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

1930年11月22日，厲以寧出生於江蘇南京，祖籍江蘇儀征。四歲時隨家庭遷居上海，先後在上海兩所小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1941年，考上上海南洋模範中學。

1943年，隨家遷居到湖南沅陵，考上湖南雅禮中學。

1946年，重返南京，轉到南京金陵大學附中讀高二。在這裡厲以寧的興趣逐漸從文學轉向自然科學，並擔任學習委員兼化學課代表。

1949年2月，以優等生資格接到了金陵大學化學工程系錄取通知書。12月，厲以寧到湖南沅陵參加工作，在一個消費合作社擔任了會計。

1951年，已參加工作兩年的厲以寧又參加了高考。為方便起見，他就委託當時正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的趙輝傑代為報名。7月，厲以寧在長沙應試，8月接到了錄取通知書，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經濟系。

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后留校任教。

195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系系主任（1985年北京大學經濟系撤系建院，成立經濟學院，下設經濟系、經濟管理系、世界經濟系）。

1986年9月，厲以寧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經濟改革最好的手段便是利用股份制的形式來改造現有的國有企業，改造現有的大集體企業。

1988～2002年，任全國人大第七屆、八屆、九屆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3～2007年，任全國政協第十屆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1993年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系與管理科學中心合併成立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1994年至2005年，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1994年經濟管理學院更名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1998年，獲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曾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貢獻獎（個人最高獎）、國家教委科研一等獎等。曾主持《證券法》起草、《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

1998年，《中國非國有經濟年鑒》創刊成立，羅涵先同志邀請厲以寧擔任顧問。

1999年7月11日，北京大學成立學部學術委員會，設立社會科學學部，厲以寧為首任學部主任。

2005年至今，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同年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成立，厲以寧出任院長；11月6日在厲以寧的倡議下，成立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

2008年至今，任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還擔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國際交流協會顧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副會長、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貴州畢節試驗區專家顧問組組長。

2010年7月，作為參演人員入選2010年《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人物，厲以寧參拍“國家形象宣傳片”出場於版本二畫面二。

2013年起，任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2013年3月，當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2013年，第十四屆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終身成就獎。

2016年12月29日，獲第五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2017年3月，榮獲澳門科技大學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學位。

姓名由來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厲以寧在南京出生，因為“以”是排行，“寧”指出生於南京，家人遂為之取名為——厲以寧。

成就綜述

厲以寧教授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著書多部，並發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厲以寧教授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厲以寧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西方經濟學、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和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其在對中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經濟運行的實踐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非均衡經濟理論，並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了中國的經濟運行。厲以寧從中國經濟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國經濟的構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鄉鎮企業以及其它所有權不明晰的企業，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實踐中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論界與政策制定者廣泛接受，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了影響。

厲以寧還是經濟史專家，在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上有過相當深入的研究，厲以寧自1955年畢業后留在北京大學經濟系資料室工作，直到1962年第一此登上講壇，講“外國經濟史”，第一節課便是“西歐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后一直在這方面研究多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被迫終止研究。到改革開放后便把主要問題轉到中國國民經濟上，但一直仍然在從事經濟史研究，在1999年《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完成後便又重新著力於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於2003年出版了《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一書，該書將封建社會分為“剛性體質”和“彈性體制”，把封建社會的異己力量分為體制內異己力量和體制外異己力量，把資本主義分為原生型資本主義和非原生型資本主義，以此為前提對資本主義起源進行了深入探討。進入新世紀后，厲以寧力主改革城鄉二元制和土地改革等新一輪農村改革，是這一輪改革的重要推動者。2008年初，厲以寧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長文《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提出搞活農業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關鍵在於改革城鄉二元體制,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同等的權利，擁有同等的機會。他指出，城鄉二元體制不改革,農民收入不會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城鄉收入差距也無法有較大程度的縮小。

主要觀點

——擴大內需最要緊的有五個措施：給農民以產權；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大力扶持小微企業，給低收入者更多創業的機會，以創業帶動就業；加快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生產群眾需要的、喜歡的新型消費品。

——“充分就業是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第一目標”，“股份制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1980年5月在解決就業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

——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業不平等，就業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導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經費應該佔到國家財政支出的4%以上。——1986年國家教育發展研究課題報告

—“減員增效從宏觀來說，是根本錯誤的”，“政府不應該提倡“減員增效，”“政府的首要經濟目標是增加就業機會”。——1998年對宏觀經濟的建議

——城鄉二元體制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消除。——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12日C02-C03版

——對待證券市場，政府必須做兩件事情：第一，加強監管，防止出現詐騙、操縱內幕交易等違法行為。第二，始終把對股民風險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12日C02-C03版

