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今可

曾今可早年就讀江西省立第四中學。1919年夏，任贛南學生聯合會總幹事，因參加“五四”運動而被開除學籍。后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歸國后參加北伐，在京、滬、杭、鄂等地，或充記者，或任軍中文書。

1928年，往上海從事文學活動，參加力社。1931年，在上海創辦新時代書局，主編《新時代》月刊。1931年至1933年，出版短篇小說集《愛的逃避》《訣絕之書》《法公園之夜》，長篇小說《死》、散文集《小鳥集》、詩集《愛的三部曲》《兩顆星》。作品文字“輕靈雋永”，但格調平庸。1933年在《新時代》月刊提倡“解放詞”，四卷一期刊出“詞的解放運動專號”，宣揚莫談國事觀點，在文壇引起較大反響，魯迅撰文進行批評。

1935年，任職浙江省審計處。抗戰期間，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上校科長、江西《政治日報》社長、湘鄂贛邊區挺進軍總部少將參議兼《開平日報》社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1940年，任成都中央軍校上校政治教官。

戰後以上海《申報》特派員身份往台北，兼台灣行政幹部訓練團講師、正氣學社及正氣出版社總幹事，主編《正氣月刊》《正氣畫報》《正氣叢書》。1947年主編《建國月刊》並創辦《詩壇》。1948年夏，任台灣省通志館主任秘書、《台灣詩選》主編、台灣文獻委員會主任秘書、委員等職。1957年，與于右任創設中國文藝界聯誼會，任秘書長、副會長。1964年當選國際桂冠詩人兼國際桂冠詩人協會中國代表。

曾今可與魯迅論戰是文壇上有趣的一幕，曾今可出版的《新時代月刊》於1931年8月2日《申報》19版上刊登了一則《新時代月刊號創刊出版》的廣告：

“新特代月刊”為曾今可主編、創刊號今日出版、錢君陶作書面、有華林·毛一波·盧劍波·袁牧之·李則綱·曾今可·崔萬秋·虞岫雲·等人之作品、計十餘萬字、三百餘頁、 30年代，“詩的解放”運動取得重大成果，發起人胡適等也已功成名就，所以曾今可就搞了一個“曲的解放”運動，一開始還有聲有色，得到不少人響應，但是裡面一些所謂的新詞格調低下。

1933年2月21日，熱河事變，魯迅寫文時想起了“詞的解放”的所謂“國家事管他娘”，筆鋒一轉，大加諷刺。1933年03月12日《申報》18版《曲的解放》：

“詞的解放”已經有過專號，詞里可以罵娘，還可以“打打麻將”。曲為什麼不能解放？也來混賬混賬。不過，“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後台戲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至於平仄不調，聲律乖謬，還在其次。

1933年03月16日《申報》20版登了曹聚仁的一篇《詞的解放》大加諷刺，打的曾今可灰頭土面。

此事過後，曾今可並沒有立時反擊，但大概懷恨在心，為日後的報復埋下了伏筆。

此事過後，曾今可一時無法反擊，待到“腰斬張資平”事件后，他組織了“文藝座談會”的沙龍，與張資平合流。7月1日“文藝座談會”的刊物《文藝座談》赫然登出一篇《內山書店小坐記》的文章，說：“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上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麼話，馬上就報告給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這種惡毒的攻擊使魯迅大為惱火，“我當永世記得他們的卑劣險毒”，“一個也不寬恕”。

正當曾今可志得意滿之時，不知怎麼與他的好友崔萬秋鬧翻了，崔萬秋揭了他的老底，在《大晚報》、《申報》上登了相同的啟事。

這一來，曾今可十分狼狽，1933年7月4日他在《申報》9版針鋒相對的發表了一篇《曾今可啟事》。

1933年7月5日《申報》17版登了署名“谷春帆”的一篇《談“文人無行”》的文章，指名道姓批判曾今可、張資平。

崔萬秋揭起老底，谷春帆嬉笑怒罵，魯迅諷刺挖苦，曾今可招架不住，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一則啟事，宣布退出文壇，結束了這場爭論。

短短數日，《申報》、《時事新報》、《社會日報》、《大晚報》等諸多報紙都捲入了這一場文人論戰當中，而其中，用的最多的文體，是“啟事”。諸多名人用啟事互相攻擊、謾罵，一時蔚為可觀，對此，魯迅不無幽默地說：“好像這時的文壇是入了‘啟事時代’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