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計劃

在戰爭結束六年後，大半個歐洲依然難以從數百萬人的死傷中平復。戰火遍及了歐洲大陸的大部分，所涉及的地域面積遠大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持續的轟炸使絕大多數大城市遭到了嚴重破壞，特別是它們的工業生產。

歐洲大陸上的許多著名城市，例如華沙和柏林，已成為一片廢墟。而其它城市，如倫敦與鹿特丹，也遭受了嚴重的破壞。這些地區與經濟生產相關的建築大多化為一片瓦礫，數百萬人無家可歸。

雖然外援使1944年的荷蘭飢荒有所緩解，但戰爭對農業的破壞還是導致了歐洲大陸許多地方出現了大面積的飢餓，而1946~1947年歐洲西北部罕見的寒冬又使這一情況進一步惡化。

所受破壞最為嚴重的是交通運輸設施，戰爭中鐵路、橋樑以及道路都成為了對方空襲的目標，而進行運輸的商船也常常被擊沉。西歐的中小城鎮和村莊所受的毀壞程度基本上較輕，但交通運輸的破壞還是使這些地區的經濟與外界的聯繫幾近斷絕。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耗費大量財力，而此時大多數陷入戰爭的國家的國庫已被消耗殆盡了。

一戰後的歐洲經濟也遭受了較大的破壞，大衰退一直持續到了1920年代，還造成了經濟的不穩定和全球性的經濟低迷。此時的美國雖然正經歷孤立主義的蘇醒，卻還是試圖促進歐洲經濟的增長，特別是通過與美國幾家主要銀行的夥伴關係。當德國無法償還他們的賠款時，美國通過大大增加對他們貸款數額進行了干預，這筆債務直到1941年雙方正式交戰為止都還沒有償還完畢。

因此華府中的多數意見認為，一戰後的這段歷史不應重演。雖然哈利·S·杜魯門及國務院依然繼續著其務實的外交政策，認為有必要進行援助，但國會對此興趣不大。起初，大家普遍認為歐洲，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的重建並不需耗費過多，它們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殖民地，快速恢復其經濟。然而到1947年這些地區的經濟依然不見起色。持續幾年的寒冬又使情況進一步惡化。在不斷增長的高失業率、因食品短缺導致的接連不斷的罷工以及一些國家的社會動蕩下，歐洲經濟的增長幾乎是不可能的。到1947年，歐洲經濟依然徘徊在戰前水平以下，並幾乎看不到增長的跡象。農業生產是1938年水平的83%，工業生產為88%，出口總額則僅為59%。

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阻斷了西歐從東歐的糧食進口線，加劇了戰後西歐糧食短缺的局面。食品短缺成為了最為緊迫的問題。在戰前，西歐的糧食供應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東歐出口的餘糧，但這一貿易路徑此時已被鐵幕幾乎完全阻斷了。情況在德國尤其嚴重，那裡1946~47年的人均熱量攝入僅為每天1,800千卡，這個數值完全不能支持人體的長期健康。威廉 克萊頓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說，“數百萬人正在慢慢餓死。”（"millions of people are slowly starving."）而對於經濟全局來說，最為致命的是煤的短缺，1946~47年酷寒的冬天更使之雪上加霜。期間德國有許多家庭沒有供暖，數百人被凍死。英國的情況雖然沒有那麼嚴重，但是為了滿足國內的民用煤炭需求，工業生產不得不被停止。因此從人道主義出發的考慮也是提出這一計劃的重要動機之一。

而在戰爭中唯一一個基礎設施沒有遭到明顯破壞的正是美國。它比大多數歐洲國家都要晚一些參戰，而且本土所受的損失也比較有限。美國的官方黃金儲備作為其農業和工業的堅固基石依然完好無損，其經濟也仍然充滿活力。戰爭期間美國的工業為本國和它的盟國的戰爭機器提供了支持，因此，美國經濟經歷了自建國以來增長最快速的一段時期。戰後，這些工廠又很快轉入了民用生產，戰爭期間的物資供應短缺很快被消費開支的爆炸性增長所代替。不過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還要依賴貿易，長期的繁榮也需要有輸出這些商品的市場。而馬歇爾計劃提供的援助中的很大一部分，正是被歐洲人用來進口來自美國的工業品和原料的。

而對美國來說另一個重要因素，也是與一戰後所面對情況的最大不同，就是冷戰的開始。美國政府中的很多人士對蘇聯行動的懷疑情緒正日漸加深。馬歇爾計劃的倡導者之一喬治·凱南在此時已預言了未來世界的兩極格局。對他來說，馬歇爾計劃正是他的新理論——對蘇聯的遏制政策的核心內容。需要強調的是，當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的時候，蘇美的戰時同盟關係還沒有結束，冷戰也沒有真正開始。而對於那些馬歇爾計劃的起草者來說，他們對蘇聯的恐懼也並不像日後那麼極端強烈，甚至到凌駕於其他一切因素之上的地步。

