有魅力和社交能力；而埃莉諾則真誠、正直，講原則、講理想。這些品格當初使他們相親相愛，結合在一起，而如今，這些品格已經蛻變成他們衝突的根源。但他們都不會為對方改變自己，所以經過十幾年的共同生活之後，他們的婚姻出現了裂痕。露茜事件極大地打擊了埃莉諾做妻子的自尊心，她突然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茫然，她說：“此時此刻，我的整個世界翻了個底朝天，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地面對自己，面對我周圍的一切，面對我的世界。”這個事件使得羅斯福夫婦的親密夫妻關係從此結束，而被政治上和事業上的合作關係所取代。對此，他們的兒子吉米·羅斯福評價道：“為了社會地位、孩子和未來，他們同意繼續他們的婚姻，但是作為事業合作夥伴，而不是丈夫和妻子。”他們的婚姻繼續著，但對埃莉諾來說，這是一條嶄新的路，這意味著她得到了某種解脫，再也不用一味地迎合富蘭克林的需要了，她可以將寶貴的精力投入自己所感興趣的事業之中，而不是局限於丈夫的政治活動範圍之內。

這是埃莉諾初涉政壇的時期。在婚姻危機之前，雖然她已開始參與政治，但她從來沒有從中獲得滿足，而且那時她無法突破一個年輕妻子的傳統角色，無法擺脫習慣勢力和丈夫對她的約束。自從發現丈夫的婚外情后，她就可以同他建立一種新的不同於以往的夥伴關係，自由地追求新的成功之路。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個逐漸放棄過去並獲得自信的過程，一個逐漸與丈夫建立起平等的政治夥伴關係，同時擁有自己政治事業的過程。

1919 年年初，埃莉諾陪同丈夫去英國和法國旅行。此間，她成了凡爾賽和平會議的見證人。在華盛頓，她又重新忙碌於為那些受傷老兵提供幫助的活動，她曾在醫院看望過他們，給他們送去禮物並鼓勵他們。

她深入研究美國婦女問題，特別是企業中婦女的工作條件。在越來越多的男人蔘軍入伍的時候，從事工業生產的婦女比例不斷增長。1919 年 10 月，她因此參加了國際勞動婦女大會。

1920 年，羅斯福被民主黨提名任副總統職務。埃莉諾參加了他的競選。她幫助丈夫撰寫演講稿，公開支持遭到共和黨人激烈反對的國際聯盟。此外，她還積極投身於增強美國婦女在選舉中地位的活動。同時她還學會了打字和速記。民主黨人在 1920 年選舉中失敗，埃莉諾和她丈夫回到了紐約。

1921 年 8 月，39 歲的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患上了小兒麻痹症。她母親逼迫他從公眾生活中退出。埃莉諾強烈反對這一點。在妻子的鼓勵下，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開始與疾病作鬥爭。他活了下來，並把這視為他最重要的勝利，儘管他直到生命終結都只能坐在輪椅上行動。多年以後，埃莉諾回憶到：“我丈夫的病強迫我最終要自力更生，這個病給我對於他的、我的和我們孩子的生活態度產生了影響。”她把 1921 年到1922 年間的那個冬季描繪為“對我生命的最嚴重考驗”。

羅斯福繼續為他的政治騰飛做準備，埃莉諾竭力地幫助他。她邀請政治家們來到羅斯福的官邸，給他們作報告，為民主黨人的競選銀行募集錢款。為了隨時行動，她還考了駕駛執照，儘管她根本就不會成為一個好駕駛員。她在這段時間發表的許多文章中有一篇題為“為什麼我是民主黨人？”她既沒有以她自己的名義，也沒有以她丈夫的名義寫。“民主黨對於普通大眾的福利和利益的關注比之對大資本家的利益的關注要更為強烈。”首先，她使丈夫確信，她將積極地守候在他身旁，一直到他重新開始工作。但不久她發現政治活動可以使她感到滿足，於是更增強了她的積極性。

埃莉諾認為自己是個糟糕的演說家。家裡的一個朋友、《紐約先驅報》的編輯路易斯·麥克亨利·豪教給她公開演講的藝術。經過學習后，她獲得了更大的自信心。

在 1924 年的民主黨成員大會上，埃莉諾·羅斯福闡述了選舉計劃中要求婦女平等權利的那些要點。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組織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爾·史密斯在紐約州的競選。埃莉諾還致力於經濟問題的研究，這在當時是不同凡響的。她和朋友們一起買下了托德亨特學校———一所紐約女子學校。她親任代理校長並教授歷史專業。此外，她還建了一個傢具工廠，在廠里安置了國內一些地區的失業者。

