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S·杜魯門

1884年5月8日出生於密蘇里州拉馬爾，是約翰·安德森·杜魯門（John Anderson Truman）和瑪莎·艾倫·楊·杜魯門（Martha Ellen Young Truman）的長子。

杜魯門的父親約翰·杜魯門是一位農夫和家畜商販，在杜魯門只有11個月大的時候，便舉家遷到密蘇里州格蘭德維尤的一個農場。那個農場由杜魯門的祖父母所擁有，佔地達600英畝（240公頃）。為了方便上學，6歲時遷移到密蘇里州獨立城。

1901年高中畢業后，從事了很多種工作。

1906年回到了格蘭德維尤的農場並在那裡度過了約十年的時光。在這段時期里，結識了貝絲·華萊士（Bess Wallace），並在1911年向她求婚，但卻以失敗收場。此後，杜魯門說要比農夫賺到更多錢后，才再次向貝絲求婚。結果，他在1918年如願以償，當時他剛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回來，而且還獲得了上尉軍銜。

杜魯門是美國歷史上第九位沒有大學學位的總統，但他曾經於1920年代在堪薩斯城法律學校（Kansas City Law School，即今日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大學的法律學校）讀過兩年的法律學位課程，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查理斯·埃文斯·惠特克曾是他的同學。

在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加入了密蘇里州國民警衛隊擔任軍官，並在法國帶領一支炮兵部隊，名為炮兵連D組，隸屬於第35師60旅的129野戰炮隊。在體能方面，杜魯門右眼視力為20/50，而左眼是20/40，但由於他在體能測試前秘密地記誦了視力檢查表，所以他仍可以通過測試從征。在前往法國之前，杜魯門先在俄克拉何馬州勞頓附近的錫爾堡接受訓練。在受訓期間，被指派去打理軍營的販賣部（提供糖果、香煙、鞋帶、梳打水、煙草和撰寫發給士兵的文件），因此營中幾乎每位士兵都認識杜魯門。為了方便打理販賣部，他徵募了曾在堪薩斯城的一家服裝店當過職員的猶太裔朋友愛德華·雅各布森中士前來幫忙。此外，杜魯門還在軍營中認識了堪薩斯城政客湯姆·彭德格斯特的侄兒詹姆士·M·彭德格斯特（James M.Pendergast），而這位政客在戰後對杜魯門有一定的幫助。

在法國，杜魯門上尉的炮兵連表現不錯，雖然在孚日山受到攻擊，仍能夠作出十分有效的抵抗。日後獲擢升為國民警衛隊的陸軍中校。

在堪薩斯城民主黨政治集團首腦湯姆·彭德格斯特的幫助下，1922年當選為密蘇里州傑克遜縣法院的法官。其後，雖然在1924年競選連任失敗，可是他在1926年重新當選，並且在1930年連任。在任期間，其中幾項大型的公共建設項目，為他獲得不少讚譽，這些建設包括擴建道路以配合日益增長的交通量和興建新的縣法院大樓。此外，還籌劃建造了十二座“小徑聖母像”（Madonna of the Trail），以表彰對國家作出傑出貢獻的婦女。

1922年向一位朋友繳納了10美元的3K黨入會費，但是這筆款項在不久以後又退還給杜魯門，因此杜魯門從來沒有入會，從來沒有出席3K黨任何活動，亦從來不是3K黨的會員。儘管杜魯門曾經在日記里對猶太人表示過憎恨，但他的朋友兼生意夥伴雅各布森，卻正是猶太人，而且杜魯門在日後還成為以色列立國的一大推動者。

在1934年的美國參議院選舉中，彭德格斯特指定杜魯門競逐密蘇里州的參議院席位，並支持總統羅斯福的“新政”。可是在民主黨內部的提名選舉中，杜魯門卻一度遭遇了競爭對手塔克·米利根（Tuck Milligan）的強烈反對。而塔克的兄長莫里斯·M·米利根在日後除了打倒彭德格斯特的政治集團外，更在1940年的參議院選舉與杜魯門對壘。參議院選舉期間，儘管堪薩斯城有3人被殺，但選舉沒有被打斷。最後在“彭德格斯特的參議員”的陰霾籠罩下，杜魯門成功當選。任職參議員初期，在彭德格斯特影響下大力支持“新政”，但杜魯門本人說支持“新政”完全是自己的個人意願。

