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塔·沃爾夫

克里斯塔·沃爾夫，1949至1953年在耶拿和萊比錫學日耳曼學。1949年，加入德國統一社會黨。1953至1959年，在德國作家協會工作，自1956年起，任柏林新生活出版社主編，1958年起任《新德國文學》雜誌編輯。1961年，以小說《莫斯科的故事》（Moskauer Novelle）亮相文壇，但這部小說影響不大，沒在聯邦德國發表。自1962年起，成為專業作家。1963年，克里斯塔·沃爾夫以小說《分裂的天空》（Der geteilte Himmel）聞名天下，此後創作才華得到充分展現，在德國統一前又創作出小說《對克里斯塔·T的思考》（Nachdenken über Christa T.）（1968）、闡述其美學思想的論文集《閱讀與寫作》（Lesen und Schreiben）（1971）、電影劇本《蒂爾·厄倫史皮格爾》（Till Eulenspiegel）（1972）、小說《菩提樹下》（Unter den Linden）（1974）、《童年典範》（Kindheitsmuster）（1976）、《虛無飄渺》（Kein Ort. Nirgends）（1979）、《卡桑德拉》（Kassandra）（1983）、《故障》（Strfall）（1987）和《夏天裡的故事》（Sommerstück）（1989）。自1978年起，克里斯塔·沃爾夫到許多國家如美國、蘇格蘭、瑞士和聯邦德國進行演講。德國統一的當年退出德國統一社會黨。2011年12月1日克里斯塔·沃爾夫在柏林去世，享年82歲。

克里斯塔·沃爾夫屬於民主德國知識分子改良派中的一員，在1989年東德巨變之際，她曾向湧向西方的東德民眾 發出“為了我們的國家”的呼籲，隨著民主德國最終走向崩潰以及德國統一成為事實，沃爾夫又像很多懷有社會主義烏托邦夢想的民主德國的知識分子一樣，經歷了痛苦的精神危機。她走過的思想歷程是向她曾堅信的烏托邦信仰告別的過程，對烏托邦信仰的探討一直是她在這期間文學創作的一個中心主題。

克里斯塔·沃爾夫的小說擅於將女性的疾病作為慣用的主題和意象，以象徵和隱喻作為審美手段和敘述策略，感嘆和控訴女性的悲苦人生，解剖積弱成疾的主體危機和社會病態。她的作品既是德國女性精神療傷的備忘錄，也是時代的精神隱喻和社會的歷史表徵。

克里斯塔·沃爾夫是德國女性文學的傑出代表，她以女性的“疾病之軀”作為小說慣用的主題和意象，從女性視角書寫與現實生活難以調和，甚至有些格格不人的“病女人”的生活畫卷。她們的人生交織著煩悶、哀愁、失望、疾病和死亡，她們的不幸遭際鐫刻著作家成長的心路歷程。

分裂的天空

《分裂的天空》使克里斯塔·沃爾夫的創作上了一個新台階。標題即可看到作品題材是東西德分裂，但作品絕不是政治小說，而是描寫了東西德分裂下的愛情悲劇，向讀者展現了在東西德分裂這個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大事件對戀愛青年的愛情所產生的影響，天空的分裂最終導致個人生活中愛情的分裂。但愛人分開也並非全是政治大環境所致，因為兩個愛戀的主角有機會有條件不分開，最終導致他們感情破裂的除了分裂的天空外，更主要的還是分裂的思想，思想與志向不同，才使戀愛中的男女各奔東西。

女主人公里塔·賽德爾，結識了化學家曼弗雷德·赫爾弗特後放棄了小地方的工作，隨他來到大都市開始了大學生活。學習期間，她到機車車輛廠實習，一次事故中她受傷住進了醫院，在病床上，她以回憶及內心獨白的形式回顧自己的一生。她在工作中看到工人們幹勁沖天，特別是組長梅特納格爾一心一意撲在生產上，置家庭和身體於不顧，她很受鼓舞，逐漸形成了社會主義政治覺悟，在政治上成熟了，認識到只有把自己溶進社會主義大家庭中才能找到自我、實現自我。雖然在廠里她也看到了矛盾與不足，但認識到這些只是前進中的問題，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問題，所以她始終沒有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過懷疑。而男友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在工作中他因領導做事固執、工作作風拖拉而對東德產生了懷疑，尤其在自己的一項發明被教條的領導拒絕後更是灰心喪氣，去西德后未返回。而里塔則仍對社會主義抱有信心，兩人之間逐漸產生了隔閡。她在柏林牆建成頭幾天，去西柏林看望男友，感到很失望、很陌生，於是義無反顧地離開了男友，返回到東德。

