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祿

朱仲祿 男，1922年2月22日出生於青海省同仁縣保安村。1950年考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曾任西北歌舞團、甘肅民族歌舞團獨唱演員、中國音樂家協會青海分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民間歌手，已退休。自幼喜愛“花兒”。發表有《花兒的創新與破格》、《花兒演唱風格的探討》、《花兒演唱技巧的探索》等論文10多篇和《傳統花兒白首》。中國唱片社灌其演唱的花兒唱片花兒磁帶6盒。整理出版有民歌集《花兒選》（西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被譽為“花兒王”。 2007年12月22日14時10分在青海省西寧市逝世，享年86歲。

1953年後歷任西北歌舞團、甘肅民族歌舞團獨唱演員，青海省群眾藝術館創作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青海分會副主席，青海省“花兒”學術研究會會長。以演唱“花兒”著稱。著有《花兒選》。

2007年12月22日下午2：10，一代花兒王朱仲祿在青海西寧家中去世。85歲的花兒王朱仲祿走了，他所代表的一個時代也結束。

1922年生於青海省同仁縣，老一輩河湟花兒歌唱藝術家，人稱“花兒王”。五十年代初隨西北各民族參觀團到北京參加首屆國慶各民族大聯歡，會上他演唱了花兒“河州大令”《上去高山望平川》，后又參加第一屆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會演，演唱了花兒以及酒麴《尕老漢》，獲得極大成功。之後，朱仲祿走上了專業演唱花兒的藝術之路，先後在西北文工團、山西歌舞劇院、甘肅民族歌舞團等單位工作。1961年，他被邀請到上海中國聲樂研究所學習深造，接觸學習了西洋科學發聲方法，豐富了自己的演唱表現力，在藝術上更趨成熟。“文革”期間，“花兒”遭到禁止，朱仲祿在受到批鬥后被遣返青海監督改造。1978年平反后被安排到青海省群眾藝術館工作。1986年甘肅音像出版社為他出版了《朱仲祿演唱專輯》、《尕妹給了我半個心》等四盤花兒錄音帶。朱仲祿自幼學唱花兒，博採眾長，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風格，他的聲音明亮挺拔，剛柔相濟，韻味地道，歌聲山野氣息濃厚，給人以天高氣朗的高原感受。

“花兒”本是心上的話

2007年12月27日上午，記者來到西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專門採訪了音樂學院院長張君仁先生。張先生自2000年以來就致力於對朱仲祿的研究，也是朱仲祿先生的最後一個弟子，曾撰寫了《“花兒”王朱仲祿——人類學情境中的民間歌手》一書（這也是他的博士畢業論文）。他給我講述了他所知道的朱仲祿先生的往事。他認為，朱仲祿是群眾所公認的“花兒”王，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花兒”藝術的傑出代表。

朱仲祿，1922年生於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保安鎮永安村。朱仲祿的祖父朱成林出生在甘肅河州大北源朱家破，清末同治年間的戰亂中逃亡到青海同仁，當時年僅13歲。

同仁位於青藏高原的邊緣。是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接壤的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碰撞交流之地，也是“花兒”音樂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

張君仁先生介紹：有三個人對朱仲祿的影響最大，首當其衝的就是朱仲祿的父親朱端。朱端不僅擅長祖傳的皮匠手藝，而且也是唱“花兒”的高手。張君仁先生說：“朱仲祿的父親每每外出，都要將尕成娃（朱仲祿小名）帶在身邊，這便使他從小就接觸了”花兒“，使得他對”花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朱端教給朱仲祿的第一首歌就是河州大令《上去個高山望平川》。”

在永安村還有一個唱“花兒”的高手人稱百歌阿爺，此人姓王，唱的“花兒”多且好聽，不少研究朱仲祿的人都把他稱之為王百歌。還有一個民間藝人瞎佛保，這位瞎佛保走南闖北，見多識廣，跟著他朱仲祿的視野得到了極大的開拓。跟著這些民間藝人他唱“花兒”的水平迅速提高，少年時，就成為名揚四鄉八里的“花兒”把勢。朱仲祿在12歲左右時上了村裡的小學，幾年後朱仲祿以作文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同仁縣辦學堂，一年多后，又考入了青海西寧的崑崙中學。朱仲祿在這所中學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認識了在學校擔任音樂教師的王洛賓。在崑崙中學朱仲祿創作了不少詩歌和小品，也填了一些“花兒”詞。

