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轉變

人口轉變理論為美國人口學家湯姆遜（U.S. Thom-son）於1929年首先提出，法國人口學家蘭德里（A.Landry）加以補充，后又為美國人口學家諾特斯坦（F.W.Notestein）全面發展為一套人口理論。其產生背景是為了對西歐、北美的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歷史過程加以描述和解釋，同時亦可用於對發展中國家人口發展趨勢的預測。

諾特斯坦的人口轉變過程有3類：潛在高增長型

死亡率高且波動是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同時生育率高且沒有下降的跡象；

轉變增長型

生育率、死亡率仍然較高，人口增長較快，但有充分跡象表明出生率趨於下降；

早期下降型

生育率已經或即將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

死亡率長期穩定地下降是人口轉變的動因；農業、工業和衛生革命，導致食物供應充足、生活水平和醫學健康水平提高，以及死亡率下降；人口高速增長階段是由於生育率上升和死亡率下降所致；生育率的最終下降是由於原促成高生育率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人口轉變理論自產生起受到不少褒貶，亦不斷發展，目前仍是風行西方的一種人口理論。

人口轉變的形式

據美國人口諮詢局《人口手冊》第四版：人口轉變指人口從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 的轉變。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使絕大多數人口在多數時間裡不致於增長過快。實際上，許多人口不僅沒有增長，而且當出生率不能抵消高死亡率對人口的作用時，人口還可能完全消亡。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營養狀況的改善，死亡率逐步下降。由於死亡率的下降多數先於出生率，轉型期中人口會快速增長。在歐洲和一些工業化國家，死亡率下降緩慢。另外一些國家在20世紀才開始人口轉變，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提高，這些國家的死亡率下降迅速，而出生率不象死亡率下降那麼迅猛，因此人口快速增長。

四個階段

人口轉變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芬蘭，這個國家經歷了人口轉變的四個階段。

高生育率模式假定到2050年總和生育率（每個婦女生育孩子的數目）將會降至2.5到2.6個孩子。在這個 前提下，2050年，世界人口將會增長到112億，2100年為175億，2150年為270億。

中等生育率模式假定2055年將會達到生育替代水平（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穩定在94億，2100年為104億，2150年為108億。在這個模式中，世界人口最終將於2200年固定在110億人以下。

低生育率模式假定總和生育率（每個婦女生育孩子的數目）最終固定在1.35到1.60之間。在這個前提下，2050年世界人口將增至77億，隨後開始下降，2100年降至56億，2150年最後降至36億。

註：這三種模式都沒有假定生育率保持現有水平。這些模式是以聯合國1998年2月公布的預測參數為基礎的。

四十六年前，毛澤東主席親自出面批判一位名叫馬寅初的經濟學家，原因是後者倡導限制人口的計劃生 育政策。但是，僅僅三年之後，雖然這位經濟學家的人口學思想並沒有被承認是正確的，計劃生育政策還是得到官方的倡導，直至後來中國學術界和政策界逐漸形成了共識——毛澤東錯了，而馬寅初是正確的。最近幾年，由於中國面對和即將面對的各種複雜的人口問題，這場近半個世紀之前的爭論再次進入高潮。

中國人口政策的形成和效果

雖然早在1960年代政府就提倡計劃生育，但是，具有標誌性的是於1980年，中共中央以一封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公開信的方式，正式頒布“一胎”政策。如果從那時算起，中國只用了2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許多發達國家用多得多的時間才完成的人口轉變。也就是說，繼1950年代完成了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長率階段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和高人口增長率階段的前半截轉變之後，中國從1980年到2000年大致完成了人口轉變的後半截，即轉變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長率的階段。

在中國完整地實現了人口轉變的標誌是：反映婦女終身生育水平的總和生育率從1957年的6下降到1980年的2.3，進而到1990年後期以來的1.7-1.8之間[i]。這個生育率遠遠低於不發達國家的水平，相當於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來，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低於1%，2004年不到6‰。一些城市更低，如北京只有0.7‰，上海則是零。