克里斯塔·沃爾夫在這部小說中展現了東德社會主義建設中工人階級的精神風貌，同時也暴露了一些內部問題，但女作家同她的女主人公一樣，對東德這個國家還是堅信不疑的。

《分裂的天空》雖不免有說教成分，但在藝術上也算成功之作。作品中運用了許多新的寫作技巧，如時態的更迭，敘事視角的變換，象徵隱喻等等，而這些技巧都運用得恰到好處。

追思克里斯塔·T

克里斯塔·沃爾夫另一部較有影響的作品是小說《追思克里斯塔·T》。小說發表后，在東德引起很大爭議，因為女主人公是個反英雄，不符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作品可以從兩方面來解讀。一是一個婦女怎樣把握自己的生活，成為自己。這不是男女之間的衝突，而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衝突。東德雖然是社會主義社會，但人的個性的發展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周圍的環境，社會的氛圍不得不使人順從，正像書中那位醫生所說：“健康的核心是適應，”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適應了環境，他的身心才不會有病。在“隨大流”已成為大多數人的行為模式的社會裡，要實現自我、認識自我、把握自我是需要勇氣和毅力的，書中人物也認識到這個難度：“說出我是困難的。”二是時代歷史如何影響一個人的一生。第一人稱女敘事者在知道她的女友克里斯塔·T病故后，準備寫寫她的女友，以眾多他人筆頭和口頭講述的材料及敘事人自己的回憶，再現了女友的一生。這個過程也是女敘事人思考女友，猜測女友生活的過程，同時也將她所處時代的歷史進行探討，表現了東德的日常生活。克里斯塔·T是個有主見，有想象力，有個性的女性，她總想嘗試人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潛能，抵制社會給婦女規定的角色，然而她的目標無法實現，疾病與死亡又過早地結束了她的生命。作品表現了一個現代女性對自我實現、自我設計的追求，所以是一部婦女解放的記錄。

卡珊德拉

克里斯塔·沃爾夫八十年代創作的小說《卡桑德拉》被認為是達到了她文學創作的高峰。作品取材於希臘神話：特洛伊國王的女兒卡桑德拉從阿波羅那裡得到了一種能預吉凶的本領，可她拒絕了阿波羅的愛情，作為對她的懲罰，神讓世人不相信她的預言。在特洛伊之戰前，卡桑德拉就預見特洛伊王國將因搶奪海倫而毀滅，並對此發出了警告，可特洛伊國人沒人相信她的話。最終國破家亡，國家滅亡后她被阿伽門儂作為女奴帶到了希臘。

故事從卡桑德拉被帶到希臘時講起。她知道自己快死了，在死亡面前，她思考著，回想著，以內心獨白的 形式回顧了自己所走過的路，回憶了戰爭的緣由。特希之戰完全是掌權人一手發動的，而且兩國是為了一個虛幻而戰：帕里斯根本沒把海倫帶回特洛伊，但為了不失面子，卻宣稱把她拐到了特洛伊。作為女人，卡桑德拉人對事物很敏感，她的思維也很敏捷，作為一個預言家，她早就看到了戰爭的真相，也認識到自己有責任阻止這場戰爭，她在思想、意識方面遠遠超過了她周圍的人。但可悲的是，她作為國王所疼愛的女兒，只能站在家庭一邊，社會給她規定的角色就是沉默，不得有批評意識。卡桑德拉作為局外人，作為一個祭司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試圖抵禦集體意識，但並沒完全表現出來，她仍對統治者盲目加以信任，依賴著統治者。另外，通過女主人公的悲劇，也可以看到婦女在歷史上被物化的過程，卡桑德拉只是個客體，主體被排斥在社會意識外。歷史發展的進程被男人操縱著，女人提出任何異議都被看成是幼稚可笑的而加以排斥，沒人相信她的話。卡桑德拉雖然進行了反抗，要找回自己，找到女性的主體意識，為獨立抗爭著，但最後等待著她的還是死亡。在死亡面前，她只有將自己作為一個女人來表達對歷史進程的認識的可能性，這就是發動戰爭的總是男人們，但戰爭的犧牲品卻總是女人們。回憶加上對未來希望的破滅，使卡桑德拉沮喪地承認自己作為女人的無能為力。

