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書院

河東書院的建立是同一個美麗的民間傳說連在一起的。

據安邑縣誌第十三、十四卷中《響當墳》記載：元末明初，有一百姓，善風水，世居運城以西。其子羨慕父術，屢求葬地，不答。直到其父病危，問之，乃曰：“恐怕你無福。可於我死後，抬棺至西北方五十畝地內，遍游之，繩斷之處即葬地。見有鐵冠者過，乃下葬之時。但殯后百日不能離家，則貴不可言。”言畢氣絕。子遵父囑，在五十畝地內抬棺遍游，果然無故繩斷，但鐵冠者未至，不敢下葬。忽風雲大作，盆雨傾注，適有行人頭頂鐵鍋而過，遂欣然下葬。此後，子不出戶庭半步。至九十九日夜，子忽思：“次日款待親戚，酒禮未備。天明已足百日，當無妨忌。”於是，凌晨趕至運城。城門未開，便卧地等待。此時，城內御史夢見有一白髮者告曰，接駕、接駕，如此反覆數次。御史驚起，開城門觀之。只見一孝服者卧於城門之外。詢之，不言。又問，子才實言相告。御史大驚。恰在此時，又聞城西北葬地鼓樂喧天，象是後端即將登基之舉，便驚。遂帶兵馬追其葬地，掘其墓穴。果真白氣一道，直入雲際。閃爍之間，似見乘馬者多人升天而去。御史驚叫：“好險，好險，河東竟有這等風水！如果不是掘墓及時，我朝必將亡矣！”為此，遂在此地築起“九峰山”、萬歲碑和歷代帝王祠等，意在鎮壓河東正氣，破壞河東風水。

這個傳說，雖屬荒渺，但傳者甚像。於是，河東百姓便寄希望於這塊“風水寶地”，期望在此地建造學堂，育出一批“秀才”、“舉人”和“清官”來。

“興學”的期望終於實現了：明朝正德九年（1514）春，河東百姓終於通過集資這個方式，在這塊“風水寶地”上建起了一座“河東書院”。

據《河東書院》碑記：“正德甲戍春，御史安陽張子仲修，巡鹽河東，官史革愆，商民胥悅。夜讀書，晝誨諸河東生，乃從官師之請，作河東書院於路。於是，諸車人、店人、牙人願獻木石及力，諸工師願獻能，諸園藪願厥植。乃選義士命理，乃築堵周七十雉，乃作‘先門’三穩南面，北渡石橋，‘儀門’三穩，又北，‘講經堂，五穩……”碑文告訴我們：當御史張仲修順應本地官紳儒生，計劃興建學堂時，許多趕車的、開鹽店的、作生意的、當經紀的，都願意獻出木材、磚石、錢財和勞力；許多能工巧匠願意義務做工；許多務農種樹養花的願意獻出土地、樹木和花草。於是就挑選了幾位正派的人士具體負責承辦建校事宜。