在很多年之中，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毛澤東錯誤地批判了馬寅初，以下認識廣為流傳。即認為人口的數量與自然資源、環境、就業機會以及社會保障覆蓋能力之間形成直接的矛盾。而實行一胎政策的初衷，便是通過抑制乃至減少人口數量，在計算人均資源擁有量、失業率、人均GDP等福利指標時，縮小人口分母。從這個意義上說，既然執行了20餘年的人口政策遏止住了人口的出生數量，似乎也就達到了目的。然而，恰恰在人口數量矛盾不那麼突出，而人口結構異常的現象顯露出來之後，關於如何評價計劃生育政策，以及這個政策是否應該維持下去等一系列問題的爭論才真正展開。

計劃生育政策的真正收益是什麼

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究竟具有怎樣的關係，一直是理論界爭論不休且無結論的話題。不同的理論模型支配著學者和政策制定人對人口增長的看法，從而導致不同的政策取向。雖然曠日持久的理論和政策爭論沒有結果，但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事實，卻經常與其中一種理論觀點產生矛盾[ii]。人口因素不啻一個經濟增長條件，但是，第一，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向是不確定的；第二，它的影響不是獨立的，往往與其他增長條件一道發揮作用，產生一種或正面、或負面的增強效果（Kelley，1988）。但是，這些研究通常把人口變化視為穩態的過程，僅僅關注人口數量或人口增長速度的變化，而忽略了人口轉變過程中年齡結構變化的作用。

通常，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由於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時間上具有繼起性，從而形成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高少年兒童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撫養比的特徵（Williamson, 1997）。在死亡率下降與出生率下降之間的時滯期間，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處於上升，需要撫養的少兒人口比率相應提高。再經過一個時間差，當嬰兒潮一代逐漸長大成人，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長率趨於降低，隨後逐漸開始人口老齡化。由此形成三個年齡結構階段。

在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的情況下，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也高。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恰好處於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階段上，並且能夠對這種優越條件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即人口紅利，並藉助於此創造經濟增長奇迹（Bloom et al.，2002）。

人口政策的副產品

隨著人口轉變的提早完成，有三個人口現象，無論其是不是這個轉變的直接後果，已經或者將會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按照一位美國腦庫學者的觀點，人口問題造成的後果，是2020年中國仍然會很窮的重要原因[iii]。

首先是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1953年為4.4%，1964年為3.6%，1982年為4.9%，1990年為5.6 %，2000年上升到7.0%。2004年的人口抽樣調查表明這個比例已經達到8.58%。中國老齡化的一個特點其在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條件下，達到較高的老年人口比例。中國目前老齡化水平大體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國民總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另一個特點是，老齡化與養老保障制度轉變同時發生，歷史欠賬形成沉重的轉軌成本。

其次是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將會提前發生。按照聯合國中方案人口預測，從2015年開始，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在達到10億之後，絕對數量就從提高的趨勢轉而逐年減少。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快速下降，則已經開始。今後20-30年期間，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將逐漸減慢，不僅低於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於北美髮達國家。既然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增長奇迹很大部分得益於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逐漸的短缺則意味著增長源泉的式微。

第三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出生性別比，是指每百名出生女嬰對應的出生男嬰數。從生物學上，這個比例在103-107之間比較正常。我們觀察0-4歲人口組的性別比可見，1990年為110，2000年為120，2004年進一步提高到123。關於這種不平衡的性別比有兩個觀點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是這個現象是否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二是這種失調的嬰兒性別比是否會造成未來婚姻市場的擠壓[iv]。不管上述觀點孰是孰非，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歧視，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造成的老人對男孩的依賴性，是生育行為中男孩偏好從而性別比失調的根本原因。

政策討論和政策趨勢預測

理論上，一些學者反思了毛澤東與馬寅初的爭論，認為馬寅初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對人口發展的規律並不熟悉。僅僅依賴對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數字的表面觀察，就匆忙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建議，是失當的。由於經濟恢復、人民生活以及營養、衛生狀況迅速改善，死亡率相應大幅度下降，在出生率尚未做出反應的情況下，人口增長率在1950年代的大多數年份超過20%。但是，如果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進步速度得以保持，出生率的調整可以在沒有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條件下，把人口增長率降低下來。

