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
空印案
空印案，發生在明代洪武年間。空印，就是在文書上預先蓋上印章，需要用時再填寫上具體內容。此案在當時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當程度的重視。朱元璋認為官吏可以利用空白文書簿冊作弊，所以要嚴懲使用蓋有官印空白文書簿冊者，因為牽連人數眾多，為明朝初期一著名大案。
有關空印案的處置，以至於發生時間，所殺人數，存在許多疑點。空印案是懲治貪官污吏還是亂殺無辜，後人對朱元璋評價上亦存在分歧。
明朝時每年地方都需派人至戶部報告財政收支賬目，所有賬目必須和戶部審核后完全相符方能結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項不符就必須駁回重新造冊，且須再蓋上原地方機關大印才算完成。因當時交通並不發達，往來路途遙遠，如果需要發回重造勢必耽誤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前往戶部審核的官員都備有事先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使用。這原本是從元朝既有的習慣性做法，也從未被明令禁止過。
明太祖
《劍橋中國明代史》解釋，錢糧在運輸過程中會有損耗，所以從運送一直到戶部接收時的數字一定不會相符，在路上到底損耗了多少，官員們無法事先預知，只有到了戶部將要申報之時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額，所以派京官員都習慣用空印文書在京城才填寫實際的數目。明太祖朱元璋獲知此事後大為震怒，認為這是官員相互勾結的欺君重罪，因而下令處罰所有相關官員。
朱元璋發現空印這種做法后，極為敵視。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歡蒙古元朝時代已經出現的官僚們的舞弊行為。他嚴厲地對付帶有這種意味的行為。使用空印會給貪污大開方便之門。
發生“空印”事件后，史載，朱元璋的反應是“盛怒”，認為這是欺罔行徑，丞相、御史都不敢諫言。下令，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
同年有星變，朱元璋下詔求言，有浙江寧海人鄭士利上書朱元璋。鄭士利兄，乃湖廣按察使僉事鄭士元，受空印案連累坐牢，為避免被認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鄭士元出獄后，鄭士利這封上書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鄭士利上書數千言，言數事，其中空印事尤詳。
鄭士利認為，陛下欲治罪這些空印的官員，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紙，弄虛作假危害老百姓，但這是不可能的，並提出了四個觀點：其一，空印賬冊蓋的是騎縫印，具體到每張紙上印跡並不完整，與一紙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辦不成什麼事，何況這蓋了章的白紙也是輕易拿不到的。其二，錢糧這些賬目數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對錯，最後戶部說了算。而部省間距離，遠則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錯，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時間。先印而後書，這是權宜之計，且由來已久。其三，國家立法，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而後根據法律懲處違法者。但是，立國並沒有針對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這麼做的，並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國家培養一個合格的官員很難，能位至郡守的官員，都是數十年培養所成，這些官員並非草菅可割而復生。
朱元璋看罷鄭士利的上書後，大怒，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後主使者。鄭士利笑道：“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最終沒查出幕後主使，鄭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員沒有因此被赦免，就連已經釋放的鄭士元也受此連累被抓起來流放了。
《劍橋中國明代史》：“有些材料說，在空印案中有數以百計的官員被處死。 ”
《明史·鄭士利傳》：“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並充軍遠方。 ”
《明史·刑法志》記載是“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後來的處罰是：主印官員（即掌握印把子的人）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遠方。明代的省級地方機構有三個，即布政司（掌民政與財政）、按察司（掌司法與監察）和都司（掌軍政），三司分權，互不統屬。
往下的地方機構府州縣，都是由布政司這個系統下來的，跟其他二司沒有關係。按《明史。刑法志》的記載，空印案中被處罰的官員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實不然，還有一種，即地方上的監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
方孝孺《葉鄭傳》說“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後來朱元璋“竟殺空印者”。看來，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殺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經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襲舊稱。
吳晗《朱元璋傳》說空印案與郭桓案一共殺了七、八萬人，《國史概要》也說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的人數以萬計。《刑法志》說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說“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一》：“葉伯巨鄭士利傳”載：“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獄，獄凡數百人。 ”
