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
西漢時期政治家
桑弘羊（前155年？—前80年），河南洛陽人，西漢時期政治家、理財專家、漢武帝的顧命大臣之一，官至御史大夫。
出身商人家庭，十三歲時以精於心算入侍宮中。歷任侍中、大農丞、治粟都尉、大司農等職。自元狩三年（前120年）起，在漢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後推行算緡、告緡、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經濟政策。后元二年（前87年），漢昭帝即位，桑弘羊遷任御史大夫，與霍光、金日磾等同為輔政大臣。始元六年（前81年），鹽鐵會議召開，因賢良文學指責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等政策“與民爭利”，桑弘羊與之展開辯論。會後，改酒類專賣為徵稅，其他政策仍沿襲不變。
元鳳元年（前80年）九月，桑弘羊因與霍光政見發生分歧，被捲入燕王劉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謀反事件，牽連被殺。
大事件
-155
出生
公元前155年出生於洛陽。
-142
以“精於心算”名聞洛陽
漢景帝末年（約前142年），年僅十三歲的桑弘羊以“精於心算”名聞洛陽。
-120
推行多項經濟政策
元狩三年（前120年）起，在漢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後推行算緡、告緡、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經濟政策。
-115
提拔桑弘羊為大農丞
元鼎二年（前115年），武帝提拔桑弘羊為大農丞（又稱“大農中丞”，有學者視該職務為大農令的副手），統管會計事務。此後數年，參與假民公田、鑄五銖錢、西北屯田等事。
-110
任命桑弘羊為治粟都尉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任命桑弘羊為治粟都尉，並代理大農令。此後，推行鹽鐵官營制度和均輸法，創立平準法，實行納粟拜爵、補官及贖罪政策。
-87
遷任御史大夫
后元二年（前87年），漢昭帝即位，桑弘羊遷任御史大夫，與霍光、金日磾等同為輔政大臣。
-81
鹽鐵會議前後的政治鬥爭
始元六年（前81年），鹽鐵會議召開，因賢良文學指責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等政策“與民爭利”，桑弘羊與之展開辯論。會後，改酒類專賣為徵稅，其他政策仍沿襲不變。
-80
牽連被殺
元鳳元年（前80年）九月，桑弘羊因與霍光政見發生分歧，被捲入燕王劉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謀反事件，牽連被殺。
漢景帝前元中葉（一說前155年），桑弘羊出生於洛陽的一戶富商家庭。洛陽是西漢一大商業都會，悠久的商業傳統對洛陽的民俗產生了巨大影響。此外洛陽人文薈萃，流傳有蘇秦刺股、佩六國相印等的傳說。這樣的社會環境對桑弘羊的思想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一方面少年時期的桑弘羊就能幫助家庭進行一些理財活動。另一方面，出相入將、封土拜爵的出仕立功思想牢牢佔據著桑弘羊的頭腦。
漢景帝末年（約前142年），年僅十三歲的桑弘羊以“精於心算”名聞洛陽。漢廷詔書，特拔桑弘羊入宮（一說捐官入宮），任侍中。桑弘羊由此踏上了仕途。而長期在武帝身邊伴讀，使桑弘羊與武帝形成了親密的君臣關係，並逐漸成為武帝的得力助手。
元狩三年（前120年），為了應對因對外戰爭造成的財政虧空問題，武帝採納鄭當時的建議，下令實施鹽鐵官營政策，將原屬少府管轄的鹽鐵劃歸大農令，由國家壟斷鹽鐵的生產，並任命大鹽商東郭咸陽、大冶鐵商孔僅為大農丞專門負責此事。桑弘羊由於善於計算經濟問題，仍作為侍中參與鹽鐵官營規劃，負責“計算”和“言利”之事。
元鼎二年（前115年），武帝提拔桑弘羊為大農丞（又稱“大農中丞”，有學者視該職務為大農令的副手），統管會計事務。此後數年，參與假民公田、鑄五銖錢、西北屯田等事。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任命桑弘羊為治粟都尉，並代理大農令。此後，推行鹽鐵官營制度和均輸法，創立平準法，實行納粟拜爵、補官及贖罪政策。
太初元年（前104年），大農令改稱大司農，其屬官系統也得到整頓和擴大。
天漢元年（前100年），桑弘羊實授大司農，任內推行酒榷制度。
天漢四年（前97年），桑弘羊因受到其昆弟子犯法的株連，被貶為搜粟都尉。但仍代理大司農的職務。