儘管如此，一些西歐國家的共產黨權力及聲望的增長更為令人不安。在法國和義大利，戰後的普遍貧窮為共產黨勢力的增長提供了充分的養料。而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本國戰爭期間的反抗鬥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又使其聲望急劇增長。在這些國家戰後的選舉中，共產黨取得了普遍性的成功。在法國，法國共產黨甚至一度成為了議會第一大黨。雖然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認為，僅憑這些還遠遠不足以斷定法國和義大利將滑入共產主義陣營，但事實上，當時的美國決策者確實嚴肅地考慮了這一可能。

1946年起，哈瑞·杜魯門及其政府開始暗示他們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特別是通過他出現在溫斯頓·丘吉爾著名的“鐵幕演說”現場這一耐人尋味的舉動。此時的美國必須在世界面前堅定它的立場，以不喪失其信用。而遏制政策的出籠也要求美國必須向非共產主義國家提供援助，以起到遏制蘇聯影響及擴張的作用。不過當時還是有人寄希望於東歐國家加入這一計劃，從而使他們從正在形成的蘇聯集團中脫離出來。

不過在馬歇爾計劃付諸實施之前，美國已經投入了大量資金用於歐洲重建。據估計在1945年到1947年間，美國在這方面的投入就達90億美元。這些援助中的大多數都是以間接形式進行的，其中包括作為租借法案中一攬子協定的繼續、或由美軍出面重建當地的基礎設施及幫助難民等不同途徑。

此外美國還與一些國家簽訂了正式的雙邊援助協定。其中最為重要的動作，要數“杜魯門主義”所保證的給予希臘和土耳其軍事協助的內容。此外，當時尚處於幼稚期的聯合國所做的一系列救濟以及減免債務等人道主義努力，其資金大多也來自於美國。這些努力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由於它們缺乏系統的組織和完善的計劃，反而忽視了歐洲重建的許多最基本的需求。

重建計劃最初於1947年7月在一個由歐洲各個國家普遍參加的會議上被提出。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通過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總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若考慮通貨膨脹因素，那麼這筆援助相當於2006年的1300億美元。

馬歇爾計劃最初曾考慮給予蘇聯及其在東歐的衛星國以相同的援助，條件是蘇聯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並允許西方勢力進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但事實上，美國擔心蘇聯利用該計劃恢復和發展自身實力，因此美國提出許多蘇聯無法接受的苛刻條款，最終使其和其東歐衛星國被排除在援助範圍之外。

當該計劃臨近結束時，西歐國家中除了德國（後文將提到馬歇爾計劃理論上包括了整個德國，而並非僅是聯邦德國）以外的絕大多數參與國的國民經濟都已經恢復到了戰前水平。在接下來的20餘年時間裡，整個西歐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時期，社會經濟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可以說這與馬歇爾計劃不無關係。同時，馬歇爾計劃長期以來也被認為是促成歐洲一體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該計劃消除，或者說減弱了歷史上長期存在於西歐各國之間的關稅及貿易壁壘，同時，使西歐各國的經濟聯繫日趨緊密，並最終走向一體化。該計劃同時也使西歐各國在經濟管理上，系統地學習和適應了美國的經驗。

近年來，史學家又開始注意對於馬歇爾計劃的深層動機及影響的研究。現在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馬歇爾計劃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效，其實應歸功於新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這一政策下市場對經濟增長的穩定作用。而當下也有某種意見認為，美國施行該計劃的本意是為了通過援助使歐洲經濟恢復，並使之成為抗衡蘇聯的重要力量和工具，同時，也可使美國更方便地控制和佔領歐洲市場。但事實上，歐洲經濟後來的發展趨勢，並未使其成為美國的附庸，反而通過一體化等途徑，成為了世界經濟舞台上可以和美國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時，在美國國內也有不少批評意見，認為馬歇爾計劃開了使用本國納稅人金錢援助他國的先例。

早在馬歇爾發布其著名演講之前，就已經有不少的意見和呼聲認為有必要對歐洲開展援助重建計劃。

1946年9月6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詹姆斯·F·拜恩斯（James F. Byrnes）在斯圖加特的一家歌劇院的一次演講中最早提出了援助的設想。此外，盧修斯·D·克萊（Lucius D. Clay）將軍曾要求工業家劉易斯·H·布朗〔Lewis H. Brown〕於1947年調查並起草了一份《戰後德國的狀況報告》（"A Report on Germany"）。這份報告羅列了戰後德國所面臨的各種狀況，並提出了一些重建建議。同時，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迪安·艾奇遜也針對此事做了一個專題演講，儘管他的建議在當時未獲得很高重視，不過時任美國副總統阿爾本·巴克利對此卻頗為贊同。

