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子流

黎子流，1932年2月出生於廣東順德龍江鎮農民家庭，廣州市前任市長。他只在學校讀過兩年書，後來進黨校學習了兩個月。1951年被選派為順德縣大洲鄉土改隊員，任小組長。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3年3月任順德縣農村戰線革委會副主任，順德縣圍墾中心副指揮、總指揮。1966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列為“三反分子”和“走資派”，接受了100多場批判，坐了兩年牢房。1974年4月擔任中共順德縣委副書記、書記、佛山地委委員。1978年春，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在當地悄悄搞起包產到戶。1983年4月調任江門市委書記，任上他成為五邑大學創辦人之一，並推動興建連接江門至中山的外海大橋，大大改善江門對外的交通。1989年底調任廣東省特區辦主任。1990年5月被任命為廣州市副市長、代市長，1991年3月至1996年8月任市長，推動興建連接廣州市區至白雲機場的道路及廣州地鐵等大型建設。1997年退休后，在家鄉創辦了順德新世紀農業園及兩家農業公司，建立農業示範基地，著力探索珠三角農業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新路。

黎子流出身在順德的一個農民家庭。他的家鄉是一個叫陳涌的村子。1932年1月，黎子流趕在年頭出生。從他現在的形象，我們很容易判斷，當時他應該是黎家一個虎頭虎腦的胖小子，給這個家庭甚至家族帶來了不少的歡樂，也可能從出生時就承載了某種期望和使命。隨後的現實卻並非那麼一帆風順。他沒有太多的時間和機會讀書，雖然在一份簡歷上填寫的學歷是初中，但黎子流說，他真正在學校只讀過兩年書，後來進黨校學習了兩個月，這就是他全部的求學經歷。

黎子流10歲就出來幹活了。一個小小少年和他的父老鄉親們一起，在順德鄉間的土地和水田裡，為改變生存現實，挽起褲腳，勤勞耕作。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磨練。與此同時，他作為領導者的潛質和才華，也隨著年歲的增長日益顯現。1951年7月，他被選派為順德縣大洲鄉土改隊員，任小組長。時年，黎子流只有19歲。後來，在龍山鄉，他是鄉親們以原始方法作為選票推選的副鄉長、鄉長。

1953年4月，他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個剛20歲出頭的農家子弟，就這樣走上了他的“仕途”。在常人眼裡，這應該是少年得志了。在黎子流先生贈給“亞洲資本論壇”的一冊裝幀精美的《黎子流人生掠影》的序言里，他寫道：“從那天開始，我便踏上一條坎坷、曲折、漫長、堅實的人生之路”。

兩年勞改

1958年，中國人民在“三面紅旗”下開始“大躍進”；犯“強迫命令風”錯誤，黎子流遭到萬人批鬥，被停職反省，勞動檢討。

1960年，中央糾偏貫徹執行農村六十條政策，形勢有所好轉。黎子流說，這三年中，我們最困難時每人每月只有16斤米，大家進集體食堂吃飯，誰都吃不飽。

1961年，黎子流復出。他說，第一次挫折讓他懂得了什麼是群眾觀念。

1963年，在“四清運動”中，他再次靠邊站。當時思想不通，就想說；說了又錯，反覆接受工作隊和“群眾”的批判。半年以後，他回到公社書記的崗位上。這是第二次起落。

和前兩次相比，第三次幾乎是刻骨銘心的。從1966年到1969年，黎子流被列為“三反分子”和“走資派”，接受了100多場批判，坐了兩年牢房。這一次，全家都遭殃了。妻子因為不舉手贊成對丈夫的批判，被關了；大兒子考上大學，因受牽連沒能入學，並因為玩耍不小心用彈弓打了領袖像，被定為小反革命。小兒子到農村勞動、寄養親戚家。

被關押期間，黎子流白天被監視勞動，中午和晚上都要學習，他記得最清楚的一篇文章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 。黎子流說，他之所以講這幾次沉浮，是因為這些經歷讓他明白了一些人生道理：

首先，無論什麼時候，我們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我們就要關心群眾疾苦。我們所犯的錯誤就是脫離群眾、脫離實踐。無論哪一級黨委和政府都必須走群眾路線，否則對幹部隊伍都會造成傷害。對黨的政策一方面我們要認真貫徹，另一方面也要結合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事情不能強迫群眾去做。

其次，是要有科學的態度，離開了科學和生產力的現實，我們只有落後。

第三，怎麼做人，我覺得一定要有一顆純樸的心。我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我必須加強學習，這幾年，讓我悟出了做人處世的原則：刻苦學習，處事以公，待人以誠，講求實際。