張君仁先生認為：朱仲祿之所以能被稱為“花兒”王，與他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密不可分，這得益於在崑崙中學的學習。

一曲高歌天下聞

1949年9月，西寧解放后不久，朱仲祿報名考入了中國人民革命大學三分部（簡稱革命三部），這是一個專門為培養少數民族幹部而成立的速成機構，設在鄧家花園。1950年8月，他們這一期革大學員就要畢業了。在畢業晚會上，朱仲祿大展歌喉。他的歌聲引起了參加畢業晚會的“西北文協採風團”成員音樂家關鶴岩、陳川靜等人的興趣。在他們的幫助引導下，朱仲祿對“花兒”這一民間藝術有了全新的認識。在這之前的1949年10月，朱仲祿就已被剛剛成立的甘肅人民廣播電台邀請去進行直播演唱。這是“花兒”第一次通過電波傳向外面的世界。

“他不僅是一個好唱家，而且也是一個好作者和研究者。在他的一生中，正式發表於各種刊物的論文，評論至少在150篇以上。像朱仲祿這樣集演唱、創作、研究於一身的三棲‘花兒’藝人，在‘花兒’藝術史上前所未有。”

實際上，在接下來的歲月里，他創造了多個“花兒”之最：

1950年國慶，朱仲祿在北京先農壇舉行的“各民族大團結聯歡會”上，唱了他新編的青海“花兒”《毛主席如咱親爹娘》，第一次將“花兒”帶入了北京的正式場合。1952年，他為電影《太陽照亮了紅石溝》配唱了三首“花兒”，第一次讓“花兒”走上銀幕。

1953年，作為西北地區的代表，他將“花兒”唱進了中南海，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中國唱片出版社也發行了他演唱的“花兒”《上去個高山望平川》和酒麴《尕老漢》，這是“花兒”史上的第一張唱片，匯演后，他又在中央音樂學院講授了“花兒”，第一次將“花兒”帶進了高等學府。

1954年，他又選編了一本《花兒選》，這是中國出版史上的第二本與“花兒”有關的書。

1957年秋，朱仲祿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花兒與少年”受到了外國友人的讚賞，為祖國贏得了聲譽。在第11屆亞運會閉幕式上，“花兒與少年”大型歌舞又展現在億萬觀眾眼前，為國爭了光。

餘音繞梁成絕唱

張君仁認為，朱仲祿之所以能被稱為“花兒”王，與他所做的這些“花兒”之最的事密不可分，也和他對“花兒”進行的一系列整理工作密不可分。在關鶴岩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他對“花兒”中流傳最廣、變體最多、影響最大的《河州令》進行了分類。

這次分類，將《河州令》按照樂曲風格等進行了初步的類型劃分。在朱仲祿的建議下原來的長令《上去個高山望平川》被命名為《河州令》的同時，又把其他一些曲調分別劃分為《河州二令》、《河州三令》。在朱仲祿改編創作的眾多“花兒”曲調中《下四川》和《花兒與少年》最引人注目。

張君仁先生介紹說，《下四川》原是流行在甘肅東部及寧夏六盤山地區的一首山歌，1953年朱仲祿從甘肅禮縣採集到了這首山歌，當時原詞是這樣的：

“羊吃路邊的青草哩，我唱山歌調調哩，掌柜手拿菜刀哩，要宰我的羊羔哩。”

“這首歌經過朱仲祿先生的改編完全變了一個樣子，雖然旋律原曲調主題形成了常見的三段式結構，而歌詞則用河州‘花兒’的形式進行再創作，表現了全新的內容。”