當時認為替代美國大量援助的另一途徑是從戰敗的德國獲取重建所必須的物資和資金。早在1944年，就已經有人將這種設想付諸計劃，這就是由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摩根索計劃”。在這個計劃中，摩根索建議通過讓德國在戰後支付巨額賠款，來幫助其他在戰爭中受到軸心國進攻的歐洲國家進行重建，同時這種對於德國近乎榨取式的巨額索賠也可以遏制德國的再次崛起。與之相近的是由法國官員讓·莫內（Jean Monnet）提出的“莫內計劃”。該計劃設想由法國控制德國的薩爾和魯爾兩大工業區，並允許法國使用這兩個區域中豐富的礦產資源使法國的工業產出至少恢復到戰前150%的水平。

1946年，對德佔領當局出台了嚴厲的限制德國恢復工業化的方針。這些限定嚴格規定了德國煤炭和鋼鐵的產量。第一個恢復德國工業化的計劃於1946年初簽署，也就是所謂的“工業化水平協定”（level of industry agreement）。它通過拆除德國的1500多家工廠使其工業水平大致維持在戰前（1938年）的50%左右。由於這個協定所隱含的弊病立即就顯露出來了，因此該方案此後被多次更改，直至1949年。整個拆除工作直到1950年才結束。德國長期以來就是歐洲的工業強國和經濟中心，因此過分地削弱德國必然會導致整個歐洲經濟恢復的受阻，對德佔領當局不得不大幅度提高他們的佔領成本來解決德國日益增長的各種需求和物資短缺的矛盾。

這種種弊病以及因上述兩個計劃曝光而接踵而來的社會輿論批評使得人們不得不重新考慮“莫內計劃”和“摩根索計劃”。事實上，很多的修正意見與1947年7月以前指導美國對德國佔領及重建的基礎性文件“參謀長聯席會議第1067號指示”（Joint Chiefs of Staff Directive 1067）〈該“指示”通過嚴格的限定來削弱德國的主要工業產出〉有雷同之處。戰後，德國的礦產資源要地薩爾和西里西亞已經不歸德國控制，同時盟國摧毀了大量的工廠以限制德國的工業產量。到了1947年，甚至連德國的工業中心魯爾都有面臨被全面拆除的可能。總之當時，面對幾乎已經被完全剝奪了生產能力的德國，杜魯門、馬歇爾以及艾奇遜一致認為有必要立即給予德國大量的、並且是源源不斷的援助。

重建計劃的出爐，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美國30年代經濟危機以後意識形態微調的影響。30年代初的大蕭條使不少美國人相信完全自由的、缺乏政府干預的市場無法保證經濟的穩定和健康增長。許多當初制定羅斯福新政政策的人認為應該將美國政府干預經濟的經驗應用於歐洲的戰後重建中。與此同時，1929年的經濟危機也證明了關稅和貿易保護主義對經濟的危害，這更堅定了人們對歐洲經濟一體化和自由貿易的需求。

在以上的種種背景之下，馬歇爾計劃——一個旨在幫助美國的歐洲盟國恢復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遭受毀壞的經濟、同時遏制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的進一步擴張的計劃，就正式出爐了。它的官方名字是“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ERP)〕。因其主要提出者時任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而得名。事實上真正策劃該計劃的是美國國務院的眾多官員，特別是威廉·克萊頓（William L. Clayton）和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由於官方出台相關政策的前景尚不明朗，早先公眾關於重建需要的討論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直到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的歷史性演講發表之後，所有的疑問才得以煙消雲散。而這一講話的發表也標誌著馬歇爾計劃的正式拍板。

馬歇爾是在1947年6月5日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這一演講的。他站在哈佛園（Harvard Yard）紀念教堂的台階上，宣告美國已為幫助歐洲復興作好了準備。這篇由查爾斯·博倫（Charles Bohlen）起草的演講詞中沒有提及任何的細節和數據。號召歐洲人團結起來、共同規劃一個他們自己的重建歐洲計劃，然後，由美國為這一計劃提供資金才是這一演講中最為關鍵的部分。美國政府估計這一計劃不會得到美國民眾的歡迎，且考慮到這次演講主要針對的聽眾是歐洲人。因此，為了避免美國報紙對演講的關注，演講現場特意沒有邀請任何美國記者，而且杜魯門還特意於同日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以轉移國內媒體的注意力。

