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

分佈區域

大多數白俄首先來到俄羅斯南部和烏克蘭，然後前往土耳其以及東歐的斯拉夫國家，例如南斯拉夫王國、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另外一大批人則移居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芬蘭、波斯、德國和法國。在柏林和巴黎都有較大的白俄聚集區。

大多數的政府和軍隊官員以及在西伯利亞及遠東抗擊紅軍的人往往和他們的家人一起移民到中國的哈爾濱、上海以及其他城市，在中亞和中國西部也有聚集。在美、日兩國從西伯利亞撤軍后、一些人也移民到了日本。

在二戰期間及以後許多白俄移民到英國、美國、加拿大、秘魯、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亞。至今在這些地方仍保留有白俄移民社群，在當地有一定影響力。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也給中國“送”來了俄國難民(即“白俄”)。儘管“白俄”的遷徙也頗費周折，但“白俄”最終在中國得到了收留居停。白俄，指二十世紀上半葉流亡於中國上海和東北等地的俄羅斯難民，他們集中居住於上海租界，特別是上海法租界中。

白俄在上海渡過了日本佔領的艱難時期，但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上海的白俄就不得不陸續遷出了。上海的俄國建築也沒能逃脫文化大革命的破壞。

1966年，畢勛路口為紀念詩人去世一百周年而建的普希金像被紅衛兵打得粉碎，1987年，普希金像得到重建，是中國極為罕見的外國作家紀念物。當前上海白俄及後裔分佈於俄國、美國及南美國家。

俄羅斯人在上海形成自己的社區比其他僑民要晚得多。沙俄時代，俄國在上海的 勢力較小。甲午戰爭以前，俄國的對華貿易僅有磚茶一項較為重要，在長江中游的漢口開設了3大洋行，經營收購和壓制磚茶的業務。然後經水路運往天津，再經過張家口、庫倫運抵俄國。上海是俄國商人的必經之處，但是極少有俄國人定居此處。

直到19世紀末，俄羅斯帝國政府發現日本準備覬覦遼東半島，開始將經營重點轉向滿洲，因此中國與北方鄰國之間的貿易額猛然劇增。海參崴與上海之間開通了定期輪船航線之後，俄國茶葉商人立刻開始定居在這個中國的商業首都。

到1905年，大約有350民俄國僑民在上海公共租界定居。為了保護他們的利益，在1896年開設了俄國駐上海領事館。今天，當年的古老建築仍然為俄國駐上海領事館所使用，是外灘地區一座規模較小的建築物。

1915年有402人，多數住在公共租界蘇州河以北的提籃橋地段（又名匯山，Wayside），住在法租界的只有41人。他們在北河南路距離北火車站不遠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小型的東正教堂，稱為主顯堂，這座上海最早的東正教堂後來毀於1932年“一二八”戰火。

俄國“十月革命”后曾有過幾年內戰，到1922年10月，紅軍已取得全面勝利。俄國資產階級濱海地區臨時政府最後一任首腦季捷里赫斯將軍下令，所屬軍隊向中朝邊境附近撤退，並宣布讓所有自願離境者隨同出國。

在人潮滾滾的白俄流亡者中，首批是博羅金將軍率領的第一團和莫爾恰諾夫將軍的第三團，夾雜著沒錢的男女平民逃到了中國境內的琿春附近，總共約有七千人左右。其後，跟隨而至的白俄輾轉到哈爾濱和東北各地，人數多達二十萬。

比較有錢的兩千多名白俄則爭相投奔斯塔爾克海軍少將，買票坐船從海路逃亡。當時斯塔爾克麾下有大小軍用船隻三十多艘，其中戰艦、炮艇、軍用運輸船、客輪、貨輪、破冰船、軍用駁船、軍用通信船、掃雷艦、海關緝私艦、快艇等，應有盡有。這些船隻早已裝滿了原有的沙俄海軍官兵和軍需品，還有與軍隊掛邊的士官武備學校的學員。在這種滿員待航的情況下，從彼得格勒、莫斯科、波羅的海沿岸逃亡到濱海地區的白俄難民，又手舉盧布潮水般地湧上了船。

為逃避蘇俄紅軍的追趕，這三十多條戰船滿載九千多難民，駛往朝鮮元山港。但這些逃難船隊剛進永興灣，便受到日本警察的阻攔。斯塔爾克一面向日本當局提出抗議，一面派人與駐元山的各國領事館交涉，呼籲救助白俄難民。在西方外交和輿論的壓力下，日本當局允許老弱病殘5300人上岸，暫居在元山海關的空屋中。