——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消除“零就業家庭”(指的是父母、子女均待業)，政府有責任採取稅收、補貼等優惠政策幫助“零就業家庭”至少一人實現就業，要加大就業培訓、再培訓，鼓勵人們去各類企業工作。發展民營經濟是解決當前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12日C02-C03版

——“改革開放三十年最遺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會保障制度推進地極慢。一定要推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讓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開放成果。具體體現在，比如說教育的保障，比如基本醫療的保障，比如說養老的保障，還有生活最低程度的保障，包括廉租房的保障。”——2008年1月10日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

——“農民的土地流轉必須和社會保障連在一起。”——2009年1月中央電視台年度經濟人物頒獎發言

——“城市中，應該放寬對小攤販的管制。在當前情況下，就業問題這麼重要，你給人家開條路，給小攤販留條路，不要讓這些小攤販整天躲來躲去的。”“通過增加環衛工人和交通協管員，可以解決小販帶來的衛生與交通問題”。——2009年兩會上的發言

● 講座報告

200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厲以寧訪問了韓國。12月1日上午，厲以寧在韓國慶熙大學經營學院報告廳作了題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講演。12月2日下午，厲以寧又在首爾中國文化中心作了《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報告。

2011年6月13日，厲以寧應南非中國研究中心的邀請，在南非斯坦陵布希大學進行了題為《發現中國 中國經濟發展走勢》的講座。

● 指導學生

厲以寧的學生包括李克強、李源潮、陸昊、孟曉蘇、龔方雄等

2010年7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正式啟動了《國家形象系列宣傳片》的拍攝工作。作為參演人員，入選2010年《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人物。該片是為塑造和提升中國繁榮發展、民主進步、文明開放、和平和諧的國家形象而設立的重點項目，是在新時期探索對外傳播新形式的一次有益嘗試。厲以寧先生參拍“國家形象宣傳片”出場於版本二畫面二。

版本一出場人物順序：

畫面一：章子怡、范冰冰、楊麗萍、周迅、張梓琳；

畫面二：千手觀音邰麗華；

畫面三：袁隆平；

畫面四：李彥宏、丁磊、馬雲；

畫面五：王建宙；

畫面六：非凡的中國人民(普通群眾)；

畫面七：中國的設計師；

畫面八：時尚的中國模特；

畫面九：宇航員楊利偉等。

版本二出場人物順序：

畫面一：鄧亞萍、姚明、丁俊暉、郭晶晶、郎平；

畫面二：丘成桐、吳敬璉、孫家棟、厲以寧、岑拯；

畫面三：黃永玉；

畫面四：譚晶、李雲迪、宋祖英、劉歡、郎朗、譚盾；

畫面五：非凡的中國人民(普通群眾)；

畫面六：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陳魯豫；

畫面七：甄子丹、林浩、金晶；

畫面八：陳凱歌、吳宇森；

畫面九：宇航員楊利偉等。

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學

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

國民經濟管理學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

比較經濟史

西方經濟學

中國宏觀經濟問題

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等。

CCTV第九屆經濟年度人物特別榮譽獎評：厲以寧“以股份為支點，立市場方圓，從土地出發，探統籌之道，知行合一三十年，先行者的腳步永不停歇”的傑出貢獻。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評：從“厲股份”、“厲民營”，到“厲土地”、“厲城鎮”，到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厲以寧教授的思想和理論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評：厲以寧經邦濟世，心繫民生，從股份制到《證券法》、從民營經濟到扶貧開發，從林權改革到低碳經濟，每件事的推動都折射出其心血和智慧。八十六旬高齡，至今仍筆耕不輟，著作等身。《西方經濟史探索》《非均衡的中國經濟》這些著作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文獻價值和理論價值，為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六十餘載春秋，厲以寧傳道授業，因材施教，桃李滿天下，他的教誨不斷激勵著學生們奉獻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各條戰線上。厲教授孜孜不倦，興辦商學教育，在北京大學和光華教育基金會的支持下，創立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這一中國乃至亞太地區商學院的旗幟，為中國商學的發展，教育事業的改革，做出了重大貢獻。厲以寧作為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和參與者，在經濟體制改革、宏觀經濟分析、教育和經濟增長、就業問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企業管理等方面都有開創新的研究和論述，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學的創新發展，為中國經濟政策的指定與實踐作出了重要貢獻。

——擴大內需最要緊的有五個措施：給農民以產權；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大力扶持小微企業，給低收入者更多創業的機會，以創業帶動就業；加快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生產群眾需要的、喜歡的新型消費品。