而相映成趣的是，艾奇遜當天卻四處聯絡歐洲媒體報道此事，特別是英國媒體。英國廣播公司（BBC）還全文播送了這篇演講。

時任英國外務大臣厄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從廣播中聽到了馬歇爾的演講后，立即與時任法國外交部長喬治·比多（Georges Bidault）取得了聯繫。兩人交換了歐洲方面對於美國提出對歐洲進行援助的看法，並準備給予官方答覆。兩國外長同時一致認為有必要邀請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盟國蘇聯參與該計劃。由於直接拒絕蘇聯參加援助計劃意味著對盟友的公開不信任，因此馬歇爾在他的演講中還是十分坦誠地歡迎蘇聯參與馬歇爾計劃以接受美國的援助。事實上，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心裡很清楚，斯大林根本不可能會同意參與該計劃，同時，美國國會也不會批准一個含有巨額對蘇援助的計劃。

一開始，斯大林對援助計劃曾表現出“謹慎的興趣”。因為他認為蘇聯在戰後處於非常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因此，即使接受有條件的援助也未嘗不可。於是，他派遣蘇聯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到巴黎與英、法兩國外長會談。此時英、法兩國已經領會到了美國不希望蘇聯加入援助計劃的真實意圖。因此，他們提出了許多令蘇聯無法接受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任何接受援助的國家將不可避免地喪失一部分經濟主權，這讓蘇聯根本無法接受。同時，英法兩國外長還堅持被援助國必須附帶參與歐洲統一市場的建設，而這明顯和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格格不入。最終莫洛托夫拒絕了援助計劃，離開了巴黎。

然後，一次規模更大的會議在巴黎召開。這個會議幾乎邀請了當時歐洲的所有國家，除了西班牙（因為該國在二戰時雖然維持了表面上的中立，但他事實上卻執行了一條親法西斯的路線）以及安道爾、聖馬利諾和列支敦斯登等袖珍國。蘇聯在接到邀請之前就已經表示將否決該計劃，而正在形成中的東歐集團成員國也緊隨其後，最後僅有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表示願意參加該會議。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長揚·馬薩里克（Jan Masaryk）因支持本國參與馬歇爾計劃，後來被召入莫斯科遭到斯大林的怒聲斥責，這被認為是蘇聯欲開始加強對東歐的全面控制的一個明顯信號。斯大林認為該計劃的簽署會嚴重威脅到蘇聯對於東歐的控制，並且相信西方國家將利用這次機會，以經濟一體化令這些國家脫離蘇聯剛剛建立起來的對該地區的影響和控制。美國也認識到了這點，因此他亦樂見東歐國家參與其經濟援助計劃，以抵抗蘇聯的影響力。因此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代表團被蘇聯阻止前往巴黎參加會議時，其它的東歐國家也就很知趣地拒絕了美國的援助。芬蘭為了避免與鄰邦蘇聯形成過於對立的兩國關係，也拒絕參與該計劃。不久，蘇聯就出爐了馬歇爾計劃在東歐地區的“替代計劃”，該計劃主要包括了對東歐國家的經濟援助以及發展東歐國家對蘇聯的貿易——這就是著名的莫洛托夫計劃（Molotov Plan），也就是後來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的雛形。

要把計劃從簽字變成現實，不僅需要各個參與國家的協商，還需要得到美國國會的批准。因此，十六個參與國家代表齊聚巴黎，商討未來美國援助的形式以及分配問題。由於這一問題與各國自身利益息息相關，整個談判顯得極其冗長而複雜。法國最主要的考慮是不讓德國恢復其戰前的強大實力。而對比荷盧三國來說，雖然他們也曾遭受納粹的侵略，但考慮到自身與德國經濟聯繫的緊密程度，他們還是希望通過推動德國的復興來促進自身的經濟繁榮與發展。而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特別是瑞典，則始終堅持兩點原則。其一是他們與東方陣營各國長期存在的貿易聯繫不應遭到中斷；其二則是其中立不能被侵犯。英國則堅持認為，考慮到其自身的特殊情況，她不能僅僅滿足於與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獲得相等的援助，因為這些份額的援助對英國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實質作用。美國則一方面極力倡導自由貿易原則，另一方面又要求歐洲團結起來，築成反對共產主義的堡壘。杜魯門政府的代表威廉·克萊頓向歐洲各國承諾，他們能夠自己自由地組織計劃，然而他又提醒歐洲人，如果要讓計劃付諸實施，那麼就必須通過美國國會這一關。而在此時，國會中的大多數議員雖然贊同自由貿易和歐洲一體化這兩大原則，但他們又對在德國身上投入太多美元猶豫不決。