征和四年（前89年），漢軍出兵西域，再次攻破車師后，桑弘羊與田千秋等聯名上書，建議武帝擴大輪台屯田，加強輪台、渠犁的屯田規模，以保障軍糧供給。武帝下《輪台詔》，對桑弘羊等人的建議不予採納，並檢討戰爭中的錯誤，提出調整政策。儘管如此，後世學者對於漢武帝的政策是否由此發生根本性的轉折，仍存爭議。
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十二日，漢武帝病重，將年僅八歲的劉弗陵立為皇太子。二月十三日，武帝詔近臣託孤，任命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接受遺詔輔政。加封桑弘羊為御史大夫，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共同輔佐少主。二月十五日，劉弗陵登基為帝，是為漢昭帝。遵照武帝遺詔，由大將軍霍光主持國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為其副手。輔政大臣中，金日磾早卒，田千秋不任事，大權主要在霍、桑、上官三人手中。霍光深得漢武帝的信任，在昭帝繼位后地位尤為突出。桑弘羊則在資歷、功勞等方面優於霍光。
始元四年（前83年），昭帝十二歲，鄂邑長公主為其選皇后，上官安打算讓年僅六歲的女兒上官氏入主後宮，遭到霍光反對。上官安與鄂邑長公主的情夫丁外人關係要好，轉而通過公主立女上官氏為皇后（即上官皇后）。上官家族為了回報鄂邑長公主，想將丁外人封為列侯（漢代有規定，非列侯不能娶公主），被霍光以“無功不得封侯”駁回。雙方因而結怨，成為政敵。於是，上官桀等就與桑弘羊聯合起來，反對霍光獨攬大權。
主詞條：鹽鐵會議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杜延年建議行文帝時期政策，提倡節儉、對民寬和，霍光採納，詔令三輔、太常各舉“賢良”二人，各郡國察舉“文學”一人。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達京師的賢良文學（賢良方正所選拔出的人才），商議罷黜鹽、鐵、酒等專營政策。在會議上，從民間來的賢良文學與桑弘羊就包括鹽鐵等經濟政策在內的漢武帝的內外政策，展開了激烈論辯。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會議結束。通過這次會議，霍光成功利用賢良文學批評和打擊了自己的政治對手，贏得了比較廣泛的輿論支持，經濟上也使得官營政策有所收縮，罷黜了郡國酒榷和關內鐵官。然而，以鹽鐵國營、均輸平準為主的興利之事，鹽鐵會議后仍繼續承襲。
始元六年（前81年），上官桀等人勾結燕王劉旦，密謀燕王上書昭帝揭發霍光謀反，由桑弘羊組織朝臣彈劾霍光，被昭帝識破。昭帝也因此更加親近霍光而疏遠上官一派，霍光的輔政地位愈加穩固。
元鳳元年（前80年）九月，上官桀等籌劃政變，由鄂邑長公主設宴邀請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將霍光殺掉，廢除漢昭帝，擁立燕王劉旦。公主門下的稻田使者（管理稻田租稅的官員）燕倉發覺了他們的陰謀，於是昭帝、霍光在政變未發動之前，先發制人，將主謀政變的大臣統統逮捕，桑弘羊亦牽連被滅族。
總述
自十三歲入宮，到燕王之變被殺，桑弘羊共從政六十餘年，其中五十多年都在武帝時期。可以說，桑弘羊的主要作為都與漢武帝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武帝即位后，憑藉西漢前期七十多年的積蓄，國家財政本來非常富裕，但由於武帝的“有為”，尤其耗費巨大的對外戰爭，兼之大興功業和救災，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僅僅二十年後，國家財政就開始頻頻出現虧空。在財政困難面前，武帝採取了一些應急措施，如元朔年間，為增加收入，專門設置“武功爵”，共值三十餘萬；還專門樹立了一個獻財典型——卜式，號召百姓向國家捐獻錢財。這些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總體上仍是杯水車薪，而且還造成了吏治敗壞等弊端。
在桑弘羊總管國家財政期間，為了徹底解決財政困難問題，桑弘羊制定或修訂、實施了諸如機構改革、鹽鐵官營、均輸平準、酒榷等一系列新的財經政策。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經濟收入，為武帝繼續推行文治武功事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有效保障了抗擊匈奴戰爭的進行，從經濟上加強了中央集權，鞏固統一，遏止了富商大賈和豪強兼并勢力的發展。儘管桑弘羊被殺，但根據《漢書·食貨志》，鹽鐵官營等政策在西漢後期基本沿襲未變。