在三十多人相繼病死後，斯塔爾克萬般無奈，只得帶領15艘最為堅固的艦船，載著三千多人向中國的上海駛去。白俄難民船隊開到距上海100海里時，突然遭到強颱風襲擊，“德德莫夫中尉”號炮艇被巨浪打翻，37人葬身海底。

1922年12月5日，斯塔爾克率領14艘艦船終於馳抵吳淞口。這使中國官方和上海租界當局慌亂不堪。北洋政府立即下令，除有特殊情況者外，白俄難民一律不準上陸。

斯塔爾克決定實施小股登陸，但都被中國官兵發現並送回。偷渡不成，白俄難民中有朋友和親戚在上海的便提出投親靠友。上海當局覺得這個理由不太好拒絕，於是，滬上軍政要人和中國紅十字會理事長庄得之、美國駐滬紅十字會會長白汕脫與俄國難民領袖斯塔爾克、上海俄僑通商事務局會辦格羅謝等，共同協商解決的方案。斯塔爾克說明艦船上的糧食所剩無幾，燃煤已到山窮水盡地步，懇請中國當局允許難民上岸脫離苦海。上海當局根據北京政府指示，同意籌款賑濟，併當場認捐二萬元，供給燃煤2000噸、麵粉1500袋，但仍要求難民儘早離滬。斯塔爾克回到旗艦“貝加爾”號，傳達中國當局的處置方策，決定力爭使中國政府接受700名少年孤兒士官生。幾經交涉，中國政府終於同意白俄士官生和在滬有親戚朋友的一千二百多人在上海登陸，其餘的人隨斯塔爾克分乘12艘較好的艦船前往馬尼拉。

哪知到了1923年3月14日，第二批白俄難民180人又到達上海。他們在朝鮮元山將乘用的俄艦賣掉，然後到日本轉乘“長崎丸”抵滬。

1923年6月28日，第三批七百名白俄難民乘俄艦“埃利多 拉多號”又到了吳淞口並滯留不走。9月14日，由遠東哥薩克軍團首領格列博夫率領的兩艘戰艦又駛進上海長江口，與前艘戰艦匯合。中國海軍派“永績”號軍艦上前阻攔，並上船檢查，發現所載軍火頗多，遂限格列博夫48小時內率部離開上海。

格列博夫素以性格倔強著稱，他拒不降下俄羅斯帝國的三色國旗，更不交出船上的武器。為達到離船登岸的目的，他派人分散乘小船自己設法混上岸去。真有一百餘人偷登成功，他們拿出銀兩買通上海租界當局，在法租界租到一幢房屋，以登岸養病為名，讓哥薩克官兵24人一組，輪流上岸休養。格列博夫發現吳淞口浦東沿江有兩處房子，被稱作驗疫所閑置未用，就與江蘇特派交涉員許秋帆聯繫，將兩所房子借給白俄難民輪流居住。

1925年春，格列博夫因食物中毒到岸上休養，白俄難民發生衝突，三艘戰艦相互開槍開炮，死傷三人。中國當局擔心他們鬧出更大的事情，就與蘇聯方面聯繫。這時白俄難民另一首領阿尼西莫夫將軍帶74人也向蘇聯駐上海領事提出請求，被准予回國。另一艘戰艦“扎希特尼”號則開往東北，賣給了奉系軍閥張作霖。剩下的“鄂霍次克”號年久失修接近報廢。格列博夫手下已有40人在貧病交加中死去，剩下的120人最後被中國當局收容。

時至1923年底，有3236名白俄難民進入了上海。其中西伯利亞和哈巴羅夫斯克兩所士官武備學校的700名孤兒士官生，經一年多學習，已有530人前往塞爾維亞深造，後來成為南斯拉夫王國軍隊的軍官，其中170人自願留在上海。上海當局剛鬆了一口氣，不料又有大批白俄難民自哈爾濱南下，這些難民大多一貧如洗，淪入社會底層。

正當白俄難民苦不堪言時，中國轟轟烈烈的第一次革命戰爭給他們提供了在上海站穩腳跟的機會。

1925年2月，上海日本內外棉紗廠工人在鄧中夏領導下舉行了大罷工。5月14日，日本資本家竟開槍打死工人顧正紅。在共產黨領導下，5月30日上海舉行大規模罷工，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五卅慘案”。這時北伐軍已攻佔漢口、九江等地，迫近上海。上海租界當局急得火燒眉毛。格列博夫敏銳地發現，面對中國人民的反帝浪潮，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兵力極其微弱。於是他大力宣傳他指揮的遠東哥薩克仍是一支很有戰鬥力的部隊，可供列強保衛上海公共租界。格列博夫還帶領上海租界頭目實地察看，列強大員也大吃一驚，這些剽悍的哥薩克到上海三年有餘，但尚武之風依然未減，天天進行軍事訓練。留在上海的原士官武備學校的學員也都每天黎明集合操練。