在各方達成一致之後，歐洲各國將擬定的重建計劃草案遞交給了華盛頓。在這份草案中，歐洲方面提出的援助總額是220億美元。在杜魯門將其削減到170億美元之後，該草案被提交給國會批准。這份草案在國會內部遭遇了激烈的反對。反對者主要是一些共和黨議員，他們大多鼓吹孤立主義政策，且對政府的大額開支非常厭煩。他們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A. Taft）。而在左派方面，該議案也受到了以亨利·華萊士為代表的議員的堅決抵制。華萊士認為，這一計劃是既是對美國的商品輸出資本的極大補助，又是加速世界分化為東西兩極的催化劑。然而當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二月革命（捷共完全控制政權）以後，所有的反對聲浪都迅速平息了下來。隨後不久，在兩黨的合力支持之下，國會通過了一個包括最初的50億美元援助在內的政府支出議案。而在最後通過國會批准的計劃中，共包含的援助數額為135億美元，為期四年。

1948年4月3日，杜魯門簽署了馬歇爾計劃，同時他還批准設立了經濟合作總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ECA”）來負責這一計劃的實施。這一機構的領導者是保羅·霍夫曼（Paul G. Hoffman）。就在同年，計劃的各個參加國（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法國、西德、英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瑞典、瑞士、土耳其和美國）又簽署了一項協定，決定建立一個地位與經濟合作總署並列的機構，即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這一組織後來又改名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它的第一任負責人是法國人羅貝爾·馬若蘭（Robert Marjolin）。

一批實質性的援助在1947年1月交付，目的地是希臘和土耳其。這不僅是因為那裡被視作抵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前線，還因為這兩個國家已經從杜魯門主義中受益，獲得了相當數量的前期援助。起初，向這兩個國家的反共力量提供援助的是英國。但由於其自身的經濟情況此時已相當糟糕，難以堅持下去，於是英國請求美國來繼續承擔這一責任。

馬歇爾計劃全文的第一頁　1948年7月，經濟合作總署開始進入正式運作。同年，這一組織發布了它的使命聲明（mission statement），內容包括：推進歐洲經濟進步、促進歐洲生產發展、為歐洲各國貨幣發行提供支持以及推動國際貿易（特別是與美國，因為其經濟利益需要歐洲足夠富裕，以有足夠的市場容量以輸入美國商品）。而經濟合作總署（以及馬歇爾計劃）的另外一個沒有被官方承認過的目標，則是對蘇聯勢力在歐洲不斷擴張的影響進行遏制，特別針對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勢力的增長。

馬歇爾計劃涉及的資金通常都先交付給歐洲各國的政府。所有資金由所在國政府和經濟合作總署共同管理。每個參與國的首都都會駐有一名經濟合作總署的特使。這一職位一般都由一位有一定聲望的美國籍商界人士出任。他們的職責就是在計劃實施過程中提出建議。經濟合作總署不僅鼓勵各方在援助資金的分配上進行合作，還組織由政府、工商業界以及勞工領袖組成的磋商小組，對經濟情況進行評估，同時決定援助資金的具體流向。

歐洲人將大多數來自於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資金用於輸入美國生產的商品。歐洲國家在二戰中幾乎消耗光了他們的所有外匯儲備，因此馬歇爾計劃帶來的援助幾乎是他們從國外進口商品的唯一外匯來源。在計劃實行的初期，歐洲國家將援助大多用於進口急需的生活必需品，例如食品和燃料，但隨後大宗進口的方向又轉向了他們最初也需要的用於重建的原料和產品。而隨後的幾年內，在來自美國國會的壓力以及朝鮮戰爭爆發的雙重逼迫下，美國還是投入了大量資金用於重建歐洲各國的軍備，且這一數字逐年增長。據統計，截止1951年中期，在提供的共130億美元援助資金中，有34億美元用於輸入原料和半製成品、32億美元用於購買糧食、飼料以及肥料等、19億美元用於進口機器、車輛和重型設備等重工業品，還有16億美元用於輸入燃料。

同時設立的還有對應基金（counterpart fund），這一項目的作用是將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資金轉換成為由當地貨幣構成的資金。按經濟合作總署的章程規定，不少於60%的基金數目應用於製造業的投資。這一點在德國最為突出。在當地政府的調控下，這部分基金大多用於向私人企業貸款，從而使它們在推動重建進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這筆基金在德國的再工業化過程中也起了核心作用。以1949~50年為例，德國採煤業投資總額的40%是由這個基金提供的。對貸款的企業來說，他們須按期償還貸款。而在償還后，這部分資金又會很快被再次貸出。在當時，這一過程是假借德國國有銀行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的名義進行的。這一基金後來轉由德國聯邦經濟部（Federal Economics Ministry）管理。到1971年，其數目仍有100億西德馬克。而在1997年，這個數字已經達到了230億德國馬克了。通過這一循環信貸系統，截至1995年底，這一基金中已有大約1400億德國馬克的資金以低息貸款的形式貸給了眾多德國公民。而剩下的40%對應基金則用於償還外債、穩定貨幣以及投資非工業項目。法國對對應基金的使用最為廣泛。他們主要將這筆資金用於抵消財政預算赤字。不僅在法國，其實在大多數其他參與國家內部，對應基金中的款項大多被作為政府的一般收入，而不是像德國一樣用於反覆循環的對民間貸款。