她並不總是和丈夫看法一致，比如在禁酒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就截然相反：埃莉諾想保留對禁酒的看法。關於丈夫對國際聯盟的批評態度她也不敢苟同。但在大多數問題上, 他們的觀點是協調一致的。當富蘭克林在 1932 年被民主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時候，埃莉諾首先沒有表示出很大的激動之情。在競選中，她還為她丈夫組織演說的材料。她和他一起出席了幾次選舉大會，並在民主黨的婦女部工作。為了慶祝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戰勝胡佛，在選舉之夜她甚至喝了一點香檳酒。

她非常清楚，她丈夫是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接任總統職務的：美國正遭受著嚴重的危機，許多人沒有工作和生活必需品。銀行和公司的倒閉成了普遍現象。

在白宮裡生活的前景使埃莉諾惴惴不安。她擔心變成各種禮儀活動的俘虜和失去她的個性。但這一擔憂被證明是毫無理由的。總統夫人的權利給埃莉諾展示了一個新的更為廣闊的用武之地。雖然她是個具有獨立性的女人，並且具有超凡的政治觀點，但她從未謀求自己在政治上飛黃騰達。富蘭克林認為他的妻子過於急躁，因此他說她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好的政治家。

現在，當她丈夫成為總統后，她就做了一切事情來幫助他完成任務。她經常陪他在國內旅行，接見選民隊伍。貧民區、孤兒院和工廠對她來說毫不陌生。在諷刺雜誌《紐約人》上發表了一幅漫畫：礦工們正在白天上班，一個礦工甩掉了十字鎬，高舉起礦燈對其他礦工說：“上帝作證，羅斯福夫人走來美國的貴族、傳統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和各種政治色彩的保守黨人不能原諒埃莉諾極力“與下層民眾有共同之處”。

有一次，埃莉諾參觀了威爾特威克學校，這是一個弱智兒童學校，其中一部分孩子是由她資助的。當她看到房間非常髒的時候，她拿起一把笤帚就開始掃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埃莉諾訪問了位於巴爾的摩的一所監獄。為了準時抵達，她沒有告訴丈夫要去哪裡就離開了白宮。下午，羅斯福有事要與埃莉諾談，就打電話給他的女秘書問埃莉諾在哪兒。“在監獄里，總統先生。” “這不使我驚訝，”他大聲回答著，“可是她到底犯了什麼罪？”

在埃莉諾的建議和聯邦當局的支持下，在西弗吉尼亞為農場主建立了樣板居住區。1942 年，這個居住區由於資金短缺而停建。當內務部國務秘書哈羅德·伊基斯為此向總統抱怨，說埃莉諾做出了一項不負責任的財政決定時，羅斯福回答說：“我太太與她的大多數同性別的人完全相反，她根本就不會跟錢打交道。”

埃莉諾·羅斯福還負責國家青年局的工作，這個局是成立於 1935 年的政府機構，負責幫助青年人找工作。在青年時代，埃莉諾就對黑人的狀況不感興趣。但作為第一夫人她卻走訪了黑人居住區和黑人學校。她表示反對選舉稅，支持制定禁止私刑的法律，並且在白宮僱用黑人工作人員。羅斯福的幾個同事認為，他妻子以此過於明顯地替黑人說話。出於政治的原因，富蘭克林避免支持他妻子對黑人的義務: 他不想失去南方民主黨人的選票。黑人撇開歷來支持他們的共和黨人，轉而成為民主黨的擁護者，這應當歸功於埃莉諾。

羅斯福泰然自若地反駁對埃莉諾的批評，他妻子去“她想去的地方，與每一個人談話，並不斷地學習一點東西”。當埃莉諾有時問她丈夫是不是她的行動和言論給他造成困難時，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習慣用這樣的話來安慰她：“夫人，這是個自由的國度。我有我自己的把我的觀點滲透到我的國民中去的方法。如果你給我造成困難的話，我也總能找到把我撤至安全地帶的機會。”

