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台詔

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40年－前87年）是西漢第七位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到其晚年，崇信方術，造承露盤等以求長生不老，又任用江充，最終釀成“巫蠱之禍”，逼死太子劉據和衛皇后，受株連者數萬人。經濟上，由於漢武帝連年對外用兵和肆意揮霍，國庫空虛，民眾不堪壓迫，發動暴亂。軍事上，漢朝也遭受挫敗。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受命出兵五原（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伐匈奴的前夕，丞相劉屈氂與李廣利合謀立昌邑王劉髆為太子。后劉屈氂被腰斬，李廣利妻被下獄。李廣利聞訊恐遭禍，欲再擊匈奴取得勝利，以期漢武帝饒其不死。但之後兵敗，李廣利只得投降匈奴。種種打擊，使劉徹心灰意冷。

據《資治通鑒》記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漢武帝封禪泰山後，曾對眾臣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隨後在田千秋的建議下斥退方士。六月，提拔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此外，又因為桑弘羊等人上奏請求在輪台（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輪台縣）屯田，遂下《輪台詔》表明態度。但也有學者認為，《資治通鑒》記載的“所為狂悖”等語出自《漢武故事》一書，不可據信。另外，《漢書》將拔擢田千秋為丞相之事繫於《輪台詔》下達之後，也與《資治通鑒》有所不同。

漢武帝在《輪台詔》中，深陳既往遣李廣利北伐匈奴之悔，否定了部分臣子主張將戰爭繼續升級的屯田輪台的計劃，表示當今政事，最要緊的應當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指出安定生產的重要性。但同時，武帝也要求各級官員提出補充戰馬、補充武備的方法。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其眾。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於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以前曾有官員奏請對百姓每一口增收賦稅三十錢，以接濟邊疆費用，這是要迫使老弱孤獨者困苦不堪。可是現在又有人要求派兵到輪台屯田。輪台在車師以西一千多里，過去開陵侯攻打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等六國的留在京城的子弟都首先回到本國，徵集牲畜食物迎接漢軍，又主動徵發士兵，共幾萬人，由各國國王親自率領，合圍車師，降伏了車師國王。各國士兵因此精疲力盡，無力再到路上為漢軍供應食物。漢軍攻破了城邑，得到很多食物，但是，士兵們即使每人裝得滿滿的，這些食物仍然不足以支撐漢軍完成戰事，強壯的軍人吃盡了牲畜，體弱的軍人死在路上竟達數千人。朕調用酒泉郡的驢和駱駝馱運糧食，前往玉門關外迎候軍隊。官兵們從張掖郡出發，路途不算很遠，卻還是前後人馬分散，很多人因此滯留不前。

過去，朕不明智，因為軍候弘曾上書說“匈奴人捆住馬的前後足，放在城下，騎著快馬說‘秦人，我把這些馬送給你們’”，又因為漢朝使者在匈奴久留不回，所以就發兵，並派出貳師將軍，打算藉此為使者壯威。古時候，卿大夫一起謀議時，要藉助於用蓍、龜占卜，不吉利便不實行。以前，朕將捆馬書展示給丞相、御史、二千石級朝官、各位大夫和郎官中學問淵博的人，並拿給郡和屬國的都尉成忠、趙破奴等人看，他們都認為：“敵寇自己捆住自己的馬，再沒有比這更為不祥的啊！”有人則認為：“匈奴人是想藉此顯示強大，用我們不足的東西顯示他們綽綽有餘。”查閱《周易》，找到《大過》卦的九五爻，從中得出推斷：匈奴將要衰亡。公車召請的方士和太史觀星望氣，還有太卜用龜、蓍占卜，都認為很吉利，匈奴必定失敗，時機不可再得。又說什麼‘北伐遣將率軍推進，在鬴山定能取勝。’為各將領算卦，結果是貳師將軍最吉利。因此朕親自指令貳師將軍率兵下鬴山，詔令他絕不要再深入。如今，計謀、占卜和吉兆全都與事實相違背。重合侯馬通俘獲了敵寇的刺探情報者，他們說：“匈奴聽說漢軍將要到來，派巫者在漢軍所經過的各條道上和水中預先埋下牛羊，用來詛咒漢軍。單於向天子送馬皮衣服時，往往叫巫者進行詛咒。把馬捆住，是用來詛咒漢軍的出兵行動。”另外，他們占卜的結論是“漢軍有個將軍不吉利”。匈奴經常說：“漢朝極大，但是不能忍耐饑渴，失去一隻狼，便會逃散一千隻羊。”