當時，上海租界當局正緊急從外籍僱員里選拔青壯年，組織“萬國義勇隊”，於是撥出專款，正式授命格列博夫籌組“俄國義勇隊”。大筆金錢一下使流亡上海的數千白俄從死亡線上掙扎了出來，成為“萬國義勇隊”的主力。這些原哥薩克官兵住在營區被免費供給膳宿，還能支付薪金，收入接近租界工部局僱員，生活一下子變得相當優裕。不久后，上海萬國商團的俄國分隊被擴大為俄國聯隊。其他白俄僑民發現這是個機會，也紛紛向格列博夫和前俄國駐上海總領事格羅謝求援。此時上海許多工廠、企業停工，急需召募人員。格羅博夫便提出可用白俄難民代替罷工的工人和職員，以此破壞和抵制罷工鬥爭。這正中外國資本家的下懷，於是由俄國聯合會出面，向上海各大工廠和外國人開辦的企事業單位派去所需的俄國難民。大多數白俄難民找到了工作，得到了較為優厚的報酬。大批滯留在哈爾濱的白俄得此消息，也紛紛南下到上海謀生，致使上海的白俄達一萬三千五百多人。

在隨後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中，“白俄義勇隊”又追隨帝國主義勢力，幫助蔣介石搜捕和屠殺工人及革命者。為獎賞白俄在上海萬國商團的“卓著表現”，蔣介石政府和租界當局准許他們成為上海的合法市民；還把沒收的俄國三色國旗作為一種榮譽交還他們，作為萬國商團俄國聯隊的隊旗。格列博夫也成為上海俄僑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從此白俄難民在上海站穩了腳跟。1929年，中國和蘇聯在東北邊境發生武裝衝突，在哈爾濱的白俄又有一千三百多人南下進入上海。到1930年代，上海俄僑總數為1.5萬到2萬人。1934年，法租界有俄僑8260人。（公共租界1935年有俄僑3017人）。使上海成為除哈爾濱以外一個重要的俄國人聚居地，同時也構成了上海人數最多的白種人群體。

抗日戰爭爆發后，許多白俄難民參加了抵禦日本侵略者的戰鬥。其中最著名的是莫洛契科夫斯基。他1926年來到中國，先任軍閥張宗昌屬下的白俄鐵甲車隊指揮，後任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軍事顧問。1937年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莫洛契科夫斯基積極參加“八·一三”上海保衛戰，他率領白俄勇士組成的一列鐵甲車，向盤踞上海北站與閘北的日本侵略者猛烈炮擊。後為掩護中國部隊撤出上海出了大力，堪稱淞滬抗日英雄。其後為重慶特務機關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559號處架設秘密電台，遭日本憲兵隊逮捕，莫氏開槍自戕，年僅45歲。

雖然上海租界是一個相對自由與安全的地方，但是那裡的生存條件還是與白俄難民最初的設想相差甚遠。首先，由於蘇俄政府在1921年廢除了所有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他們全都是無國籍者，他們中大部分人所持有的唯一旅行證件，只有國際聯盟簽發的南森護照。與在華的其他外國人不同，他們不享有中外條約賦予的治外法權的特權。而且，由於他們不具備在上海這個國際城市謀生的最基本的技能——掌握英語，無法在外資企業中得到像樣的職位；由於不通漢語，又不善於從事體力勞動，也無法同中國苦力競爭。有許多俄國難民就依靠妻子或女兒當舞女來維持全家的生計。1935年，國際聯盟還發現在上海，16歲到45歲之間的俄國婦女中，有22%從事賣淫業。其他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則從事犯罪活動。1929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估計有多達85%的上海外國罪犯都是俄國人。

正是因為俄國婦女投身於娛樂業、舞蹈等，當時的城市指南中經常強調上海這座城市的異國情調。許多人尋求成為其他外僑的妻子或情婦，詹姆斯·艾佛瑞（James Ivory）導演的電影《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 ，2005年）就描繪了這種處境。