1956年冬天，為了迎接即將舉行的全國專業音樂舞蹈匯演，朱仲祿又與作曲家呂冰、舞蹈家章新民等人創作了歌舞《花兒與少年》，這部抒情歌舞的基本素材取自於民間音樂。其中的舞蹈動作來自民間社火‘八大光棍，音樂則來自於民間小調《藍橋相會》、《四季調》和《五更調》三首歌曲。

“朱仲祿提供了上述音樂舞蹈、服裝、道具等素材，並以他最熟悉的河州’花兒‘格式編寫了歌詞，全曲中除了《四季歌》是由石殿烽配詞外，其餘大部都採取了河州’花兒‘的形式。”

如果沒有對甘青民間音樂、民俗文化的熟悉和了解，就不能提供適當的創作素材，對當時的西北歌舞團來說，沒有朱仲祿，也不會有今天的《花兒與少年》。

張君仁曾經多次採訪“花兒”王朱仲祿。他說：“朱仲祿不僅性格直爽，而且富有激情。我清楚地記得每次拜訪朱仲祿先生的情景，走路腰板挺直，說話直爽且嗓門很大，但這並不是耳朵不靈敏，而是性格決定的。尤其是富有激情，容易動感情，像所有的具有天賦的音樂家那樣，語言、演唱、手勢並用，講到感情激動時，往往聲淚俱下。”

從張先生處得知，2007年4月，中國唱片公司出版了朱仲祿生前的最後一張唱片《西北“花兒”王》，並獲得了中國“金唱片”獎，這張由張君仁博士選編並撰稿的唱片，是對朱仲祿先生一生“花兒”演唱事業的總結。

如今，一代“花兒”王遠離而去，留下的是響徹天地間的“花兒”曲調，遠遠的我們彷彿又聽到了他的歌聲：“哎吆吆……上去個高山望平川，平川里一朵白牡丹。”

父親朱端，擅長祖傳的皮匠手藝，而且也是唱“花兒”的高手。

2007年12月22日14時10分在青海省西寧市逝世，享年86歲。

曾任西北歌舞團、甘肅民族歌舞團獨唱演員、中國音樂家協會青海分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民間歌手，，青海省“花兒”學術研究會會長。

張君仁認為，朱仲祿之所以能被稱為花兒王，與他所做的這些花兒之最的事密不可分，也和他對花兒進行的一系列整理工作密不可分。在關鶴岩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他對花兒中流傳最廣、變體最多、影響最大的《河州令》進行了分類。

這次分類，將《河州令》按照樂曲風格等進行了初步的類型劃分。在朱仲祿的建議下原來的長令《上去個高山望平川》被命名為《河州大令》的同時，又把其他一些曲調分別劃分為《河州二令》、《河州三令》。在朱仲祿改編創作的眾多花兒曲調中《下四川》和《花兒與少年》最引人注目。1956年夏，為了參加“聶耳音樂周”的演出，朱仲祿和作曲家劉烽共同創作了大合唱《下四川》。

張君仁先生介紹說，《下四川》原是流行在甘肅東部及寧夏六盤山地區的一首山歌，1953年朱仲祿從甘肅禮縣採集到了這首山歌，當時原詞是這樣的：

“羊吃路邊的青草哩，我唱山歌調調哩，掌柜手拿菜刀哩，要宰我的羊羔哩。”

“這首歌經過朱仲祿先生的改編完全變了一個樣子，雖然旋律原曲調主題形成了常見的三段式結構，而歌詞則用河州花兒的形式進行再創作，表現了全新的內容：

”一溜溜山來兩溜溜山，三溜溜山，腳戶哥下了四川；今個牽來明個牽，天天牽，夜夜晚夕夢裡見……“這就是河州花兒中有名的《下四川令》。

朱仲祿是把花兒推向世界的功臣。在他70多年的花兒演唱生涯中，鮮花與掌聲相伴，牢獄與批鬥相連，是一個時代民間藝人的真實寫照，他見證了花兒由山溝走向世界的全過程。他創作的《花兒與少年》，《下四川》等曲調，至今，是花兒音樂中的經典作品。有人說，說到京劇人們就會想起梅蘭芳，說到豫劇人們就會想起常香玉，那麼要說到花兒就會想起朱仲祿，可見，朱仲祿對於花兒的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