從參加工作到離開，黎子流在順德長達33年。順德，這個曾經和現在都極具發展活力的南國小城，是黎子流的故土，對他傷害最大，但他又對這片土地愛得最深。這似乎是中國人怎麼也走不出的一個怪圈。在一份簡歷中，我們看到了黎子流在順德的職務變遷：1953年起先後任順德縣七區土改隊員、龍山鄉副鄉長、鄉長、團支部書記、副區長、區長、區委書記，勒流公社黨委副書記、書記、社長；1963年3月後任縣農村戰線革委會副主任、縣圍墾中心溝副指揮、總指揮；1974年4月起歷任中共順德縣委副書記、書記、佛山地委委員。

對一個當事人來說，這些職務本身的含義也許是清晰的，一個已經遠去的時代，一個讓不少人身心備受傷害的時代，一個讓中國在世界面前保持了神秘感同時也多了一些荒誕感的時代。

正是在這樣一個熔爐一樣狂熱和混亂的時空隧道里，黎子流度過了他的青春年華。在20多年後的今天，他能想起來也想說的不是很多，他只告訴我們一句，在順德，除打仗之外，我什麼都經歷了。在順德，他從1960年代後期就和鄉親們一起圍海造田直到1970年代中期。我們從現存的照片上看到，當時的黎子流留著小平頭，穿著白襯衣，稜角分明的臉上透著堅毅和自信。在勞動之餘，他和鄉親們一起賽龍舟，跑馬拉松。

有一次飯間，黎子流說年輕時候參加體力勞動不惜力，再加上被監視勞動，他的右肩已經僵硬了好多年，而且明顯要比左肩低，腰部受了重傷。對這30多年的工作，黎子流的評價是，我們也有成績，但很不容易，比如圍海造田，興修水利、辦電等，但對我個人來說，錯誤大於成績，教訓多於經驗。

黎子流還說，共產黨是共性，個人要有個性。我們必須堅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正視我們有過的錯誤，我們才能不斷前進；只有敢於否定自我，你才能夠不斷進步。

1983年4月，黎子流調任江門市委書記，這是一次破格提拔。他在順德的奮鬥終於有了一個讓自己滿意的終結。當然，我們不能不看到此刻的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都在發生著令人欣喜的變化，天空日益爽朗、明媚，每個人的心裡都洶湧著一股壓抑了多年的激情。

順德是一個只有800平方公里的縣級小區，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裡，卻建起了15000多家工廠，創造了800多億元的GDP，這不僅是順德人自己的驕傲，更是曾經為這塊土地獻出過青春和熱血的創業者和領導者的驕傲。

黎子流說，在順德，我總堅持一點，無論是建設還是改革，我們都要先行一步，不是越雷池一步，但要越雷池半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要歷史地看問題。即使在文革期間，有些事情現在看還是對的，如興修水利、農田基建。就我個人而言，被打倒的時候和社員在一起也學到不少東西，有好的積極的方面，也有負面的。有一次我被監督勞動，我看到監視我的幾個青年一直玩撲克，根本沒幹活，可是晚上評工分他們還是拿最高的，我懂得了什麼是虛報浮誇和做假。這不是群眾的錯。

第三點，要堅持解放思想，也不能亂解放，一定要結合實際。黎子流說，當地的老百姓要去香港比賽龍舟，上級怕農民跑掉，誰也不敢批准，他把要參賽的農民叫來開會說，我拿烏紗帽擔保你們出去比賽，跑掉就是我的責任，結果比賽還拿了第一名，一個都沒跑，全部回來了。還有一次是紅線女帶領演員去演出，遇到同樣的情況，這說明我們的思想有問題。

第四點，關於香港電視，我認為對我們解放思想發揮了積極作用。1982年，胡耀邦來順德，問黎子流對香港電視的看法，黎子流問想聽真話還是假話，胡耀邦說當然是真話啊。黎子流回答說，香港電視信息來得快、及時，我們的電視很落後。尤其轉播女排比賽那次，好多人偷著看。當然也不是什麼都好，廣告太多，商業味太濃。後來，關於怎麼樣看待香港電視，順德的領導層開了3個小時的會議專題討論，得出的結論還是任仲夷省委老書記說的話“排污不排外”，我們要接受世界先進的東西。