但是還是有一些白俄終於找到了正當職業，例如教授音樂或法語。其它人找到了鞋匠、售貨員或理髮師的工作。雖然地位較低，經歷了許多困難，上海的俄國社區不僅維持了強大的凝聚力，而且確實開始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走向繁榮。到1930年代中葉，他們在上海創辦了2所俄國學校，以及各種各樣的文化和體育俱樂部。上海還擁有《上海柴拉報》（1936年發行量達6000份，在外文報紙中僅次於《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和《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與《上海泰晤士報》（Shanghai Time'）並列第三）、《斯羅沃報》（1936年發行量達5000份）等俄語報紙和俄語廣播電台。當然，俄國東正教也構成上海俄僑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1930年代，他們在法租界還修建了2座美麗的東正教堂：聖母大堂和聖尼古拉斯堂，建築物都保留至今。前者還是東正教上海教區的主教座堂，位於亨利路（新樂路）和勞而東路（襄陽北路）路口西南轉角，緊鄰今日的襄陽公園。後者位於高乃依路（皋蘭路），當今是一個飯店。

白俄在上海虹口提籃橋一帶站穩腳跟后，都設法移居到法租界居住。1920年，法租界僅有210名俄僑，1934年，增至8260人。他們多數居住在法租界中部呂班路、環龍路、金神父路一帶，在霞飛路中段，所謂的小俄羅斯區域，開設服裝店、麵包房、咖啡館，使得霞飛路成為上海最浪漫的一條商業街。

白俄移民中有不少音樂家、舞蹈家和畫家。在他們的帶動下，歌劇、芭蕾舞在上海盛極一時。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樂隊成員大部分都是俄國人。1934年，工部局交響樂隊的45名隊員中，有24名為俄國僑民。還有不少俄僑音樂家任教於中國的最高音樂學府——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如鋼琴系主任扎哈羅夫、大提琴系主任舍夫佐夫、聲樂系教授蘇石林等，他們培養了一批出色的中國音樂家。

近兩萬名白俄在上海定居后，他們的文學藝術才能得到了超常發揮，創造了輝煌的俄羅斯東方文化。白俄在上海，最叫得響的是話劇演出，俄國著名表演藝術家普里貝特科娃·克拉林，曾聯合一批白俄藝術家在上海組建了“上海俄國話劇團”，在“巴黎大戲院”演出輕音樂喜劇、滑稽短劇，在“法國公學”演出嚴肅戲劇。普里貝特科娃·克拉林作為著名導演，還親自上台領銜主演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和《聰明誤》、《伊凡雷帝》、《白痴》等俄國古今名劇，使中國觀眾大開眼界。普里貝特科娃懷著極大的熱情關心中國的話劇事業，她親自輔導上海業餘劇人演出俄羅斯名劇《大雷雨》。她還導演過中國戲劇家曹禺的《雷雨》，並主演女主角周繁漪，對中國話劇的發展起了作用。

俄音樂家對上海的音樂發展也有卓越貢獻。“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音樂隊”的多半成員，都是極有音樂造詣的白俄音樂家，他們每周在上海蘭心大戲院舉辦室內音樂會，夏天則在工部局公園裡進行露天演出，演奏的都是歐洲著名音樂作品。由於白俄音樂家聲譽很高，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聘請扎哈羅夫擔任鋼琴系主任，聘請蘇什林等擔任教授。上海俄僑還組織了著名音樂團體“捷列克哥薩克合唱團”、“利德欽男聲合唱隊”、“東正教堂合唱隊”等，都很有影響。俄國芭蕾舞在國際上素具盛名，著名芭蕾舞女演員克·彼·馬克佐娃1923年來到上海定居，應邀開辦芭蕾舞學校，培養了一批中國和白俄芭蕾舞演員。她又聯合塔坡·斯韋特拉諾娃另開設了一所芭蕾舞學校，還聯合一些俄國芭蕾舞藝術家組成“俄國歌舞團”，在蘭心大戲院演出，對中國芭蕾舞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在上海，還產生了一批白俄作家，他們反映白俄的逃亡和流浪生涯。其中較著名的是俄僑詩人、社會活動家斯韋特洛夫，他出任俄僑文藝團體“上海丘拉耶夫卡”的會長，出版過幾個詩集，曾翻譯過魯迅的小說、老舍的《柳家大院》、艾青的《向太陽》。

逃到中國來的白俄共有25萬，大都與東正教有關。東正教、天主教、耶穌教並稱為基督教的三大教派。著名俄僑領袖西蒙主教於1926年在當時上海俄僑聚居中心百老匯（今大名路）一帶的惠民路，修建了一座提籃橋求主堂，搜集到一些精美聖像，還組織起一個頗像樣子的教堂合唱隊。1927年春，僑居上海的白俄大都遷入上海法租界，在復興路建起了一幢三層樓、頂上有鐘樓的聖母堂。為紀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1934年，又在上海法租界建起一座聖尼古拉斯教堂，成為上海白俄僑民的一大宗教盛事。此外，白俄僑民還在上海先後建立了“主顯堂（閘北俄國禮拜堂）、霍山路聖安得列教堂、衡山路俄國商業提喚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