米利根在1936年對勞埃德·C·斯塔克當選密蘇里州州長一事展開了調查，結果有258人被定罪。但更重要的是，米利根發現彭德格斯特從1927年至1937年間，都沒有繳交聯邦稅款，而且又暗中詐騙保險。斯塔克在競選州長期間曾得到彭德格斯特的祝福，可是他在後來的審訊中卻出賣和指證了彭德格斯特，並從彭德格斯特和杜魯門手上，接管聯邦政府發到地方用作推行“新政”的資金。最終在1939年，彭德格斯特承認控罪，除了遭罰款10,000美元外，還被判入獄15個月。該次對彭德格斯特的審訊，曾因他的身體狀況惡化又心臟病病發，而多次拖延。

彭德格斯特失勢后，斯塔克和米利根在1940年加入了民主黨的參議院內部提名選舉，挑戰杜魯門。可是他們兩人的參選，反而分散了反彭德格斯特的票數，加上杜魯門又得到了民主黨在聖路易斯的領袖羅伯特·E·漢尼根的支持，結果杜魯門成功連任參議員。

1944年漢尼根又協助杜魯門成為羅斯福的副總統。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杜魯門宣誓就任副總統之後數日，即接替羅斯福任總統前的數個月，他公然出席了彭德格斯特的喪禮。杜魯門經常為自己支持彭德格斯特一事作出辯護，說到自己的得益大於回報。

1941年6月23日，即納粹德國進攻蘇聯的第二天，參議員杜魯門發表如下言論：“假如德國比蘇聯強，我們應該幫助蘇聯一方；但如果佔優的是蘇聯，那我們便應該幫助德國，而且要盡量讓他們大開殺戒，儘管我一直不願看到希特勒在任何情況下取得勝利。”（載於1941年6月24日的《紐約時報》）杜魯門這段看似美國會支持納粹德國的言論，使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均感到不安，結果杜魯門很快便收回這段話並作出了澄清。

杜魯門在戰時領導一個委員會（通稱杜魯門委員會），負責調查軍方有關行政混亂、浪費和詐騙資源等醜聞，為他博得了不少名聲和讚譽。其中，他對軍方實施的“常識節流措施”，更使杜魯門受到了廣泛的支持和敬重。最初，這個委員會被認為可能會損害軍隊士氣，但事實證明委員會是一大成功，因為它為軍方總共節省了至少110億美元，而杜魯門更因此出現在了《時代周刊》的封面上。杜魯門曾9次出現在《時代周刊》的封面，其中在1945年和1949年更被選為“風雲人物”。

曾支持杜魯門連任參議員的聖路易斯民主黨領袖羅伯特·E·漢尼根，在1944年與杜魯門達成協議，幫助他成為副總統。當時漢尼根正出任民主黨全國委員長，而總統羅斯福則因為副總統亨利·華萊士過份崇尚自由主義，希望予以撤換。南卡羅來納州的詹姆斯·F·伯恩斯是其中的一位熱門人選，但由於他的種族隔離主義者身份而被認為過於保守，所以漢尼根在芝加哥舉辦的1944年民主黨全國會議中推薦了杜魯門，從而在1944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出現了“羅斯福—杜魯門”組合，結果這個組合在選舉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至於漢尼根推薦杜魯門一事，就被傳媒稱為“密蘇里協議”。

杜魯門是在羅斯福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時被任命為副總統的，而任職副總統的時間只有82日，因此他們兩人沒有開展重要的合作。一些主要計劃如曼哈頓計劃，杜魯門也沒有參與。1945年4月羅斯福總統病逝后，在美國歷史的重大時刻，杜魯門接任總統。作為總統，面對一系列棘手問題，杜魯門作出了許多與美國、世界有關的重大決定，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

杜魯門在二次大戰後意識到美國和蘇聯不再存在共同敵人和利益，因此他在政策方針上明顯有抗衡蘇聯的傾向。作為一位“威爾遜國際主義者”，杜魯門強烈支持成立聯合國，並在前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的援助下，促成了首次聯合國大會的召開，以回應社會在戰後渴求和平的心態。