第五點，不能因為是信息社會了就把好的傳統就丟了。信息化不能代替走群眾路線，我們不能用電腦聯繫群眾；信息化不能代替艱苦奮鬥的精神，這是我們幾千年來形成的精神，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信息化也不能代替調查研究。黎子流說，現在大家都習慣了用手機，如果沒有手機也許什麼都幹不了，信息確實很方便也很厲害，但傳統好的東西我們還是不能忘記，不能丟掉。

1980年，他第一次去香港，發現那裡什麼都有，不像我們宣傳的那樣。在香港吃了一頓飯，對方花了15000元，我說這些錢在順德，我可以建一個幼兒園。回到順德，他覺得我們還是窮啊，縣委就只有兩部車，一輛吉普，一輛小汽車。開了眼界，在建旅遊中心時首先是堅持建一個能停200輛車的大型停車場，以方便旅客和華僑回鄉。

江門是著名的僑鄉，世界107個國家和地區有江門籍華僑。黎子流說，過去我們傷害了華僑的心。他到江門后，首先要做的是一步一步落實政治上和僑房政策，恢復華僑對家鄉的信心；其次，他在集體領導下為江門提出了一個口號：振興五邑兩陽經濟，建設富裕文明僑鄉。從1983年到1989年，黎子流在任6年，一直圍繞這個口號做文章。

華僑開始關注江門，他們從捐資辦學開始。黎子流要求，使用華僑的錢要本著尊重華僑的原則，必須做到帳目清楚，必須讓華僑信任我們的各級領導，資金不夠由政府補給，一定要把事情辦好，取信於僑，取信於民。

短短6年裡，華僑在江門的捐贈超過25億元人民幣。華僑回來了，經濟繁榮了，社會也進步了。

在江門，讓黎子流自豪的主要有兩件事：一是辦五邑大學；二是修外海大橋。

初到江門，他發現500多萬人的城市沒有一所大學，教育程度不高，嚴重製約了經濟的發展，僑領和老領導積極倡議，他就想如何辦一所大學，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實際情況是，對怎麼辦大學誰也不清楚，也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

1984年，黎子流來到香港，召集33名在港的華僑徵求意見，結果不到15分鐘就走掉了一半，最後剩下不到10個人。有人對黎子流說，辦大學還不如辦一個“拖拉機學習班”實在。黎子流說，我們辦大學是為僑鄉培養人才，你們不支持可以理解，但大學還是要辦。你們支持我們就快一點，你們不支持我們就自力更生辦，會慢一點。

黎子流回到江門，對班子成員說： “我碰了釘子，還是我們自己干吧。”當時地方經濟還相當困難，江門市縣財政共籌集了4000萬元，就開始興建教學大樓。同時，黎子流請來在北航任副校長的順德籍教授葉家康，告訴他三個基本原則：一是我們投資辦大學，你來管理；二是有什麼事隨時找我們，我們幫助解決；三是你要是不干我們歡送你，也就是你來去自由。葉先生答應了，成為五邑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一干就是15年。

1985年，香港商人利國偉給五邑大學捐資500萬元港幣，他對五邑大學的題詞為：“萬事起頭難”。隨後，一批港商回鄉捐資，支持辦學。1986年，五邑大學開辦了一個小型專業班，算是正式開學了。截止目前，五邑大學已經為當地培養了近3萬名大學生。學校的總投資超過了數億元，其中華僑的投資超過一半。

黎子流調離了順德，但他還是以順德家鄉為基礎，習慣有休息可能時就住在老家。有一次，他從江門回家，整整走了8個小時才到家，僅過江就耽誤了好幾個小時。他覺得，再不打開江門和外界的通道，江門就沒有人再去了。

1984年冬天，經王光英介紹，他找到熊谷組，向他借錢修橋，可是沒有擔保單位。找到廣東省府一位領導，他們既不同意擔保，也不贊成修橋。後來，找到省國投，收了較高的擔保費，才勉強答應。黎子流如願借到2500萬美元，合同非常簡單，要求1985年動工，1988年通車，工期提前一天獎勵5000美元，拖后一天照罰5000美元。

全長1770米的外海大橋用20個月就建成了，比預定工期提前4個月。黎子流說，有了外海大橋，改變江門“半島”狀態，對交通和發展經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黎子流是一個邊干邊思考的人。從順德到江門，他不斷地思考什麼是改革、什麼是人才等問題。