算緡是封建國家向商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告緡是對商賈隱瞞資產、逃避稅收的懲罰措施，兼具保障算緡和剝奪商賈的特殊意義。最初提出這個辦法的是御史大夫張湯，元狩四年（前119年）曾頒布了推行法令。但由於當時的大農令顏異不贊成此事，所以未能認真貫徹執行。
元鼎三年（前114年），桑弘羊出任大農丞一年後，在漢武帝的大力支持下，算緡告緡迅速在全國展開，尤其楊可所主持的告緡更是雷厲風行。到元鼎六年（前111年）宣布告緡停止，前後僅僅三年的時間，告緡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政府得到以數億計的財物，成千上萬的奴婢；沒收的田地，大縣數千頃，小縣百餘頃，還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紛紛破產，而政府的國庫則充實起來。
假民公田
假民公田，即國家把一部分公田（官田）以租借的名義分給喪失土地的農民，然後向他們徵收相當于田租的“假稅”，是安撫內地流民的一項舉措。在桑弘羊的領導下，大大擴充了租借於民的公田數量。除了大農所掌管的公田、原有荒地（“草田”）和興修水利增加的溉田，還增加了算緡告緡時沒收貴族、官吏犯罪和商賈的田產，並開放部分園池和苑囿的土地租借給貧民。
假民公田的實施，使相當一部分喪失土地的農民又重新得到了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使得大批流民得以自食其力，緩和了由於土地兼并所激化的階級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內地許多荒地得到開墾，從而擴大了全國的墾田面積。還使許多流民不再成為國家救助的對象，不僅節省了開支，還為國家恢復和增加了稅源。
移民屯墾
漢武帝在對匈奴的戰爭中取得勝利后，為了鞏固邊防，從根本上解決邊防軍的糧食供應問題，沿襲西漢前期的民屯政策，繼續大規模地執行漢文帝時晁錯提出的移民實邊策略。為了進一步鞏固內地軍事要塞，武帝時又開發出軍屯。
元鼎六年（前111年），又派吏卒五、六萬人到今甘肅永登一帶屯戍，接著不斷擴大到上郡、西河，及新建的武威、張掖、敦煌、酒泉四郡，人數增加到六十萬人。在桑弘羊的謀划和組織下，這次大規模的軍屯活動得到了圓滿成功。多達六十萬人的屯田卒一邊從事於農業生產，一邊肩負著邊塞保衛任務，為保證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很大貢獻。發揮出了安置流民、開發西北邊疆、減少軍費開支和鞏固邊防的重要作用。
幣制改革
漢承秦制，法定貨幣也是黃金和銅錢，漢初銅錢仍繼續名為“半兩”。由於經濟凋敝，國家對鑄錢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雖然對恢復和發展經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導致了貨幣輕重不一，幣值混亂的問題。
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鑄錢的命令，因而盜鑄錢的風氣盛行，影響了經濟的正常流通；一些地方割據勢力也藉此極力擴張自己的經濟實力，以作為與中央王朝相抗衡的資本。漢武帝為了整頓財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造了三種貨幣：皮幣、白金（銀、錫作的合金幣）、三銖錢，但效果不好，形勢已發展到近乎完全失控的地步。
上林三官五銖錢
鹽鐵官營
早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孔僅和東郭咸陽就提出了一個實施鹽鐵官營的具體方案。鹽的官營採用募民煮鹽而官府專賣的做法；鐵的官營，則由官府徹底壟斷。漢武帝還是很快批准了這一方案。在最初幾年鹽鐵官營特別是鐵的鑄作曾取得明顯成效，但由於他們多選用商賈擔任鹽鐵官，所以不但執行的不徹底，還造成了嚴重的吏治混亂現象，桑弘羊掌管財政大權后，增設大農部丞數十人對郡國鹽鐵官分別予以整頓，並增加了鹽鐵官的設置地區。據統計，經過桑弘羊的努力，一共設置了三十五處鹽官（一說三十六處），分佈在全國二十七個郡，鹽鐵官營前，這些地區的私營鹽業都非常發達，國家對它們採取徵收鹽稅的政策；鐵官則至少設置了四十八處，分佈於四十個郡國，所有鐵官均由大司農所屬鐵市長丞掌管，基本完善了鹽鐵官營的管理系統和經營網路。由於資金雄厚和人力充足，在鹽鐵官營全面實施后，它們的生產規模都迅速擴大起來。
官營鹽鐵業的規模化生產，無論其資金、設備和人員方面，還是降低成本、實行標準化生產和工藝技術改進方面，對於規模一般很小的私營鹽鐵業來說，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和總結后，桑弘羊對大生產的優越性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在二十多年後的鹽鐵會議上，桑弘羊為了捍衛鹽鐵官營政策，就指出官營鹽鐵業的大規模生產要優於私營鹽鐵業的小規模經營。
