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

申不害原是鄭國京邑（今鄭州滎陽東南京襄城）人，曾為鄭國小吏，公元前375年（韓哀侯二年），韓國滅掉鄭國，遂成為韓人，並做了韓國的低級官員。

公元前354年（韓昭侯四年），素與韓有隙的魏國出兵伐韓，包圍宅陽（今鄭州市北）。面對重兵壓境的嚴重局面，韓昭侯及眾大臣束手無策。危急關頭，申不害審時度勢，建議韓昭侯執圭（古時臣下朝見天子時所執的一種玉器）去見魏惠王。申不害說：要解國家危難，最好的辦法是示弱。今魏國強大，魯國、宋國、衛國皆去朝見，您執圭去朝見魏王，魏王一定會心滿意足，自大驕狂。這樣必引起其他諸侯不滿而同情韓國。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位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韓昭侯採納申不害建議，親自執圭去朝見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興，立即下令撤兵，並與韓國約為友邦。申不害亦由此令韓昭侯刮目相看，逐步成為韓昭侯的重要謀臣，得以在處理國家事務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幹。

公元前353年，魏國又起兵伐趙，包圍了趙國都城邯鄲。趙成侯派人向齊國和韓國求援。韓昭侯一時拿不定主意，就詢問申不害，應如何應對。“申不害擔心自己的意見萬一不合國君心意，不僅於事無補還可能惹火燒身，便回答說：這是國家大事，讓我考慮成熟再答覆您吧！隨後，申不害不露聲色地遊說韓國能言善辯的名臣趙卓和韓晁，鼓動他們分別向韓昭侯進言，陳述是否出兵救趙的意見，自己則暗中觀察韓昭侯的態度，摸透了韓昭侯的心思。於是便進諫說應當聯合齊國，伐魏救趙。韓昭侯果然十分高興，即聽從申不害意見，與齊國一起發兵討魏，迫使魏軍回師自救，從而解了趙國之圍。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圍魏救趙”的故事。

韓昭侯從申不害處理外交事務的卓越表現及其獨到的見解，發現這位“鄭之賤臣”，原來是難得的治國人才，於是便力排眾議，於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為相，以求變革圖強。

申不害在韓國變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頓吏治，加強君主集權統治。在韓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挾封地自重的俠氏、公釐和段氏三大強族開刀。果斷收回其特權，摧毀其城堡，清理其府庫財富充盈國庫，這不但穩固了韓國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韓國實力大增。與此同時，大行“術”治，整頓官吏隊伍，對官吏加強考核和監督，“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國家政權的行政效率，使韓國顯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局面。隨後，他又向韓昭侯建議整肅軍兵，並主動請命，自任韓國上將軍，將貴族私家親兵收編為國家軍隊，與原有國兵混編，進行嚴酷的軍事訓練，使韓國的戰鬥力大為提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為富國強兵，還十分重視土地問題。他說：“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土，食之本也。又說：“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申子·大體編》）因而他極力主張百姓多開荒地，多種糧食。同時，他還重視和鼓勵發展手工業，特別是兵器製造。所以戰國時代，韓國冶鑄業是比較發達的。當時就有“天下之寶劍韓為眾”、“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的說法。

申不害相韓15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製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韓國雖然處於強國的包圍之中，卻能相安無事，成為與齊、楚、燕、趙、魏、秦並列的戰國七雄之一。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於韓都（今新鄭）。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

申不害的學術思想，明顯地受到道家的影響，但他的直接來源是老子還是慎到，不得而知。但他的哲學思想與慎到有極相似之處，他們都遵循老子的大統一哲學。“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認為，自然運行是有規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認為宇宙間的本質是“靜”，其運動規律是“常”。他要求對待一切事情應以“靜”為原則，以“因”為方法，“因”指“因循”，“隨順”。“貴因”指“隨事而定之”，“貴靜”的表現就是“無為”。申不害把這些原則用於人事，構成他的社會哲學思想。“無為”主張的淵源即《老子》的“絕聖棄智”，申不害的“無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個人作為的“無為”，以便聽取臣下的意見。但是，申不害僅僅把這種“靜因無為”的哲學思想用於“權術”之中。

為了完善這種方法，他進一步發揮《老子》“柔弱勝剛強”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決不是指君主無所作為，只是君主決策前的一種姿態。在關鍵時刻，申子要求君主獨攬一切，決斷一切。申不害的哲學思想，是君主哲學，是政治哲學。這種哲學由道家的“天道無為”演化發展來，是他的法家“權術”思想的基礎。