河東書院自建成到停辦先後經歷了明朝、清朝、民國三個朝代，共423年，是原河東地區三朝最高學府。

據縣誌載：明萬曆八年，張居正奏毀天下書院，御史李廷觀急改“河東書院”為“三聖廟”，才免遭劫難；萬曆十三年御史趙楷更名“崇聖館”；萬曆十六年御史吳達可又更名“育才館”。清初恢復“河東書院”，清康熙十年（1671）御史布舒熊一灑重修。康熙二十年御史黃斐再修；光緒二十八年（1902）由河東道吳匡將其改為“河東中學堂”；辛亥革命后，又將其改為“省立第二中學校”（1911-1934暑假）；旋又改為“省立運城中學校”（1934年暑假——1937）。1933年增設高中部，是一所高、初中具備的完全中學。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於10月間奉令停辦。這時初中部已編至五十三班，高中部編至第五班。河東一帶淪陷后，校舍被日軍佔據，后被焚毀。至此，三朝學府僅存“藏書樓”。其它建築物已蕩然無存，“九峰山”已成廢墟，但假山、石橋遺跡可辨析。現為市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河東書院座落在運城西北五公里處，今大渠辦事處院內。據縣誌記載，原面積較大，佔地30餘畝，有學田40餘畝，座北朝南。主要建築順著中軸線自前至后，其它建築，兩邊對稱。從中軸線向北，前有先門、儀門、講經堂，堂前台階上建有卷棚，台階旁是兩棵桐樹，桐樹外是松樹，台下還栽有許多松柏和苦槐。在堂的東西兩邊建有五間房舍，相向而對。東叫“崇義齋”，西叫“遠利齋”，還有兩個“碑亭”，分別在兩齋的南端，面南而立。在齋的背後建有花牆，和儀門之牆相交。儀門東邊，有個“東號門”，是面南的。向北走，有“東上號門”、“東中號門”和“東下號門”，再往北走上東序。在它前邊有三個號房，都是面南的。自這門轉路登上台階，都有樹木夾階陳列，下邊是楸樹，中間是槐樹、上面是桐樹，在台階背面是兩棵梨樹。台階周圍種著茨柏。在“儀門”西邊，有“西號門”，是面南的。沿西號門往北走，有與“東號門”規模體制一樣的三座門，再北還有兩個門，門前左右各有揪樹。五間面南的“退思堂”建在中軸線上“講經堂”之北，“退思堂”的北面，是“四教亭”。在堂東偏南下邊的，是向西的“左曲房”，它後面是管文件人住的房子；在堂西偏南下邊的，是向東的“右曲房”，它後面是勤雜工友住的房子。在西牆的西邊有四排向東的單人住的小房間，叫“西蜂房”；在東牆的東邊也有四排向西的單人住的小房間，叫“東蜂房”。在中軸線上“四教亭”的北邊築有一座土木結構的樓房，稱為“書林”（又名“藏書樓”），樓上中間是祭祀三晉名賢的神堂，兩旁是藏書的房間，樓下有個象塊圓形玉石的水池，叫“環池”。池內種蓮，還可划船，是個“天光雲影”的風景區。環池北是“亂石灘”。灘的北邊是“九峰山”。山間中峰上建有“仰止亭”，便叫“仰止峰”。山東面叫“杏壇”，山西面叫“桃源”，山旁掘有磚井，叫“源頭”，山下有四洞，可由前山曲折通往後山，洞叫“遊仙”。“蓮池”在山的后麓。山上怪石嶙峋，重巒疊嶂，樹木茂密，雲霧繚繞，所以左山叫“豹變”，右山叫“風鳴”。前人登臨藏書樓，有“怪石攢成九疊屏，層樓上倚六符星”之句。就是指“九峰山”而言。“環池”的東邊是“石榴園”，建的亭子叫“日新”；西邊是“葡萄園”，建的亭子叫“月種”。這兩座亭的背面栽有松樹，亭前有圍繞菊花畦的籬笆，背松擁菊越過籬笆就可以觀山玩景。在山北的西面有亭，叫“悠然”，它的後面有個“牡丹園”，亭子叫“麗景”；再往後有個“紉蘭園”，亭子叫“余佩”，園子座東向西，亭子座北向南。另外，還栽了許多竹子，通過竹園的小路，可以達到山的深處。在山北的東面有亭，叫“綠猗”，它的後面有個“荼縻（這個字應該還有個草字頭，讀mi）園”，亭子叫“微風”，再往後面有個“籍草園”，亭子叫“一般”，園子座西向東，亭子座北向南。從“仰止山”后，經過青楊林蔭道往北走，就到了“游息亭”，再往北走，就進入“百果園”。這座山的北邊東麓和西麓，都有磚井槐亭，用水車汲水，從山兩邊流過，南流通過源頭井，再往南匯流到“亂石灘”，再往南匯流到“環池”。環池的東南和西南都設有水閘，東西兩條水路，各流經蜂房、廚房、號門流到方塘，兩流又匯於石橋，兩邊方塘又可向北流，灌溉山後各個園林和百果園。可見，整個書院門庭莊嚴，齋殿巍峨，講堂宏敞，碑亭傲立，園林清雅，小橋古樸、環境優雅、風景宜人，真可謂河東一絕。前人詠詩一首，生動地描述了當時河東書院的勝景：

勝地幽深草樹新，

開先卜築待居鄰，

山連華岳環三晉，

水帶黃河見七津。

剩有琴書期自得，

不妨魚鳥月相親，

諸蓮徑竹多風日，

壇杏宮芹與暮春。

河東書院的所有堂、齋、亭、園，不但布局講究，風格清雅，而且一堂、一齋、一亭、一園，甚至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碑一石，都與儒家的教育思想連在一起，起到了“文以載道”的作用。學生們進入“先門”，就想做個有道德的人；瞻望“儀門”，就會端正儀容；視碑石，就會使人對以後行為懷有懼敬之心；居住在齋舍里，就會靜心寡慾，洗心從善；進入“崇義齋”，就檢查自己思想是否正確；出了“遠利齋”就考慮自己行為是否違法；登上“講經堂”，就會刻苦讀書；來到“退思堂”，就會思己行為，防止過失；站在“四教亭”，就正心誠意；抬頭望山，就以仁為樂；低頭看水，就以智為樂；看到兩邊的“蜂房”，就想到怎樣修養思想、做好事業使它正確而恰當，仁者不憂，知者不惑，義者不錯；“日新”的含義是忠，“月種”的含義是順，不失忠順才能表現出歲寒松柏不凋的氣節；所建“松棚”，就是教育人永遠向松樹學習，以松為明，保持松樹的風格；過“亂石灘”，意在使人勇於接受挫折和困難的考驗；登上“書林樓”，就會使你不斷攀登，追求知識、探索真理；遊覽“杏壇”，以追述古代，鑒古譜今，汲取經驗教訓；訪問“桃園”，就會想起陶淵明渴望國泰民安、人民安居樂業的社會；在“悠然亭”休息一會兒，想想任何事物都是有規律的，它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千萬不要干那些違背社會和自然規律的傻事；在“麗景亭”會看到大自然對我們的良辰美景；在“綠猗亭”會想到造物主給我們的奇珍異寶；在“微風亭”就看到氣象萬千、變化不息的宇宙，感到自己知識貧乏，天地間許多奧妙等待我們去探求；在“余佩亭”，看看蘭草，就會立志做個品端學優的人，以自己的言行熏陶別人；“藉草園”內，棵棵小草裝點大地，你就會想到只要對大家有貢獻，即使做棵小草也很好。只要能象上面所說的那樣，那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排除各種干擾而休息了，所以，“游息亭”建在後面。人很象各種樹木花草，都要有個結果的，所以“百果園”建在最後。