本書是作者繼1983年出版的《卡珊德拉》之後，又一部同類題材的重要小說，它們有異曲同工之妙，同 為借用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針砭現實生活的作品；面世后亦好評如潮，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千百年來，美狄亞被看成一個兇殘狠毒的壞女人，她為了愛情而不惜背棄父親和祖國；但沃爾夫筆下的美狄亞高貴、美麗和善良。作者通過演繹占希臘神話人物的故事，反映了以美狄亞為代表的女性對男權社會的反抗；揭示現代生活中人性的缺陷。小說從新的視角探索了德國統一后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這是今年德國文壇的頭等大事之一。德國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斯塔·沃爾夫（Christa Wolf）卧薪十餘年所著新作《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套》6月21日正式出版。

沃爾夫女士此前幾天拄著手杖在柏林藝術學院舉辦的新書首發會上蹣跚登台，朗讀了《天使之城》的片斷，並說這可能是她的“最後一部大書”。

她生於1929年，經歷了三種德意志國家形態。《天使之城》所敘述的個人史，映襯著80年來的風雲變幻。

故事：

“天使之城”的外套

故事開始於1992年的天使之城——美國洛杉磯。小說用第一人稱敘述一位德國女作家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到美國。1989年11月4日，在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她和許多民主德國知識分子一樣，曾經對建設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充滿了樂觀的幻想。然而夢碎得過於輕易，民主德國轉瞬間不復存在。

在新大陸，她逐漸投入了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安居於平靜甚至單調的海外桃源。

但德國媒體開始對她口誅筆伐，指責她曾為斯塔西充任告密者。她斷然否認，因為身為著名作家和“國家詩人”，她曾被國家安全部不間斷地嚴密監視了數十年。她要求查閱國安檔案。斯塔西關於她的監視報告多達42卷，她一卷卷看下去，直到手指不經意間滑到其中一份薄薄的綠色卷宗，封面標明了“非正式合作”。她發現裡面正是自己與兩個特工“約談”后，承諾志願為斯塔西擔任“非正式線人”（IM）的協議。在痛苦的事實真相面前，女作家久久不能釋懷：“舊磁帶在我腦中，一遍遍不停地轉，問著同一個問題：我怎麼會忘記？”

弗洛伊德的外套掉落了，潛藏的記憶裸現，恥辱吞噬著靈魂。對克里斯塔·沃爾夫有所了解的讀者，必會立刻意識到此書強烈的自傳色彩。是的，《天使之城》披著小說的外套，她在裡面重述自己的故事。

非故事：

她的代號是“瑪格麗特”

1993年初，沃爾夫女士被指認曾在1959-1961年間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僱員，代號“瑪格麗特”。她最初完全否認，半年多后，檔案將不可辯駁的證據呈現於前，她又改口，說已將這段往事完全忘卻，並辯稱從未對同胞造成實質性的傷害。

“謝天謝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記了。”她寫道，“如果我還記得那件事，我怎麼能活過那麼多年，怎麼還能繼續寫作，我還能相信誰？”

面對那段不光彩的往事，克里斯塔·沃爾夫的反應——否認-質證-承認——在被曝光的民主德國線人中具有典型性。然而他們真的有可能失憶嗎？這十幾年來，她想必日日卧於薪而嘗苦膽，一點點剖開身心，去尋找答案，為了昔日的自己，也為了不復存在的時代。在6月16日的讀書會後，沃爾夫女士談到了民主德國，“我們愛過那個國家。”

在被監視的歲月，為什麼她不曾離開民主德國，逃到西方去？“像《卡珊德拉》那樣的書，”她說，“我不可能在別的地方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