1939 年，埃莉諾在民眾喜愛程度上超過了她的丈夫。67%的美國人以口頭或書面形式認為她的行為好，而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的相應數字是 58%。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研究所的調查，埃莉諾是美國歷史上最受讚賞也最受批評的女人。

如果把總統夫人的行為和盛名與著名的 《紐約時報》 上發表的同題文章中的數字相比較的話，那麼埃莉諾在任職時間上超過美國所有的第一夫人。她在白宮度過的 13 年當然對這一點做出了貢獻，如果只把當選總統的第一年作為比較基礎，那麼只有傑奎琳·肯尼迪超過埃莉諾。埃莉諾·羅斯福在 1933 年 3 月 4 日至 1945 年 8 月 12 日期間參加過大約 5900 個會議，作過許多報告和講座。該文的女作者邁拉·G·古廷估計，埃莉諾總共發表講話約 1400 次。

埃莉諾經常在路上奔波。使航空公司高興的是，她酷愛乘飛機旅行。在白宮的第一年中，她飛行超過 5 萬公里，第二年是 6.8 萬公里。人們稱她是“飛行的第一夫人”。在飛行被普遍認為不安全的時代，埃莉諾為改變這一觀念做出了貢獻。

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總統夫人經常旅行。有人說她應該更多地獻身於家庭，吩咐人把有些地方或者白宮保持整潔。這是不公正的，因為每當孩子們有什麼問題時，埃莉諾總是陪在他們身邊。兒子富蘭克林在弗吉尼亞出車禍時，她在他身邊；兒子詹姆斯在明尼亞波利斯必須動大手術時，她在他身邊；女兒安妮在西雅圖生第一個孩子時，她在她身邊；兒子埃利奧特在加利福尼亞考慮是否應該離婚時，她也在他身邊。

看到她對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義務的選民們給她寄來了大量的信件。僅在 1943 年，她就收到了 30 多萬封信。她的同事們閱讀這些信件並按其主題整理分類，埃莉諾親自回復許多來信，有些信她也轉遞給總統。

埃莉諾證明了她的新聞工作天賦。1934 年，她開始以“羅斯福夫人之頁”為題定期為 《婦女的家庭伴侶》 雜誌撰寫評論。當她 1945 年著手為 《我的日子》 雜誌撰寫評論時，她的文章被許多其他雜誌翻印。她經常接受電台採訪，她的許多報告就更不用提了。她把每年達 7.5 萬美元的稿酬全部捐獻給了慈善事業。從 1942 年起，她以“如果你問我”為題為暢銷雜誌 《婦女家庭雜誌》 撰寫定期評論，1949 年，她接受 了《麥考爾斯》 周報的專欄撰稿任務。她的一些文章被她丈夫用做公眾對預期政治措施反應的“探測氣球”。政治家們認真閱讀埃莉諾的文章，試圖從中推斷出總統的政治意圖。

30 年代中期，埃莉諾在朋友的敦促下開始寫日記。工作結束后，她就把她的回憶錄交給羅斯福，以讓他做出修改。這些日記在 1937 年以“這是我的故事”為題發表，並且成了暢銷品。

埃莉諾·羅斯福維護自由的思想財富。在保守組織 《美國革命之女》 拒絕將他們的音樂廳———華盛頓的憲法會廳提供給著名的黑人女歌手瑪麗安·安德森用作演出場地之後, 她於1936 年離開了這個組織。她要求她的丈夫在西班牙內戰的問題上明確表示反對弗朗哥將軍的立場。她與美國大學生聯合會的秘書約瑟夫·拉希有著非常親密的合作關係。聯邦調查局懷疑拉希執左傾觀點，並對他進行秘密跟蹤。在埃莉諾和拉希約好的一次會面中，聯邦調查局派人在芝加哥賓館埃莉諾的床下安裝了一個竊聽器。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得知此事後大為惱怒。1939 年，當隸屬於 《美國青年大會》 組織的埃莉諾的朋友們被國會反美顛覆活動委員會作為證人傳訊時，埃莉諾把他們請進了白宮，緊接著又陪他們去委員會聽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她嚴厲譴責麥卡錫主義。在這些年中，聯邦調查局一直在搜集關於她行動的材料。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在他信賴的人當中把埃莉諾稱為“一隻呱呱叫的老烏”。