另一個花費更少、但同樣有效的計劃是同樣由經濟合作總署主導的技術援助計劃（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這個計劃資助歐洲的技術人員和企業家參觀訪問美國的廠礦企業，以使他們能夠將美國的先進經驗和制度應用於本國。同時，也有成百上千的美國技術人員在這一計劃的幫助下，作為技術顧問前往歐洲。

馬歇爾計劃分配給各參與國家的援助數額大致是按照人口數量分配的。而幾個大工業國獲得的援助則相對較多，比較普遍的意見認為他們的復興對整個歐洲的經濟恢復起著關鍵的作用。同時相比曾成為軸心國的國家以及中立國，美國對盟國的人均援助數量也要相對多一些。下表顯示了馬歇爾計劃每年提供給各國的具體援助數額（單位：億美元）。關於援助的具體數目，學界至今意見不一。學者們爭論的焦點集中在當時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援助中的哪些部分屬於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按原定計劃於1951年如期終止。此後，因美國介入韓戰並面臨日益增長的軍備開支，試圖延續馬歇爾計劃的努力都未能成功。一直對該計劃持反對意見的共和黨在1950年的國會選舉中獲得了更多的席位，保守的反對派也開始抬頭，這樣，馬歇爾計劃即在1951年宣告結束，但此後美國對歐洲國家的其它形式的援助卻始終沒有停止過。

1948年至1952年是歐洲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工業生產增長了35%，農業生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戰前的水平。戰後前幾年的貧窮和飢餓已不復存在，西歐經濟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空前發展。當歷史學家研究這些成就到底是否或者有多少應該歸功於馬歇爾計劃至今尚存爭論，多數認為這樣的經濟奇迹並非只是馬歇爾計劃的功勞，因為跡象表明當時歐洲已經露出了的經濟復甦的兆頭。人們普遍認為馬歇爾計劃加速了西歐經濟的發展，但並非啟動了歐洲經濟的騰飛。

馬歇爾計劃的政治影響亦不亞於其經濟影響。該計劃的實施使西歐從戰後初期的財政拮据及由物資緊缺而引發的限量配給的局面中擺脫出來，減少了人們對於政府的不滿，穩定了政治局勢。儘管一些國家（如法國）的政權起初投向美國陣營的行為引起了該國共產黨的強烈不滿，不過當隨後到來的馬歇爾計劃實施並顯現出其作用之後，西歐共產黨的勢力便迅速衰弱，其影響力已經不可與先前相比。由馬歇爾計劃催生的美國和西歐之間的貿易關係也鞏固並推進了北大西洋同盟，並使之持續到冷戰終結。同時東歐國家拒絕參與該計劃，被認為是宣告戰後歐洲分裂的最重要的徵兆之一。因此有學者認為，從東西方關係的角度來看，“馬歇爾計劃是走向冷戰的最後一步”。

馬歇爾計劃被認為有力地促進了歐洲的一體化進程，馬歇爾計劃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戰後美國和西歐的領導人普遍認為歐洲一體化可以長久地確保歐洲的和平與繁榮。因此他們希望通過馬歇爾計劃引導催生歐洲的一體化進程。但是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它並未起到這一作用——事實上歐洲經濟聯合體（“歐洲經濟聯合體”（OEEC）為後來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前身）的實際活動從未有超出過經濟領域。反而是歐洲煤鋼聯營（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雖然他沒有包括當時西歐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的英國——最終演變成為了歐洲聯盟。歐洲經濟聯合體最多只是為後來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立和運轉提供了一個參考與借鑒的平台。馬歇爾計劃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一起，在無形中促進了西歐地區自由貿易。

雖然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對於馬歇爾計劃正面作用不應過分誇大，但該計劃的總體效果還是被絕大多數人所認同。人們認為通過一個類似的計劃還可以幫助世界上更多的地區。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后，一些人建議通過實施“東歐的馬歇爾計劃”來幫助這個地區實現復甦。也有一些人建議通過和馬歇爾計劃類似的計劃來促進非洲大陸的發展。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甚至曾提出過一個“全球性的馬歇爾計劃”（類似於馬歇爾計劃的用於幫助世界其他地區發展的建議一直沒有間斷過。舉例來說，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和其內閣的財政大臣戈登·布朗就將他們制訂的援助非洲計劃稱為“非洲馬歇爾計劃”。在冷戰結束之後，也有不少人認為東歐也需要一個類似的重建計劃。）