從此可見，河東書院的所有堂、齋、亭、園的建設與題名，不僅顯示了它的用途、特點和內容，而且都具有深刻的含義，起到了文以載道的作用，使每個學生時時處處都能受到有益的啟迪和深刻的教育，這充分體現了設計者和造物者的匠心與苦心。

河東書院還是一座具有革命傳統的學校。數百年來，英才輩出，人文蔚起。革故維新，繼往開來。辛亥革命，播下火種。五四運動，急起響應。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學生運動更是風起雲湧，為我黨培養了一大批傑出人才。

早在辛亥革命時期，留日學生、同盟會會員景定成等就在安邑創辦“教育會”，宣傳革命思想，河東中學堂的學生頗受熏陶和啟迪。因而，同盟會策劃起義光復運城的許多活動都以河東中學堂為基地，學生運動在我區萌發最早，為後來各個時期的革命活動孕育了革命種子，培育了革命先鋒，成為河東革命策源地。

1925年，中共太原支部派王鴻鈞、崔鋤人到運城發展黨組織。他們深入二中開展學生運動，先是組織學生反對閻錫山盤剝群眾的房捐稅，后又成立了運城“涉案後援會”，支援上海“五卅”運動。在鬥爭中，學生祁金蘭、喬子甲、王月春、馮天祥等4人被吸收為中共黨員，這是運城地區的第一批中共黨員。

運城地區的第一個中共組織，也創建於二中，時間是1926年春，名稱是中共運城支部，書記是二中學生祁金蘭。同年7月，中共河東支部幹事會，也在二中成立，支書仍是祁金蘭同志。

1927年，二中學生運動又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他們不但發起了第二次驅逐反動校長的鬥爭，而且走出學校，到工農中去宣傳共產主義，開展革命鬥爭。在當時，轟動晉南的有兩大鬥爭：一是反對土豪劣紳的鬥爭——二中黨員王月春等人在省委特派員郭巨才、河東特委馮彥俊的領導下，聯絡從太原返鄉度暑假的同學，在猗氏縣勝利地開展了反對劣紳劉廷訓、資本家王萬年侵吞“五卅後援會”捐贈的援滬款800元、破壞反日運動的鬥爭；二是反對貪官污吏的鬥爭——1927年7月，安邑旅運學生在二中黨員馮天祥和省委組織部長王鴻鈞等的領導下，發動了驅逐安邑縣長鄭裕孚的鬥爭。整整鬧了一天又半夜，嚇得鄭裕孚交出現洋四千元和部分金銀財物，並悄悄化裝逃出城外。

1934年暑期，“山西省立第二中學”改名為“山西省運城中學”。校名雖易，傳統猶存。校門兩旁的牆上就寫著這樣一幅楹聯：上聯是，滴自己的血，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先，都不算好漢；下聯是：悲人類的災，憫人類的難，人類的疾苦共相關，愛人愛物愛世界，才是好青年。學校制定的校歌歌詞就是：“皇皇運中，歷史悠長，四方學子負笈來，人文尉起為棟樑。明理知恥，發奮圖強，大家要忠勇，莫彷徨。負起時代使命，挽救民族危亡！”，因而，運中師生的思想更為活躍，他們成立了社會科學聯盟；開展了反對會考鬥爭；發動了幾次學潮；組織了“一二·九”遊行；歡迎紅軍東征；舉行悼念魯迅活動；宣傳西安事變情況；還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運城地方隊部；尤其是發動了聲勢浩大、震動全省的運中抗日學潮。“七·七”蘆溝橋事變后，運中的救亡活動達到了新的高峰。全校師生組織了歌詠隊、服務團，四處演出，慰問傷員，動員戰士英勇殺敵，教育人民參軍參戰，在運城方圓幾百里播下了抗日的火種，難怪河東一帶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諺：“要革命入二中，要敢幹入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