後來，貳師將軍失敗，士兵們或死、或被俘、或逃散，此悲此痛，時常縈繞在朕心中。現在，有人請求在遙遠的輪台屯田，想要建起烽火台，這是使天下人受驚和勞累，而不是優待百姓啊。現在朕不忍心聽到這種話。大鴻臚等人又商議著企圖召募囚徒去陪送匈奴使者，堂堂正正地將這種人封為侯爵，作為對匈奴的報復，就連五霸也不會做這樣的事。況且匈奴得到漢朝的投降者后，往往提取他們，進行搜身，盤問他們所聽到的事。如今邊塞渙散，有人擅自逃出塞外，竟無人禁止，堡壘的長官派士兵出去獵捕野獸，貪圖皮肉之利，士兵被逼得困苦不堪，烽火陷於荒廢，即使出現了以上過失，在送上來的文書中也不見反映，直到以後有投降者來，或是捕到敵俘，這才知道實情。當今正致力于禁止苛刻殘暴現象，制止對百姓任意敲詐，努力發展農耕，貫徹對養馬者免除賦役的法令，對軍隊只填補缺額，保證軍備不荒廢而已。望各郡和各王國二千石級官員將多獻畜馬的良策和補充邊疆士兵缺額的建議進獻出來，隨同政績報告一起，在朝廷進行對答。

《資治通鑒》記載漢武帝在征和四年（前89年）罷遣方士，並於其後下《輪台詔》，否決大臣呈上的在西域輪台地區屯田的提案。不少古今學人根據此段記載，主張這些措施意味著漢武帝晚年改變了他的施政方針，從此以後漢朝停止對外征伐，轉向“守文”。例如，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在1930年代依據《資治通鑒》的記載提出，漢武帝晚年發布的"輪台詔"，體現了其治國路線的轉變，正是依賴這一轉變，使得已經動蕩的西漢王朝得以保全。其後，中國學者唐長孺述及相關問題，亦持有同樣看法。

採取這種看法的研究中，對中國學術界影響最深的是田餘慶發表於1980年代中期的《論輪台詔》一文。該文探究武帝晚年內外形勢，論及武帝、太子集團矛盾，更系統地論述說，漢武帝劉徹在其去世前兩年大幅度轉變政治取向，由橫徵暴斂、窮兵黷武，轉向所謂"守文"，從而"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所謂‘昭宣中興’，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這一重大論斷，引起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讚譽，產生了相當普遍的社會影響。

有觀點認為，《輪台詔》是武帝針對西域有關具體問題尤其是輪台屯墾一事做出回答的詔書。在詔書中，武帝沒有表現出對過去窮兵黷武的悔悟，也沒有反思自己一生過失，與罪己詔的差別很大。同時，漢武帝晚年的治國路線也並沒有從窮兵黷武轉變為“守文”。

這方面的觀點，古已有之。例如宋人王應麟在總結昭、宣二帝時期漢朝的政治狀況時即講到：“昭帝幼，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武帝用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繩下益峻。……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澤斬焉。……以刑名繩下，以法律為《詩》《書》，帝之治體可見。”

在田餘慶《論輪台詔》發表后，仍有學者認為“漢武帝僅從伐車師、苦邊卒兩個方面作了很不徹底的罪己監察”。師從田餘慶的陳蘇鎮也指出：“《漢書·西域傳》誇大了武帝悔過的內容，誇大了輪台詔的意義，也誇大了由此引起的歷史轉折的幅度。”辛德勇於2014年發表論文《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后又擴充為《製造漢武帝》一書及增訂本，除對《輪台詔》和漢武帝晚年政策詳加論述外，還擴及巫蠱之禍等，認為幡然醒悟、洗心革面的晚年劉徹形象是經過司馬光有意塑造的，與史實不符。他的相關論述引起較大反響，支持與反對的意見同時存在。