——“充分就業是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第一目標”，“股份制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1980年5月在解決就業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

——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業不平等，就業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導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經費應該佔到國家財政支出的4%以上。——1986年國家教育發展研究課題報告。

—“減員增效從宏觀來說，是根本錯誤的”，“政府不應該提倡“減員增效，”“政府的首要經濟目標是增加就業機會”。——1998年對宏觀經濟的建議。

——城鄉二元體制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消除。——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12日C02-C03版。

——對待證券市場，政府必須做兩件事情：第一，加強監管，防止出現詐騙、操縱內幕交易等違法行為。第二，始終把對股民風險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12日C02-C03版。

——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消除“零就業家庭”(指的是父母、子女均待業)，政府有責任採取稅收、補貼等優惠政策幫助“零就業家庭”至少一人實現就業，要加大就業培訓、再培訓，鼓勵人們去各類企業工作。發展民營經濟是解決當前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12日C02-C03版。

——“改革開放三十年最遺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會保障制度推進地極慢。一定要推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讓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開放成果。具體體現在，比如說教育的保障，比如基本醫療的保障，比如說養老的保障，還有生活最低程度的保障，包括廉租房的保障。”——2008年1月10日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

——“農民的土地流轉必須和社會保障連在一起。”——2009年1月中央電視台年度經濟人物頒獎發言。

——“城市中，應該放寬對小攤販的管制。在當前情況下，就業問題這麼重要，你給人家開條路，給小攤販留條路，不要讓這些小攤販整天躲來躲去的。”“通過增加環衛工人和交通協管員，可以解決小販帶來的衛生與交通問題”。——2009年兩會上的發言。

——厲以寧基尼係數演演算法：“厲以寧教授在接受光明日報採訪時重新定義了基尼係數的演演算法，通過他的演演算法，中國的基尼係數被大幅降低。

厲以寧教授的新基尼係數理論指出，以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複雜的社會發展狀況，較好的計算方法是先計算中國最基本的社會經濟單元――家庭的基尼係數，然後再由下向上，逐級加權平均，算出總基尼係數。只有這樣的計算方法才能正確評估中國的貧富分化狀況。

根據這種計算方法，中國的基尼係數將是一個低於0.2的數值。厲以寧教授表示，雖然有點匪夷所思，但是事實就是如此－－中國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中國的問題恰恰是貧富分化太小，這表明中國仍然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必須徹底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拉大貧富差距，中國人才有勤奮工作的壓力和動力，GDP才能上去，中國才能進步。

當然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在掩飾中國出現的貧富分化的問題，因為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並不是一個演演算法就可以掩飾過去的。演演算法只是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他，並不是說我們不理解。在這一點上，厲以寧的行為是比較政府的。

改變基尼係數的演演算法，或是重新定義，則評判基尼係數的標準也需要改變。如果依舊以原有演演算法的評判標準來進行評判的話，已經失去了基尼係數本身的意義，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並不是用新演演算法就能掩蓋過去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試圖改善指標應從民生措施上下功夫，而非演演算法上的數字遊戲。舉例說明，就像滿分為150分的考試，當厲以寧的解答可以獲得90分，卻試圖告訴家長他在一場通常為100分的考試中取得了90分一樣。

“勞動密集型企業也可以創新。中國不能離開勞動密集型企業。”

“廣東經濟轉型，晚轉不如早轉。否則就要落後於長三角和渤海經濟圈。”

“其實，他們帶來的問題無非是兩個，一是他們擺攤的地方周圍環境很臟，二是擋了交通。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可以多雇一些人打掃衛生和引導交通，這樣又可以帶給一部人就業的機會。”

“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記者會上說，當前樓價居高不下，原因是地價高。他還回答了關於上調資源增值稅的說法和提高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分配比例等問題。因在改革開放初期呼籲進行股份制改革而被稱為“厲股份”的厲以寧，在本次“兩會”上又在為民營企業大聲疾呼。厲以寧笑稱自己是“厲民營”。

厲以寧在政協會議分組討論間隙接受記者採訪。他在“兩會”上的關注點，一是林權改革，二是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此外就是就業。他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五項建議，其中第一條就是“以擴大融資和支持兼并重組的方式，讓一批有市場的民營企業迅速復甦發展”。

厲以寧說，“為什麼要‘保八’？”“‘保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為了增長而增長，而是通過經濟增長，解決就業和民生”。

厲以寧強調民營企業在擴大就業方面的作用。他說，吸納就業較多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大企業主要是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對擴大就業作用不大”。

