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陽人

長陽人化石，在1956年發現於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大堰鄉鍾家灣村一個稱為“龍洞”的石灰岩洞穴中，由賈蘭坡教授命名為“長陽人”。長陽人化石近於現代人的特徵較多，沒有北京猿人那麼原始。

“長陽人”是中國長江以南最早發現的遠古人類之一。“長陽人”不僅具有現代人的特徵，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原始特徵。距今年代不少於19.5萬年，為“更新世中期的後期”古人類化石，遲於馬壩人、早於丁村人。

“長陽人”的問世，說明了長江流域以南的廣闊地帶同黃河流域一樣，也是中國古文化發祥地，是中華民族誕生的搖籃。“長陽人”，世界人類進化發展於古人階段的典型代表，填補了人類考古學“中更新世後期”和“亞洲長江流域”時空兩個空白，也進一步否定了“中華文明西來說”。

長陽地處鄂西南山區，海拔在1000～1500米之間，這裡山嶺縱橫，植被豐富，洞穴較多，這就為遠古人類居住和生存提供了較優越的條件。在這些溶洞中，蘊藏著較為豐富的古脊椎動物化石，且早在清代就被發現。據同治年間的《長陽縣誌》記載：“老鴉嶺在邑西南八十里有土坑，形圓如鍋，圍數畝余，其底有小眼，如井口，深不可測，一日突陷成巨穴，沿圍數丈，裂處有折縫，掘得此物，骨腦如巨獸，身盤穴口二周，其刺骨如豬肋而銳，有四齒，粗如巨指，長三寸，板牙四枚，徑半寸，長二寸，入城市之眾莫識，……視神物委蛇之餘。深山古洞中，多有此物，舔之粘舌者龍蛻也。”在“遺聞”部分也有出土化石記載。由於科學落後，當地人們將這些古脊椎動物化石統稱為“龍骨”。

一九五六年七月，當地群眾為集體找副業門路，在洞內挖“龍骨”出售，時任縣一中生物老師陳明智（已故）得知消息后，便帶著學生到鍾家灣採集化石標本，從供銷社收購的數萬斤“龍骨”中挑選了一箱化石，其中一塊人的上頜骨化石，並附有兩枚牙齒。其它化石運銷到省城武漢后，被省文化主管部門發現，立即電告長陽文化科：“長陽破壞古脊椎動物化石嚴重，必須立即調查禁止。”

省博物館速派毛在善同志來到長陽，與時任文化科科員的龔發達同志一同步行至鍾家灣調查，又挑選了三箱化石，後由毛在善同志將這批化石標本連同陳明智老師發現的上頜骨化石一併送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經鑒定確為古人類化石，而且其中有一件人類的上頜骨是在長江以南與其相同的動物群中從來沒有發現過的。鑒於這批材料的重要性，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於一九五七年二、三月間特派賈蘭坡、翟人傑、黃萬波等5人前往長陽調查並進行了科學的發掘，參加發掘的還有省文化局徐松俊和縣文化科龔發達等同志。

產化石的“龍洞”為石灰岩洞穴。位於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大堰鄉鍾家灣村西北1.2公里，洞口面向東南，高約3米，離地面耕地高約10米，洞內堆積除下部有大小不同的石灰岩碎塊和底部靠洞壁的地方有局部的含碎石塊和化石堅硬部分是角礫岩外，大部分堆積為深黃色鬆軟的沙質泥土，在角礫岩和深黃色鬆軟砂質泥土中均含有大量化石。經過七天的發掘，在原生地層中和過去已挖過的鬆土中，又發現了一顆人類的左下第二前臼齒，這是一顆距今10多萬年的古人類牙齒化石，是長江以南古人類遺跡的首次發現。與其共存的還有象、豬、竹鼠、古豺、大熊貓、鬣狗、東方劍齒象、巨貘、虎、獾、鹿、牛、中國犀等大批南方常見的古脊椎動物化石，其中以犀牛、象、鹿三種化石為最多，屬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同年，賈蘭坡教授在《古脊椎動物學報》發表文章，以古人類化石出土地點命名為“長陽人”。