然而，由於官僚體制所不可避免的種種弊端，鹽鐵官營也存在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為了完成規定的任務，官營鐵器只注重產量，所生產的鐵器多為應用很少的大農具，根本不適合農民使用。不僅如此，官營鐵器還存在成本高、質量低、不準挑選、購買不便、強買強賣和強迫農民服役等問題。更重要的是，官營鹽鐵的價格昂貴，許多貧民都根本買不起。
推行均輸
均輸法最早由桑弘羊於元鼎二年（前115年）創立，並在部分郡縣試行五年。均輸法規定，凡郡國應向朝廷貢納的物品，均按照當地市價，摺合成當地土特產品，上交給均輸官，由均輸官運往其他地區高價出售。這種做法既可以避免商賈的中間盤剝，大大降低收購的成本，又可以免除郡國向朝廷輸送貢物人力和物力的浪費，同時還可以流通物資，並隨時調劑國家所需要的物品。而朝廷不費分文即得到了各地的土特產品，並通過這些物品的轉運販賣獲得巨額的利潤。
元封元年（前110年），由於官府自行買賣，互相競爭，從而導致物價，為了平抑物價上漲，桑弘羊在全國普遍推行均輸。設置數十個大農部丞，分別掌管各個郡國的農業和官營工商業；在縣一級設置由大農部丞領導的均輸官，負責物資的轉運和販賣，以統一管理全國的物資轉運和貿易。
太初元年（前104年）后，各地的均輸官統一接受大司農均輸令丞的領導后，均輸官的分佈應相當普遍（如黃霸就擔任過均輸長）。自元封元年全面推行均輸法后，在短短一年之中即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史載國家向急需糧食的地區調運糧食，而大農諸官則都向京城運送糧食，結果使山東漕運由漢初的數十萬石竟猛增到六百萬石。同時，太倉和甘泉倉這兩個著名的國家糧庫都裝滿了糧食，邊郡糧庫也都有餘糧，通過均輸所直接獲得的贏餘有五百萬匹帛。均輸法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些均輸官徵收貢物，不是徵收當地能夠生產的土特產品，而是徵收當地沒有的物品。二是在上交物品的驗收上有些均輸官故意刁難百姓，在買賣貨物時又往往採取欺詐手段，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給農民造成了更大的負擔和痛苦。
創立平準
元封元年（前110年），為了配合鹽鐵專營和均輸的推行，桑弘羊創立了一項新的財經措施—“平準”（由國家控制全國的物資和買賣，以平衡物價），並專門在京城長安設立了一個隸屬於大農的機構——平準，由平準令掌管。大農諸官以各地均輸的物品和工官生產的車船、器具為後盾，當京城某種商品過分漲價時，就以平價向市場拋售，使其物價下降；反之，如果某種商品價格過低，就大量買進，促使物價回升。
桑弘羊實施平準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穩定物價，但也有營利作用。它與均輸相輔相成，是控制市場、平抑物價政策的兩個不同側面。平準要靠均輸來提供貨源，均輸官所徵收或收購的物資，運往京師后也要通過平準出售，兩者如影隨形，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平準法的推行，對於穩定物價、打擊投機商操縱市場的不法行為具有比較明顯的作用。但同樣也出現了一些弊端。一方面，官府亂髮號令，強迫收購各種物品，導致物價上漲，為商賈牟利創造了條件；另外，官吏直接從事貿易，也必然會出現營私舞弊、官商勾結甚至囤積居奇的現象。
納粟拜爵
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出任大司農后，又奏請漢武帝批准，大力推行納粟拜爵、補官及其贖罪政策。秦漢時期的納粟拜爵最早始於商鞅變法，開始實行多交粟帛可以免除徭役的政策。及至西漢建立后，納粟拜爵的政策被繼續沿襲，並增加了贖罪的內容。武帝前期為解決財政危機還採取過“募民買復”、“入羊為郎”的措施，桑弘羊出任大農中丞后，進一步擴大了納粟補官的範圍，不再限於官吏，普通百姓也允許買官。
這些措施的施行，增加了財政收入，特別是增加國家糧庫的儲存，僅僅是元封元年一年，國家糧庫即堆滿了糧食。但是這種做法卻造成許多嚴重的惡果：一方面，納粟拜爵使得許多地主和富農可以免役，不但導致貧富異役，而且減少了國家徵發徭役的來源，最終便把徭役的徵發攤派到農民身上。另一方面，破壞了司法制度和選官制度，造成貧富異刑，進一步擴大了司法不公，同時也導致了管理效能的下降和吏治的敗壞。
儘管如此，從總體上看，桑弘羊的理財措施仍可以說取得了巨大成功。武帝對此也非常滿意，所以特別給桑弘羊賜爵為左庶長，黃金二百斤。
酒類專賣