1979年，何賢（何厚鏵之父）帶領香港商人李兆基、鄭裕彤第一次來順德，黎子流陪同接待，李、鄭各捐資200萬元重建華僑中學，全縣沸沸揚揚，說我們的穿著解放鞋和中山裝的書記變了，過去喜歡訪貧問苦，現在喜歡上大老闆了。也是在這一年，順德賽龍舟，有人說是藉機大吃大喝，搞封建迷信，破壞生產。黎子流說大吃大喝其實只是殺頭豬，封建迷信更談不上，賽龍舟紀念屈原是愛國主義，是集體英雄主義，是有益的群眾性體育運動。

這兩件事都反映了一個觀念和認識問題，也就是關於改革的問題。黎子流說，所謂改革就是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有把握的要大膽地干，沒把握的就小面積地試，要敢為天下先。在平反文革期間的冤假錯案時，對四清運動的平反，黎子流說順德是第一個，也是最徹底的一個，除犯罪的之外，全部一風吹，出來工作。

在江門，無論是辦大學還是修外海大橋，同樣是一個觀念和認識問題。黎子流認為，一個人大學畢業只能是半個人才。社會才是一所豐富多彩的學校，只有不斷地學習，才能夠進步。對於怎麼樣培養和使用人才，黎子流說他有三點看法：一是要進黨校，而且要看誰當校長；二是要到先進的地方去、到國外去，看外面的世界，學習先進的東西，有個前進的方向；三是要到基層去、到下面去。他一直主張25至40歲的青年幹部要到基層去鍛煉3至5年，並且挑實、重擔子。可是無論在順德、江門還是後來到廣州，他都沒有好好地堅持做到，這是一點遺憾。

關於學習，黎子流還拿自己說事，他說我念書少，別人看一篇文章一遍就夠了，我要看三遍才能懂。多年來我堅持在實踐中學習，向群眾學，向同事學，向領導學，學習做人做事。學習是每個人一生都要做好的事。

“辦法一定比困難多”

黎子流說，他工作以來一直圍繞三個地方轉：順德，江門和廣州。

1989年底，黎子流調任廣東省特區辦主任。1990年5月，黎子流被任命為廣州市副市長、代市長。雖然他本人到廣州已有半年多了，可讓他當廣州市長，他的第一個想法還是：“我不認識廣州，廣州也不認識我”。黎子流有些茫然，接下來的問題是幹什麼、怎麼干？

廣州作為中國的南大門，在改革開放的前沿，不僅自身的經濟、社會要有令人滿意的發展速度和成績，更重要的是還應該發揮帶動和示範作用。事實上，1990年代初期，廣州的發展因為執行著治理整頓，在許多方面還趕不上周邊的縣區，整個社會缺乏一種進取的精神、創業的氛圍。其實，以我們現在的了解看，在特區辦的半年，黎子流應該對廣州已經有了他自己的初步認識和思考。他說，當時的局面很沉悶，困難很多，舉步很艱難，幹部感到前途渺茫，全市工業找不到出路。機關幹部4000多人，平均收入不夠250元/月，他們的工資水平比珠江三角洲所有的縣、下面的區要少30-40%。有些幹部下午6點才去菜市場，希望能買到便宜菜。1990年，整個廣州的GDP是357億元。

初到廣州，黎子流首先了解情況。他說，當時搞治理整頓，不知道要走到什麼地步，但總是要前進的。所以，我講了兩句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們的方向、道路正確，辦法一定比困難多。隨後，黎子流決定帶領幹部出去考察，從珠江三角洲的幾個小城市到山東、上海浦東、遼寧、黑龍江等地走了一大圈。他認為，廣州放下架子的時候，才是羊城經濟騰飛的時候。和佛山、順德、中山、東莞相比，廣州作為老大哥在用足用活政策上、在運行機制上、在辦事效率上都有一定的差距。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破傳統、破常規，干前人沒有干過的，干內地不敢幹的，干一般人不想乾的，工作才能打開局面，經濟才能發展。黎子流組織的這次考察，比鄧小平南方談話還早了幾個月，被輿論和社會認為是給局級幹部“洗腦”。這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尋求突破。

其次，也是在小平南行講話以後，廣州如何確定自己的奮鬥目標。小平要求廣州要追趕亞洲“四小龍”，但具體先追哪一條龍呢？黎子流在市委和政府領導下組織專家論證。後來提出了“向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挺進”的目標。1992年，市政府確定：“一個轉移”，把經濟工作的重點轉移到調整結構提高效益上來；“兩個突破”，外向型經濟發展有新突破，扭虧增盈有新突破；“三個推進”，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推進科技進步，推進廣州企業進步； “四個搞好”，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搞好城市建設和管理，搞好精神文明建設，進一步搞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以及群眾關心的用電問題。目標明確了，思想統一了，前進的方向也有了，發展速度也就趕上了。

