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爾

德籍顧問團的奠基人—鮑爾

鮑爾是一名重炮專家，柏林大學因所發明的重炮理論和所設計的新型重炮授予其榮譽博士頭銜。他的重炮理論和他設計的新型重炮在德軍圍攻比利時列日要塞時大顯身手。1916年魯登道夫出任陸軍第一總監，鮑爾在參謀本部地位逐漸重要。魯登道夫為人粗獷，頭腦簡單，只知勇猛前進；鮑爾頭腦精細，目光銳利，二人一搭一檔，相得益彰。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對鮑爾的打擊很深，所有的幻想與事業基本結束，但對於恢復帝制的企圖仍不死心，為光耀帝國，他積極參與魯登道夫與部分美國人士的合謀，先幫助白俄，旨在推翻蘇共政權。1920年，鮑爾參加兵變，佔領柏林數日，后流亡國外，先後服務於西班牙、奧地利、阿根廷，工作由軍用航空至防蟲災害等，還一度擔任蘇聯紅軍的炮兵顧問。

1927年11月中旬，鮑爾抵達廣州，不久遇上共產黨在廣東起義，隨即由李濟深陪同在12月中旬抵達　上海，再由朱家驊陪同與蔣介石見面，會談內容根據國民黨資料記載“我領袖以鮑爾上校學識淵博，且熱心為中國服務，乃聘之為軍事顧問。”但當時寧漢分流，蔣介石牌引退狀態，應該不能做出肯定的承諾。另有資料顯示：兩人會談十分融洽，鮑爾向蔣介石提出空軍和自動武器的發展，強調兩者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蔣介石希望鮑爾將來能來華服務，鮑洋也表示如有機會定將來華作長期停留。由此推測兩人最初會晤並沒有達成有關請鮑爾任總顧問的協議。而具體問題也需要蔣介石復職后回南京與同僚磋商。鮑爾也要回國與國防軍及領袖級工業巨頭洽談技術援助與武器供應。

鮑爾在中國呆了大約4個月。期間參觀了南京、武漢等地，與蔣介石有過多次會談，陳上了幾份如何發中國實力的建議書。1928年3月底返回德國。同年6月，蔣介石政工聘請其為總顧問，任期兩年，由中國駐德公使館書面通知，並命鮑爾組建顧問團。

從顧問團名單上可以看出鮑爾創立的顧問團大致上屬於經濟與技術性的，其目標在於增強中國的國力，以助中國對內維護國家統一，對外抗拒費強敵。所以在其組團成員中，純粹的經濟與技術專家佔據該團核心地位。鮑爾認為中國想要建設現代化的軍隊，先決條件是要有現代化的工業與經濟基礎。所以顧問團的初始任務主要在於協助中國政府發各種與國防有關的經濟建設。鮑爾在德國向政府各部門在職官員接洽赴華工作的問題，在取得當事人同意之後，再由中國駐德使館以正式公文向隸屬的部門提出借用。儘管當時德國政府公開反對軍事顧問團的出現。但是對於文職官員赴華任職並不反對，一般多予以照準。並且還給出2年停薪留職的政策，方便在華任職期滿后可以返德繼續工作。例如柏林中央政府經濟部高級顧問舒巴特、農業部的桑底爾。此外中國駐德使館也從德國借用了許多現役的警官（多為退役的軍官），著名的有科納上校，文德少校和特希上尉。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國家安全，警察、憲兵的訓練以及陸地與空中交通的管制。鮑爾認為當時中國的環境，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需時太久，倒不如利用現有的環境，建立一支有效率的憲警部隊，可以國家安全，並為建軍作示範。所以顧問團中警察顧問人數比例相當高，可能是鮑爾認為他們可以一才兩用，既可以避人耳目，需要時又馬上可以出任軍事顧問。另外因凡爾賽和約的影響，德國國防部編製較戰前大為縮減，所以許多軍官退役后，又被該部聘為文職人員（類似有些部門人員退休以後的返聘）。電訊專家斯派斯中校、陸軍工程師喬丹少校即屬此類。除了這些從德國政府機構借用的人才和退役軍官外，顧問團還包括“元老派”和“非德籍人士”，前者是一些北伐前已在中國各地方工作的德國人，將他們集中在南京，在鮑爾的領導下有組織地協助中國發展各種建設。例如地質學開培教授，工業顧問亞曼與安塞博士等。顧問團本身包含若干非德籍顧問，因為鮑爾一來認為協助中國發各種建設與自衛能力，不但對中德有利，對西方各國也無害，還可以遏制蘇聯。二來可以混淆國際間的注意力，視該團為一國際性組織，而不是純粹的德國顧問團。這人中有奧地利的克萊特納上校（警官，在華擔任國家安全顧問）、荷蘭的戴佛來梅雷上校（在華擔任炮兵監督），還有一在中央軍校擔任考官的白俄軍官。

