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專賣

起始於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對鹽和鐵一起實行專賣。秦商鞅變法，控制山澤之利，也實行鹽鐵專賣。當時的山海之產主要是鹽、鐵，官府壟斷經營，寓稅於價，使人民避免不了徵稅，又感覺不到徵稅。漢初開放民營，使經營鹽鐵的商人富比王侯，漢武帝迫於財政壓力和對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籠鹽鐵”，將鹽鐵的經營收歸官府，實行專賣。在產鹽和產鐵的地方，分設鹽官和鐵官進行管理。鹽專賣採取在官府的監督下由鹽民生產，官府定價收購，並由官府運輸和銷售。鐵專賣採取官府統管鐵礦採掘、鋼鐵冶鍊、鐵器鑄造和銷售等一切環節。東漢時取消鹽鐵專賣，實行徵稅制。三國、兩晉注重專買，南北朝時徵稅制復起。隋至唐前期，取消鹽的專稅，和其他商品一樣收市稅。唐安史之亂后，財政困難，鹽專賣又開始實行。此後歷朝歷代，都加強了鹽專賣，對鐵則實行徵稅制，不再與鹽同例看待。鹽鐵專賣使封建國家獲得了可觀的收益，特別是鹽，一直是歷代封建政府牢牢掌握的最重要的專賣商品，其收入是歷代政府的重要財源。

《管子·海王》記載，“官山海”讓財富迅速積累到齊國君主手中，為桓公霸業奠定了堅實的財政基礎。僅食鹽專賣一項，管仲為齊桓公算了一筆賬：一個具有萬輛兵車的大國，1000萬的總人口中應納稅的人約100萬，每人每月徵收30錢，一個月也就3000萬錢；但只要每升鹽加價2錢，因為食鹽銷售嚴格按照戶籍實行“計口售鹽”，每月即可多得6000萬錢，遠超過每月30錢高額人頭稅帶來的收入。

簡單的橫徵暴斂容易激起民變。“官山海”表面上並沒有直接徵稅，不會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達到“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是很高明的國家財政方式。

官山海在管仲之後備受各朝重視，特別是宋元明清這千餘年間，鹽課收入成為朝廷僅次于田賦的第二大財政來源。

管仲的鹽鐵專賣思想傳承至今，影響深遠，成為春秋以後長達兩千餘年的中國食鹽專賣制度的濫觴，後世因此尊管仲為“鹽宗”。

在漢武帝時期，因進擊匈奴的需要，漢武帝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議，實行了鹽、鐵和酒的國家專賣制度。後來漢武帝晚年發布《輪台罪己詔》，對超出反擊匈奴範圍的過度的軍事征伐有所悔悟，轉為更為和平的政策。但直到漢昭帝時期，仍沒有取消的鹽鐵專賣制度引起了廣泛的不滿，才導致了《鹽鐵論》記載的大辯論。這就是在辯論“國”要不要退的問題。鹽鐵會議時，為鹽鐵專賣辯護的人說那是為了籌集抵禦匈奴的軍費，而反對鹽鐵專賣的人則強調儒家的經典原則——“不與民爭利”。

鹽鐵會議召開很快廢止了政府對酒業的壟斷，並部分取消了鹽鐵專賣。然而，鹽鐵會議最為重要的貢獻，是提出了一個至今仍非常適用的憲政原則，即政府只能以適當的稅率收稅的形式、而不是經營一般性商業的形式獲得提供公共物品的資源。

也許桑弘羊們在設立鹽鐵專賣之初還是真誠的，當時對匈奴的大規模進擊也可能暫時超出了財政能力。然而一旦獲得了壟斷之利，他們就不願再放棄。

漢昭帝在鹽鐵會議之後廢止榷酒制度和部分取消鹽鐵專賣的舉措，歷來受到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