因為埃莉諾不願意要私人警衛隊，保衛部門就建議她至少應該帶一件武器。埃莉諾還是拒絕了，並且在長時間的敦促下才同意在聯邦調查局的練習場上學習射擊。到那裡去過幾次之後，埃德加·胡佛對羅斯福說：“總統先生，如果在美國有哪個人必須被禁止攜帶武器的話，那個人就是您的夫人。她沒有打中過一次靶心。”後來，羅斯福的一位警衛員厄爾·米勒教會了埃莉諾與武器打交道。從此以後她坐車時身邊總帶著一枝手槍，儘管是一枝沒裝子彈的槍。埃莉諾特別喜歡與米勒在一起，這馬上就在謠言中表現了出來，謠言公布說他們互相親近是眾所周知的。對此米勒卻說：“我怎麼能和被人叫做‘羅斯福太太’的人睡覺呢？”

埃莉諾的衣著並不太時髦，或許人們會把這個算作她的優點。在大危機的那些年裡，吸引人的時髦衣飾會招來不必要的公眾憤怒。當有人告訴她，她已經被列入十名衣著最佳的婦女名單時，她懷疑地問道：“這是真的嗎？”她通常每周舉行三次招待會。據說，她是總統的眼睛、耳朵和腿，因為她到處奔波去為他操勞。她經常站在他身邊迎接客人。埃莉諾根本不吸煙並且對吸煙的女人特別反感。她克服了自己的反感，甚至開創了一個先例，即倡導了在總統官邸晚飯後給夫人們也遞上香煙的習俗。

每當埃莉諾·羅斯福不在白宮時，她的女兒安妮就承擔起白宮中第一夫人的義務。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給予安妮充分的信任。在某種意義上，她是他的女朋友。

當埃莉諾 1939 年 6 月在海德公園用野餐招待英王夫婦喬治六世和伊麗莎白時，她激怒了傳統主義者、保守黨人和世界主義者。她把非常普通的美國“熱狗”遞給他們。英王夫婦應該非常喜歡這道菜。

埃莉諾是第一位每周舉行她自己的新聞發布會的美國總統夫人。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起先還表示反對，但後來就被說服了，因為這些新聞發布會對他也頗有助益。埃莉諾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是在她丈夫宣誓就職兩天以後舉行的。她總共舉行了 348 次新聞發布會。開始時，發布的內容只是關於婦女問題的，並且只允許女記者參加。埃莉諾逐漸地擴展了新聞發布會的範圍，因為她要向她那個時代的美國證明，婦女們不僅僅只對家政和家庭問題擁有自己的看法。

羅斯福的反對者猜測說，小兒麻痹症影響了他的理解力。在俄亥俄州的亞克朗舉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一位參加者問埃莉諾他是不是這樣。她回答：“我很高興您提到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是。每個經歷了如此可怕事情的人都會顯示出對人類問題的更多同情和理解。”聽眾們對她的回答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

埃莉諾認為，她丈夫在任滿兩屆之後不應該再參加選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了羅斯福在 1940 年第三次謀求總統職務，這在美國歷史上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事件。又是埃莉諾，她驅車前往芝加哥參加黨員代表大會，為她丈夫爭取第三個總統任期。雖然開始時有些阻力，但最終羅斯福還是第三次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但是許多代表反對他挑選的競選夥伴亨利·阿加德·華萊士。由於種種原因，富蘭克林未能親自去會場向代表們做說服工作，埃莉諾就被請去代表他講話，總統候選人的妻子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埃莉諾督促代表們將所有的個人利益融化於國家利益之中，她在會上說：“你們不能把這次提名看做平常時期的平常提名。今天，美國人民必須意識到我們正在面臨著一個極其嚴峻的局勢。”“未來的四年對總統來說將是困難的，因此他需要一個他所信賴的，能協助他工作的人。這個人就是華萊士。”她的講話扭轉了大會的局勢，最後華萊士獲得了提名。埃莉諾在富蘭克林的第三次競選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甚至有人認為，如果沒有埃莉諾的幫助，富蘭克林能否打破美國175年的歷史傳統還得另當別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埃莉諾擔任了公民權益保護辦公室副主任這一官方職務。公民權益保護對她就意味著不僅要管理防護掩體和醫院，還要照料私人房屋、幼兒園和休假設施以及強化社會道德。這個公民權益保護的觀點遭到了保守黨人的尖銳批評。埃莉諾屈服了，半年之後這個辦公室被解散了。她繼續致力於消除軍隊中的種族歧視，致力於接收逃往美國的難民和其他社會活動。