鮑爾在遞交給蔣介石的《整理中國陸軍建議書》中著重指出中國必須先具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衛生設施，缺乏任何一方，建設現代化軍隊均將受到阻礙。想要使中國戰鬥力加強。建立一支現代化陸軍、空軍示範教導旅或者師極為重要。該旅或師要配備標準現代化武器，接受最新式的德國陸軍訓練方式，逐漸使全國部隊均接受相同訓練，達到同一水平。

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要裁軍，以便集中現有的財力物力，使國軍達到精練的標準。蔣介石對鮑爾的建議表示讚賞。1929年國民革命軍編遣委員會成立，鮑爾草擬遣辦草案，將全國軍隊分成6個編遣區整編，共縮編成常備軍50個師及執行警察任務的保安隊12萬人，又按陸軍步兵新編製，至多不得超過85個師，騎兵8個旅、炮兵16個團、工兵8個團，合計兵員80萬人。全國軍費以國家總收入40%為限。草案還規定全國軍隊　完全隸屬於中央，以求軍、政令統一。

阻礙此草案實行最嚴重者就是尋些表面服從中央，卻仍然擁有相當武力的地方軍閥。他們不願意自己擁兵自重的政治資本被削減，這導致了中央最後不得不以武力解決，以求國家的真正統一。鮑爾及其所屬德籍顧問也就無可避免地捲入其中。在討伐廣西軍閥的戰役中，鮑爾親自到武漢一帯籌劃作戰計劃，桂軍雖遭挫敗退出武漢，鮑爾卻於1929年4月底不幸身患重病關到上海醫治，不久即病逝在醫院（其死因有一種傳聞：由於他在蔣桂戰爭中一直建議蔣介石對桂系除惡必盡，因而遭到西南實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會中被下天花疫苗而死。）

鮑爾在醫院中自知時日不多，由航空顧問傅赫斯中校記錄了其遺囑，首先表示感謝中國領袖對德籍顧問團的愛護，祝願蔣委員長身體康泰，中國實力日漸強大，隨即重提空軍的重要性，希望與德國顧問合作迅速建立一支現代化空軍戰鬥部隊。推薦赫爾曼克里拜爾中校繼承或暫代總顧問職，建議王恩漢調教導旅。最後請蔣介石照顧其家屬。這些後來皆如所請。

鮑爾在中國實際工作時間不到半年，但是給蔣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蔣介石在與德籍顧問的談話及演講中經常提到鮑爾，勉勵他們多多仿效鮑爾。鮑爾強調將軍事與政治完全分離，軍事機構直接對國家元首負責，軍事教育著重智與質的訓練，教材和教導方式均採用德式，進而促成中國成立軍事情報與新聞機構，以便對各種潛在的敵人的情況能有充分的了解。鮑爾雖然來華時間不長，但他組建了顧問團，創立了顧問團的工作模式，規劃了工作方向，為未來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可稱為德籍軍事顧問團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