小平南行之後，廣州六年以平均19%的增速，GDP增長到2600億元。追溯在廣州的實績，黎子流只說了兩件事：一件是市區到機場的道路；二是廣州地鐵。

從廣州市區到機場本來就沒多遠，但因道路不暢，常常堵車，到過廣州的人幾乎都要罵。1990年，在任代市長的黎子流下決心改造這條路，用了258天，以每畝5萬多元的地價，搬遷了700多個小販，動員拆遷了中央省屬的幾個單位。花4個多億修了這條只有3英里長的路。而廣州地鐵就更有趣。僅討論的時間前後跨度長達30多年，工程預算從1960年代的5億多元一路下來到1993年，預算為146億元人民幣。該項目1993年12月開工，1998年通車。全長18.56公里。結果花了126億元。

一個農民出身的“平民市長”，在中國南方的大都市，以自己的行動證實了自己的能力。原新華社廣州記者站站長田炳信在一本書中坦然寫道：“黎子流則憑著一臉順德人特有的豪爽韌勁和坦誠很快征服了有品位、有文化、有檔次、有機會比珠三角人讀的紅頭文件還多的人”。

俗話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作為曾經的市長，他到底是以怎麼樣的思想主政的呢？翻開那本《一個順德人的足跡——黎子流人生掠影》 ，有幾段話很有代表性：

——我在黨和人民的教育下，經過成功和錯誤的總結，為人宗旨是刻苦學習、處事以公、待人以誠，講求實效，我相信，做到了，朋友五湖四海坦誠相見。

——市長又是市民，經濟建設一定是中心，百姓生活一定不斷改善，這才是市長權力的結果。一切為了百姓，共產黨早就開宗明義，問題是經過實踐來檢驗這個真理。

——市政府一班人一定要團結、公正。“三個相互”、“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則“增”，內耗則“減”，這叫加減法。

——什麼叫機遇，機遇就是時間。看你能否抓住它？順利時當然是機遇，困難時也是一種特定的機遇，不要錯失。

——繼往開來，不斷創新。廣州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一定會邁向國際大都市的行列。

這是不是一個普通共產黨人的胸懷呢？作為曾經的領導、現在的平民，仍然在廣州的土地上，他看著廣州一天天的發展，內心的幸福感應該比普通老百姓還要強烈。

天地有大愛，萬物爭生；人間有真情，返璞歸真。1996年8月，黎子流不做市長了。1997年，不擔任市委領導職務了，1998年，正式退休了。他說，我已經超期服役，應該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選擇了三件事：一是研究探索科技農業的發展之路；二是社會扶貧教育；三是振興廣東粵劇。2004年10月，黎子流說，時隔7年，我堅守這三點，一不為名，二不為利；我過得很充實，也很開心。

市長都做過了，為什麼還要選擇農業呢？黎子流說，中國的農業是艱難的，它不同於工業、信息產業和房地產，農業的市場風險非常大：你豐收了，產品價格就下來了；產品價格漲了，你卻沒有產品可賣。

中國的農業為什麼困難？黎子流認為，首先，國家對發展農業科技的支持力度不夠，最明顯的是銀行不給貸款，農業銀行都商業化了，他從退休做農業到現在7年來，沒貸到銀行的一分錢；其次，沒有保險公司願意為農業投保，即使有，條件也非常苛刻；第三，權力機關和相關機構對農業信心不足，關心不夠。

黎子流深情地說，我是農民出身，曾經繁重的農活我體驗過，我對農業很有感情，家族還有很多人靠農業吃飯，都很辛苦。1997年，黎子流帶著三個問題開始探索農業：一是廣東的工業化城市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能不能為農業發展找到一條出路？二是中國有8億多農民，外出打工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治標不治本，解決“三農”最根本的是農業能不能搞現代化，能不能上個台階？三是搞農業能不能致富？傳統農業沒有出路，農民又不能全部出去打工，農民靠什麼？黎子流決定以實踐來探索，地點選在廣州郊區和他的家鄉順德。

回歸農業

2004年10月18日下午，我們來到離市區50公里的廣州市白雲區九佛鎮，坐落在這裡的廣州力智農業有限公司是一家園林式的養豬場，經過幾次重組后，該企業已經是集生產、科研為一體的現代化綜合性農業企業，也被廣東省認定為“生態示範園”。下設養豬和蔬菜兩個基地，他們的“穗康”牌豬肉榮獲廣州市名優農產品稱號。作為該公司的不拿薪水也沒有股份的董事長，黎子流在19日告訴我們，力智農業公司今年可創利500多萬元。與此同時，公司還以“公司+公司”、“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形成了廣泛的技術服務和市場服務網路，前景十分樂觀。

