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札記

其“三家村”一詞出自蘇東坡《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洛州》一詩，其本意為偏僻的小山村，雖是自謙之詞，但亦有《漢書。藝文志》所言的“一言可采···不廢芻言狂夫之議”。不想文革初被姚文元、關鋒等人批判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成為“文革”序幕中的標誌性事件。文革結束后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雜文集《三家村札記》。收雜文六十五篇。

1961年中共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請鄧拓開闢一個雜文專欄，鄧拓約歷史學家吳晗和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輪流撰稿，合署筆名“吳南星”。欄目定為《三家村札記》。《三家村札記》介紹古人讀書治學、做事做人、從政打仗等方面的歷史知識，以針砭現實生活中的弊病，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淺出，富於啟迪性，對當時一些“左”的錯誤和不良作風有所批評和諷刺，深受讀者歡迎。

“三家村札記”作者鄧拓、吳晗、廖沫沙。該專欄邀請鄧拓、吳晗、廖沫沙合寫，三人其時皆為北京政府各機構官員。他們約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輪流寫稿。作者由三人取一個共同的筆名：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筆名“馬南邨”），廖沫沙出“星”（筆名“繁星”），合稱“吳南星”。從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記”共發表了60多篇文章。

1966年5月“三家村札記”遭到批判，被姚文元、關鋒等人批判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又稱該專欄是“有指揮、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為復辟資本主義、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作輿論準備的”。一般人認為，他們的真實動機意在指向這三人身後的北京市黨政系統。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同康生等人談話中點名批評了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的《燕山夜話》，於是《北京日報》被迫對“三家村”進行批判。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報》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的文章。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誣衊《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號召要“徹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徹底肅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時間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圍攻、聲討“三家村”的浪潮，成為“文革”序幕中的標誌性事件。

這束《三家村札記》，被林彪、"四人幫"誣為毒草，打入十八層地獄，已經十多個年頭。今天，它又重新回到人間，顯示出它的倔強的生命，決不是幾個流氓痞子的謊言咒語能將它絞殺的。

現在，這本書擺在我們面前，每一個有頭腦的心地正常的讀者都可以看到：這裡面無非是三位作者用雜文的形式，介紹了一些古人讀書、治學、做事做人、從政打仗等各方面的經驗得失；針砭了現實生活中一些不良傾向和作風；讚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新人新事；還介紹了一些可供借鑒的各種知識……這樣的書，雖然不是巨火熊焰，卻有著智慧的閃光，能幫助讀者開擴眼界，增長知識，提高識別事物的能力。一句話，使人變得聰明一些而已。但正因此就觸怒了黑暗和愚昧的製造者們，他們動員了自己的一夥，施用栽贓、歪曲、斷章取義、指白為黑等手法來圍攻這本書，而姚文元則集一切鬼蜮伎倆之大成。只有最卑鄙最無恥的文痞惡棍，才有本事把一些毫不相關的東西生拉硬扯在一起，穿鑿附會地給這本書扣上那麼多莫須有的罪名。從圍剿《海瑞罷官》和"三家村"開始，黑暗就籠罩了整個文壇，林彪、"四人幫"製造的文字獄遍於國中，正直的作家和進步的作品幾乎無一倖免地被打進了他們張設的網羅。

古人有言：堯舜無權，管不了三戶人；桀紂有權，卻可以亂天下。林彪、"四人幫"是深得此中三昧的，所以，他們拚命地抓權。他們做夢也喊著：權、權、權，有了權就有一切！圍攻《海瑞罷官》和圍攻"三家村"，正是這伙野心家整個篡黨奪權計劃中的一個重要步驟，聽聽姚文元是怎麼叫喊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部揭露出來，批判他們，踏倒他們"，還要挖出什麼"最深的根子"。他們的矛頭指向什麼人，不是很清楚嗎？他們的氣焰何等囂張啊！從此以後，林彪、"四人幫"就展開了全面奪權的瘋狂活動，真正大亂了天下，把我們的國家拖到幾乎毀滅的邊緣。

但是，這些人被野心弄昏了頭腦，他們竟不知道權能奪得，也能失掉。要不然，一切專制王朝真可以萬世長存，桀紂就用不著"出奔"和"自焚"了；人類社會也永遠不會前進了。曾幾何時，那些曾在他們製造的黑暗裡發出狂笑的鬼蜮們，或者折戟沉沙，或者死有遺臭，或者只落得向隅而泣。這是人民和歷史給予他們的應得的"報應"。而被他們打下地獄的《三家村札記》卻終於復活，並將長期存在下去，因為它不僅對當時有益處，對今天有益處，對將來也還有益處，為千千萬萬讀者所需要。

《三家村札記》的三位作者，都是我所認識和尊敬的。他們把畢生精力獻給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他們的功績是抹煞不了的。在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下，鄧拓、吳晗同志早已飲恨死去，剩下廖沫沙同志也受到嚴重的摧殘，我永遠不能忘記，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會上，宣布鄧拓同志的死耗時我心頭感到的傷痛，而林彪、陳伯達和那個"顧問"臉上，卻露出了冷酷的獰笑。解放以前，我和沫沙同志曾在重慶、香港等地一起工作過，在十分艱難的生活中，他的雖遭嚴酷打擊而堅韌不拔的精神，誰也不能不感動。前幾年，我們被"四人幫"放逐到一個地方，相距咫尺，卻無法見面，只能在心裡暗祝他身體健康。感謝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我們才有可能活著重逢。令人高興的，是他剛毅倔強的性格依然如昔。我們相約：要追回被"四人幫"糟踏的光陰，更加勤奮地工作，以報答黨和人民對我們的關懷和期望。當然，這也是對"四人幫"的一種報復。

(原載《作品》1979年第4期)《三家村札記》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