雖然杜魯門謙稱自己不熟悉外交事務，國會又為共和黨所控制，但是他仍憑國內浸信會教徒的支持，而發表了“杜魯門主義”及落實了“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是美國推行“圍堵政策”的開端，他先後請國會撥款4億美元，支援希臘和土耳其對抗共產主義。

為了使國會通過對“馬歇爾計劃”撥款，杜魯門則盡量把國會的目光移到共產主義，指出共產主義正在歐洲的落後地區興旺發展。杜魯門後來承認自己的言論誇大了共產主義的威脅，但辯稱這樣做是“為了讓國會意識危機的存在”。另一方面，為了強化美國在冷戰中對抗共產主義，他簽署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又分別成立了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美國空軍（獨立於美國陸軍航空隊）和國家安全會議。

經過民主黨多年來在國會取得多數優勢和持續由民主黨人士出任總統，國民開始出現了厭倦，以致共和黨在1946年中期選舉重新在國會取得了多數優勢。共和黨除了在眾議院有55席的增幅，在參議院也有數席的增長。杜魯門一向在外交事務上與共和黨領袖有密切的合作，可是在國內事務上，兩黨卻存在很大的分歧。杜魯門未能成功阻止減稅和取消價格管制，而在《塔虎脫—哈特萊法》的爭論上，他曾對法案加以否決，但否決決定最終遭國會推翻，以致工會勢力受到相當的削弱。到了1950年，由於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再次向國會要求加稅。

到了1948年的大選，杜魯門聲稱自己是民主黨的一份子，會貫徹“新政”的傳統，因而在政綱中提出了不少的建議，包括提倡實施全民醫療保險、推翻針對工會的《塔夫脫—哈特萊法》，以及一系列激進的保障民權的立法措施。這些政綱在後來歸類為“良政”。然而杜魯門的“良政”計劃並不獲普遍支持，當中只有一項主要的法案得到通過。

杜魯門早在1939年已支持錫安主義的運動，並且有參與策劃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在1946年，英美調查委員會建議在巴勒斯坦地區逐步建立兩個國家，以防猶太人或阿拉伯人在該地區取得支配地位。可是，這個建議沒有得到輿論支持，而駐守巴勒斯坦的英軍因頻頻受到錫安主義集團的襲擊，使英國政府備受壓力，促成了撤軍。結果在英國的催迫下，聯合國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建議立即把巴勒斯坦分割成兩個國家，這個建議在杜魯門的支持下，於1947年的聯合國大會中獲得通過。英國政府於是宣告在1948年5月15日正式撤出巴勒斯坦，但阿拉伯聯盟會議的成員國卻對聯合國的決議表示反對，並派兵到巴勒斯坦外圍。

當時杜魯門與國務院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出了現明顯分歧，與此同時，美蘇間的關係也日趨緊張。最終，杜魯門在以色列單方面立國后的11分鐘，即確認了其主權，但是這個決定，在國內外均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1948年6月24日蘇聯在未經咨議盟軍的情況下，單方面中斷了前往柏林美、英、法佔區的道路，而柏林正位於蘇聯所佔的東德之內，顯示出蘇聯有迫使盟國撤出西柏林的意思。結果，美國駐德國美佔區的司令盧西烏斯·D·克雷（Lucius D. Clay）將軍建議，沿著由西德至西柏林的高速公路，對西柏林進行大規模的空運物資，以示公義。空運本身將以完全和平的方式進行，但如果空運隊伍遭受攻擊或被迫中斷，就應該作出防衛。然而，杜魯門聽取意見后，相信柏林空運計劃很有可能會觸發戰爭而表示憂慮。6月25日盟國仍然決定對柏林空運，一直至1949年5月11日，前往西柏林的道路重開，空運行動才告結束。

自從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以來，每屆聯邦政府都沒有再關注民權的發展，而杜魯門正是第一位重新關注民權的總統。在1946年，美國本土發生了數宗殘暴的私刑，其中有兩名黑人男子和兩名黑人婦女在喬治亞州的沃爾頓縣附近被殺害；另外亦有一名剛從二戰戰場退役的非洲裔美軍遭到虐待，稱為艾薩克·伍德沃德事件。這些濫用私刑的事件引起了社會對民權的關注，並促使杜魯門在1947年發表一份名為《保障這些權利》的報告。該報告對改革民權提出了10點議程，包括將私刑列入聯邦罪行。到了1948年2月，杜魯門總統將這些議程提到國會，並建議設立幾個聯邦政府職位，以專責落實一些如選舉權和平等就業等人權。