柏樺《朱元璋與空印案》：“因此空印案牽連的人數應該超過千人。按照當時的官制，官吏總數約2萬人，懲處千人，占官吏總數的5%，足以引起轟動效應。 ”
與郭桓案共計殺七、八萬人說及殺數萬之說，是當前最通行的說法，大多數與朱元璋有關的論著都採取此說。
受牽連的人數爭議
空印案與郭桓案中遭牽連誅殺數字可能是根據《明史·刑法志》而來。《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提到“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誅殺也在四萬，所以一般皆認為應有七至八萬人被殺。然而方孝孺在《葉鄭傳》提到，空印案發生時，“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系獄中”。士利兄即為鄭士原，曾任河南懷慶府同知，此時任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餘輩”的其中一個。鄭士利在案發之初就想上疏，但為了避免受人懷疑是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鄭士原出獄之後才敢上疏，就是為了替留在獄中的死囚申辯。在《葉鄭傳》文末提到鄭士利失敗，朱元璋還是“竟殺空印者”。
鄭士原任官湖廣，卻因從前任河南任內之事入獄，說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書上的署名逮捕官員。所以被逮捕的人數其實也不過數百人之譜。全文末也未提到在這數百人之後又進行了逮捕行動。且在這數百人中還有部分是被充軍而非處死。所以被殺的人也就不會超過數百人。而一般所稱的數萬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幾個大案推測而來的。
明朝之初整個官員階層的人數並不多，而經手空白蓋印文書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數萬人來推算，官員人數應該會嚴重不足，造成政務運轉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難，這也不可能會是朱元璋所樂見的。
在《中外歷史年表》提到，洪武九年“空印獄起，官吏下獄者數百人”應該是比較能採信的說法。
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有幾個不同說法，一說為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一說為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
《明史·刑法志》里記載洪武十八年郭桓案后追述一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發。”又載戶部核查的名目是“錢糧、軍需諸事”。所以空印案發生於洪武十五年的說法可能是來自於《明史·刑法志》的記載。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傳中記載“時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嘆曰：“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同卷《葉伯巨傳》記述“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葉伯巨在此時上疏，批評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國榷》中記載這次星變的時間，是在洪武九年閏九月初，由此可推算鄭士利上疏是在洪武九年。方孝孺也在《葉鄭傳》明確記載：“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
由於《明史》本身的記載前後並不相符，因此很難單就其記述來確認空印案發生的時間。
在方孝孺《先府君行狀》里記載其父方克勤“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因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屬程貢誣陷，發到江浦服刑。服刑將滿一年即將釋放之時卻又發生了空印案，再度被牽連，於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先府君行狀》）。因此將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推定為洪武九年九月是較為恰當的。
又《葉鄭傳》文中技記述“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鄭士利後來為此上疏，由丞相將上疏交御史大夫轉達御前，由於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明太祖朱元璋已宣布廢相，鄭士利可將上疏交由宰相轉達，由此可推斷空印案不可能發生於洪武十三年之後，因當時已無宰相一職。
鄭士利對於空印案的申辯與批評，有以下幾點：第一，官方文書要有效，必須蓋有完整的印章，而錢糧文書蓋的是騎縫印，是不能用來為非作歹的；第二，錢糧之數，必須縣、府、省到戶部，級級往上相合，只有最後到戶部才能知道一個確數，而如果“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那麼就必須返回省府重填，勢必要耽誤時間，所以“先印而後書”只是權宜之計，不足以怪罪；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沒有明確禁止空印的立法，現在殺空印者是沒有法律依據的；第四，官吏們都是經過數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這麼輕易殺掉，是很可惜的。第二條提到“先印而後書”，也就是“空印”，《中外歷史年表》說:“元時，官府於文書有先署印，而後書者，謂之‘空印’，洪武建元以來，相沿未改。”
《劍橋中國明代史》解釋說，這是因為錢糧在運輸過程中會有損耗，所以發運時的數字肯定跟戶部接收時的數字是不符合的，但在路上到底損耗了多少，官吏們並不事先知曉，只有到了戶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額。所以，官吏們習慣用空印文書在京城就地填寫實際的錢糧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