她把許多時間都花在了旅行上。她經常去前線看望美國士兵。她總是不期而至，從不事先通知。在新赫布里底洋島的埃斯皮爾圖桑克圖基地，司令官禁止士兵們在雨中裸露身體淋浴，因為他擔心埃莉諾·羅斯福會來個未通知的訪問。有一次，加里·庫珀登上了太平島。一個士兵突然問到：“埃莉諾在哪兒？”庫珀表情嚴肅地回答：“我們在剛才去過的一個島上看到了沙灘上有她的足跡，但是我們也不能確定她的足跡是朝哪個方向去的。”1942 年，她在英國看望美國士兵，1943 年她又踏上了去南太平洋，包括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同樣旅程，1944 年，她視察了位於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美國軍事基地。在去南太平洋的旅途中她一定要訪問瓜達卡納爾島，這個島以前屬於日本，美軍經過一場損失巨大的戰役才佔領了它。司令官不同意，因為日本人還在不斷地對這個島進行空襲。但是埃莉諾還是實現了自己的意願，在晚些時候訪問了瓜達迦納爾島。

在前線訪問中，埃莉諾與士兵們交談，給他們簽名，帶走士兵們的家信，回到華盛頓后還保持著通訊聯繫。她把她在旅途上和會見中所獲得的印象告訴了她丈夫。總統認真地傾聽著並從她的建議中獲益不少。有些人認為，埃莉諾對總統的影響過多，並因此對她提出批評。因此，她就努力以公開表態的方式縮小對總統影響。“我從來沒有強迫他做某些事，不管我在每個事務上的觀點多麼明確⋯⋯因為我一直很清楚，他有他對事物的認識，而我對他的這些認識卻一無所知。”與此相聯繫，她又補充說：“我不曾記得他哪一次試圖對我施加影響。”

富蘭克林喜歡就他妻子在白宮裡的權力開玩笑。有一次，他對一位談話夥伴說：“永遠都別跟埃莉諾爭吵，因為你不可能贏。”他自己就常常帶著關注和尊敬聽他妻子說話。邁拉·G·古廷寫到：“埃莉諾·羅斯福對總統決策的影響比之她前面的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大。她屬於她丈夫的政府，並經常作為他的良心在發揮作用，特別是涉及到‘新政’的時候。”

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賦予 28 位婦女以高級政府職務。許多這種提名都歸結於埃莉諾的建議。美國時事評論員阿瑟·克羅克寫到，1940 年，埃莉諾曾一度可能代替她丈夫爭取總統職位。另一位時事評論員雷蒙德·克拉珀在 1941 年把埃莉諾列為華盛頓最富影響力的十個人物之一, 並著重指出，她是羅斯福內閣中事實上的不管部部長。《阿克蘭明星報》稱她是：“為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而獻身。全世界沒有比她更知名的女性，包括所有的最富魅力的電影女明星。”這是埃莉諾政治生涯的巔峰期。總統夫人這一職位為她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她也充分行使了這一職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成就。

羅斯福和他的女兒安妮去參加雅爾塔會議。丘吉爾也是由他女兒陪同。羅斯福在雅爾塔談判期間，埃莉諾向他報告了在華盛頓發生的事情。她收到了一封寄自雅爾塔的羅斯福的言辭優美、溫情脈脈的來信。羅斯福從雅爾塔回來后，埃莉諾懷疑她丈夫不堅持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獨立的做法是否正確。針對有關的指責，羅斯福用反問句回答到：“有多少美國人準備為解放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而進行一場戰爭呢？”他的理由使她最終信服了他在雅爾塔期間達成的可能的諒解。

1945 年 4 月 12 日，埃莉諾正在華盛頓忙於一件事務，她突然接到電話，要她立刻趕回白宮。儘管沒有告訴她是什麼理由，她還是感到“一定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正在沃姆斯普林斯做短期休假時中了風。他沒有恢復知覺就死去了。