可是這些改革，卻招來南部民主黨員在黨內總統提名大會表達出強烈反對，但杜魯門對此不以為然。

1948年美國總統選舉，杜魯門出乎眾人所料，在大選中勝出。

在1949年民主黨全國會議中，杜魯門意圖淡化他在人權方面的政綱，以緩和黨內南北派系的衝突。可是，美國參議院候選人兼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長休伯特·H·韓福瑞（Hubert H. Humphrey）在地區黨領袖支持下，在會上建議民主黨應採取更積極進取的人權政策，結果建議被杜魯門全心全意地採納。不出兩星期後，杜魯門簽署了《行政命令9981號》，指令在美國軍隊廢除了種族隔離政策。但杜魯門事實上十分擔心支持民權改革會帶來政治風險，至於失去迪克西民主黨人的支持，更有可能拖垮民主黨。當時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托馬斯·杜威在民意調查中被認定穩操勝券，而蓋洛普民意測驗在大選前兩星期，即使還有14%遊離票，也停止了民意調查。結果，蓋洛普民意測驗的創造者喬治·蓋洛普犯了一個在日後不再重蹈的錯誤，他總結到：“遊離票站到了執政者的一方。”杜魯門站在火車車尾，沿著鐵路穿州過省，到各地短暫停留，發表演說的競選手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日後更成為每屆總統競選必備的重要環節。

杜魯門在第一屆任期沒有副總統，在第二屆任期則以艾爾本·威廉·巴克利出任副總統。蘇聯在比預期中快的情況下，成功研發原子彈，更在1949年8月29日進行了首次試爆，從而促成了大戰後的軍備競賽。在1953年1月7日，杜魯門亦向外界宣布，美國已經成功試爆體積更大的氫彈。

在1948年8月3日，《時代周刊》資深編輯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Chambers）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的聽證會上，提交一份名單，上面載有自1930年代至1940年代於美國政府內暗中活動的共產黨員。該名單上載有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的名字，而希斯是國務院的一位官員，曾參與創立聯合國。事後，希斯在1948年8月17日找錢伯斯當面對質，白宮的官方回應亦要求終止對希斯的調查，以引開公眾的注意。

然而兩人的對質與白宮的回應卻引起了軒然大波。在1948年11月，錢伯斯帶領兩名HUAC的調查員到馬里蘭州的一塊南瓜田，並在一個空心的南瓜中找到四枚微型膠捲。微型膠捲內所載的資料則在後來被稱為“南瓜文件”。（事件亦使加里福尼亞州參議員尼克松一舉成名，因為他後來對著這些膠捲，擺出一個拿著放大鏡的姿勢，拍攝了幾張廣泛流傳的相片，積累了足夠的政治資本。）

到了1950年2月9日，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雷芒德·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州惠靈的共和黨婦女會上發言，指國務院涉嫌與共產黨員糾纏不清。當時蘇聯正試爆核武、中國又成為共產黨國家，國內又有阿爾傑·希斯一案，結果麥卡錫透過在國內冒升的反共主義，成功從公眾取得相當的支持，並揭開了“麥卡錫主義”時代的序幕。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的當天，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向國務院遞交了一份名為《在亞洲遏制共產黨的戰略計劃》，明確提出台灣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美國應立即給予蔣介石廣泛的軍事援助，並派出海、空軍“保衛”台灣。麥克阿瑟還建議請蔣介石派一個軍到朝鮮參戰。杜魯門在與國務卿艾奇遜商量后，認為台灣派兵到朝鮮作戰的建議不可取，這將引發與中國的全面戰爭，但以朝鮮戰爭為借口進兵台灣則有“必要”。6月27日杜魯門宣布，派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八艘艦隻，包括六艘驅逐艦、兩艘巡洋艦駛向台灣海峽，“以阻止共產黨對台灣的進攻”。杜魯門並稱，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目的是要保持台灣海峽的“中立化”，美國海軍不僅要防止共產黨從大陸進攻台灣，同時也將阻止國民黨向大陸進攻。