天漢元年（前100年），桑弘羊被正式任命為大司農，除了繼續推行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財經政策外，所採取的最有影響的理財措施就是實行酒類專賣。中國古代的釀酒業源遠流長。酒的產量和銷量也很大。早在殷商時期，釀酒業就相當發達。到了西漢時期，隨著農業的恢復、發展和糧食的不斷積累，釀酒業又有了新的發展，飲酒之風盛行，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釀酒業非常興盛，私營酒酤的利潤也相當豐厚。
天漢三年（前98年），為了更多地增加財政收入、鎮壓農民起義和更加壟斷市場，桑弘羊奏請武帝實行了酒榷（酒類專賣），由官府對酒類實行專營，以獨佔釀酒和銷售的利潤。
酒榷政策實行后，對於增加財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僅僅是通過銷售，國家即可以獲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額的釀造利潤——每生產一千釀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萬二千錢的盈利，其收入將是一筆很大的數字，確實能夠“贍邊，給戰士”，解決很大的問題。
桑弘羊在兼任大農令期間，奏請漢武帝設置了“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由大農部丞負責監管和指導各個郡國的財經事務，改變以往對財經多頭管理的弊端，同時建立起從中央到地方的財經管理系統，為保障和推行新的財經政策做好人員上的準備。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大農令改稱大司農后，大司農系統又進一步擴大了組織機構。除了大司農中丞外，大司農的屬官增加了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和斡官、鐵市兩長丞。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在擴大大司農屬官的同時，桑弘羊對地方上的有關財經官員也進行了改編和重組。以往隸屬於郡國的諸倉（主管倉庫）、農監（主管農桑）、都水（主管水利）等六十五官長丞，都被劃歸大司農直接管轄。這就進一步統一了全國的財經管理，不僅加強了中央集權，也使桑弘羊可以有效地實施自己的理財措施。
思想基礎
桑弘羊對儒學有一定造詣。他還廣泛涉獵儒學以外的諸子百家學說，尤其精通法家和管商之學，歷史知識豐富。賈誼的“非和親主義；積貯之重要；非放鑄論（統一幣制）”的政治主張也被桑弘羊所接受與繼承。
工商富國
桑弘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不依靠農業富國的思想家，在鹽鐵會議上，他明確指出“富國非一道”，“富國何必用本農”，“無末業則本業何出”。在桑弘羊看來，農業並非財富的唯一源泉，工商業尤其商業同樣是財富的源泉，甚至提出工商業的發展還制約著農業發展，指出“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
正因為強調工商富國，所以站在國家的立場，桑弘羊極力主張採取積極的財政調控政策，由國家積極介入工商業以增加經濟性收入。他所定製的各項經濟措施，都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他對鹽、鐵、酒實行專賣，利用壟斷價格，收取高額利潤；推行均輸平準，調節商品流通，平抑市場價格。這些措施有力地打擊了富商大賈的勢力，減輕了人民負擔，同時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無論古代還是當今，桑弘羊的財政調控思想都有著難以否定的積極作用。雖然商業不能直接創作財富，但它作為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手段，卻可以帶動和刺激其他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間接有助於”創造財富，而且商業利潤的壟斷，對國家來說即等於“創造”了財富。
商品流通
桑弘羊還從自然資源的地域分工來說明商品流通的作用，他認為商品流通可以“均有無而通萬物”，可以解決各地的資源過剩和短缺。相反，如果商品缺乏流通，那麼許多物資無法交易，必然給人民生活帶來不便。
除此之外，桑弘羊還大力推行平準制度。他在京師設立平準機構，穩定京師物價。這個機構掌握了巨大的商品儲備及運輸隊伍。當某種物價上漲時即賤價拋售；反之，某種物價甚賤時則加以購買。他已經開始運用市場價值規律穩定物價了。
對外貿易