歐洲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在分配款項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此外這一組織還負責管理各國的商品流動。美國方面的供貨商的貨款由買家所在國的歐洲復興計劃基金（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Funds）用美元支付。不過歐洲的進口商並不無償獲得這些商品，他們還是要以當地貨幣支付貨款（雖然這不必立即付清，可以採用信用支付等形式）。這筆款項隨後就會被馬歇爾計劃的各參與國投入本國的對應基金，以供政府實施其進一步的投資計劃。

其實自從計劃一開始，馬歇爾計劃的絕大多數參與國政府就已明白，他們永遠不用向美國歸還這筆對應基金的款項。最終這筆款項餘額大多被編入本國的財政預算，然後從此“消失”。不過德國卻是一個例外。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一開始美國便規定德國必須在日後歸還所有援助款項。不過在簽訂1953年的倫敦債務協定（London Debts Agreement）之後，德國須償還的援助金額已被削減到了10億美元。自1951年7月1日之後，德國從馬歇爾計劃中獲得的援助共摺合2.7億美元，而他們只需向華盛頓的美國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償還其中的1690萬美元。事實上，在1953年之前德國政府都不清楚他們需要向美國償還多少數目的款項。他們強調援助資金只以生息貸款（interest-bearing loans）的形式進入民間，因此，能夠保證資產只增長而不縮水。同時，作為貸款方的銀行要負責監察整個貸款程序。而這些來自於馬歇爾計劃的貸款主要用於資助中小企業。直到1971年6月，聯邦德國政府終於以分期形式向美國償還完畢了最後一筆援助債務。與其它國家不同的是，用於償還債務的資金並不來自於本國的歐洲復興計劃基金，而是由聯邦德國中央政府預算專門撥款。

很多在二戰中遭受很大破壞的地區並沒有從馬歇爾計劃中受益。西歐主要國家中唯一一個沒有參與該計劃的就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在二戰後，該國仍然繼續著其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同時嚴格控制貨幣發行、堅持配額制度。而這些政策並沒有使西班牙的經濟有太多起色。隨著冷戰的進一步深入，美國開始重新考慮西班牙在其戰略體系中的地位。終於在1951年，美國將西班牙接納為它的盟國。而在之後的十餘年裡，西班牙也確實從美國處得到了頗為可觀的援助，但這還是無法與其他那些參與了馬歇爾計劃的鄰國得到的大量美元相提並論。

雖然蘇聯的歐洲部分在戰爭中遭受了與其他歐洲參戰國一樣嚴重的破壞，但是其亞洲部分卻沒有受到什麼損失，反而借戰爭的機會快速實現了工業化。蘇聯還向其勢力範圍內的前軸心國索取了大量戰爭賠款。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東德被迫支付了大筆賠款，其中尤以東德的賠款數量最多。這些國家同時還要為蘇聯提供大量原料和工業品。這些賠償為蘇聯帶來的收益絕不亞於那些參與馬歇爾計劃的國家從計劃中獲得的利益。

蘇聯在東歐建立的馬歇爾計劃的替代品——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由於本國的共產黨政府拒絕了來自西方的援助，東歐幾乎沒有從馬歇爾計劃中獲得任何好處，雖然蘇聯對他們的幫助也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為了抗衡馬歇爾計劃的影響，蘇聯建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但是比起美國人，蘇聯人顯然沒有那麼慷慨。反而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認為的一樣，經互會很大程度上是蘇聯從其衛星國掠奪原料的工具。因此相比較於西歐，東歐的經濟恢復速度明顯要慢上很多。有些人甚至認為在共產黨統治時期，這些國家的經濟從來就沒有完全恢復到戰前水平。這直接導致了東歐國家短缺經濟形成，同時也極大地拉大了東西方陣營間的財富鴻溝。不過東歐的極權國家能夠利用政權的力量強行實施配給制度以及財政緊縮政策，從而強制使一些資源向重建方向定向流動，這對西方國家而言是不可能的。不過在東歐國家中有一個例外——南斯拉夫。這個不屬於共產主義陣營的共產黨國家在這一時期從美國處獲得了一定數量的援助，但這些援助通常不被視作馬歇爾計劃的組成部分。