朝鮮戰爭

1950年6月25日朝鮮軍隊入侵韓國，朝鮮內戰爆發。杜魯門立即強烈要求聯合國作出干預，並簽署了一份指令美軍加入朝鮮戰爭的文件。故此以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為首的“聯合國軍”在1950年10月成功把朝鮮軍隊趕回至中國邊境一帶。

在1950年10月，中國以志願軍的名義對戰事作出干預，麥克阿瑟立即建議杜魯門出兵襲擊中國在鴨綠江一帶的軍事基地，在必要情況下，更可以動用原子彈。在中國援助朝鮮的情況下，“聯合國軍”被迫退回到韓國，而戰線在1951年春天的時候，更退回戰爭爆發時的地區。但杜魯門不同意麥克阿瑟的觀點，擔心他的方案會使蘇聯加入，使大戰升級，最終有爆發核子戰爭的可能。於是麥克阿瑟在總統反對的情況下，公開廣播出他對戰事的意見，而且更不服從杜魯門的指令。結果在1951年4月11日，杜魯門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職務，並召他回國。

此後朝鮮戰爭成為了僵局，直到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上任總統后，方於1953年7月27日達成了停火協議。

參與朝鮮戰爭和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使杜魯門在國內變得不受歡迎，更促使他在1952年的大選不再尋求連任。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杜魯門在1952年2月的支持率為22%，是有史以來在任美國總統所得到的最低支持率。

越南戰爭

越戰爆發前，美國早已介入越南問題，而且可追溯至杜魯門任總統的時期。在1945年的對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胡志明參照美國，撰寫了一份獨立宣言，並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為頭號敵人。但在同年9月23日，美國為了防止共產主義由中國傳入越南，繼而向世界散布，聲明支持法國對越南的管治。

由於遭美國摒棄，胡志明轉向共產黨求助。在1950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並得到中共和蘇聯的承認，當時他盤踞在接壤中國邊境的一些偏遠地區，而法國仍然佔領餘下的地域。在美國的“圍堵政策”和強烈反共的前提下，美國繼續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主權，以及確認法國在越南的傀儡政權。因此同樣在1950年，杜魯門對法國發放了一共一千萬美元的援助，又派出123支非戰鬥部隊到越南，協助處理物資事宜。到了1951年，援助總額上升至一億五千萬美元，至1953年更達到了十億美元（佔美國對外援助總額的1/3，也佔法國一方支出的80%）

險遭刺殺

1950年11月1日兩名分別叫傑斯里奧·托里索拉（Griselio Torresola）和奧斯卡·柯拉索（Oscar Collazo）的波多黎各民族主義者，企圖於布萊爾賓館行刺杜魯門，但行刺失敗。柯拉索被裁定謀殺罪成，於1952年被判處死刑，不過後來得到杜魯門減刑為終身監禁。

事件發生后，杜魯門決定在波多黎各舉行一次民主的公民投票，以決定波多黎各的地位和與美國的關係。最終波多黎各制定了自己的憲法，並確立成為美國的自治邦。

連串醜聞

1950年參議院在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的帶領下，對政府高級官員受賄進行調查，當中發現不少官員曾收受過名貴皮革和冰箱一類的物品，而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更牽涉在內。結果一共有166名國稅局員工辭職或被解僱，部份人更被司法部控告瞞稅和貪污等罪行。一般歷史學家都同意杜魯門沒有牽涉到國稅局的貪污醜聞，亦相信他對此並不知情，但卻有一次例外。在1945年，一位香水公司總裁送了一部十分昂貴的新型號冰箱給杜魯門太太，該名商人其後在杜魯門和他的好友哈利·佛漢將軍的協助下，在二戰結束后不久取得優先前往歐洲的機票，而那名商人在回程時又與一位傷兵發生爭執，更將他“撞傷”。事件在1949年曝光，使杜魯門大為尷尬，但他仍然大力為佛漢將軍作出辯護，可是實際上，佛漢將軍本人當時被一連串的白宮辦公室醜聞纏身。