實際上，在經歷了1960年代初農業危機和飢謹，以及1960年代中後期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衝擊之後，在死亡率繼續降低的同時，出生率下降導致人口增長率大幅度下降，在1970年代計劃生育尚未嚴格實行的十年中，人口增長率從26%下降到12%。與此同時，總和生育率也分別從1950-1955年的6.24、1960-1965年的5.93和1965-1970年的5.99，下降到1975-1980年的2.9。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所發現的，家庭對他們生活條件的變化反應比較敏感，早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前，就明顯地減少了想要的和實際生育孩子的數量。

從政策上，雖然還有一些學者，以及更多的官員，認為現行政策仍然需要堅持，以鞏固已經取得的成果，但是，相當多的學者甚至一些官員認為，“一胎制”作為一種過渡性政策，已經把它預期的作用發揮出來，現在已經到了可以做出調整的時候。實際上，政策微調已經以漸進的方式開始進行。例如，由於計劃生育法將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權利賦予了地方政府，絕大多數城市已經允許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育第二胎，這樣，一方面兌現了政府把一胎製作為一代人政策的承諾，另一方面也部分地解決了未來人口萎縮的問題；那些人口增長過於緩慢的地方政府，則在此之外進一步放寬了允許生育第二胎的條件，也可以部分地起到未雨綢繆的作用。而從總體政策走向看，是否允許生育二胎只是個時間和方式問題。

中國老齡化

無論如何衡量，中國正在降臨的老齡化浪潮的規模都是驚人的。

2005年，在中國，相對於每100名適齡工作成年人，僅有16名老人。這一贍養比到2025年將會提高一倍達到32，到2050年再翻一番達到64。到本世紀20年代中期，中國人口每年將增加1000萬老人，同時每年將會失去700萬適齡工作人口。到2050年，將有4.38億中國人年齡為60歲及以上，其中1.03億人將為80歲及以上的耄耆。

環顧世界，多數國家的人口在老化。但是，中國的老齡化浪潮顯得比較棘手。

中國可能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在歷史上大多數時間內它是一個人口年輕的社會。近至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人的平均年齡為20歲。這意味著半數的人口是幼兒或青少年。老年人僅占人口的7%，自古以來都是如此。

出生率下降和壽命延長

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一個意義深遠的人口轉變蓄勢待發。這迅速導致了中國人口的急劇轉變。這種轉變是由兩個基本原因造成的：出生率下降和壽命延長。

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國的出生率——也就是每位婦女生育嬰兒的平均數——仍然達6.0。然而，到上世紀90年代早期時，迅速下降到1.8，並持續到今天。與此同時，改善的營養、衛生和醫療保健條件讓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人口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已經提高了32年，目前全國的平均預期壽命是73歲。北京達到了80歲，上海達到了81歲，比許多發達國家都高。最近幾十年，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出生率下降而預期壽命延長的發展中國家。正如之前的發達國家，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目前正經歷著人口學者所說的“人口轉變”——伴隨著經濟與社會發展而必不可免地從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轉變。

然而，中國人口轉變卻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而加速，這讓生育率下降比正常轉變發生得更快更早。

接下來幾年，中國最後的高出生率一代人——生於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將開始達到老齡。隨之而來的是中國的老年人口總數將激增。2005年，11%的中國人口年齡在60歲或者以上，但這一比例仍勉強達到發達國家平均數的一半左右。2015年，這一份額將會達到15%，2030年跳升到24%，2050年達到33%。到那時，中國的中位數年齡將為47歲，是人口轉變開始時的兩倍以上。

雖然這並不會讓中國變成世界上最老的國家，但將使中國成為比美國更老的國家。一代人的工夫，中國人口將變得比美國還老。在1970年，中國和美國老年人（60歲以上）分別占人口的比例為7%和14%；到2005年，分別為11%和17%；2020年將為17%和22%；2030年中國將追上美國，一起達到24%的水平；到2040中國將達到29%，而美國是25%；2050年時中國是33%，而美國還只有26%。

