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魯米林

1921年以後，歷任前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中央國民經濟統計局副局長、科學技術鑒定委員會委員、科學院分院和附屬機關委員會副主席、科學院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副主席。同時在莫斯科大學經濟幹部訓練班、普列漢諾夫國民經濟學院、國立莫斯科經濟學院任教。他在研究統計學、核算、社會主義經濟計劃化、前蘇聯國民經濟史方面卓有成就，先後發表著作與論文共180餘種。

斯特魯米林是現代教育經濟學的開山。1924年，他最早運用數量分析方法研究教育經濟效益，《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作為現代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開篇作，比較系統地研究了年齡、工齡、教育程度對勞動技能的影響。他明確肯定，年齡、工齡和教育程度均影響勞動技能的高低；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勞動技能(包括體力和腦力勞動技能)也隨之相應提高；勞動者個人和國家的經濟收益，遠遠超過對教育的投資。這篇論文曾破例被收入到為1963年國際經濟學會年會編輯的教育經濟學文集里，受到同行們的好評，稱之為“令人注目的先驅性論文”。

40年代和50年代，斯特魯米林對科學技術的經濟效益等問題作了較多的研究，發表有著名的《科學的經濟效益問題》、《論新技術的效果》等論文。60年代，他開始將科技進步、人才培養、學校教育與經濟效益等問題緊密結合起來研究，在其《蘇聯的教育經濟》一文中明確指出，科學本身會成為一種不折不扣的直接生產力，但它需要有教育作為轉換機制，教育投資從長遠觀點看即是生產性的投資。

《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 由引言、體力勞動和學校教育的關係、腦力勞動和教育程度的關係幾部分組成。

，簡介了作者對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進行研究的歷史背景，簡述了從1918年起至本文寫成止研究進展的過程。

在這一部分的預備步驟中，作者通過對所研究的特徵穩定性進行的預先調查，發現再選定的工種類別範圍內，只需進行2000—3000人次的調查，就足以取得既能確定材料性質，又可以滿足準確的研究結果的需要。於是，作者從掌握的列寧格勒五金工人工會會員重新登記的職業卡中，挑選了2602張登記得最完整的機械車間的工人卡片。

這些卡片上的技能是根據12級工人工資等級表上的工資等級和工資定額來確定的。當作者把這些戰爭前夕不同工種的工資額同1918~1919年這些工種的工資等級加以比較時發現，不難把工資等級推算成他們的戰前工資額，並把確定一級工技能等級的計量單位作為確定技能等級的尺度，作者把它叫做技能等級的“勞動單位”。根據實際狀況的描述，可以把工資等級轉換為勞動單位的公式概括為：

x=1+0.2(n一1)，式中：x—勞動單位數

n—12級工人工資等級表上的等級數。

經過一些預備步驟后，作者首先綜合分析了年齡，工齡與教育程度和技能的關係。他指出：“總的來說，規律性表現，隨著工齡的增長，技能也提高，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技能起初是提高的，直到30—40歲，達到其最大限度，以後開始下降。”

作者採用了著名的平均“標準化”(或稱“規範化”)的辦法，每次都在年齡、工齡、教育程度三個因素中排除兩個因素，分別得出只在一個因素影響下技能變化的情況。作者指出：“年齡對於技能或體力勞動質量的影響，在32歲以前，即在工人的體力達到最強壯時期之前，他的技能是不斷增長的，以後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體力自然下降，年老工人技能的市場評價也開始降低。

在分析教育程度對技能等級的影響時，作者在分析中指出，教育程度對技能的影響，就平均而言，1年學校教育平均提高的技能，比1年工齡平均提高的技能高1.6倍。從技能的年增長指標來看，在從事體力勞動時，前3年學校教育使工人學到的東西，明顯地比同一時間的工廠培訓所學的要多，並且，7—16歲的學校教育，對於工人以後的職業活動是完全有好處的。由於實行免費教育，對個別工人來說，任何量的學校教育都是非常合乎希望和有利的。

作者指出，學校教育在國家經濟預算里的作用，考慮到隨著勞動生產率和工人技能增長而日益增加的剩餘產品量，按照最謹慎的估計，要比工人工資的價值增加一倍。按當時蘇聯的實際教育費用，一個學生一年所需的經費不超過20~25盧布，按把教師的勞動工資提高到每月30盧布(甚至提高到38.8盧布)計，把支出標準提到預算數800盧布，初等教育每年的收益與費用的比較為：第l~4學年，費用為126盧布，收益為4121盧布，收益比費用多3995盧布；1~5學年費用為170盧布，收益為4591盧布，差額為4421盧布。由此可見，由於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得到的收益，超過國家對學校教育的相應費用的27.6倍，同時，國家基本建設費用已經在最初1.5年內得到超額補償，而在後來的35.5年期間內，國家每年不花任何費用就可以純得收益。作者認為，比這樣的“資本”投放場所更有利可圖的地方，即使在像十月革命后的蘇聯這樣有特殊潛力的國家，也難以再想得出來了，而且，在這裡還沒有考慮工人本身在提高工資時附帶得到的那些好處。