在戰爭中所受的破壞也相當嚴重。不過在戰後初期，從美國國會到普通民眾，對於日本遠沒有像他們對歐洲那麼有同情心。而且對美國來說，當時的日本並沒有太大戰略和經濟上的價值。因此美國沒有針對日本制定任何大規模的重建計劃，而日本在1950年之前的經濟恢復也比較緩慢。然而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之後，日本馬上成為了聯合國軍軍事行動的主要基地以及各種產品的重要來源。眾所周知的豐田汽車（Toyota）便是一個典型。在1950年6月，豐田的卡車產量總共只有300輛，幾乎到了關門歇業的邊緣。而戰爭的頭一個月，他們就接到了超過5000輛的軍事訂單，這直接使豐田公司起死回生。在朝鮮戰爭進行的三年時間裡，日本經濟從外部獲得了充分的注入資金，這要遠遠多於那些參與馬歇爾計劃的國家所獲得的援助資金數額。

則與美國比較類似——同樣在戰爭中沒有遭到多少破壞，且在1945年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不過與美國不同的是，與美國經濟相比，加拿大的經濟更加依賴於歐洲的貿易。因此在戰爭結束后，加拿大的經濟開始顯露出陷入困境的徵兆。於是在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了馬歇爾計劃的預備條款，規定允許撥出一部分援助資金，以用於從加拿大輸入商品。這一新的補充條款確保了加拿大經濟的健康運行。僅在這之後的兩年時間裡，加拿大就從中獲得了超過十億美元的收益。

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馬歇爾計劃被當作了幫助加勒比海地區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發展經濟的模板。甚至在幫助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的過程中，都看得到它的影子。然而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類似於馬歇爾計劃的措施並不適用於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首先他們指出，馬歇爾計劃之所以能夠在歐洲取得顯著成效，是因為歐洲本身經濟發展程度就比較高，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即使他們受到了戰爭的破壞，這些國家依然擁有比較完整的基礎設施，以及有較高的文化和技術素質的勞動力。而第三世界國家則普遍不具備以上條件。其次，美國在對第三世界的援助中遠沒有當時對歐洲那麼慷慨，這也是這些後來的疑似馬歇爾計劃受人詬病最多的地方。

早期研究馬歇爾計劃的學者大多把它看作美國式慷慨的又一成功範例。而對馬歇爾計劃的批評大多來自於受1960年代到1970年代間的修正主義學派影響的歷史學家。他們認為馬歇爾計劃是美國經濟帝國主義的表現。美國企圖通過這一計劃全方位控制西歐，正如蘇聯控制東歐一樣。美國還試圖利用馬歇爾計劃實現其地緣政治目標，因此這絕不是什麼慷慨。

而其他一些歷史學家所強調的則是此計劃給美國帶來的經濟利益。正是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給歐洲造成的破壞，才使美國的工業和農業佔據了世界領先地位。從中成長起來的眾多美國私人企業需要在貿易自由政策下開闢的新市場來獲得利潤。雖然此時的歐洲重建也正需要來自美國的產品，但還沒有從二戰的陰影中走出的歐洲人沒有足夠的美元來進口這些必需物資。這體現了一個基本的經濟問題——歐洲的資本主義本質上正為美元荒（dollar shortage）所困擾。而美國卻積聚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其龐大的儲備也在不斷增長。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的信貸機制已完全無法應付西歐的大額貿易赤字。前者只能夠通過一些數目不是很大的貸款，幫助歐洲解決短期內的赤字問題。至於重要的財政和重建問題，他們就無能為力了。因此美國就開始通過多種途徑向歐洲提供所謂的“美元信貸”（dollar credits），來幫助歐洲解決這些問題。而馬歇爾計劃正是這眾多途徑之一。

到了1980年代，又有一種新的觀點認為，馬歇爾計劃並不像人們之前所認為的那樣在歐洲的復興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第一個提出這一觀點的是經濟歷史學家艾倫·米爾沃德（Alan S. Milward）。德國歷史學家格爾德·哈達赫（Gerd Hardach）在他1994年出版的著作《馬歇爾計劃》（Der Marshall Plan）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這些歷史學家指出，早在美國的大規模援助到達之前，許多歐洲國家就已經轉入了經濟增長階段。而且一些接受援助較少的國家，其發展速度反而更快一些。雖然馬歇爾計劃確實減輕了歐洲重建過程中的許多困難，並對一些關鍵部門的恢復起了重要作用，但總體來說，歐洲在戰後低谷之後的經濟增長與馬歇爾計劃的聯繫並不是很密切。此外也有不少歐洲的社會主義者認為，由於許多歐洲富人在二戰期間把他們的資金轉移到了安全的美國，歐洲各國政府完全可以通過把他們手中的企業股份收歸國有來獲得數目同樣可觀的重建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