當人們把這個不幸的消息轉達給埃莉諾時，她說：“我對我們國家和整個世界的同情要比我對自己的同情更多。”副總統哈里·杜魯門被從美國國會大廈召來。埃莉諾用手撫著他的胳臂說：“哈里，總統不在了。”杜魯門一時說不出話來，然後他輕聲地問埃莉諾他能為她做些什麼，她回問道：“我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你現在正處在困難中。”埃莉諾給她分別在不同前線作戰的四個兒子發去了相同文字的電報：“親愛的兒子，爸爸今天下午離開了我們。他把他的義務盡到了最後，你們應該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去做。”

當她去沃姆斯普林斯安排運送丈夫回華盛頓時，她又等到了另一個打擊。她得知丈夫以前的情人露西·默瑟·拉瑟福德———現在是一個中年婦女，但依然楚楚動人———此刻正陪在丈夫的屍體身邊。她還知道，當她自己還在白宮之外時，是她女兒安妮把露西請進了白宮。她不能原諒女兒的這一不忠行為。她們之間的關係從此之後就緊張了起來。羅斯福在給女畫家伊麗莎白·薩默當模特時死去了。作為一種高尚的姿態，埃莉諾把這幅畫送給了露西。

1945年的春天對埃莉諾來說是一個新的起點，她開始更加廣泛地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並重新開始她的工作——寫每日專欄、旅行以及回復她丈夫去世后各地寄來的信件。在以後將近20年的時間裡，她依然是美國公眾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埃莉諾比丈夫多活了17年，在這期間，她的政治活動非常頻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創政治輝煌。她發表了許多文章，關注年輕人和亟待解決的少數民族問題。1945年12月，杜魯門總統任命她擔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此外，她還進行了大量的旅行，去印度、日本、摩洛哥等許多國家進行友好訪問。她是有色人種國際聯盟組織的成員，這個組織反對歧視黑人，支持有色人種。她還幫助成立了有自由民主人士參加的“美國民主行動”組織。1952年和1956年，她積極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競選。1957年，她去蘇聯與赫魯曉夫會談，在雅爾塔赫魯曉夫的別墅里，他們探討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1960年9月，她去華沙參加了在那裡舉行的第15屆聯合國下屬機構世界大會。在大會期間，她訪問了克拉科夫，在賽伊姆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在波蘭國際事務大學參加了討論，並會見了創意中歐無核區的波蘭外交部長阿達姆·拉帕茨基。在這次談話中她表示，理解波蘭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重新武裝的擔憂，但只要德國還是北約成員，那它就不會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藉此機會她還表示反對聯邦德國擁有核武器。種族主義者和保守黨黨人不喜歡她，並經常嚴厲地抨擊她。美國的天主教僧侶統治集團，其中包括紅衣主教斯佩爾曼都批評埃莉諾，因為她反對給那些違犯憲法規定把教堂同國家分開的教區學校批准國家資金。1961年肯尼迪總統又任命她擔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在她出席聯合國全體會議時（第一次出席是在 1953 年），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暴風雨般掌聲的歡迎。肯尼迪還任命埃莉諾擔任和平團體的負責人，並委任她當由總統任命的婦女權利委員會主席。入侵古巴豬灣失敗后，她是戰俘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在她的許多講話中，埃莉諾只能把她的觀點以與在白宮時更為不偏不倚的方式加以說明。

這是埃莉諾在政治上再創輝煌的時期。她已經不是美國第一夫人了，而是一個獨立的政治活動家，這使她白宮后的生涯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她在任第一夫人時的重要貢獻使很多的政界人士都想藉助她的政治力量進行政治活動，肯尼迪就曾藉助埃莉諾在美國政界的影響力進行總統競選，並在他當選後任命她擔任政府官員。埃莉諾作為美國駐聯合國使團的成員，主持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這個歷史文件獲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好評。

在埃莉諾生命的最後兩年裡，她的身體飽受痛苦的折磨，但她的工作熱情幾乎沒有消減，她一面與白血病做鬥爭，一面為種族平等、世界和平與婦女權益大聲疾呼。

埃莉諾一直為民眾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1962 年秋天，她感到自己只有幾個月，也許只有幾個星期的時間了。她忍受著巨大的痛苦，痛苦得使她請求別讓她再忍下去，讓她去死。“我不怕死，”她對所有關心她健康的人說。埃莉諾·羅斯福於 1962 年 11 月 7 日逝世，時年 78 歲。對埃莉諾逝世的消息，《紐約時報》加了這樣一個標題：“她是世界婦女新角色的象徵。”作家阿德萊·史蒂文森寫道：“她面對黑暗總是點起明燈，而不是加以詛咒，她的熱情溫暖了全世界。”