1924年，根據前蘇聯實施全民義務教育，發展學校網的教育改革計劃，擬保證8—12歲的4個年齡的兒童享受初等教育，預期10年完成。實施這項計劃的費用，10年中將超過16億盧布，這個數字當然是大的，但是作者認為，與此同時，這些費用提高國家勞動力生產率的效果，據估算至少為690億盧布。收益比投資高出42倍。同時，教育基本建設費用，在第一個10年結束前，就將以國民收入的相應提高而綽綽有餘地得到補償，而這些投資的效益在隨後的30年期間，每年可超過125%。因此，國家感受到這項教育改革的財政負擔，只是在改革實施的最初五、六年裡。

作者在分析中指出：中等教育的代價要更大一些，如需要耗費教師兩倍多的勞動，而且是業務水平更高的勞動。經過比較可知，中學在提高體力勞動技能方面的作用比小學小得多。但從教育投資和收益的比較來看，在第5—8教學年裡儘管用去了235盧布20戈比，但卻在一個工人終生37年活勞動的生產率上增加約1251盧布的收益，也就是回收這些費用的430%還有餘。同時，基本建設費用在最初的7年中就可以得到抵償，隨後在30年期間每年國家的純收益超過14%。

以上就是作者對體力勞動和學校教育關係分析的基本結論。

作者採用對列寧格勒機床工人調查的相同方法，在1921年糧食人民委員部職員卡片和1923年郵政總局職員卡片中，選用了特徵欄目填寫完好的2307張卡片進行觀察。分析的步驟與對體力勞動和學校教育的關係的分析相似。

作者對教育的經濟意義作了實證研究后，還從理論上對分析結果進行了論證，他認為：“在按新的社會主義的原則，有計劃地處理我們國民經濟的改造問題時，不僅必須考慮到象電氣化這樣的國民經濟改造的強大物質因素，然而倘若沒有國民教育，即使是最好的電氣化計劃也未必能輕易地得到實現。”

斯特魯米林從本世紀20年代開始，以《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為代表作，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經濟科學理論為指導，用現代統計計量方法進行了教育經濟學研究，是教育經濟科學的奠基人。他的主要貢獻是：

1．以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首次計量了教育的經濟收益。斯特魯米林是用“勞動簡化比”為中介而進行教育的經濟效益計量的。馬克思曾講過：“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複雜的勞動，是這樣一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勞動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因此，斯特魯米林自創的藉助勞動簡化比計算教育經濟效益的方法，從理論上是有科學依據的。

2．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勞動區分的理論，論證了教育是具有生產效能的勞動。

斯特魯米林在《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中，在分析和計算了教育的經濟收益后指出：“當然，我們引用的粗略計算只是起一種實證作用。然而它的真實性還可以從理論上加以論證。”其後，他以馬克思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區分的理論，論證了社會主義條件下，教育的生產性涵義，得出教育是具有生產效能的勞動的科學結論。

作者認為教師勞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生產效能，已經在他的實證分析中看到了。即使在教學活動組織還遠沒有那樣好的情況下，生產每一個在高等學校畢業的勞動者需要在教學過程中花費不超過13.2年的簡單勞動，而用這些時間可以把這個勞動者的生產效能(以他一生的勞動來計算)提高到相當於一級工148年的簡單勞動，即比在教育上所耗費的勞動多10倍。

儘管當前我們對教育勞動與生產勞動的關係，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是，斯特魯米林遵循馬克思關於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性質所作的分析，還是比較嚴肅而中肯的，這對於我們進一步從理論上闡述教育勞動的生產性，在科學的理性認識指導下重視教育、把教育真正擺到經濟建設所依靠的重要戰略地位上，是很有意義的。

3．斯特魯米林在教育經濟學研究中的科學態度，也是值得肯定和發揚的。例如文中在實證分析中，從研究材料來源的可靠性，到調查人次數量與所研究的特徵穩定性和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及方法都比較嚴謹。表現了作為教育經濟學家應有的科學態度。

綜上所述，斯特魯米林在《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這篇論著中，最早測算了教育所帶來的個人或社會的經濟收益，儘管在以工資作為確定勞動簡化比的依據上，需要工資額足以反映勞動技能的差別為前提，他所確定的簡化比率的客觀準確性尚值得進上步研究，但是，他以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劃分的理論和社會再生產的理論為基礎，沿著“教育—複雜勞動—經濟價值”的脈絡去探索和計算教育的經濟效益。在理論上有依據，在方法、原則上也是很有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