和往常的多次發言一樣，厲以寧再次呼籲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他坦率地說，四萬億元人民幣主要是投給大項目、大企業。他在此前一個民營經濟論壇上說，四萬億應給民營企業留些空間。

厲以寧對民營企業的關注可以追溯到上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二00三年，時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厲以寧，以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專題組組長身份，率專題組赴廣東、遼寧等地調研。二00五年，專題組向中央報送了關於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當年，支持“非公”經濟的“三十六條”政策出台。

“我呼籲過多次，非公經濟三十六條中有好多還沒有得到落實。”厲以寧說，前幾年宏觀調控時制定的一些規定，現在已經過時了，也該清理清理了。

北京大學二00五年成立民營經濟研究院，厲以寧出任院長。

已經七十七歲的厲以寧說自己仍在上課，像“世界是平的”這樣的暢銷書他會看，也會讓學生看。

回顧“兩會”，厲以寧多次為民營經濟加油。二00七年，他指出民營經濟發展存在“玻璃門”。二00八年，他說，部分領域的准入對民營企業還沒有放開，稱“新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對民企招工會產生一定影響”。

厲以寧建議為企業減稅，“尤其是外向型企業的出口退稅，還沒有提高到位”。他提出，政府採購，應該考慮給民營企業採購訂單。

在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征程中，厲以寧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這位北京大學的教授，以他具有建設性的經濟學著述奠定了他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而他對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的貢獻，是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初期，就提出了在中國要積極引進企業的股份制度，他由此而得到了“厲股份”的外號。

上世紀80年代初，剛剛走出“文革”磨難的中國百廢待興，最大的問題是城市居民的就業問題。大量在當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回城的知識青年，急需尋找到工作崗位，就業成了一個影響社會安定的突出問題。1980年夏，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主持召開了全國勞動就業會議。參加會議的各路人士紛紛提出，為了吸收更多的勞動力，政府應當大力興辦企業。但是，國家拿不出那麼多資金來興辦企業。

厲以寧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可以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業來解決就業問題。他說，股份制企業就是民間集資，不用國家投入一分錢，就可吸收更多的勞動者就業。厲以寧的這次發言，是在高層會議上第一次發出的關於股份制的聲音，受到了國務院的高度重視。

事實上，股份製作為一種企業組織形式，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已經悄然興起。這與股份制經濟在西方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興起，其發展路徑是一致的。17世紀時，荷蘭、英國等歐洲國家由於航海業的發展，出現了第一批依賴集資組建起來的股份制企業，極大地推動了早期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因此，股份制經濟實際上是在中國擺脫了計劃經濟體制后必然要走上的一條道路。厲以寧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經濟學家，以其敏銳的目光看到了這種先進的企業組織形式對於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並為此而大聲疾呼。

但是，股份制這種脫胎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組織形式，在一些人看來，無異於是顛覆社會主義的“洪水猛獸”。圍繞著股份制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學術界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厲以寧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今天，厲以寧在回憶當年的爭論時說：“不同意我觀點的主要有三種人，一種是比較極端的人，認為我在搞私有化；一種是認為股份制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中國環境跟西方國家不一樣，中國當時的經濟體制還沒有完全轉型；還有一種人認為中國缺乏企業家。對於后兩種意見，我都作了應答，主要是強調股份制實際上是一種新的公有制形式。”從1984年到1986年，厲以寧奔走於全國各地，作了很多演講，寫了很多文章，宣傳股份制。

1986年9月，厲以寧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經濟改革最好的手段便是利用股份制的形式來改造現有的國有企業，改造現有的大集體企業。厲以寧的股份制理論成為中國推進資本市場建設和國企改革的重要理論支撐。

事實上，當時積極宣傳股份制經濟的不止厲以寧一人，董輔礽、蕭灼基、王珏、馮蘭瑞、蔣一葦等經濟學家都與厲以寧站在一起。正是在他們的積極推動下，股份制經濟在姓“資”姓“社”的爭論中逐步推進，並且從最初的集體企業開始向國有企業延伸，到上世紀80年代末，全國出現的股份制企業已經超過1000家。90年代初，隨著上海、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的建立，一個完善的股票市場在中國出現了。厲以寧和他的“厲股份”的稱謂，也載入了中國股市發展的史冊。

李克強、李源潮、陸昊、孟曉蘇、龔方雄，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都與一個名字聯繫起來，厲以寧。李克強師從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北大讀博期間，李克強與厲以寧、李源潮等師友合著《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一書。這本書的所有論點後來完全被認同，漸漸變為正在實行的政策。如今厲以寧的學生在中國各個領域身居要位，他的思想正在影響中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