子女

安娜·埃莉諾·羅斯福·多爾·伯蒂格·郝斯特德

詹姆斯·羅斯福

艾略特·羅斯福

小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約翰·阿斯平沃爾·羅斯福

埃莉諾雖然逝世了，但她作為20世紀全美甚至全世界著名的女政治家之一，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者，將永遠被世人所敬仰和懷念。埃莉諾·羅斯福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她一生都在追求獨立和美好的理想，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20世紀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傑出的女性之一。

埃莉諾之所以走上政治道路並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與她的婚姻狀況密切相關。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聯姻，預示著埃莉諾的一生都與政治連接在了一起。作為政治家的妻子，她漸漸地參與到丈夫的政治活動中。但1918年的露茜事件導致了他們親密夫妻關係的結束，但卻促使埃莉諾真正走上了從政之路。1921年，富蘭克林身體的殘疾雖然給整個家庭帶來了陰影，但卻彌補了他們感情上的隔閡。同時，富蘭克林的癱瘓為埃莉諾從政提供了機會，她成了他政治上的代言人，代替他參加各種政治和社會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埃莉諾的政治才能和專業知識受到政界人士的認可，以至於她的名聲一度比富蘭克林還要大。1928年，埃莉諾幫助丈夫成功當選為紐約州州長。對此，莫利·杜遜說：“羅斯福夫人在富蘭克林的當選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1932年，富蘭克林在經濟大危機前當選為美國總統，這為埃莉諾提供了更大的活動空間。

12年的第一夫人生涯是埃莉諾政治輝煌的時期，她一改傳統第一夫人的形象，作為政治和社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以及總統的合作夥伴出現在美國人民面前。在富蘭克林去世后，埃莉諾依然為實現他們共同的理想而活躍於政壇，並成為公認的“世界第一夫人”。儘管埃莉諾與富蘭克林的性格差別很大，但他們都熱衷政治，政治維持了他們整整40年的感情。為了共同的事業，他們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共同進入了世界名人的殿堂。美國史學家羅伊斯·沙夫對此評價道：“她確實對他很有幫助，但是他對她也有幫助。他為她提供了舞台，在這個舞台上她展示了她舉世無雙的才華和人格品質，贏得了最為廣泛的認可和尊敬。很少有總統而且沒有其他的第一夫人曾在這個舞台上發揮得像他們這樣淋漓盡致。在鮮為人知的一些方面正如她是他的動力一樣，他也是她的動力。”埃莉諾與富蘭克林一起走過了40個春秋，他們的婚姻也是幾經波折。富蘭克林早年的背棄，使埃莉諾放棄了對美好婚姻的嚮往，但她卻從來沒有後悔嫁給富蘭克林，而是選擇了另一種表達愛的方式———在政治上幫助他。這種愛對視政治為生命的富蘭克林來說是不可缺少的，更是別人無法代替的。也許生活就是這樣，有失必有得，如果沒有這種婚姻，埃莉諾也許就不會走上從政之路，更不會成為全美著名的女性之一。

當埃莉諾·羅斯福還在蹣跚學步時，她父母的婚姻逐漸裂開了縫隙。母親常常擔心丈夫出門在外時的健康和行為。想到一次歐洲之旅可以消除他倆婚姻上的不幸，家人預訂了蒸汽船不列顛號的船票——這是一艘定期遠洋船，屬於“白星航運公司”(White Star Line)，這個公司後來打造了泰坦尼克號。

1887年5月19日早上，濃霧瀰漫，不列顛號被白星航運公司另一艘船凱爾特號撞上了。不列顛號450位乘客中，有6位當場遇難，還有6位失蹤，上百人受傷。凱爾特號沒有人員傷亡。

埃莉諾·羅斯福那時才兩歲，僥倖躲過一場駭人的劫難。在受害人中，有個小孩失去了一條手臂，另有一個則失去了腦袋。受到驚嚇的埃莉諾緊緊抓住船員，直到船員把她交到她父親手中。這次事故讓她一生變得恐高，並害怕開闊的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