到了1952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發起一連串運動，指政府混入了不少蘇聯特工，再次使杜魯門政府備受困擾。早於1947年，杜魯門設立了一個“效忠委員會”，調查聯邦政府是否混入了間諜。後果是，自1947年至1952年，大約有20,000名公務員遭到調查，當中有約2500人“自願”辭職，400人被辭退。另外自1945年至1946年，約翰·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多次向杜魯門作出警告，指財政部的助理部長哈利·德克斯特·懷特是蘇聯間諜。加拿大總理亦同樣向FBI警告要注意懷特，而來自蘇聯的變節人士也證實了這個情報。最後杜魯門唯有將懷特調任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美國代表，他又承認設立“效忠委員會”是他當總統犯下的最大失誤。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便要求聯合國派兵協助南朝鮮軍隊作戰。之後，美國提供士兵和武器給聯合國軍隊，再度捲入戰事。朝鮮戰爭帶來的棘手問題，讓美國人對杜魯門感到不滿。當時主掌對朝鮮作戰事宜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也曾多次與杜魯門意見不合，杜魯門認為麥克阿瑟無權干涉元首的決策，遂將麥克阿瑟將軍免職，並強迫他退休。此舉引發美國人民公憤，紛紛要求國會罷免杜魯門。

在195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第22號修正案》，防止總統尋求第三屆任期（若該總統曾有一次為期多於兩年的任期，該總統日後只可有多一屆任期），但杜魯門總統卻不在此限。然而，杜魯門在新罕布希爾州的初選中被黨內的埃斯蒂斯·基福弗擊敗后，他決定退出1952年美國總統選舉。

在1951年夏天，即杜魯門解除麥克阿瑟職務后不久，杜魯門邀請了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當時仍未決定加入什麼政黨）為民主黨出選總統，而自己則當他的副總統，但建議遭艾森豪威爾拒絕。

到了新罕布希爾州初選的時候，由於杜魯門沒有對任何民主黨候選人作明確支持，自己又沒有宣布放棄競逐，結果杜魯門的名稱出現在選票上（在新罕布希爾州，任何人可未經當事人同意，在初選中作出提名）。但是在1952年3月，杜魯門宣布放棄競逐，又極力勸說伊利諾州州長阿德萊·史蒂文森參選，最終史蒂文森成為了1952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民主黨的候選人。

1953年參加新任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就職典禮之後，與妻子回到密蘇里州的故鄉養老，當時杜魯門已經68歲。

杜魯門在離開白宮之前，曾若有所思地從窗戶向外看著國內外記者蜂擁環繞在新任總統身邊，他感慨萬千地向跟隨多年的助理說：“兩個小時之前，我只要開口講5個字，全世界各大城的記者們就會爭相報道，至少花15分鐘詳細分析我說的每一個字。如今即使我講兩個鐘頭的話，都沒有人會看我一眼。”大權移交后的失落感，讓杜魯門愁緒糾葛。但他憑著一己的影響力，在20世紀中葉，為美國奠定國際領導地位。沒有一位美國總統是十全十美的，縱使杜魯門在任期內犯下了各種錯誤，他的建樹仍為他贏得了傑出總統的稱譽。

杜魯門卸任后離開了華盛頓，搬到了他岳母在密蘇里州獨立城的居所，併到各地發表演說和撰寫回憶錄。另外，杜魯門又模仿他的前任總統羅斯福，在1957年出資成立了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捐贈給聯邦政府。這也是自《1955年總統圖書館法案》通過以來第一所建立的總統圖書館，以後每位卸任總統都會建立一所總統圖書館。

杜魯門任總統時曾落實通過對退休公務員發放退休金。可是他認為卸任總統接受任何的捐贈，都有損全國最高領導人的形象和尊嚴，因而加以拒絕。雖然他卸任后從撰寫回憶錄賺取到600,000美元，但是當中的大部份款項均用作了交稅和支付協助撰寫回憶錄的人員的薪水。

有鑒於杜魯門的財政狀況，國會在1958年通過了《卸任總統法案》，向卸任總統每年發放25,000美元的退休金。不過當時另一位在世的前任總統赫伯特·胡佛卻沒有接受這份退休金，據了解是為免使杜魯門尷尬。

杜魯門分別在1955年和1956年出版了兩本回憶錄：

《杜魯門回憶錄：決定的年代》（第一卷）

《杜魯門回憶錄：試驗和希望的年代》（第二卷）

1956年杜魯門伉儷出訪歐洲，一時間成為了全球的焦點。在英國，杜魯門獲牛津大學頒發民法學榮譽學士學位，並最後一次和朋友丘吉爾會面。回程美國前，他又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作全力支持（他最初支持紐約州州長W·艾夫里爾·哈里曼）。