“長陽人”化石，包括1件不完整的、保留有第一前臼齒和第一臼齒的上頜骨，以及一顆單獨的左下第二前臼齒。牙齒相當大，咬合面紋理複雜。齒冠較低，齒根很長，下第二前臼齒的齒根有兩個分枝。上頜骨和其他早期智人的一樣，一方面保留了若干原始性質，如梨狀孔的下部較寬，鼻腔底壁不如現代人那樣凹，而與猿類接近，犬齒比較發達等；另一方面又有許多與現代人相近的進步性質，如頜的傾斜度沒有北京人的顯著，鼻棘較窄而向前，上頜竇前壁向前擴展超過第一前臼齒，顎面凹凸不平等。從總體看，長陽人所具有的進步性質比原始性質要多，明顯地比北京直立人進步。

長陽人，生活的大山區，洞穴極多。這種環境為長陽人提供了生存條件。在與長陽人伴出的動物化石中，有以嫩竹為食的竹鼠、大熊貓，說明當時這裡有大片竹林；而東方劍齒象、中國犀和鹿類的存在，則說明附近還有開闊的林邊灌叢和草原。以上動物都是喜暖的，所以當時這裡的氣候是溫和而濕潤的。

“長陽人”遺址，位於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大堰鄉鍾家灣村，距長陽龍舟坪縣城45公里，位置於長陽縣城西南25Km，絕對地理位置東經111°04′、北緯30°16′，海拔620米。距今19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就出土於長陽大堰鄉鍾家灣的石灰岩溶洞。

遺址為一海拔約1300米的洞穴。洞口高約2米，闊約6米，平面呈不規則狀。化石洞呈兩邊分佈之勢，一左一右，一個傾斜，一個稍平直。1956年以來先後在這裡發現了人類上頜骨和牙齒及共存的古脊椎動物等化石，其中“長陽人”化石是在較傾斜的洞中發現的。“長陽人”化石現珍藏於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展出。“長陽人”的發現，證明在遠古時期，長陽境內就已有人類生存活動。

如今已闢建遺址公園，位於242省道85Km處，距長陽縣城、大堰集鎮分別為71、10Km，洞亭碑林朔遠古，伴生動物造洪荒，林掩村舍，若隱若現，情趣幽然，別俱洞天。該處為湖北省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國務院規劃的國際旅遊點，並樹立了保護標誌，建立了保護機構，省、縣拔專款對環境進行美化，立共生動物塑像四個，修建了供人參觀遊覽的究古亭，並有中國著名畫家范曾為“長陽人”題字。

行政區：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大堰鄉鍾家灣村

絕對地理位置:111°04′E、30°16′N

海拔：620m

相對地理位置：距長陽土家族自治縣龍舟坪縣城45km，位置於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城西南25km

洞穴類別：為大堰鄉常見石灰岩洞穴

洞穴規格：高2m，寬6m

“長陽人”是人類遠古祖先之一，十多萬年前生活在長江以南的清江兩岸，他是神州的魂寶，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長陽人化石不僅在考古學、古人類學研究上具有重要價值，而且對第四紀地質學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過去學者曾把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的時代限定在中更新世，和北京人的時代相當。由於長陽人化石與該動物群共存，而長陽人又具有比北京人進步的體質特徵，從而證明這一動物群的時代可延續到晚更新世。另外，關於長江中、下游階地形成的時代，以往因沒有動物化石可以借鑒，一直未能解決。長陽人及其動物群的發現，提供了洞穴和階地的對比資料，解決了長江各階地形成的時代問題，為南方的地層劃分提供依據。

賈蘭坡教授在《長陽人化石及共生的哺乳動物群》一文中說：“‘長陽人’的發現，不僅給江南動物群增加了新的種屬，並為地層的劃分提出了新的證據，同時給人類本身的分佈與演化提供了新的資料。”“長陽人”的問世，說明長江流域一樣，也是中國古文化的發祥地，是中華民族的搖籃。