桑弘羊對對外貿易的作用有著非常充分的認識，他的“本重必虛”的思想比西歐十五世紀重商主義“以貨幣為本”的思想領先許多。雖然貨幣的多少可以作為財富的象徵，但他不把貨幣的取得作為對外貿易的目的，而是以貨幣為“末”、為“虛”，以供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物品為“本”、為“實”。
桑弘羊主張對外貿易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通過對外貿易來控制外國，即儘可能向國外輸出多餘商品，以造成國外對國內商品的依賴，從來導致其政治上的被動；二是通過對外貿易來達到“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既要削弱敵國，又要豐富國內的商品供應。桑弘羊認為，只要嚴格控制出口，並大量輸出國內豐富的黃金和絲綢，就能從急需黃金和絲綢的敵國換取國內需要的商品，不但可以削弱敵國，還可以保證國內市場的供應，同時，禁止鐵兵器的貿易，還可以使西域各國的軍隊難以與漢軍抗衡。
桑弘羊的評價，在歷史上長期存有爭議。在建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學界在政治因素影響下，出於崇法抑儒的需要，傾向於肯定桑弘羊的舉措、思想和品質。文革結束后，這些觀點又受到反向的批判。其實，桑弘羊並非純粹的法家人物，對他的歷史作為也要一分為二的進行評價。一方面，要承認桑弘羊的推行的經濟政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賢良文學在鹽鐵會議上發出的批評，即使不像部分學者所主張的那樣是單純的為民請命、敢講真話，也至少有其合乎事實的一面。如果分階段來看，那麼在漢武帝統治的中期，桑弘羊的確為漢武帝完成其“時代所賦予的任務”而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到武帝後期，各項政策的弊端逐漸凸顯，到鹽鐵會議前，政策調整已十分必要，而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上卻充當了反對調整的“頑固派”的角色，並在此後的政治鬥爭中“自取滅亡”。
張湯：桑（弘羊）、霍（光）為我戒，豈不厚哉！
司馬遷：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桓寬：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恧然，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
班固：上方欲用文武......群士慕向，異人並出。文章則司馬遷、相如......運籌則桑弘羊。
蔡邕：昔伯翳綜聲於鳥語......東方（朔）要幸於談優，上官（桀）效力於執蓋，（桑）弘羊據相於運籌。
曹操：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
曹丕：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
賈思勰：益國利民，不朽之術。
白居易：鹽商婦，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慚愧桑弘羊。
杜佑：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
劉晏：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
王先謙：因（田）千秋不言，宏羊力持，鹽鐵卒不能罷，但罷榷酤而已。班（固）於贊中，痛責千秋，而附宏羊誅滅事於此傳末，所以深致其不然也。
王安石：①且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慾，游幸郡國，賞賜至數百萬，皆出均輸，此乃所謂興利之臣也。②摧抑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
司馬光：（均輸法）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
李贄：桑弘羊者，不可少也。
范祖禹：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
宗稷辰：剝漢自弘羊始。
孫中山：行均輸、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賣貴買賤，以均民用，而利國家，率收國饒民足之效。
| 人物 | 關係 | 備註 |
| 父親 | 姓名不詳 | 據記載為洛陽商人。 |
| 兒子 | 桑遷 | 燕王謀反案敗露后一度逃亡，后被抓獲並處死。 |