1960年大選前夕，杜魯門致信眾議院議員、民主黨人范尼克（Charles Albert Vanik），懇求他“盡一切努力幫助民主黨獲得選票，並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翰·肯尼迪和副總統候選人林登·約翰遜”，他誠懇地寫道：“讓我們放下我們之間在黨內存在的所有差異，為民主黨、為民族、為國家、為地方的勝利而戰鬥”。他認為“美國無法忍受再由一個共和黨人入主白宮四年，在共和黨人擔任總統的過去的八年時間裡，我們損失了太多：國際關係、國內事務、國家財政狀況、農業和國人福利。如果尼克松進入白宮，我國政府的國內和國際事務將會崩潰。我猜你不想再經歷一次1929年吧？”他稱讚肯尼迪是一個有為青年，正直而令人尊敬。他還強調“選擇一位總統，並不只是挑一個佔用辦公室的人，而是決定一個政黨掌控政府的行政部門。”1960年肯尼迪競選勝出，成為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遜成為美國第36任總統。

1965年約翰遜總統在杜魯門圖書館簽署了《醫療保健法案》，並把首兩張醫療保健卡予杜魯門和妻子貝絲。杜魯門亦曾在任內爭取落實全民醫療保健。

杜魯門年屆80歲的時候，獲宴請到華盛頓，並準備在參議院發表講話，但因為他在歡迎儀式上大受感動，而不能言語。當時美國在越戰泥足深陷，後來共和黨政府又爆發水門事件，結果使杜魯門的支持度急升，更為參議院候選人助選。

1919年6月28日迎娶了貝絲·華萊士。婚後，兩人生有一女，取名瑪格麗特·杜魯門（1924年2月24日~2008年1月29日）。

杜魯門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分別叫約翰·維維安·杜魯門（John Vivian Truman，1886年~1965年）和瑪麗·簡·杜魯門（Mary Jane Truman，1889年~1978年）。

1964年杜魯門在浴室跌倒，撞傷了額頭，折斷了兩條肋骨，眼鏡也撞碎了。自此，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並中斷了以往每天到總統圖書館的習慣。

1972年12月5日因肺炎引發肺氣腫，被送往堪薩斯城研究醫院及醫療中心。12月26日因器官衰竭逝世，享年88歲，死後被安葬於杜魯門圖書館。

杜魯門（Harry S. Truman）的中間名只有一個字母“S”。這種做法在南部和密蘇里州也十分普遍，當地人都愛以英文字母來代替名字。杜魯門則表示，他的中間字母是為了紀念他的祖父安德森·施（普）·杜魯門（Anderson Shipp(e) Truman）和外祖父所羅門·楊（Solomon Young）而起的，因此字母“S”同時代表了“施（普）”（Shipp(e)）和“所羅門”（Solomon）兩個字。他又曾說過，“S”本身就是一個名，不是字母，所以不需加上一點。

然而，應說明的是，按照英文文法，只有縮寫的字詞才需要加上一點。但事實上，不論是美國政府部門的官方文件，亦或是杜魯門的總統圖書館，都有在“S”字後補上一點。另一方面，杜魯門圖書館內亦保存了很多他本人的親筆簽名，而這些簽名的“S”字后，大多都附有一點。

關於杜魯門的字母“S”后應否加上一點，一直以來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不過一般相信，雖然“S”是一個名，但仍需在後面加上一點。

和其他美國總統不同的是，杜魯門入住白宮的時間非常之短。理由是有屋宇結構專家在他上任后不久指出白宮隨時有倒塌的危險，部份主因是因為在1812年戰爭中，白宮的牆壁和地基曾被火焚燒，以致在結構上出現了問題。於是杜魯門對白宮的地基進行了大規模的重建工程，另外又在白宮的南翼柱廊的第二層，加建了一個陽台（即所謂的“杜魯門陽台”）。至於杜魯門一家則搬到附近的布萊爾宮，作為自己的“白宮”。