中國人口規模在收縮

中國的人口不僅在老齡化，而且人口規模也在收縮。中國的兒童人口到上世紀70年代已經達到高峰。其適齡工作人口正在不斷增加，預計到2015年達到高峰，距今不到10年的時間。2015年到2050年間，假設目前的人口趨勢繼續下去，中國總適齡工作人口將會收縮23%，20歲到30歲年齡段的人口收縮更快。其總人口增長將會持續一段時間，僅僅是因為中國的老年人口增長要快於年輕人口下降的速度。到2030年，中國的總人口將會達到高峰，進入一個總體下降期。在此之前10年，2020年印度人口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經過幾十年的低生育率，小型家庭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新常態。據最近對中國婦女的一項調查，35%的婦女認為一個孩子是理想的——儘管57%的婦女想要兩個孩子，可是只有6%的想要超過2個孩子。無論如何，更高的出生率將對適齡工作人口規模，或者對勞動者與退休人員之間的比例在未來的15年內沒有任何影響，在未來的25年內只會有輕微的影響。人口轉型就像一艘巨輪，一旦它全速前進，要很長時間才會逆轉。

人口轉變工作關係千家萬戶

2009年 6月22日至23日，由國家人口計生委宣教司副司長石海龍，南開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原新 教授，國家人口計生委宣教司副巡視員文鎧、南開大學博士胡耀嶺組成的全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評估專家組，對北碚區實施全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示範區項目建設情況進行為期一天半的評估檢查。重慶市人口計生委副主任王衛、北碚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傅在鷹，區政府副區長王大勇等全程陪同。

2007年，北碚區在爭創全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示範區活動中，被國家人口計生委確認為全國第三期（2006年--2010年）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示範區，成為重慶市唯一一個全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示範區。22日上午，評估組召開了北碚區建設全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示範區評估彙報會。宣傳、文化、教育、民政等12個區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領導小組成員單位的負責人參加了彙報會。會上，重慶市人口計生委副主任王衛彙報了全市開展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的情況，北碚區政府副區長王大勇詳細向評估組彙報了北碚區實施全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示範區項目建設情況。評估組在認真觀看PPT演示和仔細聽取12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領導小組成員單位的發言后，對北碚區開展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示範區創建工作進行了高度的肯定和評價。

評估組組長原新教授用“實在、紮實、拓展、顯效”8個字高度概括北碚區建設全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示範區項目工作。原新教授說：一是“實在”。北碚區示範項目建設工作思路清晰、觀點鮮明、論據充分，有理有據，讓人一目了然。二是“紮實”。北碚區充分整合各部門和社會各界的資源，搭建了大宣傳的舞台，齊抓共管的氛圍形成，活動開展扎紮實實。三是“拓展”。北碚區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在拓展中創新，拓展中國特色。搭建起“天地雙五”傳播模式，“真情會所”和地方人口文化活動特色尤為明顯。“身邊人講身邊事”獎扶公益畫、“我是女孩我自豪”女孩風采榜創新了人口計生宣傳方式，充分發揮了群眾的主體宣傳作用，群眾參與人口文化活動積極性高。四是“顯效”。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取得顯著效果，低生育水平長期保持穩定，人口文化公共服務體系進一步健全，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人口環境進一步營造，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起到了引領和示範效應，給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2日下午，評估組一行在市、區領導的陪同下，分別實地考察了施家梁鎮獅子村人口文化大院、北碚 區朝陽人口文化園、朝陽街道新房子社區人口文化俱樂部和區計劃生育協會真情互動聯誼會，觀看了區真情會所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文藝宣傳隊的文藝演出。

23日上午，原新教授為北碚區領導、區級相關部門以及人口計生系統共計170餘人做了一場題為“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人口形勢報告。報告首先對人口轉變與計劃生育政策進行了系統闡述、運用大量的翔實的數據從人口數量、結構等10個方面對中國的人口形勢進行了全面客觀地分析，最後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就如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從理念、思路、任務等角度進行了闡釋。原教授的報告內容精彩、詼諧語言和幽默智慧不時搏得全場掌聲。促使北碚區人口計生幹部在新形勢下對科學發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認識和更明晰的工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