坐落順德龍江鎮左灘的順德新世紀農業園有限公司，是黎子流任董事長和法人代表的又一個公司。翻開公司簡介，看看那些股東，你就知道什麼是人格魅力了。1998年，黎子流倡導做農業的時候，香港新世界集團有限公司、恆基兆業有限公司、信德集團有限公司等9家香港澳企業出於對黎子流的尊重和信任，紛紛響應，聯合廣州7家企業共同組建了這個誰都看不見未來是什麼樣子的企業。公司總規劃面積5000畝，耕地規劃2600畝，已完成首期耕地開發1200畝，投資1.5億元人民幣。經過6年的艱苦奮鬥，農業園建設已經初具規模，美麗的環境、科學的規劃和優質的產品，共同成為農業園向集生產、科研、觀光和休閑度假於一體的新興現代化農業企業邁進的關鍵賣點。

在農業園的草坪上，黎子流為我們算了一帳。從1999年到現在，公司一直沒有分紅，現在公司的評估值是5億元，預計到2005年底，經濟效益會初步顯現出來。他說，明年要調整布局，還清全部債務，實現零負債，再投入5000萬元，同時，股東還會有6000萬元左右的分配。這是一個讓黎子流滿意的狀態。這幾年，周邊的農民是受益的。當初征地的時候入股的農民，這幾年得到的分紅有2200萬元，他們的投資回報就是10%以上。另外，企業用工大部分都是當地農民，這幾年支付工資大約3500萬元，有約800個農民在企業就業。

黎子流說，從開始乾的時候，就想過了，不能以成敗論英雄，要嘗試、探索，為中國的農業和農民。現在看，初步是成功了。對公司未來的發展，黎子流說，力智農業不再搞新建養豬場，要走低成本擴張的路，以公司帶動農戶的方式讓利於農民，同時，與大公司聯合做深加工，而且已經拿到了加工牌照，到2008年，年出欄將達到20萬頭，60%將出口。

新世紀農業園，一是繼續發揮國家級水產良種培育的作用，可以為廣東400萬畝水面的養殖業提供良種；二是實施生物工程，已經和中科院合作，開始生產高級調味品，到2008年利潤可望達到1000萬元，企業價值達到1億元；三是發展旅遊觀光，過去人們從農村湧向城市，現在又向農村走，這是一個趨勢，是旅遊業的機會，今年春節前要建辦一個順德珠江文化農展館，進行歷史傳統和現代結合的展示。

聽黎子流給你細說的時候，他簡直就是一個企業家，他的興緻、他的快樂、甚至他擁有的健康應該都與農業有關，是農業給了他信心和活力。同行的幾個朋友說，在這裡生活和工作，他就像一個莊園主。但黎子流說，明年他就不幹了，要找一個更年輕的接班人，把企業做好做大。在農業中，在大地上，黎子流既像一個富有的農民，更像一個純真的孩子，他以自己的熱情和智慧，為廣東農業探索著一條新路。

黎子流不僅熱衷於農業，還熱衷於教育文化事業，振興粵劇、扶貧教育他都是積極的倡導者和參與者，先後為扶貧和慈善事業募集資金近億元。他曾經為募集基金登台演唱，據說一曲粵劇唱罷，籌資達百萬元之巨，一時間傳為佳話。他還是南雄（世界）珠磯巷後裔聯誼會的會長。珠磯巷全長800米，始建於南宋，方圓6公里，有153姓。全球有5000萬南宋後裔，每年有30多萬人回來尋根問祖。

有人說，沒有珠磯巷，就沒有珠江三角洲。黎子流說，我也是珠磯巷的後裔，理當為珠磯巷做些事。這幾年下來，全世界珠磯巷後裔對珠磯巷的投資超過了1億元人民幣，建起了25所學校和20多個姓氏紀念館和宗祠。