婚後一個月，杜魯門把在錫爾堡和海外服役所賺到的本錢，與好友雅各布森開辦了一家專賣男裝的店鋪，名為“杜魯門與雅各布森”（Truman & Jacobson），位於堪薩斯城商業區的第十二街104號。在最初的兩年中，服裝店可謂經營得非常成功，但到了1922年，由於穀物市場不景氣，小麥和玉米價格下降，連帶絲質衣服供過於求，再加上服裝店的客源主要來自以前129野外炮隊的成員，所以服裝店最後以破產告終。原本1919年的小麥價格是2.15美元每蒲式耳的，可是1922年的時候卻只值88美分每蒲式耳，因此，杜魯門歸咎於共和黨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認為梅隆的政策使他的服裝店倒閉，而且之後又要工作數年，才能還清債務，於是這成為了杜魯門日後加入民主黨的一大因素。

雅各布森是杜魯門的畢生好友，杜魯門亦時常向他請教有關錫安主義的事，而他們在1923年成功被華盛頓學院取錄。

他10歲的時候曾染上白喉。

他不愛喝威士忌，原因是他曾以威士忌治療白喉。

他是第一位乘搭現代潛水艇到水底的美國總統。

“叫他去死！”——這是他知道自己要作為副總統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一起參選后，對傳達員說的第一句話。

他熱愛彈鋼琴，並在1948年帶了一部鋼琴到白宮。

他是約翰·泰勒總統的曾外甥。

他是首位薪金超過100,000美元的美國總統。

他是左撇子，但他的父母卻強迫他改用右手，這種教學方針在當時美國的小學十分普遍。

他曾被評為“最佳衣著打扮”的10位參議員之一。

他的名Harry乃取自叔父夏里遜·楊（Harrison Young）。

他是首位在戰時上任的美國總統。

他簽署了向日本投原子彈的法案，並說：“把日本人幹掉!”

感恩節這一天總統赦免火雞的習俗據說始於杜魯門總統當政時期。

杜魯門在1949年1月20日總統就職典禮儀式上第一次通過電視轉播。

國立杜魯門歷史遺跡：包括在獨立城達拉威街219號的華萊士大廈和在密蘇里州格蘭威的家族農場。（但大部份的農地早已轉售他人發展）

州立杜魯門出生地歷史遺跡：位於密蘇里州拉馬爾，杜魯門在那裡出生，曾在那裡小住了11個月。

杜魯門圖書館及博物館：位於獨立城的總統圖書館。

杜魯門小白宮：杜魯門位於佛羅里達州基韋斯的冬天別墅。

雖然杜魯門在任時的民望曾跌至歷史低位，但綜合了多年來的民意調查，杜魯門得到了7.18分，在42位美國總統中排名第7，可謂“名列前茅”。

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1945年和1948年）

美國童軍的水牛銀章（1950年）

國會榮譽金勛（1984年，身後頒發）

共濟會會員

慈壇社會員

在很多美國人眼中，杜魯門是美國夢的一個典型體現：從小會計和小地主腳踏實地、堅韌不拔一直干到白宮。但是歷史學家阿爾裴維茨則把杜魯門當成一個反面政客典型：沉迷權欲、心狠手辣、踐踏民主制度、誤導公眾。他認為，杜魯門是受了當時堪薩斯州密蘇里市具有黑社會性質的彭德加斯特(Pendergast)家族的提攜在政治仕途上一路上升的。彭德加斯特(Pendergast)家族是當時密蘇里最有影響的政治勢力，他們為了掌控當地政治權力，不惜採取暗殺和收買選票的手段。美國《今日美國報》曾刊登一篇分析文章，摘譯如下：一般情況下，一位總統留下什麼樣的政治遺產要等其卸任后才能看得出來，因為這時他實施的政策所帶來的後果才會逐漸明朗....杜魯門在任時，公眾對他的評價很低，但是到了世紀之交，我們回過頭來卻突然領悟到馬歇爾計劃對歐洲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以及北約對西方聯盟的保護是多麼重要。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杜魯門應該被認為是一位近乎偉大的總統。

杜魯門是位常擺出友善姿態和謙遜的總統，他的不少警句，如“推卸責任止於此”（The buck stops here!）和“怕熱就別進廚房”（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get out of the kitchen.）等等，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言。相比前任總統，杜魯門的支持度不算高，但他在任內仍克服了不少困難。雖然他最後在1952年被迫放棄競逐連任，但今天多數學者仍視他為最出色的美國總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