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阿加德·華萊士

亨利·阿加德·華萊士，艾奧瓦州立學院畢業。1924年起為農業報紙編輯和主筆。后成為農業專家，曾做過高產玉米品種實驗，結果在植物遺傳學上取得重大突破，後來他從事雜交玉米的生意，獲得高額的利潤。1928年參加民主黨，1933～1940年任美國羅斯福政府農業部長，參與實施“新政”法律（特別是1933年的農業調整法。以提高和穩定農產品價格，保護土壤，貯備儲備量和控制生產。一位同事曾這樣描述亨利·華萊士：“他總是去響應那些同僚聽不到的召喚。”華萊士確實感覺到有一種使命在呼喚他：這位艾奧瓦州出生的前農業部長的兒子說，他最大的願望是“讓玉米種植者擁有一個安全的世界。”

雖非政客出身，而且民主黨內部強烈反對他的當選，但羅斯福還是在1941年力挺華萊士出任副總統，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夕，他主張對日採取強硬政策。美國參戰後兼任供應優先分配委員會主席、經濟作戰局局長等職。作為總統的友好大使，他出訪拉美和遠東，1944年6月18日與中國國民黨政府的領導人蔣介石會晤，曾商談派遣美軍觀察小組赴延安等事直。后又建議派阿爾伯特·魏德邁接替約瑟夫·史迪威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和駐華美軍司令。雖然華萊士篤信人性本善，但卻無法博得同事的好感，他涉足包括天主教和祆教在內的多種宗教，這使他的許多同僚感覺他神神秘秘、有點讓人不舒服。

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實現其關於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設想，維持戰時盟國之間的合作，確立戰後以大國合作為基礎、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於1944年6月18日派副總統華萊士訪問中國。華萊士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調解國共矛盾與中蘇關係。這次訪問，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士氣，鞏固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對二戰後期美國的對華政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是抗戰時期中美關係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這是抗戰時期中美關係史上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動，也是二戰時期美國對華最高級別的訪問。

1944年5月20日，時任美國農業問題專家、副總統的華萊士離美啟程，於6月20日飛抵重慶。美國務院中國司司長范宣德、戰時情報局太平洋分局局長拉鐵摩爾、對外經濟聯絡處對外供應科首席聯絡官哈查德等隨行。華萊士一行4人在五天的逗留期間，於重慶與蔣介石進行了多次會談，併到訪了雲南、蘭州等地。6月24日上午10時，華萊士啟程返美，結束了短短五天的訪問。

華萊士訪華是在美國政府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性和中國國民黨拒絕與中國共產黨接觸的背景下進行的。在國共關係方面，華萊士和蔣介石首先闡述了各自不同的立場。華萊士轉述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對待國共關係的基本立場——國共和解。中國國民黨則對中共展開了一通冗長的埋怨，誣陷中國因為中國共產黨而遭到極大災害。由於雙方在中共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會談陷入了僵局。

此次訪華，給華萊士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他在給羅斯福的電報中說：“我們對蔣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項短期投資，他實在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袖大概將會通過政治變革或革命的方式產生出來”。

華萊士訪華最終促成了蔣介石同意美軍觀察組進駐華北，它可以讓美軍在華北獲得情報，從而有利於美軍的對日作戰。並在一定程度上團結了中國的抗戰力量，緩解了美軍的壓力；打破了國民黨對中共的長期封鎖，改善了中共的外交處境，使蔣介石不敢對陝北根據地輕舉妄動；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蔣介石的反共氣焰，維護了國共民族統一戰線。1944年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到達延安，其中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政治顧問謝偉思、醫療隊員卡斯柏格少校等。

1944年1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稱：“（中國）國民政府尚在17世紀，要出面擔當20世紀的任務，必定力不能繼”。

1944年，民主黨繞過他提名哈里·S·杜魯門為副總統候選人。華萊士改任商務部長。戰後，他與已當上總統的杜魯門搞得勢同水火，因為農業專家華萊士認為美國對蘇聯擺出對抗的姿態是危險的鷹派做法。二人的衝突給了那些詆毀華萊士的人以口實，稱他為“斯大林主義的走狗”。後來他被杜魯門解職。受排斥的處境沒有挫傷他的銳氣，1946年任《新共和》周刊主編，接著離開周刊，組建左派進步黨，1948年以進步黨候選人身份競選總統，提出於蘇聯更緊密的合作，由聯合國統管對外援助和裁剪軍備，一位作家後來稱他的候選人資格是“有史以來蘇聯最接近選出一位美國總統的機會”。那並不是說華萊士構成了多大的威脅：他只獲得100多萬張普通選票，但沒有得到一張選舉人票。失意之下，他退出政壇，餘生的大部分時間裡待在位於紐約的農場研究生產雞蛋和研究種植玉米。

著有《農業價格》、《美國必須抉擇》、《幻想的代價：亨利·華萊士日記，1942—1946》（J·布盧姆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