“長陽人”在中外人類學、考古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國人類學專著、考古學專著均作論證要題，各類辭書、歷史教科書均作要題闡述。“長陽人”全球獨有，是世界的瑰寶，是中國的驕傲。

1987年1月，清江大型水電樞紐及水利綜合開發第一期工程，拉開了全面開發清江的序幕。為配合工程建設，文物考古部門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關懷及重視下，抽調文博單位考古專業人員組成專班，於同年春季開始，對清江兩岸淹沒區的地下文物進行了搶救性的發掘。

前後近10年時間，共發掘古文化遺址11處，其中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2處，新石器時代遺址6處，夏、商、周時期的遺址3處。發掘古墓葬7處，其中夏、商及漢代各1處，六朝時期3處。已獲得各個時期的石器、陶器、骨器、玉器、銅器、鐵器、料器和錢幣及舊石器時代的古脊動物化石、新石器時代的古動物骨骼、夏與西周時期的重要人骨標本和商周時期的甲骨等，共計3萬多件。

再次發現原始人群活動的遺址自1956年在長陽黃家趟鍾家灣龍洞發現距今19萬多年前的“長陽人”上頜骨化石以來，1992年4月又在長陽鰱魚山舊石器時代中期洞穴遺址中，發現了幾處面積較大的古人類用火遺跡，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測定，距今有9—12萬年。同時還出土了牛、鹿、羊、犀牛、虎、豹、熊、竹鼠、松鼠、社鼠、豪豬、野豬、獼猴、熊貓和東方劍齒象等20餘種古脊椎動物化石。為研究中國古人類的發展、分佈以及這一時期本地區的古氣候、環境、動物群的遷徙和人類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增添了新的資料及研究課題。

氏族公社時期的遺址分佈密集在縣境20公里的清江兩岸，分佈著8處遺址。大約在一萬年前，生活在清江流域桅杆坪遺址下層（距今10070±190年）和榨洞的先民們已進入到新石器時代，他們在清江流域生活了相當長的時間。已發掘的桅杆遺址上層和西寺坪遺址都有5—6千年的歷史了，屬大溪文化遺址。出土石質和骨質生產工具有鋤、斧、錛、鑿、鉞、鏟、錘、球、杵、臼、砧、鏃、刀、錐、針、魚鉤、網墜、紡輪、敲砸器、雕刻器和礪石等20多種，其中以一批小型石器，骨器最為精緻。如骨針圓徑為0.15厘米、孔徑僅0.08厘米。出土的陶制生活用具有碗、缽、杯、盤、尊、盆、鼎、罐、缸、瓮、豆、器蓋、圈座和支腳等近20種。其中以碗、盆、盤、豬嘴形支座和彩陶單耳杯最富有特色。此外還出土有石環、石壁、石璜、石玦、玉玦、骨簪、綠松石等多種裝飾品以及石雕生殖崇拜物——石祖和經過打制修整呈圓盤狀的鋪地石材等。

夏、商、周時期位於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漁峽口鎮東南0.5公里的清江北岸的香爐石遺址，是中國長江以南鄂西清江流域夏、商、周時期一處古文化遺址。東距長陽縣城97公里，屬清江中游，遺址中心區長70米，寬10餘米，西南面臨江，距清江河面垂直高度約30餘米，東南和西北兩面緊靠陡峭山岩，東北面還矗立一座垂直於江面的方形巨石，故人傳為香爐石。

遺址中心地處在兩岩之間的平槽之內，屬典型的河旁山寨型遺址。它的地理環境獨特，一般不會引人注目。該遺址1983年發現。1988年、1989年、1995年先後三次進行發掘。獲得各個時期的歷史文物近萬件。從遺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和大量甲骨揭示出，它不僅時代較早，內容新疑獨特，而且有我國古代巴人早期文化的突出反映，並可窺其來龍去脈。