退休以前，黎子流喜歡跑步、游泳、打球。退下來以後，從1998年開始，他愛上了高爾夫。曾經有連續三年的大年初一清早，他和兩個兒子去打球，整個球場就他們三父子。他說，不求進步，只求散步。黎子流說，高爾夫起源於英格蘭農村，本來是一項大眾化體育運動，但在中國，因為球場少，費用昂貴，被誤解為貴族運動。甚至認為打高爾夫就是腐敗，這是錯誤的。高爾夫的英文拼寫實際上是陽光、空氣、綠地和友誼，它應該是一項健康文明的體育健身運動，更是一種文化，我們不應該盲目反對，只要條件許可，不亂佔耕地，還應該大力支持和倡導。僅此，黎子流的坦率和膽識可見一斑。

2021年8月20日上午，擔任顧問的戲曲音樂劇《媽祖》導演闡述會暨開排儀式在廣州舉行。

說起自己的家庭，黎子流臉上洋溢著幸福。他說，我們的家庭是非常民主的，老伴是很好的“內閣總理”，我們共同的愛好是粵劇，我從政這麼多年來，她為我把關，免卻了很多麻煩。

有人送東西來，老伴都想辦法退回去。別人送來木瓜，她就送還西瓜，從來都不欠別人的。發現家裡有來路不明的錢財，就捐出去。黎子流說，對於別人託付的事，不違背原則的、能辦到的我就辦了，辦不到的我就直說。我這個人“只會幫人，不會防人，更不會害人”。

家裡的大事，每個人都有發言權。黎子流說，他搞農業和振興粵劇，都遭到小兒子的強烈反對。兒子認為，搞農業太累，退下來就應該安享天倫之樂；至於粵劇，肯定是要衰落的，不是靠什麼人或什麼基金會就能振興的。當然，黎子流也有自己的理由說服兒子，他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兒子的意見保留。

黎子流說，我們的家教有兩條：一是他告訴孩子，要做好人，對社會有用的人，不要做壞人；二是不能靠父母，父母是靠不住的。有權力的時候，不能利用父母；沒有權力甚至受批判的時候還要連累你們。後來，他的兩個兒子都表示絕不從政、不當官，因為看怕了父親的經歷。他們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了各自的道路，大兒子搞設計，小兒子自己學做生意，性格內向，不喜歡交朋友。對於兩個在國外讀書的孫子，黎子流的要求是每月用中文寫一封信回來，不能忘記中國文字，要練好書法，要和家人多溝通。有時候，家庭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對中國企業家的建議

黎子流說，我離開領導崗位已八年了，許多新情況不了解，但要我說的話，我認為有四點必須做好：

首先，要學會做人，只有做好了人，才能做好自己的企業；也要懂得回報社會，有能力就一定要記得扶貧濟困、社會公益。

其次，要學習科學管理，要學習國內外先進的管理經驗，提升管理水平，向管理要效益。

第三，要盯住市場，目光要看得遠一些，要時刻知道自己在市場競爭中的位置，及時調整經營戰略。

第四，腦子要清醒，不能盲目樂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黎子流認為，一個企業家能做到這幾點，他就一定能夠成功。中國需要更多更有實力的企業家，也需要更多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企業和經理人。

思想解放要從領導抓起

“總結解放思想30年來的經驗教訓，其一就是一定要從領導抓起、從自己抓起，帶動一場全民觀念更新。對於那些敢闖敢幹的領導幹部，要給他們創造改革和試驗的寬鬆環境，給予保護。只有從領導抓起，才能帶動全社會的千軍萬馬，千軍萬馬反過來又會促動領導幹部。其二，解放思想一定要理論聯繫實際。為什麼別人做得到，自己做不到？是不是自己的想法沒和實際情況緊密結合？其三，必須不斷解放、不斷總結，促進再解放。一些嘗試不一定是對的，對問題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只有不斷總結，才能找出差距和問題，對接下來的工作有促進、有幫助。問：您認為新一輪思想解放的著力點應放在哪裡？

我認為應該以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為主線，重點放在找差距，衝破這些年形成的一些新的思想禁錮。到底在哪些方面存在差距？我看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發展的差距。在發展中有沒有瞄準世界市場，有沒有世界眼光？我們很多時候思維還停留在追求“數量”的層次，結構不盡合理。比如農業的現代化水平，廣東就比較落後。雖然農業在GDP中占的比重不大，但卻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人民群眾的一日三餐都離不開農業。二是觀念的差距。我覺得現在談解放思想，和多年前比環境變化了，但在觀念上要堅持三個不變：艱苦奮鬥的作風不能變，認真調查研究的作風不能變，真正走群眾路線的傳統不能變。要警惕講好不講壞、講人不講己、講對不講錯、講滿足不講進取。三是體制的差距。不單是經濟體制要改革，社會管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也應加快。四是勇氣的差距。沒有把握的先搞試點，有把握的大面積推廣，把改革的風險和損失降到最低，不但要勇於追求成功，也要敢於接受失敗。對事、對人，既要敢於肯定，也要敢於否定。”