申不害主“術”，但他所說的“術”，是在執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來鞏固君主統治權的。因此他並不是不講“法”與“勢”的。

關於君主的權勢，申不害認識得很清楚。在戰國諸侯爭霸的情形下，君主專制是最能集中全國力量的政權形式，也是爭霸和自衛的最佳組織形式。他說：“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權力的表現，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勢”能。“權勢”是君主的本錢。

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秤輕重。”為了說明“法”，他提出“正名責實”的理論。“正名”主張，首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這個主張，是名分等級，不得錯亂。與孔子“正名”不同之處在於包括責任、分工的內涵。申子“正名”的意義在於確定了“主處其大，臣處其細”的大原則，而且把這個原則具體化，即把名分按實際情況規定下來，然後進行任命，聽取意見，檢查監督。

申不害的“名”，主要是政治概念，他的“名”是法的等值概念，是為人君制定的工具。所謂實，也就是君主給臣下規定的責任和職權，是臣下遵從君主的規範。申不害本來是勸戒君主發號施令要慎之又慎的，但其效果是加強了君主的個人專制。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提高君主權威，而又能制約君主的方法，這是一個二律背反的問題。

“術”是君主的專有物，是駕馭驅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開的，是臣民的行動準則，而術卻是隱藏在君主心中，專門對付大臣的。申不害說，“君如身，臣如手”，君主仍要對付大臣是由複雜的社會鬥爭所決定的。春秋戰國時，臣下弒君，釀成習氣。現實告訴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民眾或敵國；而是來自大臣。他一再告誡君主，對君臣關係要有清醒的認識，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操殺生之柄”，要求君主掌握生殺大權，強調君主在國家政權中的獨裁地位，要求臣下絕對服從君主，即“尊君卑臣”。君主要獨斷，要把生殺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絕不能大權旁落。具體工作可以交給臣下，國君不必事必躬親。

“課群臣之能”，則是對群臣進行監督、考查、防範。國君任命了臣下，理所當然地要求臣下忠於職守、嚴格遵守法令，並要防止臣下篡權奪位。這是保證行政工作效率和國治民安的重要手段。以上主要是“陽術”。

但只有“陽術”還不夠，還必須有“陰術”。因為做國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天子輪流做，今日到我家。”這是從古至今的一句口頭憚。君主要集權，某些權臣、重臣也會想攬權、篡權。因此，在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之後，防止某些權臣專權、攬權，甚至進行篡權活動就成為當時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這就要求國君善於控制臣下，及時發現臣下的毛病和陰謀。為此，君主就需要設一些耳目，及時了解、掌握臣下的情況，後來就發展到搞特務活動。

申不害主張君主“無為”，但大臣必須有能力，而且要有為。他主張任命官吏必須名實相副，即根據官吏地職務要求（名），看一個人有沒有能力勝任（實），然後才能授官。而不是根據出身血統、也不是根據與君主個人關係的遠近授官。要求管經濟要會管經濟，管司法的要管好司法，管軍事的要會用兵打仗，管行政的則要懂行政、用人，任何人都不能濫竽充數。這是對世卿世祿制的否定。

他的著作《申子》原來有兩篇，《漢書藝文志》中說是六篇。清朝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有《申子》的輯本，但不是原貌了。現存《群書治要》第三十六卷所引的《大體篇》和一些佚文。

申不害反對立法行私。認為國君既要掌握駕馭群臣的“術”，又要做到正直無私，這樣臣下才能忠於職守。然而，《戰國策》中卻記述了這樣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請求韓昭侯給自己的堂兄封一個官職，韓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韓昭侯說：“這可是從你那裡學到的治國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勞大小授以官職等級，如今又請求為沒有建立功業的兄弟封官，我是答應你的請求而拋棄你的學說呢？還是推行你的主張而拒絕你的請求呢？”申不害慌忙請罪，對韓昭侯說：“君王真是賢明君主，請您懲罰我吧！”

申不害在韓國實行以“術”為主的法制，經過15年改革，加強了君主集權，使韓國“國治兵強”，政治局面比較穩定，國力也有所增強。但實行這種政策也產生了另一個後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術”取決於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較正確，有能力，國家就會比較興旺；相反，國家就會陷入混亂，老百姓就會遭殃。正因為申不害與韓昭侯用“術”有餘，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因此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韓國的問題。韓昭侯一死，韓國很快又衰落了。但申不害重“術”的法制思想卻為歷代封建帝王加強君主集權提供了理論和經驗，也為一些人搞陰謀詭計開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