遺址的面積不大，中心位置僅700平方米，但文化層堆積厚、已發掘的部分厚度已達5米以上。有7個自然堆積層次。第7層的時代最早，碳十四測定距今4090±100年，為夏時期；第6層距今3520±130，為早商時期；第5層為晚商時期；第4層根據陶器組合關係以及甲骨的鑽孔形態分析。應為西周時期；第三層為東周時期。它已是楚文化的風格了。這時的楚人已進入到清江巴人的腹地，並很快控制了這一地區，離香爐石遺址僅7.5公里的外村裡遺址，便是楚人大規模專門生產瓦類建築材料的基地。香爐石遺址出土的巴文化遺物以圜底釜、罐為主要文化特徵，出土的石器有斧，錛、鑿、鏃、矛（雙刃、類似劍）等。陶器有釜、缽、豆、盤、杯、罐、紡輪、網墜等。銅器有矛、鏃、鉞、錐、鑿、魚鉤等。骨器有簪、鏟、鑿、勺、紡輪等。

川東三峽地區巴文化遺存中一向被普遍認為是受外來影響的常見器物大口尊、缸在香爐石遺址中一概看不見。這就證明香爐石文化未受外來的影響。占卜術在香爐石遺址的先民中尤為盛行。出土的甲骨數量多，時代早，更令人注目的卜骨的製作材料新穎別緻，多用較大的魚類鰓蓋骨製作，而有別於過去人們常見的用牛、羊、豬的肩胛骨製作的卜骨。這在中國卜骨發現史上尚是前所未有的發現。

1995年11月，對香爐石遺址進行了第三次發掘。找到了生活在香爐石遺址的先民們的墓葬區，這是前兩次發掘沒有發現過的新遺存。共清理早商時期巴人墓葬5座，其中3座有隨葬品，出土了大型卜骨，骨匕、圜底陶釜、罐、石斧、貝幣等。卜骨隨葬在一死者的頭部，是用牛的左肩胛骨製作而成的，與前兩次在遺址中發掘出大量用魚的鰓蓋骨製作的卜骨不同，是早期巴人遺物的新發現。卜骨全長42厘米，是我國發現的最大卜骨之一。這些卜骨的發現，對理解《世本》記載的“廩君之先，故出巫誕”的涵義，有了新的認識。

骨匕是用大動物的肢骨為材料製成的，全長26.6厘米，隨葬在死者的右腿部，其製作細，用材巧、造型美、葉壁薄、體形大、實屬精品。隨葬品中具有斷代作用的兩件陶器與遺址早商地層中出土陶器完全相同，就年代而論，也與卜骨的時代相吻合。

香爐石遺址出土了兩枚陶璽印，印面一為圓形，一為橢圓形，均為陰刻，兩枚璽印出土在西周地層中。其年代至遲應與之相當。研究古文字的專家們，發表了各自的看法。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夏淥先生認為兩印文一為“蔡”一為“鮫”，前者與有些甲骨文相近，後者與有巨口有利齒的水生動物有關。其年代應比西周時期要早。比殷墟的青銅印要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公柔先生則認為該兩璽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遺址西周時期地層中，當然應是巴人比較早的璽印。也可能比西周時期還要早一點，從印文形制看，跟我們已知的“巴蜀文字”應有淵源關係。我國著名的歷史與考古學家張政火良先生也認為該兩印應屬巴文字系統，與中原文字系統不同。中國文物研究所劉紹剛先生在《印史研究》撰文中，認為長陽夏、商遺址出土的兩方璽印，是目前在科學考古發掘中發現的最早的璽印。它的發現，揭開了古代璽印起源之謎。清江流域考古發掘的實物資料表明，這裡不僅有19萬多年前的“長陽人”，9—12萬年前的人類用火遺跡、一萬年前的古文化遺址、5—6千年前的大溪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發現了3—4千年前的早期巴文化——香爐石遺址及其墓葬區。證明巴人起源於鄂西清江流域有了豐富的實物資料，為揭開長陽這塊古老神奇土地之奧謎，將寫下光輝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