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事件
5·29反革命暴亂事件
伊塔事件,又稱“5·29反革命暴亂事件”。發生在1962年的初夏,是指中國新疆約有6.1萬中國公民,通過以伊犁的霍爾果斯口岸和塔城的巴克圖口岸為主的幾個重要邊境口岸,集體非法越境前往鄰國蘇聯的叛國事件。
此事件導致伊犁草原,阿爾泰草原等新疆邊境地區人口銳減,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自此時起開始進駐邊境農莊和牧場從事生產活動,並隨後在中蘇邊境建立了一帶國營農場,將其作為國防屏障。事件發生后,中蘇關係更加惡化,新疆境內的俄羅斯族受到排斥。發生的原因較為複雜,有中國經濟困難,蘇聯方面鼓動的現實原因,也有積累的歷史原因。
1871年,沙皇俄國出兵侵佔整個伊犁,直至《伊犁條約》簽署伊犁復歸中國后,俄國仍鼓動搶掠伊犁人民至俄境內。十月革命爆發后,沙皇政府又從中亞強征哈薩克牧民奔赴前線作戰,使得當地民眾起義,被鎮壓后的當地民眾有很大部分逃亡新疆境內。
1932年至1938年,由於日本對蘇聯存在的野心使得斯大林排斥亞裔人,將約一萬名華僑遣返至塔城地區。
親蘇的盛世才自1934年起長期執政新疆,保持了蘇聯在新疆的強力影響。二戰使得蘇聯人口損失嚴重,急需人口的蘇聯決定從中國各地補充公民。除威逼東北、上海、天津等地的白俄僑民外,蘇聯將爭取僑民的重點集中在新疆,並利誘哈薩克、維吾爾和塔塔爾等中亞族人加入蘇聯國籍。前往蘇聯境內的新蘇僑,則成為了情報網中的一部分人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由於中亞語言翻譯奇缺以及出於對蘇聯的充分信任,新疆的部分民族學校甚至直接採用蘇聯的相應語言課本進行教學,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青少年國家認同感的混亂或缺失。
蘇聯中亞地區的地方政府官員也常常以探親等理由企圖向蘇聯輸入勞動力,如1956年吉爾吉斯某集體農莊黨委書記曾企圖帶走280戶柯爾克孜族牧民前往蘇聯未遂,而蘇聯籍的新疆政協處長鐵衣甫阿吉,甚至曾被哈薩克黨中央書記日甫由夫接見並諾以高位,帶走了伊寧縣哈西鄉462戶人家。
1957年中國發起了“反右傾”運動,大量蘇聯歸國華僑被誣為“右派”並遭受不公正待遇。
1960年2月,蘇聯邊防軍佔領了中蘇交界的額爾古納河上屬於內蒙管轄的克魯赤納島,4月蘇聯邊防人員又在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驅趕中國牧民,並綁架中方人員。中方保持克制並試圖修復與蘇聯關係無果,雙方互信度進一步下降。
蘇聯的哈薩克廣播電台用哈薩克語和吉爾吉斯語播送對蘇聯的讚美和對中國的詆毀,對新疆境內人民進行滲透。
在新疆的蘇聯協會通常向當地居民越權發放非法“僑民證”或“護照”。祖農·太也夫(維吾爾族)和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爾族)兩位少將,在事件發生前也起到了較大的作用。他們煽動當地居民前往蘇聯協會領取非法“蘇僑證”,並意圖以此作為根據前往蘇聯地區。
伊塔事件
馬爾果夫少將在蘇聯接待了非法越境的中國公民。直至5月31日,蘇聯當局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才封閉了伊犁、塔城部分地區的邊境。
在新疆各邊境地區中,塔城地區的逃離者最多,共外逃4萬多人,並帶走牲畜22萬頭,使得40多萬畝農田未能播種。許多公社、農場及其下轄的基層組織一時陷於解體。伊犁州下直屬縣、市也有1.6萬多人越境,僅霍城縣就達1.4萬餘人,使霍城縣經濟損失達978.9萬元。
大批農牧民離開邊境地區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始進駐,稱為“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後來,在發現通過外交努力遣返外逃人員無望的情況下,新成立了邊境團場並劃定了邊境帶,“三代”人員就留在當地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和守衛邊疆。為穩定新疆局勢,防止蘇聯的滲透、破壞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事件發生后,蘇聯利用逃蘇華僑向新疆繼續郵寄包裹,宣傳其發達的物質文明。然而實際上,前往蘇聯的中國公民生活得並不愜意,某些人甚至被強制放牧。蘇聯對新疆的外逃人員進行了安撫,並試圖遣返部分人員但遭到中方拒絕。1990年代蘇聯解體后,當年逃蘇的部分人企圖返華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