真正的人才遠比金錢重要

記者：黎書記，您是五邑大學最初的創辦人之一，回憶當初的創辦過程，您最深的感受是什麼？

黎子流：五邑大學最初創辦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我最深的感受就是當地的黨委政府在困難面前沒有退縮，本著為社會、為國家，為江門培養更多人才的目的，千辛萬苦地辦學校。在充分發動群眾、依靠僑鄉優勢和人民內在力量之後，五邑大學最終還是辦了起來。

我創辦五邑大學的另外一點感受就是，一個剛剛創建的學校要留得住好的老師、好的人才並不容易。為留住好的人才，我們當初採用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事業留人等等措施，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提供了一個讓他們展示能力的平台和干一番事業的機會，對他們而言，這很關鍵。如果單純是為了混兩頓飯吃，我想當初很多人都不一定會來五邑大學。真正的人才隨便在外面開一間公司，或者去其他學校，拿的錢可能都比在五邑大學拿得多，因為我們剛開始創校時條件是很艱苦的。

人才在當今社會發展的過程能起到很關鍵的作用，金錢和人才相比較，金錢固然重要，因為沒有金錢培養不了人才，但是人才可以帶來科技，可以帶來很多其他東西，所以真正的人才比金錢更為重要。我到現在還是堅持這個觀點。

當時江門的做法是四化建設，教育為先；百事待舉，它（教育）要一馬當先。當然了，經濟發展是個前提，但教育和經濟建設是密不可分的，經濟的可持續協調健康發展沒有高素質的人才，是萬萬不行的。

經驗總結

談當官：1998年我退休，省委要我擔任廣州市政府顧問，後來不了了之。我的態度很鮮明，只參加過一次會議。人家來接任，自然有自己的思路和辦法，你這個老市長當顧問，聽你的好還是聽他的好？非常尷尬。我也不願多這個負擔。

談規劃：我雖然知識不高，但敢於提出不同見解。我自己比較用心研究這個事情，一個大城市不是那麼簡單的，市長一支筆，但單靠市長不行，必須得靠制度和法律。

談拆遷：廣州人民最體諒，（地鐵）拆遷量這麼大，沒出過事。我們努力安置好他們，家家訪問過。他們反映的意見我們會解決。

談華南幹線：當年華南幹線要經過植物園，有教授組織起來強烈反對，我說有話慢慢講。發現他們的意見有可取的地方，最終我們接受了，後來華南幹線繞道，就是為了保護植物園。

談白天鵝天橋：白天鵝的天橋，我在任這麼久，就一直反映這麼久，說是破壞了沙面的風貌。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我們應該冷靜考慮。

談看文件：上級的文件我只看後面的一點，就是要我去幹什麼，如果全部看完，那不得了，反而是群眾來信，必須要處置，絕對不會是勾個圈。

談舊城：我覺得，對舊城的改造有一個思路，應該是在保護歷史文化的基礎上，全盤考慮。但如果你說整箇舊區的風貌全部都要保留，我覺得這一點值得斟酌。對歷史建設的風貌，給予完整的保護的話，得看情況。法國巴黎只能是立面保護而已，後面建築全部是新的。我很留心看過的。

但我們廣州的情況非常錯綜複雜。對舊區的改造，規劃十分重要！新加坡也只是保留牛車水而已。我贊成保護一片。但原封不動地保護，我覺得不可能。我個人的見解是，只能是有規劃地、有計劃地保護。只是保護一家西關大屋有什麼用呢？但解放路全部要保留，這不可能。該整條街保護，就整條街保護，但全片都是這樣的街，保護一條就夠了。

在廣東，沒有人不知道黎子流。這位曾經的廣州市長在任上帶領廣州從199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319億元躍升至1995年的1245億元，年均增長20%，躋身全國城市第三位。他對廣州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

黎子流作風親民，因此有“平民市長”之口碑。然而在他任內，廣州由於經歷多項包括地鐵工程等大型建設，牽涉很多老城區的拆遷改造項目，而部分人回遷和利益補償得不到合理的安排，也換來“黎拆屋”的稱號，其中，中山五路等地段的拆遷改造工程，在今天仍有較大爭議。

另外，黎子流對粵劇文化有貢獻。他主持組織“振興廣東省粵劇協會”，並出任會長，為粵劇文化組織基金和培訓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