同漢代其他有影響的人物不同，《史記》和《漢書》都沒有為桑弘羊立傳，其相關事迹分散於各傳表之中，其中《史記·平準書》較多（《漢書·食貨志》內容略同），《資治通鑒》中也有相關記載。桓寬《鹽鐵論》較為集中的記錄了桑弘羊的經濟思想，但需仔細甄別。相關史料見下表。
| 作者 | 書名 | 篇名 |
| 司馬遷 | 《史記》 | 《平淮書》 |
| 班固 | 《漢書》 | 《食貨志》 《武帝紀》 《昭帝紀》 《武五子傳》 《霍光金日磾傳》 《杜周傳》 《匈奴傳上》 《西域傳下》 |
| 司馬光 | 《資治通鑒》 | 《卷二十二·漢紀十四》 《卷二十三·漢紀十五》 |
| 桓寬 | 《鹽鐵論》 | —— |
桑弘羊的出生時間在史書中有兩處明確記載：①“（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②“余（桑弘羊）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
這兩條記載都說桑弘羊十三歲時開始做官，而桑弘羊的自述又有著明確的歷史年代（前81年的鹽鐵會議），因此，要確定桑弘羊的生年，其關鍵有兩個問題：一是“六十有餘年”的確切年數，二是“年十三”究竟虛歲還是周歲。若按虛歲推斷，並認為“六十餘年”是整六十，可推定桑弘羊出生時間為景帝五年（前152年）。而認為“六十有餘年”為實指，且強調桑弘羊未曾事過景帝，可推定桑弘羊出生於景帝四年（前153年）。
桑弘羊“精於心算”，《鹽鐵論》記載的桑弘羊入仕時間“六十有餘年矣”，對應的年份不應為整六十年，而應在六十一至六十三年之間；又，古人並非都用虛歲，為了能夠比較精確地說明時間，或強調一個人的特殊才能和經歷，史家有時也採用周年、周歲來記載。若保守估計，就為官時間取六十一年，則基本可以把桑弘羊“為侍中”的時間定在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再取“年十三”為周歲，則桑弘羊出生時間應在景帝二年（前155年）。但這也只是一種推測。
貲選說
有學者認為桑弘羊是通過貲選為郎，然後由於心算的特技而被加官為侍中的。按漢代規定，凡擁有相當資產的富戶，均可以自備車馬衣服，到京城長安做郎官。郎的職掌和設置亦比較特殊，雖有俸祿，卻無定職和定員，帶有見習和候補的性質。因為桑弘羊並非出身於官宦家庭，所以許多學者推測他是由貲選為郎。
這種看法有很大的猜測成分，在論證上也存在不少問題。首先，以貲為郎在史書中很常見（如張釋之、司馬相如），但桑弘羊在史書沒有明確記載；其次，如果桑弘羊以貲為郎，這與西漢前期推行的禁止商賈仕宦的政策明顯矛盾。第三，桑弘羊如果是通過貲選入仕，那也就意味著這在當時並非是個別現象，而應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除了桑弘羊，在史書上卻找不到與這些少年或兒童郎官有關的任何記載。
特招說
也有學者認為桑弘羊的入仕屬於特殊案例，而並不是通過貲選。其依據在《史記》和《漢書》記載的“（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正因為桑弘羊具有這種特殊的心算技能，所以他才會被徵召入宮任為侍中，而這種特殊案例在西漢歷史上並不少見，如衛綰、鄧通、周仁等，均為以特技為官。
桑弘羊年僅十三歲，不可能真正擔任官職，其職責主要是侍從皇帝，這也正是侍中的本義。同時，漢武帝雖然是皇太子，但畢竟還是少年，還必須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尤其在算術或數學方面的基礎知識。故而推測桑弘羊是因心算被招入宮中，直接被任命為侍中侍奉武帝。
在史書中，桑弘羊“參與”謀反的主要記載非常簡略和籠統，但就其基本事實而言，也難以確定桑弘羊的“謀反”罪名。桑弘羊參與了試圖罷免霍光的密謀和活動，但參與罷免霍光的密謀和活動，並不能證明桑弘羊肯定參與了謀反；其次，即使上官父子的謀反是事實，也不能認定桑弘羊就一定參與了謀反；根據霍光的指控，上自上官桀父子，下至大將軍長史，都曾被明確提到密謀廢立之事，卻惟獨沒有提到身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從九月事變發生到十月才公布罪狀看，霍光對此無疑曾做了精心準備。但他最終都不提桑弘羊直接參與密謀，這顯然就不能說是霍光的疏忽問題，而應是缺乏可靠的證據。
根據現代刑法的“無罪推定”原則，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即使推論可以認定其人有罪，也必須無罪釋放。因而對桑弘羊一案的準確說法，應當是“涉嫌謀反”，即《尚書·呂刑》所說的“疑罪”。桑弘羊之死本質上是霍光藉助清除上官集團的機會，以參與謀反為名所進行的政治迫害。即使桑弘羊沒有參與謀反，霍光也會按照“原心定罪”的原則，給桑弘羊強加“謀反”的罪名，所謂“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